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制度導致權力制衡變異
從理論上看，代議制是人民授權由議員來代表人民議論和決定國家大事的制度，議會是公民通過選舉委托自己的政治代表參與政治決策的重要場所。但由于西方議會中議席往往是各個政黨、各個利益集團、各種社會勢力政治分贓的結果，議會的職能和各議會黨團之間、議會與總統之間的權力制約都發生了變異。
第一，議會成為不同利益集團影響法律、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政治平臺。強大的利益集團不僅以政治獻金影響選舉進程和結果，而且通過游說和賄賂議員，影響重大決策的制定，同時還通過游說政府決策部門來影響政策的執行，使已制定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變樣或者打折。
許多美國公司在華盛頓設有長期辦公室，并雇用了大量說客。谷歌、微軟、雅虎、IBM、Sun等各大公司每年都要給華盛頓送去數千萬美元，因為它們深知“政策進程是市場競爭戰場的延續”。歐盟委員會和歐盟行政辦公室所在地布魯塞爾也聚集了大約1萬名說客，其中大多數代表著大型全球性公司和行業集團的利益。又如，美國屢屢發生傷害無辜的槍擊案，民眾普遍希望嚴管槍支，但歷屆總統卻無能為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步槍協會(NRA)人多勢眾、組織嚴密、財力雄厚，長期通過捐款、饋贈、社交、支持和拉攏國會議員等手段，設法推動或影響有關法令的制定與通過。所以，美國學者邁克爾·帕倫蒂在其著作《少數人的民主》中指出：“美國的上層政治經濟精英這個階層集體握有絕對權力，因而他們之間利益的妥協和協調也就成為決定美國政治走向的重要標志，而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盤，從不真正關心這個國家到底需要什么，到底該怎樣管理。”
第二，權力制約導致立法和行政效率低下。在西方國家議會里，權力制約首先表現為議會內部的“黨爭”。從實際情況看，議會“黨爭”中往往只論黨派，不問是非，相互攻擊，互相扯皮，導致議會立法舉步維艱，效率低下，議會作用弱化，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議決，甚至出現議會會期停擺的難堪局面。最近幾年，面對金融危機、財政困境和經濟下行等問題，一些西方議會里各黨派熱衷于打口水戰，以致政府無法拿出像樣的具有長遠和戰略考慮的政策，有的國家政府甚至處于實質上的停擺或無效狀態，根本無法回應公眾的要求，也不能及時有效地應對經濟危機。可見，被西方吹噓的權力制衡制度，日益變成一個誰都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成為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社會資源浪費的負資產。連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也認為，美國政治中一些恒久不變的真理，即備受推崇的制衡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否決政體”。
第三，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相互制約帶來社會失衡。在西方憲政民主體制下，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相互制約的設計，不僅不能保護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剝削，而且會進一步以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使富人更富。例如，奧巴馬推出的醫改法案受益對象多是窮人，而這將增加保險公司、雇主等強勢利益群體和地方財政的負擔，眾議院為推遲實施這一法案，不惜讓政府關門。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說：“事實上，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大多數眾議員赴任時都屬于頂尖1%者的跟班，靠頂尖1%者的錢留任，他們明白如果把這1%者服侍好，則能在卸任時得到犒賞。”
西方憲政民主制度深陷困境
西方社會對自身憲政民主制度的局限并非沒有認識。美國《時代》周刊網站曾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一文，發出“是不是現代民主無法提供一個解決當今問題的政治機制”的疑問;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也刊文認為，經濟危機使許多西方國家領導人不僅質疑自己的經濟制度，而且“懷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包含嚴重的、可能無法修復的缺陷”。葡萄牙社會學家阿·德·桑托斯說：“歐洲的民主和憲法都不合格，現在主宰它們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機讓人“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是反民主的”。2011年，比利時在經歷50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后，一批知識分子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對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提出強烈批評，指出：“民主是有生命力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那么，為什么西方國家不對飽受質疑的憲政民主制度進行改革呢?雖然美國和歐洲曾對其政治制度小修小補，但是根本性的改革從未出現過。美國學者邁克爾·帕倫蒂在《少數人的民主》中一語道破，他說：“因為那些希望改革的人沒有權力，有權力的又不愿意改革，顯然他們不可能輕易將自己的權力和特權交出去。”
應該說，西方憲政民主經過200多年的實踐，發展出多種實踐形態，也積累了豐富經驗。但由于其階級實質沒有改變，其形式與內容、理論與實踐相互脫節、相互對立的矛盾就不可能消失。現在西方憲政民主中的弊端，無論是源于制度設計的先天不足，還是源于后天的墨守成規，都是其階級實質的具體表現，也是資產階級極力維護和實現自身利益的結果。金錢控制的一人一票、選票至上的黨派競爭、利益集團干預的權力制衡以及那些以合法面目出現的賄賂捐贈，充分說明資本主義憲政民主重形式程序、輕內容實質的虛偽。西方憲政民主非但不可能有重大的改革和調整，相反，超級富豪們還會繼承描畫憲政民主的各項制度，利用自己控制的國家，憑借經濟、科技和軍事優勢，威逼利誘，向全世界推銷這件“寶貝”，“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西方憲政模式面臨的困境必然給中國以深刻警醒。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中國的依法治國道路決不會陷于盲從西方憲政的迷思，中國走的是立足于自己實際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之路。
(作者：楊軍 李艷玲 單位分別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和求是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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