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論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學習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在2013年12月3日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全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更好認識歷史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12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明確闡述了學習、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大意義，下面我就這個問題談兩點認識。
一、倡導和推動學習、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大意義
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和推動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學習、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其重要性，我以為可以從歷史大背景和直接的現實性兩個層面去理解。從歷史大背景說，我們面臨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囯共產黨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國的成立已經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搞建設促發展，改革開放的推進也已經說明了;但是，中囯共產黨人能不能在日益復雜的囯際國內環境下堅持住黨的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囯特色社會主義，還需要我們一代一代共產黨人繼續作出回答。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做好宣傳思想工作，要放到這個大背景下來認識。這個問題曾是毛澤東、鄧小平反復強調的問題。毛澤東、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探索，思想十分豐富，但概括起來主要是兩點，一是建設，二是鞏固。建設，即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社會主義發展。鞏固，就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他最先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和現實危險性。這有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原因：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并非無沖突、利益完全一致，而是存在著矛盾和斗爭。社會主義是在內部不同性質的矛盾斗爭中運動變化的。運動變化的方向會因條件的不同而不同，這就存在復辟倒退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在外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同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共處。共處的時間究竟有多長，據人類文化學研究資料，在歐洲，奴隸社會從公元前2600年起至公元476年，長達3076年;封建社會從公元476年到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結束，長達1164年;資本主義從1640年至今，才370年，它雖然從俄國十月革命起就開始走下坡路，但現在還沒有到歷史終結之日;可見，不能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共處的時間估計得過短。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共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資本主義國家會處于優勢，社會主義將處于劣勢。由于兩種社會制度根本性質的對立，資本主義國家必然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或戰爭的、或和平的進攻，以達到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而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還不可避免地要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等等。這樣，社會主義國家就存在被外部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的危險;社會主義國家受到內外兩種危險的影響和相互作用，自身的運動、變化、發展就存在兩種可能的方向：向前步入共產主義，向后倒退到資本主義。究竟朝哪個方向發展，取決于主觀領導和駕馭力量。如果我們的全部工作以共產主義為綱，社會主義國家就會向共產主義前進發展，如果相反，就會向資本主義倒退，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以他遠大而深刻的眼光早就察覺到這一點。他指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頁。)為防止和平演變，他提出要準備后事，培養革命接班人;鄧小平也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他在政治遺囑中告誡全黨：“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頁。)他還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頁。)繼后，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在這方面也有一系列重要論述。今天，習近平總書記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極其尖銳、極其嚴肅的重大政治問題，就是在鄧小平以后，在我們這幾代人身上，社會主義制度會不會發生和平演變，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政權會不會喪失掉?特別是蘇東劇變以后，這個問題已經由一種理論探討變成20世紀一場最大的悲劇現實，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思想的真理性。面對這種歷史大背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給歷史、給后代、給人民、給革命先烈一個鄭重的交代。強調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做好宣傳思想工作，要放到這個大背景下來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倡導和推動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習，自然也應該放到這個大背景下來認識。
從直接的現實層面去理解，我以為至少有以下三點重要意義：第一，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經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范圍內也不存在了。列寧曾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頁。)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作出明確論斷：“階級斗爭雖然已經不是我們社會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0頁。)繼后，江澤民也明確說：“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頁。)要懂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的科學內涵，并懂得在當今，特別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堅持運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必須學習、研究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是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它揭示了在階級社會和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里人的階級性，“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夠不站到這個或那個階級方面來”(《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頁。)。真正的問題只是在于，究竟是站在先進的、革命的階級一邊，還是站在落后的、反動的階級一邊?因此它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作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列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3頁。)。實際上，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這個真理，某些嚴肅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也是承認的，只不過是從反面的立場來說明而已。現代西方最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就聲明：“如果我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育的資產階級一邊的。”(凱恩斯：《勸說集》，蔡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44-245頁。)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羅也無所顧忌地承認，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一切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與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即使他力圖回避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
站在哪一邊，為誰服務，在階級社會和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存在的社會里，是根本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不可回避地要面對這個問題：改革只是一種手段。任何改革都是具體的。改什么，不改什么，怎么改，向哪個方向改，都有一個對誰有利，對誰有害的問題。我們制定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路線方針政策，究竟站在什么立場上?這個時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所要告誡全黨的是，“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里，黨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統一的。站在人民立場上和站在黨的立場、黨性和黨的“五個基本”的立場上是高度一致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階級分析方法在當今中國創造性運用的重要方面。
第二，創造性地運用黨的歷史經驗解決當前的問題。我們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以此保證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在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解決黨內矛盾重在用組織手段。在遵義會議以后，特別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黨內的矛盾、問題不再作簡單的組織處理，而從抓思想理論建設和學習著手，花10年的時間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這期間，毛澤東先后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解決了黨的政治策略路線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解決了黨的軍事路線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1939年之后，毛澤東又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歷史地論述和概括了我們黨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闡明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國情和中國革命的根本道路。《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全面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綱領。這就奠定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基本的理論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通過抓黨校教育、黨報和宣傳部的工作，把黨的這些最基礎的理論原理灌輸到黨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中，給他們一個觀察問題、判斷是非的正確原則。在黨內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有了共同語言和團結的思想基礎上，1941年-1944年，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和高級干部對于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這個時期的歷史討論，這場討論大大促進了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從而為黨的七大作了重要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詳見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史稿(1921-1949)》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579-657頁。)。這里的成功經驗，就是觀察和處理問題不要憑感覺就事論事，而要從理論的高度從根本上解決。因為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個成功經驗后來運用于新中國建立后的各個時期。我國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也是從抓理論上撥亂反正，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始的。繼而，以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幾屆黨中央一脈相承，堅持把黨的思想理論教育放在首位，注意增強黨的思想理論基礎。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獲得了“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成就。
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運動。沒有科學理論的支撐就沒有共產黨人的靈魂和生存權利。理論的堅定是政治堅定的基礎，只有具有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堅定黨的政治立場，推進黨的事業的發展。當前，在國內外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尖銳復雜，黨內對諸多問題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面對這種情況，如何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一以貫之，堅持著力抓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他強調，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地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堅定理想信念，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書寫改革開放歷史新篇章。習近平總書記從社會主義源頭講起，著力抓黨的思想理論建設，這是對黨的成功歷史經驗和歷史智慧的創造性運用和提升。
第三，強烈的正本清源的意義。提出這個問題，一是，就大多數干部和群眾而言，存在的一個不良傾向就是鄧小平曾經預見并早就告誡過全黨的，黨的工作中心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后，不要忽略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事情還是發生了。由于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一個時期以來，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為數不少的同志只關注改革和建設的具體措施，不關心其指導思想，對什么是“思想”、“主義”不加考慮。其結果，就是漸漸淡忘了其性質、根本原則和方向;二是，就學術界來說，由于多年來充斥著西方的理論，在一些學科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了。有的先生“言必稱希臘”，認為改革必須以西方理論為圭臬;一些由黨和人民在長期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創造出來的科學術語，被偷換成西方理論中的概念，如把“國際交往”、“國際交流”偷換成與“國際接軌”，把“民主集中制”偷換成“新權威主義”，把“生產方式”偷換成“市民社會”。有人更熱衷炒作“公民社會”，等等。過去我們黨的文件中經常使用的一些科學概念，如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也慢慢被一些內涵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如“文化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政黨現代化”等等所取代。這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領導權、管理權的旁落，話語權的喪失，更不要說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來分析有關改革的問題了。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嚴重干擾了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改革，這不僅要求我們增強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的自覺性，而且賦予我們以排除一切其他歷史理論干擾的武器。因為正是歷史唯物主義消除了一切其他歷史理論的兩個根本缺陷：一是僅僅考察人們的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研究產生動機的原因，沒有發現社會關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二是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這同時也向全黨指明，我們以往取得改革的一切成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指導的結果，而不是什么照搬西方理論指導的結果。今后也只有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各項任務。這些論斷思想深邃，令人震撼，大有撥亂反正之義。
二、歷史唯物主義是指導全面深化改革的唯一科學史觀
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呢?這是因為：其一，以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才能正確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是從我國現在的社會存在出發的，即從我國現在的社會物質條件的總和出發的，也就是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要求出發的。這一論斷，清楚地指出了我國改革的出發點。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最主要的內容就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它是歷史的發源地，決定著社會歷史的發展。改革不是由任何人、包括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主觀臆想出來的，而是由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提出來的。這就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史觀。
當前，我國物質生產條件最重要的特點，是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還不發達，這是最基本的國情;從外部條件看，我國正處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國際環境中。這種基本國情下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狀況要求我們必須進行改革。因此，一切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實施必須從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這是我們深化改革的現實根據。如果離開這個客觀實際，把某種主觀理念作為改革的出發點，我國改革的真實歷史就成了精神、觀念運動史，改革必然被引入邪路。
學術界確實有人不從我國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條件，即基本國情出發，而從某種主觀理念出發來看待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曾批評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種批評表明，有人把依賴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的西方民主、自由、憲政、人權等等觀念看作“普世價值”，主張各個領域都按照西方“普世價值”進行改革，“與國際接軌”，實際上是借用這個名頭，抹黑我們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文化傳統，企圖給我們造成兩難選擇：要么被冠以反“普世價值”的污名，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流失;要么乖乖歸順西方，接受西方價值觀念對中國的改造，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成為他們的附庸。 從主觀觀念出發，還有如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有經濟學家提出，自私自利是人的亙古不變的本性，人都是追逐私利的“經濟人”，由此引申出所謂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則。他們說，新中國建立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搞公有制經濟違背了人的本性，是人的理性的“迷失”、“歷史的迷誤”。改革就是要糾正這種“迷失”、“迷誤”，回歸私有化這一“人類文明的普遍道路”。
事實上，所謂人的永恒本性純屬子虛烏有，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自私自利的觀念、思想，依賴于私有制而生，原始社會的人并無此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在占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中產生了自私觀念。這種觀念通過其思想家的精心編造，系統化為五彩繽紛的體系。剝削階級又通過種種強化教育手段毒化勞動者，使其日益擴大傳播、流傳下來。未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私有制的徹底消滅，相應的自私的思想觀念也會最終完全消失。人類歷史證明，不是自私觀念產生了私有制，恰恰相反，是私有制產生了自私自利的思想。“經濟人假設”以歷史唯心主義為根據，顛倒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把歷史的結果說成歷史的起點，顯然是為徹底私有化奠定理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就從理論基礎上摧毀了經濟人假設這類歪理邪說。
其二，只有以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才能正確把握改革的總目標、對象和方向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地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這些論斷清楚地回答了改革的總目標、對象和方向問題。即：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是適應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變化提出的，意在推進社會進步發展。總的目標是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包含兩句話，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中，前一句話，規定了根本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無論是封閉僵化的老路、還是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都不走。后一句話，是指我們這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明指向。其實質在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根本。
習近平總書記這些重要論述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這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改革的任務就是按照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針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第三部分明確提出，要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且具體列舉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管理、生態等方面的體制機制改革要求。
這表明，我們的改革完全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要否定現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是要重新選擇與現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本質不同的制度，而是對現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完善或者說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使它更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形成到更加定型的歷程分前后兩半：前半程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的改革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備、更嚴格、更管用的制度。這是由我國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運動狀況決定的。這種矛盾運動狀況就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所以改革的對象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些不適應、不完善的方面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非基本的部分。由此決定，我們的改革政策中必然有改什么、不改什么的問題。從總體上說，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都要改，業已進行的改革是全面的。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的改革本來就是全面的改革。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的說法。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中國改革把握“兩個統一”不封閉僵化也不改旗易幟》，《國企》2013年7月10日。)
習近平總書記這一論斷是有很強的針對性的。一個時期以來，有的人只準講改什么，不準講不改什么，把講不改什么視為反對改革。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說，社會主義的改革是“改”與“不改”的統一。在這方面，鄧小平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是，他運用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基本制度，一類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基本制度在政治領域，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經濟領域，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文化領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些基本制度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符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能夠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不能改。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我們黨的立場是始終如一的。我們黨反復強調，我國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來適應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頁。)概括地說，我國的“改革和開放是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6頁。)，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要達到……總的目的”是“三個有利于”：“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頁。)根據“三個有利于”，在改革中對“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頁。)，不僅如此，還“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頁。)。我們有很多優越的東西，比如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等。“這是我們社會制度的優勢，不能放棄。”(《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7頁。)所以，我們必須把堅持改革和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統一起來理解，只有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才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性質的改革。這樣，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就給了我們一個評價改革的標準，概括起來說，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因此，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對的，要看改革想達到什么目的，看改革的方向。曾經流行一句話：“允許改革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這個話不能認為是科學的、全面的，在改革中犯方向性錯誤，即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黨和人民是不能允許的。
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在這個問題上斗爭一直很尖銳。就經濟領域說，斗爭的焦點是改革應該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還是應該削弱公有制經濟、實行私有化，使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就政治領域說，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還是搞西方憲政制度;就思想領域說，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還是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斗爭的實質是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問題很清楚，如果對應該改的不改，那就是僵化，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贊成，依了這種意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得不到發展和完善;如果把不能改的改了，就是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依了這種意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倒退到資本主義制度，人民群眾更不會答應。現在看來，后一種傾向是當前的主要危險。鄧小平早在20世紀末就明確發出警告。他說：現在大家都贊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頁。)。他還說：“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頁。)繼后，江澤民又明確闡述了社會主義改革觀和資本主義改革觀的根本對立。事實正是這樣，國內主張搞資本主義化改革的勢力，不顧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本理論基礎和原則方針，總想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變成社會主義的改向。其中一些人總是利用我們黨出臺的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提法，企圖通過歪曲達到改變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社會制度的目的。遠的不說，只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有人就將“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解讀為“不分老大老二”，即不再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了。又如《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下同，不再注明。)。有人就主張，將“國有企業逐步民營化，變成私有企業”，“應該徹底民營化”，“國有資本比重完全可以退到零”，要搞一場新的“國退民進”運動。
其實《決定》講得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又說：“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決定》所做的《說明》也很清楚。他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所有制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前，“如何更好地體現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全會決定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的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2014年兩會期間，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討論時強調，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3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時又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這些觀點擲地有聲，重申了我國的憲法原則。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和作為公有制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集體經濟。
有專家依據歷史經驗指出，發展混合經濟(股份制經濟)可以有兩個方向、兩種前途：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發展公有制控股的混合經濟，可以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成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混合經濟也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經濟控制、利用社會主義經濟的形式，成為私有化的工具。這里決定性的問題在于改革的指導思想，在實際工作中落實下來就是誰控制誰，是公有制經濟控制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還是私有經濟控制和利用公有經濟。這個問題非同小可，事關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必須旗幟鮮明，劃清界限，千萬不要被新自由主義忽悠了。20世紀末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說過：“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銷蝕公有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克松：《透視新世界》，孫靜、李鐵成譯，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年，第162、163、171頁。)。2000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講，美國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中國內部“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以使中國做出美國所需要的那種“選擇”。美國政要這些論斷多么值得人們高度關注和警惕(參見周新城：《怎樣理解混合所有制》，《紅旗文稿》2014年第7期。)。
其三，關于改革的過程和動力。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因為社會基本矛盾總是不斷發展的，所以調整生產關系、完善上層建筑需要不斷相應地進行下去。習近平總書記這些論斷將恩格斯和毛澤東的有關思想更加具體化了。恩格斯早就批判過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即把“社會主義社會”視為“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頁。)。毛澤東說，徹底消滅階級以后，單就國內情況來說，革命一定還是會有的，并且不可能沒有。但是革命的性質跟過去不同。“是人民內部的先進和落后之間的斗爭，社會制度的先進和落后之間的斗爭，科學技術的先進和落后之間的斗爭。”(《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2頁，)上述論斷表明：改革就是把唯物辯證法貫徹到底，按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辦事。做改革的促進派、實踐者，不斷改革創新，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就是走歷史的必由之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步的一種歷史擔當。我國改革的成果也證明，改革深化的過程就是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
關于改革的動力，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署名文章強調：“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我們的力量源泉。改革開放之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一開始就使改革開放事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全會決定歸納了改革開放積累的寶貴經驗，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沒有人民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們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說過：“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頁。)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就是人民群眾。因為人民群眾是“三者統一的主體”：在人類創造歷史的過程中，人民群眾作為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是歷史主體;在人類實踐和認識活動中，人民群眾作為形成和運用實踐的力量,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實踐主體;在人類文明形成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創造主體。人民的主體地位決定了改革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依靠誰和為了誰是不可分離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推進改革，同時必須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為。
改革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體現了黨的宗旨和根本政治路線、工作路線。《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頁。)我們黨把自己的根本宗旨規定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同時把一切工作都必須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規定為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改革亦當如此。毛澤東倡導的工作方法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頁。)。習近平總書記講，改革要依靠群眾，正是這種方法的生動體現。
【參考文獻】：
[1]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史稿(1921-1949)》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2]周新城：《怎樣理解混合所有制》，《紅旗文稿》2014年第7期。
[3]張宇：《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紅旗文稿》2014年第2期。
[4]田心銘：《毛澤東與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思想研究》2013年第5期。
[5]編寫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經典著作導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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