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其實這句話習近平總書記已經講過多次。但是它還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曲解和誤讀。有人故意往其他道上引，認為它蘊含的精神就是要搞“憲政”。因此有必要分析依法治國、依憲執政與“憲政”的關系，澄清是非界限。
一、“憲政”是一個被西方學者濫用的概念
根據《不列顛百科全書》解釋，“憲政”的含義主要有兩個：一是指君主立憲，一是指憲制政府。美國學者路易斯·亨肯認為，“憲政”包括幾個基本要素：(1)依憲法而治的政府。(2)實行分權制。(3)人民通過代議機構來統治國家，有一個議會制或總統制的政府，有選舉中獲多數黨決定的一院或兩院制的立法機關。(4)獨立的司法。(5)民控的軍隊。其他許多西方學者也秉持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可見，“憲政”有著鮮明的指向，包括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制、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等基本內容，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設計，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與我們黨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決然不同的。
有人認為，“憲政”只是一個名詞，資本主義也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既然資本主義有憲政，社會主義也可以有憲政。確實，憲政是一個名詞，但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名詞。經過西方學者的反復闡釋和演繹，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意識形態色彩十分鮮明的名詞，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名詞，如同“冷戰”“洗腦”“普世價值”“極權主義”等名詞一樣，人們一提到這些名詞就會產生條件反射式的想法，自覺不自覺地跟著西方觀點走，很容易落入西方的意識形態話語陷阱。這些名詞如同被濃墨染過的白紙，無論怎樣擦洗也難以恢復原樣，因此還是不用為好。況且我們黨在多年的實踐和理論探索中已經積累和形成了許多能夠準確體現我國政治法律制度本質和特色的概念，比如人民民主、協商民主、依法治國、依憲執政等;黨中央一直強調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現在放著自己的好東西不用，為何反而要拾人牙慧，做西方話語體系的傳聲筒和宣傳員呢?
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與西方憲政有根本區別
我們黨高度重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強調要大力發展人民民主、堅持依法治國、依憲執政，但這與西方“憲政”有著根本區別。
從根本性質上看，我們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性質。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人民民主主要有兩種實現形式，一是選舉民主，即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讓人民的代表來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在這方面，我們實行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選舉民主，縣以下人大代表實行直接選舉，地市及以上人大代表實行間接選舉;我們的基層民主，包括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形式，是群眾身邊的民主，有效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二是協商民主，即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的特有制度，它豐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內涵。這兩種民主形式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特點和優勢。在民主問題上要走出兩個誤區：一是認為民主就是要一人一票，二是認為像外國議員那樣在議會上相互爭吵甚至大打出手才是真民主，一團和氣是假民主。實際上，民主當然要通過投票來實現，但投票并不等于民主。直接民主是民主，間接民主也是民主。民主不一定非要大吵大鬧，會議討論是民主，會前協商也是民主。如果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就是一種形式上的民主。
從組織形式上看，我們的民主法治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政體，體現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這一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國家機關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協調;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和積極性，保證國家統一高效組織推進各項事業。這一制度既能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體人民的統一意志，既能保證國家機關協調高效運轉又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
從政黨的作用上看，我們的民主法治堅持把黨的領導作為根本保證。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講依法治國、依憲執政，不是要否定和放棄黨的領導，而是強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提出來的，把依法治國上升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們黨提出來的，而且我們黨一直帶領人民在實踐中推進依法治國。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才能有序推進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法治化，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我國法治與西方憲政的根本區別。我們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同其他黨派的關系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各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和反對黨，而是同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友黨和參政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重大問題上進行民主協商、科學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促進共產黨領導的改善和參政黨作用的加強。這是一種新型政黨關系，它從根本上消除了政黨攻訐造成的政局不穩和政權頻繁更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社會內耗，有利于維護政治和諧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
我們講的依法治國，依據的是社會主義憲法和法律;依憲執政，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黨的十五大早就明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我們講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憲”，與西方憲政的“憲”有著本質不同。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所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國家的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確立了愛國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原則。這些制度和原則，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內在要求。現在一些人口口聲聲宣稱憲政，恰恰忘記了我國憲法的規定。比如，憲法明確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而一些人卻大肆主張取消黨的領導，取消人民民主專政。這直接違反了憲法的權威和尊嚴，實際上是違憲行為。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在這方面，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追究和糾正一些人違反憲法，損害黨的領導、損害人民民主專政的言論和行為。
三、堅持依法治國、依憲執政，必須抵制西方憲政思潮的影響和侵蝕
近年來，一些人借“憲政”問題進行炒作，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治道路進行攻擊。一些人用所謂“憲政夢”曲解民族復興中國夢，鼓吹“憲政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宣稱只要不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承認中國是法治國家，就認為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憲法，還要“制憲”;宣揚“以憲政方向推動政改”，搞“三權分立”，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兩院制”，取消政法委，搞“司法獨立”，等等。不難看出，一些人所鼓吹的“憲政”，就是要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否定我國憲法及其確立的制度和原則，其要害在于把黨的領導與憲法和法律實施對立起來，目的就是企圖從法治問題上打開缺口，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之所以不能搞西方憲政，有著充分的理由。首先，是基于西方憲政本身的階級局限性和暴露出的問題。它本質上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決定著社會政治機器的運轉，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西方發達國家搞了幾百年，其政治制度模式依然弊端叢生、沉疴難除。甚至一些西方有識之士也承認，近年來西方制度正面臨深刻危機。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美國當前陷入一種惡性均衡，由于傳統制衡制度不斷根深蒂固且越來越僵化，有很多政治制度日漸衰敗。英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認為，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個突出問題：即民主選舉“游戲化”，民主運作“資本化”，民主決策“短視化”，阻礙了國家治理。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表文章認為，西方民主正在經歷艱難時世，民主常常與債臺高筑、運作失靈等聯系在一起，金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其次，是基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盲目移植西方憲政的慘痛教訓。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西方國家的策動下，都曾試圖通過西式民主之路來實現繁榮發展，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非但沒有解決需要解決的問題，反而陷入了無休止的動蕩與混亂。一些國家在形式上建立了多黨制和代議制民主，但實際上卻成為四不像的怪胎。在政黨紛爭中，這些國家往往出現政治碎片化和無休止內斗的局面，民主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人物爭權奪利的幌子，選票爭奪使政治被選舉綁架，一些黨派選舉失利后，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訴諸街頭政治、流血沖突甚至政變手段改變現任政府，從而使國家政治陷入“翻烙餅式”權力更替的惡性循環。
總之，在民主法治建設問題上，必須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對于西方好的東西要積極吸收借鑒，但是，學習和借鑒不等于簡單的拿來主義，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決不能照抄照搬，決不能接受任何外國頤指氣使的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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