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盛行的“多元化”已成為刊物、媒體、電影、新聞、廣播等經常使用的詞匯，融入日常的習慣用語中，潛意識的指毛式社會主義時代不民主自由，未多元化，混淆了兩種社會的性質。實質上主要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的挑戰與和平演變，是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觀念丟失的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多元化，指多黨輪流執政，資本主義一元不變基礎上的“多元化”。多元化再多也未多元到干社會主義這一元上。以美國為例，在民主共和兩黨中“你方唱罷他登臺”，都是圍繞著怎樣干資本主義的爭吵，也可以叫議事討論，從不觸犯社會制度的性質問題，也從未發生過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爭吵，再怎么多元化，以私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一元化幾百年不變。
“改開”中出現的多元化，實際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矛盾交織中產生的政治多元混亂化，即還有點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為一元，被資本主義生長的現實在不斷蠶食掉社會主義的存在為另一元化，相互此消彼長。目前業已是資本主義勢力以多元化的名義正在抵消真正社會主義一元的存在。所以西方的多元化和中式的多元化有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干資本主義的不同意見和方式，后者是兩種社會制度的矛盾與對抗，此多元化不是彼多元化。許多刻意反社會主義者在用多元化掩蓋自己的反社會主義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目前的地盤多、聲音大，真正社會主義幾乎是全盤皆輸，西方老生常談的多元化在中國成了時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以此旗號為資本主義在中國替代社會主義制造輿論。什么多元文化，多元時代等等，招搖過市。
真正的社會主義被幾十年“改開搞”搞的不倫不類，并且繼續維持不倫不類，還當成“創新”，使得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價值觀念成為時髦，其所以能產生此類性質不同的魚目混珠也就在所難免了。
毛主席時代除了嚴格禁止搞資本主義以外，搞社會主義也是形式多樣的。農民是集體所有制，還保留一點自留地，工商業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也有點個體戶，反映這種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也是多元化的，光出版機構全國上千家以上，報紙期刊上萬種，那不是多元嗎?都是圍繞干社會主義的不同方式的多元化，就是限制了干私有化這一元。
王紹光《只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限制了精英主義政治》，基本從事實上說清了西方形式上的多元化實質是資本主義一元化的性質，揭明了美國兩黨輪流統治美國掩蓋下的富人政治的具體現狀，是摸美國體制這個老虎屁股、揭開畫皮亮本質的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在認清美國，反對崇美、媚美有釜底抽薪的功效。其文對毛主席關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解是深刻的;對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已形成某種三角同盟，并有剛性化的趨勢”定性判斷是正確的。長期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毛主席的思想資源沒有被淹沒，把光彩放射在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上，顯得卓爾不群。
多年來從上到下，全方位連續不斷的非毛化、非社會主義化，詆毀、誹謗1976年前的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了常態性的事情。內外結合，把西方資本主義是理想社會;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時代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是罪惡的、應該詛咒拋棄的，如莫言獲諾獎書籍里筆下描寫的那樣。終于如迷霧一樣擴散到全社會，凡西方(美國)的都是對的，凡中國的都是錯的，凡是資本主義的都是好的，凡是社會主義的都是壞的。陷入美國圈套里不能自拔，在新聞、有關書刊、文化教育領域顯得特別強烈，對涉世不深閱歷簡單腦子空白的年輕一代遺患尤其嚴重。
林治波在網文中說：“中國的公知們有兩種態度，對自己的祖國，是以雞蛋里挑骨頭的態度挑毛病;對西方國家，則是以大糞里找香腸的態度找優點，他們得了兩種病：崇洋迷外病+精神分裂病。”描述的非常形象精確。黎陽在《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中國公知一片哀嚎》中概括：“中國公知們：凡有利于西方強權的他們一概擁護，凡不利于西方強權的他們一概反對。凡有損于中國國家利益的他們一概擁護，凡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的他們一概反對。”洋奴漢奸賣國賊和“中特社”派“相益得彰”，反毛反共反社愈發不可一世，任何有點毛主席時代元素的聲音，餓虎撲食一樣撕咬，王偉光文章是例證。
這些汪精衛式的禍國殃民公知，是“改開搞” 中勾結西方的產物。更為出奇的是竟釀成在中國的領土上，中國人敢堂而皇之自稱不是中國人，應該同意他們脫離或開除其中國國籍，哪里要就去那里吧。
欲滅其國，先去其史。建國以來樹立的社會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思想精神被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從細微處歪曲丑化，在趣事中詆毀褻瀆：否定狼牙山五壯士，戲說雷鋒，抹黑阿慶嫂，質疑黃繼光、董存瑞，不斷從教材中消減魯迅文章，誣指毛主席著作的相關文章是他人代筆，散布楊白勞無法償還閻王債背契約原則，大學生舍己救人得不償失-----;美化漢奸汪精衛，贊頌人民公敵蔣介石等等，把卑劣無恥當成時髦宣揚到全社會，以致道德墮落、思想頹廢蔓延泛濫，失去了應遵循的起碼思想道德底線，同政治上的修正主義，經濟上的私有化結合在一起，掏空、摧毀馬列毛澤東主義和真正社會主義存在的上層建筑與社會基礎，為復辟資本主義建造可以實現的途徑。
2014年11月4日，作者愛世人文章表達《一個香港老共產黨員的嘆息：回歸后反而放松了警惕!》直抒在香港“只有反華反共的自由，沒有愛國愛港的自由，沒有擁護社會主義的自由，這那里叫什么新聞自由啊?分明是新聞專制!”“恰恰相反，在香港，凡是歐美編輯的反華書籍、文章、分析、傳媒、電影”，“大行其道”。“請注意，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無論怎樣強調新聞自由，港督都是不能批評的，女皇更是不能碰的，英國的制度是絕對不允許說三道四的。”走資派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當然不可能“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當權派那樣堅決捍衛資本主義的政治態度，為我之用，對那些放任自流是必然的。
重建社會主義，仍然需要新的啟蒙。
附：王紹光文章摘錄
只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限制了精英主義政治
作者: 王紹光 紅中網
王紹光教授新著《中國·政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摘要
一、毛澤東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方面的探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許沒有太多精英主義色彩，因為自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起，毛澤東便開始探索如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即改變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關系，后來這種探索也被叫作“反修防修”。
1957年，毛澤東提出，雖然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次年，在評論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他進一步指出:經 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 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 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那時，他用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手段是搞整風，搞試驗田，批判等級制，下放干部，兩參一改(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他看來，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資產階級法權”、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毛澤東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發表的《五七指示》 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憧憬的是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的扁平化社會，其目標是實現人們在勞動、文化、教育、政治、物質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對所謂“走資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對“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革命樣板戲，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工宣隊，貧宣隊，赤腳醫生，合作醫療，老中青三結合，工人-干部-知識分子三結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實現毛澤東理想的途徑。
不過，經過八年“文革”后，毛澤東認為，靠一次“文革”還不能實現他的目標。在1974年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中，他透露出壯志未酬的感慨: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也成為他“繼續革命”的理論依據。毛澤東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又多次談到“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的結論是:一百年后還要革命，一千年后還要革命。
簡而言之，由于毛澤東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用種種方式促進人們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當然“階級敵人”除外)，中國沒有形成森嚴的等級制，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舊精英”與解放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
二、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已形成某種三角同盟，并有剛性化的趨勢
然而，改革開放是以反對“平均主義”起步的。30多年過去后，億萬普通工人、農民的生活條件有了改善，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卻一落千丈。與此同時，在政治精英的扶持下，原來政治上處于底層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重新回到社會上層，他們也利用手中的資源與知識向政治領域滲透。現在，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已形成某種三角同盟，并有剛性化的趨勢。
各階層政治地位的變化也反映到全國人大代表的構成上。在毛澤東激烈主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革”后期，工農兵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主體，占2/3以上，其中工農代表超過一半。“文革”以后，工農人大代表的比重逐步下滑，從1975年四屆人大的51.1%滑落到2003年十屆人大的18.46%。在2008年召開十一屆全國人大時，據說“一線工人和基層農民代表大幅增加”，但工農代表具體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我們知道的是，各級領導干部與知識分子的代表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的主體，約占2/3。至于全國政協，那更是匯聚了各路“精英”，它的2237位委員分別代表34個界別。雖然全國政協里也有 “全國總工會”和“農業界”的代表，但他們多為專職工會干部和農業專家，鮮有普通工農的代表。
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從一開始就是精英政體
而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精英政體。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多數人統治的理論開始被廣泛接受時，加塔諾·莫斯卡就提出了“統治階級理論”，維弗雷多·帕累托也提出了“精英理論”。他們預料，普選時代會產生一種幻覺，似乎人民成了統治階級，但實際上，社會還是會由一批精英統治，而這批新精英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資產階級分子。不管他們出于什么動機提出“精英理論”，歐美各國后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都證實了他們的預測。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眾參與的主要形式是選舉。而在選舉時，占有不同社會資源的人，參與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樣。大量跨國歷年數據表明:占有資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資源越少，投票率越低。換句話說，社會精英階層比下層民眾參與選舉的頻率高出很多。
不僅社會精英階層投票更積極，絕大多數在選舉中勝出的人也來自精英階層。有關歐美各國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還不少，因為那時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思路影響比較大。60年代以后就比較少了，到當今已是鳳毛麟角了，但是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在美國國會，眾議院435個成員里面，至少有123個人是百萬富翁，也就是說435個里面有將近1/3是百萬富翁。在參議院100個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萬富翁，也就是一半。說這些人是百萬富翁其實并不完全準確，因為其中不少人是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例如，2004年總統候選人克里，他的家庭資產達3.4億美元。也許有人會說，美國國會中百萬富翁多，那是因為美國百萬富翁比較多。美國百萬富翁的確是不少，但是百萬富翁的數量絕對超不過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見，美國百萬富翁是扎堆出現在政壇上。一位研究美國國會的學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國國會議員絕對不是從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選過來的。他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精英團體。
除了積極參與選舉，影響決策者的挑選或親自出馬擔任公職以外，社會精英階層也會不遺余力地用游說的方式影響政策決策過程。西方主流的“多元主義”試圖說服大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組成自己的團體，提出自己的訴求;無數個的團體的存在使它們不僅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而且能互相牽制、避免任何團體獨大，從而形成多元政治格局。然而，實際情況是，代表精英階層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能量比代表普通民眾的團體的能力大不知多少倍。
政治參與的不平等導致各階層的政治影響力嚴重不平等:精英階層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遠遠大于下層民眾。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戰正酣時，普林斯頓大學Larry M?Bartels 教授出版了一本題為《不平等的民主》的專著。當時有報道說，奧巴馬也讀到了這本書。這本書分析了第101、102、103屆三屆國會期間，參議院決策對不同收入群體訴求的回應性。它發現:參議院對高收入群體的回應性最強;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回應性次之;對低收入群體的回應性最低，甚至是負的，意味著對他們的利益是有害的。這種回應性的差異在三屆參議院的情況大同小異。
有人也許會說，美國是兩黨制。如果一個黨嫌貧愛富的話，另一個黨會平衡這個政策偏向。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是虛幻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這兩個黨有沒有差別呢?的確有。共和黨更傾向于富人，但民主黨對窮人也不客氣，兩個黨對窮人的回應性都是負的。很顯然，這兩個黨是有差別，但是差別不太大，都是以代表精英階層利益為己任。
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民主過于精英主義，這恐怕是它“民意合法性”不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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