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超越

　　如何看待歷史之所以成為我們應持續予以追問的重大課題，根本原因或許在于它直接關涉到如何引領現實并成功走向未來。

　　思想的特點在于其多元性。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得以生成的西方文化背景中，在如何看待歷史問題上也始終呈現出諸多思想流派，其基本表現形式可大致概括為歷史不可知論、歷史實用觀、神學唯心史觀，以及先驗理性史觀、人本學唯心史觀等傳統歷史理解范式。歷史不可知論從人的動機決定歷史、歷史事件不可復原等前提出發，認為真正的歷史及其規律是不可知的;歷史實用觀把歷史規律探求理解為從現在的需要出發對過去歷史事件進行選擇與解釋;神學唯心史觀把超自然的神——上帝看作現實物質世界、所有歷史事件和客觀歷史規律的決定者，人在上帝面前只能成為被動的信仰者。

　　馬克思哲學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超越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上述這些歷史流派或者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與可知性，或者承認歷史規律性但卻從先驗的理性范疇、意識、觀念或“神”出發展開歷史的探究，實際上并不了解人類全部社會生活的“實踐”本質，看不到“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對人類歷史的前提意義，無法真正進入歷史本質及歷史的深處，更無法引領現實向著真正實現人的自由的方向前行，因而均陷入了歷史虛無主義。

　　馬克思哲學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在思維范式上的根本誤區表現在：其訴諸“撇開現實條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沒有看到現實中的個人是承載著歷史性的現實社會關系的個人，現實的歷史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而是預設了一個理想狀態的應然之“人”、預設了一個應然理想目標，把它看作追尋的目標和歷史的動力，然后把歷史發展看成是這一應然之“人”或應然目標的自我異化過程，以此再強加于迄今每一歷史階段中所存在的個人和社會。其結果是，這種對歷史的探討不可避免地消除了歷史發展中的全部物質因素，而任由理性、精神、觀念自身進行自由遨游，它所涉及的就不是作為主體的人的現實的歷史，而只是思想、精神和觀念的歷史。因而從現實社會實踐對人類歷史的意義出發分析傳統歷史觀的種種理論誤區，從社會基本矛盾作為歷史的動力去分析歷史規律，強調人民群眾作為歷史變革的主體力量，以一種現實的力量而不是精神的革命去變革現實社會，這呈現出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觀上的創新性變革和基本特點。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出場，正是建立在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超越過程之中。首先，馬克思恩格斯始終把自由及其實現這一人類哲學史上的存在論—本體論問題放在歷史規律中去尋求，徹底消解了歷史不可知論及其危害;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在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探討上實現了范式轉換與邏輯超越，突破了歷史虛無主義或者通過神學教義與經驗表象進而訴諸信仰啟示，或者在思想、觀念層面強調無人身理性的純粹邏輯演繹與邏輯自洽進而訴諸理性自覺，最終通過由“是”向“應該”的回歸來化解“自由與必然的矛盾”之理論內在局限，而是主張以現實力量在改變世界的歷史實踐中真正彌合“是”與“應然”之間的鴻溝。這體現在：其一，在如何理解歷史以及歷史規律探討的前提和基礎上，首次以物質資料的生產超越傳統觀念論哲學的先驗理念、精神、意識及其邏輯運演;其二，由歷史的實踐前提則推導出歷史的動力在于現實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運動而非精神、觀念、意識的自我運動;其三，現實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運動作為歷史的動力，決定了歷史的真實進程表現為由分工所導致的所有制方式的演進過程，而非思維邏輯的演進過程;其四，在共產主義這一歷史目標的實現途徑上以現實革命運動取代精神革命;其五，在歷史的主體即變革社會的主體力量上以人民群眾取代精英人物與先知先覺。正是在歷史的前提、動力、目的、主體及其實現路徑等歷史哲學的核心問題上實現了革命性變革，歷史唯物主義才改變了人類理解歷史的圖景。

　　超越歷史虛無主義的當代意義

　　中國近現代化的歷程是中國不斷探索從落后走向先進道路的歷程，是從農耕文明下的宗法社會向現代文明下的法治社會不斷前行的過程，當然這一過程我們進行得非常曲折。眾所周知，中國近現代化的動力是由于外力作用引起的，中國近現代化的過程也是向西方學習與自我探索相結合的過程。當時我們看到了西方強大的直接原因在于其科技的發達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水平的進步，因此我們向西方的學習最早自然地是從器物層面開始的。但甲午戰爭的失敗，讓我們終于認識到了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不能讓中國擺脫落后，然后才又推進到了科學層面的學習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變革。而戊戌變法的失敗讓我們猛然驚醒，意識到政治制度背后有思維方式的支撐，如果思維方式不改變則社會體制的變革會遇到阻力，西方近代的強大最終在于其思想方式上，因此我們才又轉向學習西方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就是在上世紀20年代伴隨著其他西方思潮開始進入中國的。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扎根并有著開創性的發展，是中國社會基本矛盾所決定的，是中國人民經過艱難困苦后自覺選擇的結果，在此過程中其他主義和政治制度改革都沒有取得成功，正如毛澤東所提出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這在某種程度上就已表明，任何離開中國社會現實和中國社會發展趨勢，試圖用一種預設的合理模式來加諸中國社會現實的探索實踐，可能對中國社會發展于事無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也面臨著一系列突出矛盾，比如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改革目標與現實居民收入差距依然過大的矛盾;純潔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期許與現實中不少人心中無敬畏、道德無底線現象大量存在的矛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渴望與人與自然關系極度緊張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與人們對公共生活不適應的矛盾;依法治國的時代需求與制度缺失、制度意識淡薄現狀之間的矛盾，等等。但要化解哲學矛盾，推進中國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應當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具體分析中國社會矛盾的成因，分析構成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各因素的基本特點，不斷發展生產力，調整生產關系，以先進文化為社會健康發展提供信仰支撐和價值航向，進而為社會的前行開啟真正有益的路徑。而“中國全盤西化”論、“英雄史觀”、丑化“民族獨立斗爭的歷史”等等觀點和主張，其實質就在于以一種“預設的先驗和應然標準”，來解讀中國歷史與現實進程的直接結果，它顯然不是從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出發考察中國社會發展的合理思路，必然陷入到了馬克思所批評的歷史虛無主義思路之中，因而對其予以矯正并真正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理論和實踐的創新，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時代課題。

　　(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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