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西化”輿論是讓國家在初次分配中保障剝削者的剝削能獲取大利;在再分配中保障被剝削者的貧窮補償能得到小利;極力宣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需要“實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的論調。當下社會存在階級、階層代代世襲的可能。)
古代戰國時,有個燕國的青年在邯鄲,見趙國人走路好看,就跟著學;結果是沒學好,連自己原來的走法也忘了,只好爬著回去。(《莊子·秋水》)后人稱之為邯鄲學步。又相傳山雞喜愛自己美麗的羽毛,常映水跳舞。南方獻給曹操一只山雞。曹操想看山雞啼鳴跳舞。其子曹沖命人取一面大鏡子放在山雞面前。山雞看到自己美麗的羽毛,便跳舞不止。它樂此不疲,直到跳累而死。(南朝宋《異苑》卷三)這是山雞舞鏡的典故。為什么要說上述兩個成語呢?數年來,我在看書讀報中,見到對財富分配和民生方面的某些觀點,感到有的是模仿照搬西方經濟學說,有忘了自己的國情,邯鄲學步之悲;有的是一種說法不斷出現,有自我欣賞,山雞舞鏡之痛。現在不妨將其舉例于后。
舉例一
對于初次分配,早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就臆造“鐵的工資規律”,宣揚過“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無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還有十九世紀法國的庸俗經濟學創始人薩伊,把收入的源泉,列成一種公式,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或利息)、土地--地租。這種理論認為,勞動、資本、自然(土地)是生產的三要素,它們創造了商品的價值。因而工資、利潤、地租是勞動、資本、土地各自服務的報酬。這就是有點名氣的“三位一體公式”。上面說的意在表白分配是自然公平的,其實質是掩蓋了剩余價值問題。現在的中國,有人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而不是其他思想。”(《劉國光旋風實錄》中國經濟出版社第337頁)這里,所謂的社會公正和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獨有特別的,并非是屬于社會主義特征的范圍。社會公正,也是各有各的說法。有人搬用“三位一體”的觀點,就是資本創造了利潤為資本家所有,土地創造了地租為地主所有,勞動創造了工資為工人所有,誰也不剝削誰(同上書第391頁)。這樣一來,分配就成為“公正”的了?!還有人把分配圈定在工資上,有點代代遺傳的味道,如有的說:“免稅或者減稅無疑是藏富于民的好手段,可以讓企業將更多的利潤自主分配到員工工資中去。”(2011年第3期《半月談》)“勞動報酬應當是工資、社會保障、職業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2010年10月19日《新京報》)這兒,說得很是頭頭是道,用國家的財政收入,以免減稅和社會保障的方式,給居民微利,并用工資或所說的“三位一體”來當作勞動者全部勞動的報酬。可是,這些不過是西方經濟學說的翻版,實質在于掩蓋剝削的事實真相。馬克思曾經說過:“沒有雇傭勞動,就沒有資本,就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勞動(力)的那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01、354頁)可以說,在當今的市場經濟與雇傭勞動體制下,工資是一種魔術,是剝削的擋箭牌。為什么這樣說呢?其原因如下:工資是企業成本的一部分,要在包括知識勞動在內的勞動者創造的總產品財富中扣除,就是說被扣除的部分產品財富和工資作了等價交換,錢物兩清。這樣,扣除成本后留下的剩余產品財富就是我們常說的利潤。上述表明,工資增加,只是成本增加,工資與利潤的分配沒有關聯,也即工資并沒有購買勞動者用自己的剩余勞動創造的利潤。那種“將利潤分配到工資中去”的說法,是表面文章,實際是老板增加工資的投資成本。這個成本與利潤,不能相互替代,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那種把工資當作全部勞動的報酬的說法,不過是一種虛假的魔術,實際是剝奪勞動者應享有的自己創造的利潤的分配權利。我們清楚,利潤是由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成果(大頭)和資本所有者的純資本增值(小頭)構成的。由此,可以斷定,利潤被資本所有者獨占,就是侵權,就是剝削行為,這哪有社會公正可言?那么,我們為什么要講利潤的來龍去脈呢?因為企業利潤的分配,是致富的源泉。資本所有者靠無償占有他人的利潤來發財。而被剝削者即企業的一般勞動者,靠工資收入僅能養家糊口,自己創造的利潤不翼而飛,怎能共同富裕?所以,我們要認清在雇傭勞動體制下的工資背后的東西。這里,不妨打個比方來說,工資好像是大口袋,藏富于民,還富于民,共同富裕等等時髦漂亮的東西都可以往里塞;讓被剝削者失去還手之力,如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言。它猶如一把大保護傘,是剝削的藏身之處;給剝削披上保護色的外衣,貼上工資是全部勞動報酬、公正、平等之類的標簽。它似乎是煙幕彈,使人迷離,又似乎是陷阱,掉進去出不來。我們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所說的社會分配公正,藏富于民,不過是虛假之詞,剝削與被剝削的結果,必然產生貧富兩極分化。對此,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解釋說:“富人之所以有錢,那是因為他聰明,窮人之所以沒錢,那是因為他愚笨。”(《劉國光旋風實錄》第158頁中國經濟出版社)如此說出轉移視線,掩蓋剝削真相的話,在中國確也少見。事實上,如果沒有“愚笨”的窮人了,“聰明”的富人也會變成“愚笨”的窮人,所謂的聰明、愚笨之說,不過是幌子罷了。還有人說:“中國的窮人不應叫窮人而應改稱‘待富者’。理由是改革還沒有完呢……還有更多的機會”。(2010年第50期《新民周刊》)這般地安慰社會主義的窮人,有用嗎?待富,不過是回避被剝削的婉詞,好聽而已。窮人是待富者嗎?事實是“貧富懸殊,社會分配的不公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被剝奪感”。(2011年1月12日《中國青年報》)普通勞動者被剝削,光靠國家有限的社保與福利,是不可能有共同富裕的機會的。有人倒是更明白:“富二代”、“貧二代”的說法交替出現,暴露出“階層固化”的痕跡。(2011年第10期《瞭望新聞周刊》)這就是說,社會階級、階層存在著代代世襲的可能。
舉例二
對于再分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弗萊堡大學為中心形成的屬于新自由主義的弗萊堡學派,主張社會的市場經濟。它倡導國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主,保障私有財產制度,不干涉私營企業的投資活動和利潤分配等;國家維持財政收入平衡,幫助低收入家庭,致力于勞資協調、階級合作。此外,還有被稱為“福利國家”的學說,主張“全民福利”,國家采行賦稅政策,重新分配國民收入,如社會保險、失業津貼等。還有人介紹職能社會主義,說:“不再只是一個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公平的問題,是全國公民……都能夠公平享有社會保障的問題。”“這是一些什么職能呢?比如就業培訓指導、教育、醫療、養老,所有這些領域的資源,都要由國家來統一、公平地分配。這就是所謂‘經濟領域私有化和社會領域社會化’的模式。”(2007年6月14日《南方周末》)有的人鐘愛公平的分配,以為初次分配的工資是公平的,再次分配的社保福利也是公平的。那么,公平的原則在哪兒呢?西方福利經濟學有“補償原則論”,認為任何經濟改革只要使得利者的所得大于受害者的所失,就是增進了社會福利,受害者的損失可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來補償。這里說的原則就是:得利者無償占有他人之利潤的是大頭,受害者得到再分配(社保福利)補償的是小頭。顯而易見,上述這些,是提倡由國家來保證剝削者可以“吃肉”,被剝削者可以“喝湯”的理論,對被剝削者來講,好比是打一巴掌揉一揉。現在的中國,也有人說著類似的話:“社會保障就是使財富分配更加平等。”(2010年10月19日《新京報》)“在私有制經濟條件下,可以通過再分配來實現居民收入的分配公平。”(《劉國光旋風實錄》第239頁)“收入分配中最大的不公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帶來的。許多低收入者往往難以享受到社保,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擴大。”(《作家文摘》第1515期第16版)還有人說著好聽的話:“將國企分紅惠及全民,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國企還富于民勢在必行。”(2011年1月20日《經濟參考報》)所說的“國企分紅惠及全民”,是何含義?實際就是用國家的包括國企分紅在內的財政收入進行再分配,即對全民或貧困的居民搞社會保障、福利。所謂的“全世界都在做的事”,就是讓國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中,保障剝削者的剝削(利潤)能獲取大利;又一方面在再分配中,保障被剝削者的貧窮補償(社會保障、福利)能得到小利。這好像是在做抱走西瓜丟下芝麻的游戲,讓國家來扮演“護瓜守門”的管理員角色,“財富園子”周圍設置警戒,非富人者不能入內;被剝削的窮人在園外有社會保障,可分得一、二粒芝麻,以“封口費”的名義報銷。如此的再分配,能說是平等、公平?這樣的“還富于民”,能富嗎?明眼人知道,這是做夢,漂亮話的背后是欺騙,或者說是一種陷阱。
舉例三
西方古典經濟學家、庸俗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當作分析一切經濟問題的最基本的前提……應該承認,“經濟人”假設,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論斷,在我國經濟學教科書、專著中,也相當普遍地被接受了,似乎也成了研究我國經濟問題的無可懷疑的前提。有人把這個假設稱作是“經濟學的結晶”,或者說是經濟學的“精髓”。(《劉國光旋風實錄》第158、159頁)有人還寫道:“因為二百多年來,它(指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反復經過實踐檢驗,顛撲不破。比如經濟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的積極性”。(同上書第335頁)有人還在北京宣稱:“我一句話就可以把共產主義駁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同上書第161頁)很明顯,口氣的大小,不等于道理的有無。蘿卜白菜各有所好,都要面對現實。所說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種一家之言,竟然成了現在中國一些人的愛好,實也令人吃驚。關于人的本性,中國古代的先哲,各有說法,如孟子說:“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墨子則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類在地球上生存,只有共同生存,人幫人,才是主流。不然的話,人類不能興旺發達。人生活著,有為他人的,有為他人也為自己的,也有為我的。人性的內容,在社會環境里,有著多元的結構,但有主有次,不能以偏概全;我們還應該揚善棄惡。如果我們固執地用人性自私來片面的觀察事物,必然偏頗,依此人云亦云,持拿來主義的話,就會得出“剝削合理”,“兩極分化應該”的看法。這不僅悖理,顛倒黑白,而且與科學社會主義背道而馳。顯然,“經濟人假設”的論調,是一塊資本主義的遮羞布。
舉例四
西方經濟學主張私有制是永恒的。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只有追逐私利的私有制才符合人的本性……從這一點出發,我國國內興起了一股私有化的浪潮。某些經濟學家提出,由于公有制不符合人的本性,所以在公有制下,人是不會有積極性的,只有實行私有化……私有制“實在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一位經濟學家公開喊出“人間正道私有化”的口號。(同上書第163、164頁)顯然,這是從人的自私本性出發看事物的偏見,所說的看法也不符合事實,好像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世界那樣,見到的只有一種顏色。有些國人如此這般地表演,那不是在邯鄲學步、山雞舞鏡嗎?無數的事實證明,能保證剝削固定不移地順利進行的是私有制。無數的事實又證明,創造資本的是勞動者,而把資本所有者推向富人山峰,把勞動者扔入窮人深谷的是私有制。這里,打個比方,私有制與資本的結合,必然產生“多胞胎”,即一個富人和多個窮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富人、窮人,會形成不同的階層、階級,兩者的對立或對抗的狀況,是客觀地存在著的。這種造成兩極分化的制度,其前途如何?對此,梁曉聲先生有過好的回答:“如果,一個時代為了‘造’出一個富人,不惜以產生三個甚至數個窮人為代價,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商業時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極力加以贊頌,它總是要完蛋的。”(《作家文摘》第1442期第8版)私有制,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對生產力高度發展,有進步作用。隨著生產的社會性發展,私有制的弊病突顯出來,最終必然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所替代。
上面所說的是生產關系中的問題。那么,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結合,就構成了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而生產的方式,是為社會的成員,即人民取得物質資料服務的。這里,人民是個整體概念。顯然,為人民共同富裕服務,是社會發展的總趨向。其間,在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為社會為人服務的主義,世界上有許多,惟有科學社會主義是獨樹一幟的。因為科學社會主義具有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人民共同富裕,這種人心所向的核心價值,所以其前途是無量的。歷史會證明這一點。
(2012年3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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