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視閾中的帝國主義

　　“全球化”視閾中的帝國主義

　　——列寧“帝國主義論”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綱領”的當代適用性辨析

　　內容提要： 列寧主義及其“帝國主義論”曾經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廣大殖民地人民尋求解放的理論燈塔，其中的主要觀點和“預言”也一再地被歷史實踐所證實。然而，隨著二戰后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風云變幻，資本主義“全球化”勢不可擋的發展趨勢以及“蘇東巨變”，列寧主義(包括“帝國主義論”)合法性根基逐步受到蠶食、鯨吞，帝國主義理論也面臨著日益被肢解和摧毀的威脅。嚴酷的時代背景中，怎樣看待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個重要課題和難題。本文通過對庫恩“范式”(paradigm)論及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學說的回顧認為，列寧“帝國主義論”雖然不屬于自然科學，然而，其作為成熟的社會理論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可被視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綱領”，那么，這個“研究綱領”必然具有內在的“硬核”理論部分。我們將這個部分指認為：資本壟斷、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戰爭，并進而將這些因素放置于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時期中進行辨析;與此同時，文章對“蘇聯解體”與列寧主義(包括“帝國主義論”)的關系作出梳理和闡釋，通過上述兩個維度的考察，嘗試著對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當代適用性問題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列寧主義及其帝國主義理論正通過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奇幻斗篷下所深藏的危機，遠未消失的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抗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偉大實踐展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和深廣的理論包容度。

　　關 鍵 詞：帝國主義/全球化/壟斷/殖民主義/蘇聯解體

　　通過“全球化”這艘巨輪，資本主義將自身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及其“游戲規則”販運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加上蘇東的解體和“冷戰”結束，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首先贏得了“英特納雄耐爾”，社會主義的運動和事業似乎正走向一個萬劫不復的低潮，列寧主義以及列寧曾經做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的論斷與預言顯得既不可信，也很錯誤，于是，它們逐漸被人們遺忘甚至拋棄，有人甚至戲謔地總結道：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

　　一、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時代土壤與“歷史原像”

　　列寧主義及其帝國主義論難道真的不再能夠解釋當代帝國主義了嗎?我們認為，要探討某種理論的“有效性”問題，首先應該考察其得以產生的歷史背景。19世紀70年代發生了第二次工業技術革命，各資本主義強國將新的科學技術進行推廣和應用，世界資本主義得以蓬勃發展。新的工業革命使得整個世界的工業生產增長迅猛，與此同時，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加劇了企業之間的斗爭和分化，推動了資本迅速的積累和集中。對于資本主義所發生的這種巨變，眾多研究者都作出了理論上的積極探索，從而形成了古典帝國主義研究理論，其主要代表有霍布森、希法亭、盧森堡、考茨基、布哈林等人。1902年，霍布森出版了《帝國主義》一書，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對帝國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的著作。1910年，第二國際領導人魯道夫·希法亭在維也納出版了《金融資本》。列寧認為“近年來關于帝國主義問題的論述，特別是報刊上有關這個問題的大量文章中所談到的，以及各種決議，如1912年秋的開姆尼茨和巴塞爾兩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所談到的，恐怕都沒有超出霍布森和希法亭兩位作者所闡述的，確切些說，所總結的那些思想的范圍”[1]106。1914年，第二國際理論家考茨基發表了《帝國主義》一文，隨后又發表了《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家聯盟》以及《兩本論述重新學習的書》兩篇文章，這一系列文章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帝國主義理論和“超帝國主義”思想。他認為，聯合起來的國際金融資本對世界的共同剝削將代替各國金融資本間的相互斗爭，資本主義將步入新時代。列寧批評考茨基“超帝國主義”論斷是一種“毫無生命力的抽象”，與“當今世界經濟的具體現實”沒有任何關系，其忽視了資本主義各國“不均衡的發展”，不能夠從實際揭示發展不平衡、斗爭很激烈的各帝國主義國家是如何走向和平的“超帝國主義”。在此基礎上，列寧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作出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重要論斷。

　　列寧“帝國主義論”攜帶著時代烙印，承載著特殊的歷史使命與深邃的旨向，在“第二國際”揮舞著“保衛祖國”的旗幟向帝國主義投誠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戰火正酣時宣告誕生。列寧提道，寫作“帝國主義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無可爭辯的資產階級統計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自白”來說明“20世紀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其國際相互關系上的總的情況。”[1]100事實上，列寧還有更為深遠的訴求：第一，對“第二國際”內部長期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修正的馬克思主義，如“伯恩斯坦主義”以及考茨基理論等進行批判，進而發展出與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一脈相承的正確而有說服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第二，列寧重點關注的還是革命實踐層面，闡釋和揭露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戰爭本質是為了排除“修正主義”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干擾，最大程度地動員和發展無產階級力量以反對“第二國際”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背叛行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將馬克思、恩格斯并未重點論及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可以在“帝國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實現的觀點付諸實踐，最終促成社會主義運動和革命的良性發展與最終勝利。

　　二、科學研究綱領的內核與外延：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有效性的判斷依據

　　“十月革命”勝利、社會主義蘇聯的成立以及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均無可爭辯地證明了列寧主義及其帝國主義理論的正確性。在列寧主義的指引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不僅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鼓舞和有力支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對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獨立及數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峙格局奠定了堅實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列寧主義及其帝國主義論是正確而且成功的，質言之，這個理論體系“相當有效”。當然要判斷一個理論體系是否“有效”不僅是一件復雜的事情，而且往往需要通過一個較長時間進行檢驗。西方科學哲學中有關“范式”的理論為我們對列寧帝國主義論有效性問題作出判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參照。其核心觀點認為，判斷一個理論體系是否有效主要依賴于該理論“范式”內核的解釋力，而非依賴其外圍理論推演或中間保護層的“輔助假說”。托馬斯·塞繆爾·庫恩認為，科學理論的發展大都經歷從“常規科學”——“科學革命”——“常規科學”的循環道路，“常規科學”即所謂的科學“范式”(paradigm)。科學家不會急于放棄自己原有的理論，相反，他們會調整原來的理論，進行擴展性探索。伊姆雷·拉卡托斯則在庫恩的基礎上更多地強調了科學理論系統的“層次性”、“穩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可調整變動性”和“發展性”。他認為，可以將科學理論系統整體看成是一個巨大的“研究綱領”，一切科學綱領都具有內在的“硬核”理論部分、中間保護層的“輔助假說”部分以及最外圍的“實驗證據”部分。當某一科學體系核心理論受到新的理論體系或“合理”的猜想挑戰時，舊有理論保護帶會發揮適應性改變以使得傳統理論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對新的問題做出解釋并試圖兼容新出現的問題及理論，形成所謂“可反駁的變體”(refutable variants)。唯有如此，一個科學研究綱領才能夠在有效的時間不斷增加新的內容并獲得理論的穩定性。[2]56總之，科學發展史就是各種“范式”交鋒、交替的過程，“科學史一直是，也應當是一部相互競爭的研究綱領(或者也可以說是‘范式’)的歷史，而不是，也不應當變成一連串的常規科學時期。”[2]84

　　科學哲學中的“范式”理論很好地啟發我們正確對待列寧主義及其帝國主義理論。列寧主義雖然不是自然科學，但是其作為成熟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必然如拉卡托斯所描述的那樣具有理論的核心層，高度彈性的中間輔助假說層以及最外圍的實踐保護層。任何傷害和動搖不了列寧主義核心理論部分的反駁注定是蒼白無力的，其也必將遭受到質疑。我們認為，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核心是他對帝國主義本質和特征的分析，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其本質特征為“資本壟斷”、“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博弈、對抗和戰爭”。資本壟斷和殖民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國家間由于“利益矛盾”而出現的博弈、對抗前提下展開的，而帝國主義國家間博弈、對抗甚至戰爭以及“殖民主義”主要訴求又恰恰是為了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最大化。因此，判斷列寧帝國主義論在“全球化”時代是否“過時”的基本依據是辨析其理論內核能否解釋和分析當代全球化時期。不過，在怎樣看待列寧主義及其帝國主義論問題上歷來就彌漫著濃厚的經驗主義，其僅僅根據一個歷史時期所呈現出來的現象就匆匆作出判斷，并且急于“一下子”就否定了列寧主義。殊不知，其所反駁和質疑的僅僅是一種表象或者僅僅是理論體系最外圍的實踐層。例如，人們往往僅根據全球化時期資本主義的強勢反彈、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低潮以及蘇東劇變的歷史事件就斷定列寧帝國主義論斷是荒謬與不可靠的。因為，帝國主義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強大，帝國主義的結局似乎不是社會主義，而恰恰是全球化!哈特與奈格里合著的《帝國》中曾提出，由于“商業的專營權和保護性關稅的出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區的出現，帝國主義正持續顯示和加強它的有限的疆界，阻礙或引導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交流。……帝國主義極大地依賴著這些有限的疆界和內、外部的區分。帝國主義其實為資本創造了一個束縛——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一定程度上，帝國主義實踐所造成的疆界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完全實現。”[3]230于是，此書得出結論，“列寧對帝國主義及其危機的分析直接引出了帝國的理論。……這就是暗含在他的作品中的選擇：要么是世界共產主義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國”[3]230。這個言論似乎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秉承一個客觀立場為列寧“帝國主義即將為社會主義代替”的論斷打圓場，然而，其實質則是考茨基“超帝國主義”遙遠的歷史回聲，其試圖否定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及關鍵性結論：社會主義革命及其政權的建立。

　　三、“全球化”視閾中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對抗、壟斷資本以及“殖民主義”——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內核有效性”辨析

　　(一)“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與本質

　　關于列寧“帝國主義戰爭”觀點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戰爭爆發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內涵的“發展不平衡”。“從各國工業生產占世界工業生產的比重來看，在1870-1913年期間，美國從23%上升為38%，德國從13%上升為16%，日本從近乎0上升到1%，而英國和法國卻都下降了，前者從32%下降到14%，后者從10%下降到6%。……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上的發展不平衡，使它們在瓜分市場和殖民地上的矛盾更加尖銳。”[4]158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重新瓜分世界進行了一系列的雙邊戰爭，然而，這些戰爭似乎仍然不能解決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所難免。一戰結束后，從“經濟方面來看，帝國主義國家的發展不平衡，使德、意、日這樣一些國家迫切要求按新的實力重新瓜分世界。1929年-1933年大危機的沉重打擊，還使相對統一的、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礎上的國際金融體系瓦解了。……要打破這種嚴重的僵局，帝國主義國家只好兵戎相見，決一雌雄，然后按照戰爭的勝負來重新恢復國際經濟相對穩定和相對統一的秩序。”[4]217今天，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不僅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且連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顯得突出和棘手。在“發展不平衡”前提下，國家之間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利益矛盾”變得十分尖銳，相互間的博弈、摩擦、對抗不僅在全方位突顯，而且頻頻升級，這都為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

　　第二個問題是“帝國主義戰爭”實質反映了因為利益矛盾而產生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永恒對抗。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不在于激烈的戰斗和流血，而在于列強之間為了本國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最大化自始至終存在著“利益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博弈、對抗甚至最激烈的形式——戰爭。二戰后至今，帝國主義國家間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世界戰爭。究其原因，首先，二次世界大戰極大地耗損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實力，有的國家甚至從此一度一蹶不振;其次，美國在二戰后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霸主，除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以外別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實力與之相抗衡;再次，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世界格局變得多元。然而，我們卻不能淡忘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及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永存的“利益矛盾”，以及或明或暗的博弈、對抗。我們不應該淡忘“冷戰期間”美國曾經采取的“雙重遏制”戰略，即同時牽制共產主義和其盟國，而當蘇聯解體后，對盟國的牽制又理所當然地成為其中心任務。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帝國主義各國的國家政權和主權在逐漸強化而不是削弱，歐盟與美國各自的利益考量又始終處于緊張態勢中。“冷戰”結束后，美國更是致力于成為唯一的“全球控制型”超級大國，然而，無疑其訴求受到了強大的阻礙和挑戰，除了廣大“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外，還有歐洲各國、日本都不可能容忍美國“獨大”的企圖。關于帝國主義戰爭的討論，需要從“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理論前提與國家之間永存的“利益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博弈與抗衡層面進行觀察和理解。暫時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及它們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問題放置一邊，單從美國方面觀察，其與別的國家爆發戰爭已經不再是一種推測了。因此，“利益矛盾”在當下“多元格局”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強化的雙重作用下變得更為錯綜復雜與微妙，不應僅憑暫時與表面的“和平”就武斷地指認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戰爭本質的認識已經過時。

　　(二)舊殖民主義體系崩塌與新殖民主義濫觴

　　關于舊殖民體系解體的原因，西方學者竭力淡化殖民地人民和社會主義革命力量的影響力，轉而將之歸功于帝國主義國家的仁慈，《批判的范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就認為，由于美國歷史上一向缺乏殖民地，因此，當美國成為全球的主導型國家后，必定引領所有帝國主義國家自動放棄殖民地。《帝國》認為，“盡管帝國的實踐不斷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國的概念一直用于和平的——一種在歷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3]5上述關于帝國主義國家“仁慈神話”顯得永遠不可信的一個強有力證據來自于新殖民主義的濫觴，新殖民主義是指，在“老殖民主義國家失去昔日的殖民地后，仍用一些新的方式力圖繼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剝削和政治控制。經濟上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是“新殖民主義”最為典型和最為重要的手段。經濟控制的一個重要方式是打著經濟技術合作和援助的幌子，向發展中國家大量提供貸款和先進的科技設備并且進行一系列的不平等貿易交換，最終使得這些國家不但沒有發展起來，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外債。“二戰前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向殖民地國家的資本輸出，主要是以獲得原料和市場為目的，是以資本輸出帶動商品輸出和原料輸入。二戰后到80年代，則出現了資本輸出帶動制造業輸出的新的資本輸出形式。……許多勞動密集和污染嚴重的產業紛紛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以更加有效地利用這些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自然資源和市場。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廉價的低附加值的產品返銷到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5]132—133與此相應，國際壟斷資本始終傾注力量構建并竭力在全球推行符合壟斷資本發展需要的世界經濟秩序和規則，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在這種規則的制訂和執行中占據主導地位。以費爾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為代表的“歷史依附論”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給許多“外圍”經濟體帶來了不斷增加的工業產品和國民收入，然而，這些經濟體缺乏發達國家擁有的先進技術、設備和人員，因而，都不能獨立生產某些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它們是“結構上不完整的”(Structurally Incomplete)，為了保證經濟體的正常運行，它們只能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所統治的世界經濟保持著“依附性的聯系”(Dependent Articulation)。相應地，在政治層面，當地的資產階級被剝奪了工業領導者的形象，當地的政府也被剝奪了總體規劃“國家”利益的權力和能力，其主權變得不完整。其政治也日益走向要么是準威權的民粹主義(Quasi—Authoritarian Populism)，要么是在軍事首領和平民技術官僚庇護下的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6]63。

　　國內有學者認為，“傳統帝國主義可以稱為‘殖民占領型帝國主義’;當代帝國主義可以稱為‘全球控制型帝國主義’。這種全球控制型的帝國主義……要實現對全世界的控制，就需要建立并維護一種世界秩序和世界霸權，這比占領和統治一個殖民地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5]104資本主義全球社會化適應理論認為，從表面上看，去殖民化似乎導致了更多的決策分散化……但是事實正相反，去殖民化反而表明資本主義的社會控制有所延伸和強化[6]38。無論“全球控制型帝國主義”也好，“殖民占領型帝國主義”也罷，其二者在“對外侵占”和“資源掠奪”上并無根本差異，其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也無根本差別，所不同的地方僅僅在于控制方式到底主要是更依賴于軍事入侵方式還是經濟控制方式。僅僅依據現象上帝國主義國家不再“瓜分領土”，就進而認為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瓜分”論述需要受到質疑的觀點有失偏頗。列寧早就通過考察美國作家莫里斯《殖民史》指出，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過渡是同瓜分世界斗爭的尖銳化緊密相關的。只要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性質不改變，其內在的發展軌跡以及內在經濟矛盾就無法得以克服，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殖民主義”也就永遠不會消失，唯一改變的僅僅只能是“殖民主義”的形式而已。

　　(三)私人壟斷、國家壟斷與國際壟斷——帝國主義“壟斷”形式的演化史

　　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而生長起來的，這一發展和繼續的歷史過程意味著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被壟斷所代替，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則是一般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直接繼續。國家壟斷與私人壟斷并非兩個截然分開的歷史時期，“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一般壟斷資本主義的那些特征，如壟斷統治、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資本輸出等，都不僅仍然存在，而且有了新的發展變化”[7]534。兩者之所以要作出區分，主要依據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國有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和政府所承擔的社會經濟任務所涉及的范圍與程度。如果僅僅考慮國家壟斷中的政府干預和所承擔的社會經濟責任而言，國家壟斷的形式早已存在。由于意識形態斗爭、國際國內政治以及經濟發展等諸多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勢頭逐漸衰微，“這突出地表現為：倡導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失勢，主張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以及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抬頭;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保守實力上升，社會黨人勢力下降;這些國家出現了國有經濟私有化浪潮，社會黨人修訂綱領，不再主張實行公有制。”[5]164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式微的直接后果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一樣，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仍然沒有超越列寧對帝國主義壟斷所做的分析，其作為一種資本流動特征而言也并非近期才出現，而是貫穿于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全過程。列寧提過，為了防止惡性競爭，各國資本家們相互妥協而形成的國際卡特爾就是當時國際壟斷資本的一種形式。其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獨特的資本壟斷階段，也僅僅是因為其規模和影響的躍升。列寧早就清晰地闡述過私人壟斷、國家壟斷與國際壟斷之間并非互相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它們三者伴隨著資本主義誕生的那天起就注定糾纏在一起，“在金融資本時代，私人壟斷組織和國家壟斷組織是交織在一起的，實際上這兩種壟斷組織都不過是最大的壟斷者之間為瓜分世界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斗爭中的一些環節而已。”[1]160這就表明了私人壟斷、國家壟斷遲早將會過渡到國際壟斷階段，并為國際壟斷服務，這是由資本對剩余價值無止境的追求本質早已經決定了的。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依靠經驗主義方法論，憑著現象層面的“新變化”就輕易將帝國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這些特征，如：國家壟斷、國際壟斷等視為與列寧曾經判斷的“帝國主義”平行的歷史階段，并進而斷定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遭遇到了有力挑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一般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它的矛盾也發生了與壟斷資本主義大不相同的變化，這些都足以說明，它已超越了一般壟斷，成為一個獨立的新階段了。”[7]540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蘇聯學者的觀點似乎更為可取。如阿爾巴金就曾提出“兩個注意”：(1)注意帝國主義發展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質和現象的辯證關系，列寧所揭示的作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幾大特征，是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帝國主義具有普遍性和世襲性的特征;(2)要注意區別兩種意義上的“階段”，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作為一個歷史時代而言的，這種大的歷史階段還可以細化為若干小階段，即：壟斷資本主義初級發展階段(20世紀初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現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等階段[14]48。綜上觀之，私人壟斷、國家壟斷和國際壟斷均未遠離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的本質論斷，換言之，這些紛繁復雜的“階段”都從屬于帝國主義這個大階段內。

　　四、蘇聯解體與社會主義的低潮——“列寧理論預言”的危機

　　今天，似乎已經不值得用這樣的回憶觸及我們的心靈的痛處，如果我們前面沒有殘酷的斗爭的話。在斗爭中，主要武器依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和忠誠于共產主義原則。1991年8月的悲劇殘酷無情地證明了這一點。——[俄]根納季·亞納耶夫

　　自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冷戰”日益激烈，西方資本主義理論界逐步產生了由否定斯大林個人進而否定列寧個人，從而最終否定馬列主義的“西方列寧學”和“西方蘇維埃學”。這類學說由于1991年蘇聯的解體和近期社會主義建設的低潮而被推向“合法性”頂峰。梅格納德·德塞《馬克思的復仇》就是代表之一，其認為蘇聯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實是資本主義長時段全球化自然發展過程的一個暫時中斷，而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蘇聯的解體、社會主義陣營最終失敗的歷史事件已經證明了列寧帝國主義論中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勝利預言是錯誤的，“蘇聯的徹底消亡……沒有給俄國革命社會主義經濟留下任何復興的機會。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沒有未來。”[11]293這種思潮的濫觴并不是偶然的，其甚至得到了蘇聯國內很多人的支持。人們在非理性情緒的支配下，對曾經的最高領導人個人人格進行了嚴酷的攻擊，并將之蔓延到針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作出質疑與否定，“斯大林體制的歷史未必包含新發現的可能性，也許只有精神病學方面。我的友人常常提出問題：斯大林為什么、干嘛要除掉數百萬無辜的人?我個人無法回答。除了對人的仇恨和對權力的渴望而外，其中有某種神秘主義、不可思議、陰險、暴虐狂的成分。”[12]12—13于是，這種對領導人人格的批判和質疑順理成章地延伸到了針對馬列主義本身，俄國人民“非常想無論如何過上最好的生活。馬列主義這一缺乏階級意識的無產者暴力意識形態就利用了這一點，利用得極其卑鄙。”[12]562無疑，斯大林及其后的蘇聯建設模式由于其集中、集權的特征而日益顯示出僵化、機械性，加之，官僚集團對于社會建設控制力的強化，使得社會主義發展的利益并沒有“惠及人民”，因此，其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困難和阻力。然而，這并不能證明列寧主義的生命力正在消失，更無法證明列寧主義是錯誤和過時的理論。恰恰相反，列寧主義所煥發出來的辯證活力與創新動力卻往往被掩蓋了。針對這些質疑和詰難我們希望澄清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列寧的思想與列寧主義既是緊密相連的，同時又有所區別。列寧的思想主要指列寧作為個體所具有的理論和思想，其不可能脫離列寧生活的歷史和地理的背景，并且具有特定時空深深的印跡，因此，列寧的思想中是具有某些局限性的，這些方面有待后來的理論加以轉變和發展;而列寧主義的源泉雖然是列寧個人的思想，但其主要指列寧思想中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科學合理的成分，是科學理論體系，也是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西方列寧學”祈望通過對斯大林和列寧個人的攻擊而整體地反對列寧主義的途徑是膚淺而錯誤的，不可能對列寧主義造成根本性動搖。

　　第二，蘇聯社會主義實際建設的指導思路和具體模式，如斯大林時期及后斯大林時期的領導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值得商榷和質疑的。尤其是斯大林時期所形成的經濟和政治“高度集中計劃”的管理體制機制雖然“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曾經起過重要作用，使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聯在短時期內高速度地完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為蘇聯打破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封鎖，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并保證蘇聯在二戰后僅用幾年時間迅速恢復受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13]364。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斯大林繼承和發揚馬列主義的方式中存在著教條主義和機械理解的成分，并將這些教條式的理解進一步形成“正統的官方”學說，這樣一來不但極大地扼殺和限制了學說研究的自由性與創造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作出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就難免不陷入一種缺乏辯證活力的狀態中。此外，斯大林模式在戰爭中所建立起來的集權制因素也或多或少地抑制或擠壓了“民主”的空間，這些都使得人們將對斯大林模式(甚至是其以后直至蘇聯解體的一貫集中制模式)中存在的問題加以放大，并且將這些不足之處歸咎于列寧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此同時，蘇聯曾將列寧主義神圣化的方式也并非真正繼承和發揚列寧主義，相反，這是在歪曲和拋棄列寧主義，因為，列寧主義中一個重要內核就是反對教條，對事物發展歷程所呈現“復雜的可能性”從不予以簡單地否認，相反，其總是力圖辯證地作出判斷，并倡導因應具體時空差異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繼承之上的發展和創新。正如霍布斯鮑姆指出的，“列寧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們在1990年效仿。‘列寧’這一名字就代表了拋棄僵化的、現存(后)意識形態的統合，即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那種虛弱的Denkverbot(禁止思想)的情景的自由。”[15]可惜的是，蘇聯政治體系在列寧以后逐漸變得僵化和教條，“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不僅阻礙了國內健康的民主力量的發展，而且與這一思想相關的行動方針和指南也助長了黨和國家統治階層的不良習氣……隨著這一思想體系逐漸喪失它的權威，蘇共也隨之失去了威望。”[9]259

　　第三，蘇聯解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或可以歸咎于列寧主義?蘇聯解體的原因眾說紛紜，按照當前學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歸納為：(1)蘇聯日益僵化教條的意識形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體制機制;(2)蘇聯經濟建設中蘊含了某些不合理的因素;(3)蘇聯內部存在的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4)冷戰和西方陣營的外在壓力;(5)社會主義陣營的逐步瓦解;(6)蘇聯高層領導人自動放棄馬列主義信仰，從內部破壞了黨的組織建設和毀滅了黨的威信等等。其中導致蘇東劇變直接、現實同時也是最為根本的原因是黨的高層領導(以戈爾巴喬夫為首)主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指導，實施了錯誤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背離了社會主義發展方向。1990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將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追求目標，鼓吹“全人類的利益高于階級利益”，宣揚“人道主義和全人類價值”，這一指導思想源自戈爾巴喬夫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蘇聯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明確提出必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根本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后來他又說要‘炸毀’這座大廈。他提出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要害在于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放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13]358人道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直接地使蘇共渙散與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黨的領導地位和黨的各級組織;使得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喪失了識別能力;加劇蘇聯及東歐各國民族間矛盾問題;尤其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敵對勢力的演變與顛覆采取“放任縱容”的態度和政策等原因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及由此推動的東歐巨變①。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仍然有人不但忽視、否認上述事實，不遺余力地致力于“祛馬克思主義事業”，而且還積極為戈爾巴喬夫等人的思想和行為進行粉飾，“我們這些改革的擁護者只是隨著對新信息、新知識的掌握，逐漸弄清楚了馬列主義是無效的”。[12]548—551“依我之見，如果不對俄羅斯生活的各個方面來一次果斷的非布爾什維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12]580至于戈爾巴喬夫及其“業績”則被其描述成了充滿古希臘英雄悲劇色彩的“民主斗士”和“民主偉業”。應當指出，凡是對蘇東劇變作出嚴肅學術研究的學者并未將解體原因歸咎于列寧主義，恰恰相反，根據上述可以看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根源和直接現實的原因正是因為蘇聯高層領導從思想和行動上都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第四，對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運動實踐和具體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既應該看到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應該看到他們之間的區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并不能代表全部的社會主義運動實踐，其僅僅只能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建設模式而已。蘇聯雖已解體，但蘇聯模式遺存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一方面，從未消失，并留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蘇聯時期的許多成果依然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仍然存在于獨聯體和后蘇聯時代的各族人民和國家的關系中。蘇聯在幾十年中積累的沉痛的經驗不是徒勞無益的”[9]262;另一方面，蘇聯模式并不能成為國際共運的全權代表，因此，不能認為蘇聯的解體意味著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事業的全面失敗，“過去從形式和內容上都頗為教條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并不表明社會主義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新的、更合理的人類社會制度。”[9]257

　　最后，我們要問，列寧主義在什么意義上失敗了?拋開上述的辯護而言，西方學者無非想說，社會主義社會中充滿了集權和獨裁，充滿了對人自由的壓抑，它的滅亡是人心所向，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是世界潮流!那么，讓我們來看看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潮流吧!當俄羅斯放棄社會主義，并迎接、擁抱資本主義的“朝陽”時，等候它們的是什么呢?“作為西方原料殖民地的權利與‘國際社會’融合……加工業生產的產品只達到1991年產量的45%。這種下降程度只有在法西斯占領了我國發達的歐洲部分三分之一領土的情況下才發生過。1991年之后，沒有建設任何重大的現代企業。決定技術進步水平的電子、無線電和儀器制造領域消失了。……第一個人造衛星發射半個世紀后的周年和加加林飛入太空45周年，國家沒有發射一個氣象衛星。”[10]154—156俄羅斯人在蘇東劇變20多年來一直深刻反思著這一“世紀悲劇”，許多人也逐漸從資本主義幻影的迷夢中覺醒，遙遙地感懷社會主義蘇聯曾經的崇高理想和偉大實踐，“俄羅斯歷史的頂峰是蘇聯時期。在此之前很糟糕，之后則是下降，并全速走向萎縮。我不會說蘇聯是好的，我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的批評者。但是，‘在沼澤中，土墩也是高地’。”[10]154—156“當年簽署協議使蘇聯解體的三巨頭之一，烏克蘭首任總統列昂尼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2005年在反思蘇聯解體這一事件時公開承認，如果早知道事情的結局會是這樣，我寧愿砍掉自己簽署‘別洛韋日協議’的那只手。”[8]142—143這些事實都在昭示一個結論：列寧主義并非洪水猛獸，也絕對沒有滯后于時代的進程，恰恰相反，列寧主義正通過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奇幻斗篷”之下所深藏的危機，遠未消失的階級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抗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偉大實踐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深廣的理論包容度。

　　【注釋】：

　　①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高層不僅主動放棄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轉而擁抱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宣揚的“人道民主”理念，并進而開始醞釀和采取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渙散黨的各級組織的行動，“1990年2月在蘇共中央召開的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明確提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強行合法化，聲稱‘蘇聯共產黨并不享有壟斷權’，提出取消憲法第六條關于蘇共是社會領導力量和政治體制核心的規定。……蘇共的領導地位被取消后，出現了退黨風潮，黨的力量被極大地削弱，許多反攻政黨和組織紛紛成立，并大肆攻擊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引發了全面的社會危機。……戈爾巴喬夫……提出‘重新認識民主集中制原則’，在上下級關系上，推行黨組織‘自愿原則’，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加盟共和國如果不同意蘇共中央的決議，可以不執行”。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對蘇聯和東歐進行全面和平演變和思想文化滲透，并且積極以經濟援助手段對蘇東各國軟硬兼施，還利用“人權外交”扶植政治反對派，如“1987年美國給波蘭工會100萬美元活動經費，1988年又提供500萬美元的資金。……面對西方的顛覆和演變活動，戈爾巴喬夫和東歐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不僅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警惕，反而不斷妥協。”參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編寫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9—3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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