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空間與正義批判——大衛?哈維的空間正義思想研究

　　一、引言

　　伴隨著都市社會的來臨，社會理論發生了普遍的空間轉向，空間正義問題成為理論界和現實中的熱點問題。但是，空間正義問題是在空間生產過程之中產生的，因此要理解與把握空間正義，必須闡明空間生產。列斐伏爾曾經指出：“對生產的分析顯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7頁。)空間生產就是指空間本身的生產，空間作為一種商品的生產。資本是塑造空間形式、推動空間生產轉換的根本力量。因此，空間生產是資本造就的新的歷史場景。我們只有從資本邏輯出發，才能抓住空間生產的根本，認清空間正義問題。所以，空間正義問題本質上是資本批判問題。一旦脫離了資本批判，空間正義無從談起，更無法解決。這也正是大衛•哈維空間正義理論的基本指向。

　　大衛•哈維是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社會正義與城市》(David Harvey,SocialJusticeandtheCity,London:EdwardArnoldandStMartin’sPress,1973.)、《資本的界限》(David Harvey,TheLimitstoCapital,Oxford:BasilBlackwell,1982.)、《資本的城市化》(David Harvey,TheUrbanizationof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5.)、《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學》、《資本的空間》等一系列著作中都貫穿著資本批判的邏輯主線。而且，他從空間維度對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過程進行了重新闡釋，揭示了資本主義空間生產與重組的非正義性。哈維認為：“在最近幾十年里，資本主義世界中，地理和社會上的不平等似乎日益嚴重。”(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弘譯，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年，第65頁。)因此，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導致了空間正義問題不斷凸顯。空間正義的實現必須展開資本批判，對抗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而且，哈維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空間正義批判，緊緊立足于資本的運作邏輯、資本的積累規則與過程，避免了簡單的道德化批判，超越了傳統的正義觀。

　　應該說，資本批判是馬克思理論的中軸。馬克思揭示了資本空間化的一般趨勢，并站在歷史的高度對以工業資本為主導的城市化所導致的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以及城市的兩極分化等空間非正義現象進行了無情的批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形態不斷變遷，資本空間化推進到了新的歷史時期，產生了資本空間化的主導性形態。“資本主義卷入了一個長期大量投資于征服空間的難以置信的階段。”(大衛•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29頁。)因此，馬克思的資本批判對象發生了轉換，資本批判邏輯也必須發生轉換。空間批判是資本批判新的生長點。哈維的空間正義思想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當代資本批判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哈維以空間正義為基點展開對資本的批判，開發了多元化的資本主義批判渠道。隨著資本的創新與形態變遷，不斷推進當代資本主義批判，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變化，堅定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心，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這既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當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當代出場的根本路徑。

　　從當代中國語境來講，空間正義也應當成為中國城市化的價值取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城市空間的斷裂化、層級化、碎片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空間資源占有與配置的不平等、空間權利的缺失、城市階層分化等空間正義問題不斷凸顯，我們必須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因此，我們需要借鑒哈維的空間正義批判思想探索和建構面向“中國問題”的空間正義理論。

　　二、哈維對正義的批判重建與空間轉向

　　哈維為了重建空間正義的批判視域，首先對正義理論進行了批判與清理，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正義觀。

　　1.對馬克思正義觀的理論回應

　　馬克思極力反對抽象的正義原則，為此他曾經一度批判與懸置正義理論。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頁。)因此，馬克思也反對對資本主義作單純的道德化評價與辯護。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在于生產方式，也就是要從政治經濟學中找出路。馬克思指出：“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頁。)因此，在沒有改變生產方式的情況下，通過分配方式的變革與調整，妄圖實現正義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些學者也將馬克思的正義觀稱之為生產性正義。對此，哈維也有深刻的認識，他對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作了理論回應。哈維指出：“我無意放棄以轉變生產方式作為根本目標的想法，但若因此劃地自限，不去在意這在消費、分配和交換世界中的意義，那就錯失了某種政治驅動力量。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重新引進正義概念，但又不失改變生產方式的基本目標。”(大衛•哈維：《資本的空間》，王志弘等譯，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第28頁。)因此，哈維無疑肯定了推動生產方式變革的根本作用，同時哈維也強調了正義的批判力量，其重建正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批判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與方式。

　　2.對后現代主義正義觀的揚棄

　　后現代主義正義觀也堅持對普遍正義原則的批判。但是，后現代主義走向碎片化、分裂化與差異化，強調無限異質性和無限差異性，主張放任自流，使正義的共識陷入空前的困境。主張絕對的差異性與多元性，反對任何規范與約束，正義的建構將失去約束力與規范性。正義在后現代走向死亡。哈維對后現代主義正義觀堅持了辯證的態度，一方面，他認為，后現代主義對普遍正義原則的批判“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須的”(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5頁。)。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后現代主義夸大了正義的相對性，走向極端的相對主義，等于取消了正義。這也是后現代主義正義觀的弊端。為此，哈維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他認為“這種后結構主義是一種‘隨波逐流’的思考方式，認為道德或倫理原則沒有什么特別用途”(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0頁。)。事實上指出了后現代主義否定了正義的價值與功能，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性與否定性。后現代主義“不提供任何證明或批評性的資源”，這樣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能從根本上認識它們的非正義性與壓迫性”，更“無力向諸如非正義和壓迫這些形式發起挑戰”(轉引自迪爾：《后現代都市狀況》，李小科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9頁。)。作為一個新馬克思主義者，這也是哈維所極力反對的。

　　3.重申正義的批判功能與正義的空間轉換

　　哈維不同于后現代主義者，他充分肯定了正義的批判功能與意義。在哈維看來，正義的意義在于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批判力量。正義的這種批判力量集中體現在它所具有的在“政治行動中發揮強大的動員話語功能”(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6頁。)。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力量可以運用到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之中。哈維提出：“為進步政治的目標開拓正義和權利地形看來是一項急迫的理論和政治任務。”(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6頁。)但是，哈維探討正義的焦點不再局限于傳統正義理論領域，而是擴展到了空間領域。他明確提出：“‘公正的地理差異的公正生產’問題是全部爭論的焦點。”(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頁。)因此，正義關注的焦點發生了空間轉換。在此基礎上，正義的歷史任務也發生了轉換。哈維提出了兩大任務：其一，“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態、文化、經濟和社會條件上的差異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頁。)，這就是要追問社會-空間性差異產生的根源;其二，“需要批判地評價這樣生產出來的差異之正義或非正義性質”(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頁。)。哈維不僅要追問差異的根源，而且還要考量這些差異的性質及其是否正義。自此，哈維的理論鋪墊工作已經完成，某種程度上已經走向空間正義的理論思考。

　　三、資本城市化與城市空間生產的非正義性批判

　　資本城市化不僅是資本主義的空間重組，而且導致了資本主義剝削方式、統治模式和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形式的調整，由此資本城市化過程生產與再生產了社會—空間不平等。

　　1.資本剝削方式的變化與社會—空間的雙重剝削

　　資本不斷向空間擴展，空間被資本化，空間成為資本的轉化形式。空間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具體而言，空間以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而被不斷地再生產。空間被資本邏輯所支配與控制，成為追逐利潤、榨取剩余價值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尤其是在都市社會，空間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大，空間生產所獲得剩余價值的比例也越來越大。哈維在描寫19世紀的巴黎時指出：“巴黎房地產越來越被視為是一種純粹的金融資產，一種虛擬的資本形式，它的交換價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資本流通當中，完全支配了使用價值。”(大衛•哈維：《巴黎城記》，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5頁。)而且，資本空間化的主導性形態產生了新的時代圖景，一方面，空間剝削成為新的剝削模式。再加上資本家瘋狂地投機與炒作，空間發揮了更加系統的剝削功能。資本主義的剝削由以往的社會剝削走向社會—空間的雙重剝削。資本主義的剝削更加廣泛、更加深入，浸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另一方面，空間具有了資本的一切權力與魅力。特別是由于土地價格不斷飆升，具有了決定性的社會意義和作用。哈維指出：“巴黎土地享有相對穩健的高報酬率，土地價格也不斷飆升。然而也就是這個時代，巴黎的房地產所有權所具有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定位出現劇烈變化。”(大衛•哈維：《巴黎城記》，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5頁。)因此，空間成為財富的體現。個人財富的多寡必然表現為空間資源占有的多少。由此，資產階級必然不擇手段占有與掠奪空間資源。空間資源的分配成為社會分配最為重要的問題。空間資源占有造成的不平等也成為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同時，空間獲得了自己的拜物教力量，空間似乎具有了神性，成為地位和聲望的象征，奴役人的工具。

　　2.空間關系的重組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占有與剝奪

　　空間生產不僅可以直接創造財富，更主要的是空間關系的變革導致財富的重新分配。在哈維看來，“時空關系的革命，不僅常常破壞先前時空體系建立起來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而且‘創造性地破壞’嵌入在景觀中的廣泛的物質財富”(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5頁。)。資本空間化主導下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是以極不平等的形式出現的。哈維指出：“房地產開發——特別是在大型城市之內和城市周邊，以及出口發展地區——似乎是另外一種有利手段，借以將大量財富積聚到少數人手里。由于農民并不擁有土地，他們可能很容易就一無所有，土地轉而為城市牟利所用，導致勞作者在農村無計謀生，被迫離開土地加入勞動力市場。提供給農民的補助通常僅相當于土地價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則被政府官員轉手給開發商。過去十年里，多達七千萬農民以這種方式失去了土地。”(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169頁。)因此，城市化過程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分配過程，這種再分配成為財富剝奪的過程。對于資產階級來說，城市化成為社會財富獲得的重要途徑與形式，因而是財富的積累過程;對于廣大勞動者來說，城市化成為社會財富被剝奪的渠道與手段，因而是貧困的積累過程。因此，資本城市化必然導致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最終貧窮不斷地集中，都市貧民階層出現，凝固為城市永久下層階級，城市走向兩極分化。因此，理解與把握城市化便成為解剖社會不平等的一把鑰匙。

　　3.城市空間日益呈現工具性與等級化

　　首先，空間是一支重要的社會支配力量。隨著都市社會的到來，資本主義社會采取了廣泛的空間控制策略。資本主義以空間為工具，實現了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哈維指出：“那些支配著空間的人可能始終控制著地方的政治，即使對某個地方的控制要首先控制空間，這是一條至關重要的定理。”(大衛•哈維：《后現代的狀況》，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92頁。)空間已經成為政治工具。在資產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必然支配空間并通過占有空間實現對地方的統治和對工人的控制。空間成為統治人、壓迫人的工具。資產階級統治由經濟、政治、文化的統治擴展到了空間的統治。階級統治走向了更為日常生活、更為微觀、更為寬廣的領域。

　　其次，資本主義對城市空間不斷重構導致了空間的斷裂化、層級化與碎片化。資本城市化過程中不斷侵蝕公共空間。伴隨著資本、權力等各種力量滲透公共空間。公共空間走向碎片化、私有化與隔離化。公共空間不斷向私人空間轉型。公共空間成為封閉、排斥、區隔的空間。城市公共空間日趨堡壘化，日常生活不斷等級化。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居住空間也發生分異，不斷走向等級化、分裂化。城市居住空間呈現出高檔社區、平民社區再到貧民窟等不同等級化的居住空間格局。其中，社區的重組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對于富人來說，社區的重組意味著“確保和提升已經獲得的特權”。對于位居邊緣者而言，社區的重組成為“‘控制他們自己的貧民窟’。不平等變得更多，而不是減少”(大衛•哈維：《資本的空間》，王志弘等譯，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第279頁。)。社區往往通過警衛室、監控器等監督、圍壘、隔離和管轄等空間技術手段構筑一個封閉的空間。因此，社區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獨立性與封閉性。強大的社區勢力是一種“特權空間結構”，實質上是都市政治的再造。居住空間的等級化加劇了都市空間資源占有與配置的不平等性，不斷深化與擴大城市兩極化，加劇了社會差距，凸顯了空間的非正義性問題。

　　4.社會分化與身份等級的空間再生產

　　城市空間生產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分層與階級分化的過程。空間生產造就的空間資源占有與分配的不均等以及空間的斷裂化、層級化與碎片化不斷導致社會的斷裂與分層。哈維提出：“社會階級的區隔，既以空間生態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離的方式表現。”(大衛•哈維：《巴黎城記》，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6頁。)空間隔離將人們彼此區分開來，進而形成了不同所屬的社會階層。具體而言，空間隔離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是隔離與排斥，另一方面是保護與壟斷。不同的空間層級賦予不同的權力與利益，社會階層的利益分化加劇，加速了社會分層。相對應的是特權階層與永久貧民階層在空間區隔中得以形成與持續維系。空間層級化成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轉化形式。這種形式表面上掩蓋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與對立，實質上將階級沖突與矛盾轉化為空間的矛盾沖突與對立。

　　空間資源占有與分配和社會身份的再確立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空間層級造就了身份等級。空間某種程度上確定了人們的社會身份與地位。空間的分割過程就是社會身份形成的過程。因而，空間生產生產著社會身份與地位。空間生產不斷解構原有的身份，塑造新的身份。哈維曾經指出：“巴黎每個區各有其‘模式’，能夠顯露出你是誰，你的工作，你的身家背景以及你所追求的目標。”(大衛•哈維：《巴黎城記》，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6頁。)因此，這實質上通過空間分割，使人貼上身份與等級標簽，實現了社會等級的劃分。空間隔離背后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尊卑關系，書寫著等級與身份的差別。隨著空間的重構，隨之而來的是身份排斥、身份歧視，空間地位差異懸殊，越來越多的人被排除在空間生產之外，被剝奪了話語權與身份，呈現邊緣化、弱勢化的趨勢，難以享受城市空間生產帶來的權益。

　　四、資本全球化與全球空間生產布局的非正義性批判

　　空間正義問題也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問題。資本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空間生產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過程的一個新的階段”(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3頁。)。資本主導下的全球空間生產布局導致資本主義剝削形式由以往的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轉向國家與區域之間的剝削，加劇了世界的不平等。為此，我們必須從空間生產維度揭示與批判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1.全球空間生產布局造就了中心-邊緣的空間等級與依附關系

　　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走向區域空間、走向全球空間，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等級性便表現為全球空間生產格局的等級性。資本的全球空間擴張必然走向資本的空間集中、聚集。資本的空間集中與聚集產生了中心—邊緣的空間等級布局與依附關系。因此，哈維指出：“某種核心—邊陲關系必定會從集中和地理擴張的緊張中誕生。”(大衛•哈維：《資本的空間》，王志弘等譯，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第358頁。)在哈維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的空間擴張與空間重組導致全球空間形成了中心地區、半邊緣地區、邊緣地區的空間生產等級格局。這種空間等級格局有著重要的世界影響。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這樣的空間關系確立了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在全球空間生產布局的核心位置，相反發展中國家處于全球空間布局的邊緣地位，因而必然受到發達國家的剝削與壓迫。因此，傳統的剝削形式進一步得到了擴張。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拓展為中心地區對邊緣地區、半邊緣地區的剝削。資本主義的剝削由地方的剝削走向了全球性的剝削。 另一方面，全球空間實質上也被片段化、斷裂化與等級化了。全球范圍內的核心、半邊緣與邊緣的空間等級組織與結構形式不僅是經濟性而且更是政治性的。全球空間生產等級布局決定了一個地方、區域與國家的位置與功能，具有了支配與從屬的關系屬性。中心地區必然支配與控制邊緣地區、半邊緣地區，邊緣地區、半邊緣地區必然處于附屬地位。因此，中心與邊緣、半邊緣地區的等級結構是階級統治的另一種轉換形式。核心—邊緣結構也發揮了階級統治的功能。階級結構由社會結構走向社會—空間的雙重結構。隨著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支配與控制轉化為中心地區對邊緣地區、半邊緣地區的支配與控制，資本主義的統治方式也由地方性的社會統治轉換為全球性的社會—空間的統治。

　　2.全球空間生產等級格局支配下空間非對稱性交換與結果的不平等

　　在全球空間生產等級格局支配下，“空間體系內的競爭是一種壟斷競爭”(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79頁。)。這種空間壟斷競爭必然導致全球各方面的不平等，其中影響最大、最為突出的就是非對稱性交換。哈維指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在空間上連為一體的壟斷力量，限制資本等不合理行為”，進而形成了“具有特定的空間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環境”(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8頁。)。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獲得壟斷利潤與超額剩余價值，通過產業的全球空間布局與重組，控制全球的產業價值鏈，進而獲取高額利潤。這樣的空間布局導致資源與財富的分配以極不平等的形式出現。因此，這種非對稱交換產生的“結果的不平等具有一種特殊的空間和地理表現，通常為特權和權力集中在某些地區，而不是其他地區”(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0頁。)。非對稱性進一步加劇世界財富和權力的空間集中與集聚。“財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資產階級上層隊伍手里。”(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136頁。)由此，形成了世界財富和權力分配的惡性循環。隨之而來的是世界財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全球資本主義的剝削日趨加劇，世界越來越不平等。

　　3.資本積累危機的空間轉移與價值倒流

　　資本積累具有內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不可能無限制地持續下去。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大量資本過剩與勞動盈余，形成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敲響了資本主義滅亡的警鐘。但是，哈維認為，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可以通過空間擴張得到轉移，從而緩解危機，這正是資本主義延續到今天之謎。哈維認為：“馬克思粗率而急切地拒絕了任何空間修復對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效力，使他得以專注于危機形成的基本過程。”(大衛•哈維：《資本的空間》，王志弘等譯，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第453頁。)因而，某種程度上馬克思過早地預言了資本主義的滅亡。這是哈維關注的理論焦點，也成為哈維對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的拓展與貢獻之處。

　　哈維則指出，資本的過度積累和貶值可以通過空間擴張得到補救。哈維形象地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時—空修復。時—空修復就是“喻指一種通過時間延遲和地理擴張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特殊方法”(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94頁。)。在這一個過程中，空間修復使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因此，哈維批判道：“‘時間—空間修復’呈現出一種更加邪惡的形態，因為它轉化成了輸出局部性和區域性資本貶值和資本耗損的行為。”(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01頁。)通過空間修復，過剩的資本被空間消化吸收，危機通過空間加以轉移與緩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得到延續。但是，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空間轉移實質上是憑借空間的組織轉嫁與擴散危機。對此，哈維認為：“金融危機是精心設計出來協助掠奪性積累的。”(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133頁。)因而，“金融危機既是地方性的，也是蔓延性的”(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107頁。)。也就是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空間組織形式不斷將危機向全球擴散，實現了危機的空間轉移。但是通過空間轉移，并不能解決危機，卻把危機轉移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實質上是發達國家的危機輸出，以此實現發展中國家不斷為發達國家承擔危機的代價。哈維借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諷刺道：“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貧窮的國家在補助最富裕的國家。”(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84頁。)可見，危機的空間轉移背后卻是剩余價值源源不斷地從不發達地區轉移到發達地區，不斷從發展中國家榨取利潤，由此導致了發展中國家長期的貧窮落后，加劇了南北差距，這成為新的全球不平等。

　　4.資本主義征服和控制全球空間，走向新帝國主義

　　資本的空間化與全球空間擴張趨勢必然走向征服和控制全球空間。為此，資本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地爭奪、占有與支配空間，控制關鍵位置，尤其是資源豐富的地方為資本的全球積累策略服務。資本的邏輯不斷轉化為支配領土的邏輯，實現了空間體系內權力的領土邏輯服從于權力的資本邏輯。哈維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生產和維護集體財產，人們必須在區域內部建立某種治理體系，并將這一體系更好地融入當地的管理體制中去。統治階級和霸權階級聯盟會在這些區域內部得以形成，并給這些區域的政治和經濟活動帶來重大影響”(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4頁。)。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與利益，服務于資本擴張的需要，必然通過全球的空間組織與結構形式建立全球性霸權治理體系，實現資本主義的控制形式由地方走向全球,形成了全球性的空間格局與治理形式。通過這樣的空間治理體系，保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的控制，維護帝國主義的霸權地位，走向新殖民主義。這是一種典型的帝國主義行為，但是，這種帝國主義形式上不同于傳統的帝國主義。哈維認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同其他帝國構想相區別的卻恰恰是資本邏輯居于支配地位。”(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9頁。)這種帝國主義主要是通過資本的空間擴張與控制而不是傳統的軍事占領來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控制與組織全球性的空間生產在世界范圍內榨取剩余價值。從當今世界來看，美國對非洲、中東等石油資源豐富地區的控制，日本對中國釣魚島的爭奪，都是資本空間擴張邏輯的體現。資本家通過空間控制保護自身的壟斷利益不受侵犯，維護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總之，資本主義的全球空間格局生產著剝削，生產著貧窮，也生產著非正義。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未來研究的核心要旨。

　　五、對抗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走向空間正義

　　哈維的空間正義批判理論不僅是認識與反思資本全球積累的重要理論維度，而且也是推進與實現空間正義的可能性路徑。資本空間化著眼于資本的積累，因而，資本空間化不會消除空間正義問題，反而正義問題越來越凸顯，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的貧困與貧富兩極分化。因此，空間正義的實現必須開展資本批判。但是，哈維認為：“至關重要的不是僅僅試圖解決問題本身，而是首先對抗并改造產生問題的過程。”(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0頁。)因此，空間正義的訴求最為根本的是要從根源上對抗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那么，對抗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是否可能，我們必須深入分析。

　　1.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固有的矛盾為空間正義的實現提供了可能

　　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決定了資本空間化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反而加劇了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哈維指出：“資本主義永遠試圖在一段時間內，在一個地方建立一種地理學景觀來便利其行為;而在另一段時間，資本主義又不得不將這一地理學景觀破壞，并在另外一個地方建立一種完全不同的地理學景觀，以此適應其追求資本無限積累的永恒渴求。”(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3頁。)因此，資本主義空間化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過程。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具有不可持續性、斷裂性。特別是，“大量固定在空間中的資本成為別處實現空間修復的障礙”(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95頁。)。資本的空間化特別是龐大的固定資本的僵滯性更加加劇了資本積累危機。空間轉移或者空間修復只是緩解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策略，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相反，“這一矛盾不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新的地域實現有效運轉也需要在物質性基礎設施和建筑環境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資本，因而將會不斷重復出現”(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95頁。)。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再次緩解危機，因此需要不斷地進行城市化，不斷地都市更新，以實現資本的再循環、再流通。所以，哈維指出：“資本主義要再生產，那么不得不城市化。”(David Harvey,TheUrbanizationofCapital:StudiesinTheHistoryandTheoryofCapitalistUrbanization,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5，p.222.)由此周而復始，但是空間更新的難度越來越大，空間擴張的范圍越來越小。這也正是哈維所揭示的資本的最終界限。因而，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具有歷史性、局限性，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只能在一定歷史階段內發揮作用。只要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有對抗的可能性。資本主義雖然通過空間修復實現了延續，但是，資本主義終究滅亡、社會主義終究勝利的規律并沒有改變。空間正義的實現也是可能的。

　　2.空間批判意識的覺醒走向空間的實踐與行動

　　雖然空間正義不能由空間批判意識來實現，但是正如蘇賈所言：“資本主義的生存就是建基于對一種日顯包容性、工具性和從社會角度加以神秘化的空間性的建立，這種空間性隱匿于幻想和意識形態厚厚的面紗中，借以逃避批判視線。”(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77頁。)因此，空間批判的無意識造成了我們對資本積累的空間擴張策略的漠視，遮蔽了對資本空間擴張的深層本質的認識與批判。面對資本的空間擴張策略所導致的空間正義日益凸顯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空間批判意識。通過空間批判，揭露資本空間積累策略的邪惡本質，可以促使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與國家的人們的空間覺醒與行動。對此，哈維闡釋了空間性想象的重要性。他指出：“想象(思想、幻想和欲望)是各種可能的空間世界的肥沃資源，那些世界能夠預示——盡管沒有條理——形形色色的話語、權力關系、社會關系、制度結構和物質實踐。在研究社會過程及其結果的替代性繪制時，空間性想象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0頁。)哈維所倡導的空間性想象的一個重要目的也就是喚醒人們的空間選擇與空間反抗的意識。而且，哈維充分認識到了空間正義的政治批判性力量及其在政治話語動員方面的理論功能，成為空間反抗與集體行動的重要意識。意識是行動的先導。我們既然認識到了資本的空間擴張策略是導致空間正義問題的根源，那么我們就需要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延續的秘密，采取積極的空間實踐與行動，把資本主義從空間的棲息地驅趕出去，以此來實現空間正義，推動社會變革。所以空間正義意識的覺醒必然走向空間正義的實踐與行動。

　　3.開拓階級斗爭與反抗的新形式，剝奪資本主義對空間生產的控制權

　　空間正義的訴求不僅要從經濟上對抗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而且要上升為政治上的反抗。在哈維看來，“一種真正人性化的城市化尚未實現。這種城市化需要一種能使以剝削為基礎的城市化到適宜人類需要的城市化的革命理論來探索實現的路徑。同樣，也需要革命的實踐來完成這樣一種轉換”(David Harvey,SocialJusticeandtheCity,London:EdwardArnoldandStMartinsPress,1973，p.314.)。空間是重要的政治反抗策略。資本空間擴張過程既是一個空間重構過程，也是一個政治重構過程。空間正義的實現就要抵制資本主義空間的政治化、權力化。其中，空間生產權是空間正義的核心命題，也是未來實現空間正義的著力點。哈維指出：“控制與生產空間的能力是一種權力，通過這種權力，即便是社會地位最低的人也能顛覆空間模式與道德秩序。”(大衛•哈維：《巴黎城記》，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8頁。)因此，階級斗爭必須把空間斗爭納入視野，開拓階級斗爭與反抗的新形式。空間斗爭應該成為階級斗爭的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徑。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進行空間斗爭，爭奪空間的生產權。更為重要的是，哈維認為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的空間政治，剝奪資本主義對空間生產的控制權，改變空間生產的性質，從根本上顛覆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非正義性。

　　4.以邊緣空間整合一切反抗的力量，顛覆中心—邊緣的空間等級布局

　　中心與邊緣的空間布局既造成了對邊緣地區的剝削與壓迫，同時也為區域聯合反抗提供了可能。哈維提出：“全球化實際上只是不平衡地理和歷史(時空)發展的過程，它為反資本主義斗爭創造了多樣性的地形，而那些斗爭則需要以這樣一種方式綜合起來。”(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0頁。)邊緣性空間是徹底開放的空間。因此，空間正義的訴求，空間的反抗不僅僅局限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而且要以階級對抗為根基，超越國界、區域和民族的對抗。空間反抗某種意義上需要打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男性與女性、黑人與白人的二元對抗，整合一切社會差異。最終要通過重構空間，容納一切反抗的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走向區域聯合反抗，顛覆中心一邊緣的空間等級格局，建構公正合理的全球空間格局。

　　哈維的空間正義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傳統上我們只是強調社會的變革，而忽視空間重構的力量，這是不合理的。列斐伏爾首先倡導：“我們要改變生活，首先我們必須變革空間。”(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London:BlackwellLtd.,1991，p.190.)因此，哈維等西方空間批判理論者也希望通過空間的變革來實現整個社會的變革。當然，空間不能脫離于社會。空間的重構必須與社會的變革、政治反抗結合起來才有可能。離開了社會的變革，空間的重構是難以完成的。因此，我們更需要的是空間的重構與社會變革的同步一致，以此為底板，實現歷史的變革。

　　當然，哈維的資本批判與空間正義理論也具有局限性。我們應該辯證地、歷史地看待資本的空間擴張與轉移。既要看到資本的空間擴張所造成的日益加劇的空間正義問題。同時，還要承認資本空間化的歷史意義與進步價值，肯定資本對于推進社會主義空間生產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巨大作用。特別是，中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空間化資本。中國的城市化離不開空間化資本的推動。因此，我們要繼續利用空間化資本，發展社會主義的空間生產。同時，我們不能對其放任自流，更不能否認空間化資本的剝削本性。因此，對其消極的方面以及非正義性的后果，我們必須進行批判與引導，規范其運行，這是我們的根本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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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DonMitchell,TheRighttotheCity:SocialJusticeandtheFightforPublicSpace,NewYorkandLondon:TheGuilfordPress,2003.

　　（作者簡介：任政，蘇州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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