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黨制并非民主的精髓——皮特?鮑泰利訪談

　　評價任何一個制度是否成熟與穩定，或許看看一國政體的健康程度與自我維持和更新就可以了。從當下美國的政體運轉看，很難證明民主政體比其他政體更為健康與穩定。

　　2013年6月25日，皮特·鮑泰利(Pieter Bottlier)（注：前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和他的太太格瑞絲Grace)邀請了他們的朋友阿蘭·皮薩(Alan Piazza)和夫人詹尼絲(Janis)參加一次晚宴，并共同接受了趙憶寧的采訪。鮑泰利曾任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1999年以來，鮑泰利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擔任高級兼職教授。鮑泰利是一位在華盛頓具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專家，而他的朋友阿蘭曾在中國生活30年(說一口流利的中文)，負責世界銀行在中國的主要農村反貧困項目，所以很多討論不知不覺中轉到討論中國問題上。基于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他們從一個特別的視角評述了諸如美國政黨體制以及美國民主選舉之利弊。鮑泰利針對美國當前兩黨相互爭斗評論進行評論：“在某個歷史時期，可能一黨制更有效率。”

　　美國民主沒有良好地運行

　　趙憶寧：在與您溝通的郵件中，您說“在某個歷史時期，可能一黨制更有效率”，這可不是一般美國人的見解。美國兩黨制發生了什么情況，讓您這么認為?

　　鮑泰利：在美國，有許多人對于政治體系的不作為表示了焦慮和憤怒。在過去五六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國會的情況非常不妙，無法就爭議問題達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財政改革、政府借款、醫療改革等很多你能想到的大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這時候，像我這樣對中國政治體系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難免會想，或許一黨制沒有那么糟糕，還是能發揮不小的作用的。我并不是覺得中國的政治體系是最好的，它也需要改革，但美國自身也有不少的問題，民主沒有良好地運行，這就是我在郵件里這么說的原因。

　　美國現在兩個主要政黨都在維護這種所謂的“兩黨制”。但是兩黨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似乎兩黨的目的只是擊敗對手，而不是領導整個國家。而讓整個事態復雜化的，就是奧巴馬作為一名黑人當選了美國總統。我和格瑞絲對此非常驕傲，因為美國終于可以擺脫種族偏見，選出了屬于自己的黑人總統。但是許多來自美國南方的人，對此感到非常不滿，南方大部分地區都是共和黨占優勢。很難說這種不滿是出于種族歧視還是政黨的偏見。我個人認為，種族偏見在這種不滿中仍然占了一定的比例。針對奧巴馬總統的反對聲非常強烈，尤其是在南方。在華盛頓可不是這樣，華盛頓是民主黨占優的地區。美國在政治上分化很嚴重，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和東海岸的那些地區基本上是屬于民主黨的。而廣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區，是屬于共和黨的。現在我們選出了一名來自南方州——伊利諾伊州的黑人總統，這就使事態更為復雜了。

　　阿蘭：我認為這只是部分的原因。當然，我同意皮特說的，當你看到美國政治處于如此不作為的狀態時，難免會想到，至少一黨制可以做出決策，而做決策是很重要的。這種不作為會讓你懷疑，在我們這種兩黨制體制下的國會無法做出任何決策，這時候民主是否真的能夠運作?在決定各項事務的優先次序以及做出決策等方面，近年來中國顯示了自己強大的實力。

　　鮑泰利：中國至少有長遠的目光，真正地在實施自己的規劃，這是中國的特點，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真正做到。這要歸功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有的政治體系。

　　阿蘭：印度算是民主國家，但它的政治體系也無法正常工作。我一直覺得這些大型的民主國家都存在問題。

　　一黨制可以實現民主政治

　　鮑泰利：幾個月前，我曾經受邀就中國政治改革在世界銀行發表演講。在演講中，我提到了幾點：首先，多黨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義是能夠對人民負責。我是從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學到這一點的，他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幾個月前，我曾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討論中國問題。

　　趙憶寧：福山最可敬的地方是他總是能不斷修正自己以往的觀點，這需要勇氣。

　　鮑泰利：他思路非常清晰。在世界銀行關于中國政治改革的講演中，我提到或許中國會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通過一黨制來實現民主的國家。盡管之前沒人做到過。如果你希望保留一黨制，同時提高國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創建真正的法制體系，將黨的權力和法律的權力分開來。其次，在黨內必須要有激勵機制，人們不僅需要領導的喜歡，還需要下屬和民眾的支持，才能獲得提拔。當然，還需要給新聞言論足夠的空間。如果能夠做到這三點，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黨制、國有企業的同時，擁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體系。

　　趙憶寧：無論是幾黨制，政黨核心的要義是能夠反映民意、代表民意，其實這也是民主的要義。

　　鮑泰利：根據一般的邏輯，的確是必須有多黨制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但是一黨制的運轉，其優點在于能夠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政黨有很強的決策能力，而這些恰恰是多黨制的缺點。在多黨制下，人們的視野局限于如何贏得下一屆選舉的勝利，但是一黨制沒有這種顧慮，況且，美國的民主就能正常運轉嗎?沒有幾個國家的民主是在正常運轉的。

　　阿蘭：是的。美國的民主幾近癱瘓。

　　是共和黨出了大問題

　　趙憶寧：評價任何一個制度是否成熟與穩定，或許看看一國政體的健康程度與自我維持和更新就可以了。從當下美國的政體運轉看，很難證明民主政體比其他政體更為健康與穩定。在美國調研的這個月，我一直在求解一個問題。美國兩黨在相互爭斗，而不是在解決問題。但是據我所知，之前兩黨的關系并非如此。這種變化的外因是什么？為什么在國會連續多年不能通過財政預算，包括不久前無法通過農民預算？

　　鮑泰利：是的，農民預算前兩天被否決了。我們認為原因之一就是奧巴馬成為了第一名黑人總統。其實，在美國還是有很深的種族偏見。

　　詹尼絲：你認為“黑人總統”這個原因影響了國會的決策能力嗎?

　　鮑泰利：如果你仔細觀察過去5年共和黨的舉動，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奧巴馬的日子不好過，讓他什么也做不了。還有茶黨，他們是反奧巴馬陣營的一部分。

　　阿蘭：我認為除了種族偏見，茶黨的出現也拉大了兩黨的距離，共和黨變得越來越趨向保守，這是個很大的變化。

　　詹尼絲：即便是溫和的共和黨人也這么說，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不再認同共和黨了。

　　鮑泰利：今天的美國和我在1962年剛來時的美國已經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是意識形態、種族歧視還是其他原因導致了這個變化，我對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但我認為是共和黨出了大問題。

　　美國尚未適應國際地位的轉變

　　趙憶寧：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經是全球第二，或許未來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美國精英們非常聰明，但在國家競爭非常激烈的背景下，美國兩黨的精英們考慮更多的是國家利益還是政黨利益？美國是不是還要繼續保持自己作為世界強國的地位，保持其強大的軟實力？如果內耗如此嚴重的話，對美國的未來是不是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鮑泰利：這個問題非常好。許多高層精英并沒有意識到國際上發生的變化，他們還沉浸在美國是超級霸主的想法中。但是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美國的重要性可能會有所降低，我想這不僅是美國的問題，所有發達強國都有這個問題，不愿意讓位給新興強國。在美國，現在沒有人愿意正視這個問題。在19世紀末，英國和法國也不愿意給日益強盛的德國讓出位置，但是美國有所不同。因為當美國在二戰之后取代英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時候，英美兩國人口種族相同，語言相同，信仰體系相同。但是未來，或許在5至10年內，一個將在經濟、金融、政治等方面取代美國的國家，是和美國在本質上不同的國家。而允許新興大國來到國際談判桌上，成為與現有力量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支力量，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戰爭，這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因此中美雙方都面臨許多挑戰。我想，或許中國的困難更大，因為中國是崛起的一方，可能在經濟、金融等等方面取代美國。如果中國也認同戰爭無法解決任何問題，那么中國領導人面臨的任務就更為艱巨了。目前，中國在國際上的盟友不多，在國際上還沒有獲得足夠的信任。

　　對美國來講，不能適應國際地位的轉變，是目前面臨的問題所在。因為美國在過去近百年里一直獨領全球，美國的對手——那些曾經引領世界500年之久的國家也甘拜下風。而現在，唯一有可能在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超越美國的，就只有中國了。印度不可能，日本也沒戲。我看到，在華盛頓，許多身居高位的人很難接受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出現。他們認為美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且理所應當。如果他們無法承認這個事實的話，那么就會面臨歷史性的問題。

　　趙憶寧：格瑞絲女士，您講過“美國政治系統出了問題”，能不能更詳細地闡述一下這個系統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需要怎樣的修復呢？

　　格瑞絲：我認為現在兩黨之間的頻繁爭斗已經導致政黨無法為整個國家的利益服務。美國現在處在分裂的狀態。但是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50個州中每個州在政治上有很強的獨立性，盡管在華盛頓也有聯邦政府。但同時聯邦層面的想法未必能夠在州一級得到完全的推行，因為州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在許多地區，關于醫療保健、教育等問題，意見并不一致。除非我們能夠處理好兩黨之間的對立和美國內部的分裂，否則無法從根本上建立一個更為強大的美國。

　　選舉民主與經濟發展無直接關聯

　　趙憶寧：在明尼蘇達州采訪的時候，我了解到，由于兩黨的交替，前一屆政府（共和黨人）免除了富人的所得稅，而這一屆政府（民主黨人）又開始向富人征收所得稅。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個拉鋸的循環。這種政策的顛覆性變化，似乎加劇了美國政黨與社會的分裂。

　　阿蘭：明尼蘇達州的情況說明，由于兩黨交替導致政策不斷地循環往復，缺乏切實的方向。但是你仔細分析美國200年的歷史，就會發現許多巨大的變化。公共電視臺曾經播放過美國女權運動歷史的節目。女權運動興起的時候，美國婦女甚至還沒有投票權。

　　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的時間里，或許形勢的走向都很不明朗。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放長遠，看看100年的歷史，就會發現其實變化還是很大的。在華盛頓，過去在公共洗手間門口還會掛上“僅供黑人”或者“僅供白人”的牌子。但是現在我們甚至有了一位黑人總統。緩慢的變化其實是最好的方法，一步步來，讓人們有適應的過程。美國政府現在看上去似乎運轉不良。而中國政府在決策方面可以說是所有政府中效率最高的。如果共產黨決定要做什么事情，就能夠做成。但是如果共產黨的決策出現了什么錯誤——這在歷史上也發生過——那么也可能會很快出現錯誤，甚至犯大錯。即便是現在，這種高效的決策體制還是有一定風險的。

　　鮑泰利：人們總是為自己的國家和制度說話。但是，眾所周知，當前美國的政治體系確實存在著一些相當嚴重的問題。即便這一系統運行良好，我也還是要強調一點，那就是選舉民主并不能保證政府制定的政策會有助于維護大多數選民的長遠利益。實際上，選舉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并無直接的關聯。

　　選舉民主最大的問題在于，投票的選民和當選的政客在所決定的問題上都表現出短視的缺陷。大多數政客為了實現連任，傾向于短視;相似地，大多數選民希望政客們更關心與自己密切相關而不是看似遙遠的問題。大多數選舉民主由此而產生的短視性，可能對一個國家或一個經濟體的長期發展構成障礙，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近期出于平衡財政收支、提高能源效率、促進氣候變化控制和節能等考慮而大幅增加能源稅一事，美國政治體系表現得力不從心。

　　中國的一黨制政治體系有一個重要的優勢，那就是執政者有條件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著眼長遠、從長計議，并且政府能夠以堅決的行動積極跟進，哪怕這些行動非常艱難，或者在最開始的時候并不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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