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權力”和“資本”并不是嚴格的政治學和經濟學中的概念，“權力”既指權力，也指掌握權力的人;同樣，“資本”既指資本，也指掌握資本的人。
這些年來，有個說法叫“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這是一個很容易被歪曲和利用的說法。究竟誰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的主體，關進什么樣的“籠子”，在什么情況下“關”，這些問題必須搞清楚，否則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動機也會導致消極的后果。
在“權力”、“資本”和民眾之間的利益搏弈中，民眾的力量是最弱的，當“權力”和“資本”勾結的時候，民眾只能是砧板上的魚肉。在國內這些年來發生的強拆基本上就是“權力”和“資本”合作的杰作，甚至是某些地方政府的“權力”充當了“資本”的打手。應該把“資本”和“權力”都分別關進“籠子”里，民眾和“資本”共同監督“權力”，同時民眾又要依靠“權力”依法約束“資本”。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唯一能夠約束“資本”，保護民眾權利的只有“權力”。假如在反對權力被濫用的同時片面強調“把權力關進籠子”，只能在客觀上造成處于次強地位的“資本”一家獨大的局面，而且根本對其不可能約束或者非常難約束。有人把“資本”等同于民眾，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別有用心和故意混淆概念，擁有大量財富的人與一般百姓是不能畫等號的，“資本”雖不能像“權力”那樣具有顯性強制力，強迫你必須這樣做，但是它具有隱性強制力，迫使你不得不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促成了“權力資本化”，或者說為“權力資本化”推波助瀾，這是“權力”和“資本”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第一次結合。
作為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之一的張某迎張大人，再沒文化的人都不會很陌生，他首推“價格雙軌制”，又提出促進私有化的“吐唾沫理論”，還雷人地說：“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
2012年12月19日，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2012年度觀察家年會暨第二屆中國改革峰會”在北京召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某迎做了“反腐敗的兩難選擇”的主題演講。在演講中，他表示，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會亡黨，但是不太可能亡國。
張某迎認為，反腐的目的是建立廉潔、高效政府，而不是為反腐而反腐。建議以“十八大”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繼續腐敗的官員新帳舊帳一起算。問題的妙處就在于，原來把腐敗當成推進私有化靈丹妙藥百般推崇的張某迎竟然也高喊起反對腐敗來了，并且主張赦免貪官。
為了防止某些朋友懷疑這是“毛左”在造謠誣蔑精英張某迎，在下面的論述中盡量引用張本人的某些話作為證據。
價格雙軌制“改革”是張某迎對中國改革的一大“貢獻”，當時很多人就是憑借價格雙軌制發掘了第一桶金，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20多年前有句口號叫反對“官倒”，那個時候“官倒”就是在雙軌制的土壤上產生的。
關于這一點有張某迎本人2008年11月17日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的記錄為證：
經濟觀察報：腐敗問題到今天仍然嚴重。所以這些年有人言辭激烈地批評雙軌制，說是雙軌制帶來了腐敗。
張某迎：說老實話，在提出雙軌制的時候，我想到了會出現不適應，我們過去是國家本位，如果價格過度地變化，會使政府部門、人們的觀念、企業家都不適應它，但是沒有想到腐敗會如此嚴重。
經濟觀察報：只是想怎么解決問題，但是帶來的問題還沒有充分考慮。
張某迎：是這樣。我那時候對價格雙軌制的認識還是很粗淺的，只是感覺價格改不動，一切都無從談起，但一下子走到完全的市場價格又不可能，必須想辦法突破這個僵局，出路就是通過“雙軌制”逐步完成從計劃到市場的過渡。但沒有想到雙軌同時并存可能發生嚴重的官倒和貪污腐化問題。
如果說他提出雙軌制有好心辦了壞事的因素的話，那么下面的事情就令人費解了。在前些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我們某些精英經濟學家也作出了“杰出貢獻”。
在權貴們有的虎視眈眈，有的對國產張開血瓢大口時，厲某寧說：“在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 盛某說：“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張某光說：“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張某常提出：“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
“精英”們支持權貴搶劫公產的理論還有相當多，如“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改革成本論” …… 其中，張某迎創造一種“吐痰理論”，獨具特色：張某迎他寫道：“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認為不能吃就走開了，一碗飯就屬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還有“冰棍”論：“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現在人們常常提到一個概念――權貴，究竟什么叫權貴，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明白，由于有權而富貴的人就是權貴的一種。那么張某迎等在權貴的形成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也就是禿子頭上的虱子了。
關于他的“腐敗次優”論，他是這樣解釋的：“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國家許多屬于公民個人和企業的權利，在我們國家則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從事投資活動都得政府批準，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的辦法‘贖買’本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利，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針對當時反腐敗只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會議上就指出，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統治經濟的體制，不減少政府的行政審批權，私人產品(按照經濟學的定義，使用上沒有排他性)領域的腐敗反倒是一個‘次優’選擇。”
面對已經出現的腐敗現象，茅某軾老先生說：“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上述的就是張某迎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中國腐敗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也就是他們在推進“權力資本化“中的所作所為。
目前的中國窮富兩極分化，1%的家庭掌握著41.4%的財富(《鳳凰周刊》2010年第18期)。富裕起來的幾種人中，一種的確是靠勤勞致富和合法經營的;一種是靠違法手段致富的;一種是靠父輩的權力致富的;一種直接就是靠本身的權力致富的，即因“權”而“貴”，這種就是標準的“權力資本化“。
從掌握資本的人來劃分，又分為幾類，有一般的“民間資本”，即靠勤勞致富和合法經營而擁有財富的人(當然里面也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靠違法手段致富的人);有“官僚資本”，即“權貴”，是靠父輩或者自己的權力直接或者間接擁有財富的人;有“買辦資本”，即外國資本在中國的代理人或者具有跨國公司背景的所謂“民間資本”。同時，也有占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國有資本”。
從表面上看，相對于“國有資本”而言的都是“民間資本”，某些人正是在這一表面現象的掩蓋下發起從經濟上對國有經濟進行徹底掠奪的猖狂進攻以及與此相輔相成的“資本權力化”攻勢。
某些人常常故意用“民”的概念掩蓋“資本”的實質，通過各種歪理邪說誤導和忽悠民眾，他們玩弄概念游戲，用“資本”的“非官”屬性掩蓋作為“資本”的重要部分的“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實質，胡說什么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欺騙民眾為他們進行最后的掠奪和“資本權力化”火中取栗。
“國有資本”具有兩面性，首先，由于，它是國家經濟的支柱，不可動搖;其次，由于受到特殊保護，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并且暴露出一些弊端。
而“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都抓住這些弊端大做文章，污蔑公有制是“官有制”并且以此為借口，要在中國徹底推行私有化。
但是，作為具體的利益之爭和一種斗爭策略，“買辦資本”也與“官僚資本”有矛盾，“買辦資本”不能容忍“官僚資本”憑借裙帶關系擁有財富;同時，為了騙取民眾的支持，他們有時候也給自己反對公有制的盟友“官僚資本”貼上“官有制”的標簽進行反對，這就在經濟界呈現出“買辦資本”和“官僚資本”相互勾結反對“國有資本”，同時又相互爭奪的復雜局面。在推進中國徹底推行私有化的大目標上他們是一致的，而在目前的利益之爭中，他們又存在利害沖突。
后改革時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同盟軍們利用“權力資本化”引起的民憤把不滿引向執政黨，搖唇鼓舌，散布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奇談怪論，真實目的就要實現“資本權力化”。
經濟與政治是緊密聯系的，經濟決定政治，政治為經濟服務。少數人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以后，一來是貪得無厭，希望徹底控制中國的所有財富;二來是怕日后政治局勢發生變化，得到的財富會失去，于是要進一步推動政治局勢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變化，于是，他們在成功推動“權力資本化”以后，利用由此引起的民憤引向執政黨，全力推進“資本權力化”。
茅某軾說過：“改革必須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說了算。”
那么，精英是哪些人呢?茅某軾說：“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
“改革就是把原來只有一小部分的權力下放給各個部門，讓他們共同尋找權力的租賃并由此洐生出來一部接近權力邊緣的富豪”。
這就是公知精英們的“資本權力化”的理論依據。
俄羅斯的石油大亨霍多爾科夫斯基原來是前蘇聯的官員，利用蘇聯的私有化進程實現了“權力資本化”，此后，他及其生意伙伴梅納捷普銀行前行長列別捷夫，在1998年至2004年期間，利用職務之便，侵吞尤科斯下屬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2億噸石油，兩人隨后通過洗錢，將石油變現，非法獲利4870億盧布(1美元約合30.4盧布)和75億美元。現年47歲的霍多爾科夫斯基曾是俄羅斯呼風喚雨、首屈一指的富豪，他在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過程中迅速暴富。他控股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原有員工近20萬，日產石油170萬桶，日出口原油110萬桶，分別占俄原油總產量和出口總量的10%和18%。個人資產超過200億美元的霍多爾科夫斯基曾宣布將淡出生意圈，并在2008年總統選舉前進軍政壇
衡陽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對以賄賂手段當選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確認當選無效并予以公告;對5名未送錢拉票但工作嚴重失職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終止其代表資格。衡陽市有關縣(市、區)人大常委會會議分別決定，接受512名收受錢物的衡陽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錢物但工作嚴重失職的市人大代表辭職。另有6名收受錢物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調離本行政區域已經終止代表資格。[6]
56位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中，有20位來自人大、政府機關、行政機構及國家企事業單位，涉及32位企業界人士。
上述兩個就是中國和外國的掌握了一定財富以后不擇手段進軍權力圈，圖謀最終控制政權的，實現“資本權力化”的實際例子。
黨中央強力反腐敗就是對“權力資本化”的撥亂反正。這一方面是廉潔執政黨的隊伍的必要，也是保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必要。
所以，強力反腐敗受到了公知精英們的極力反對，他們認為強力反腐敗是在“維護舊體制”，是阻礙或者延緩所謂“憲政”進程的行為，由此可看清楚他們鼓吹的所謂“憲政”是什么東西。
財富在所謂競選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雖然某些人在美化西方社會制度的時候極力掩蓋這一點，但是誰都知道，盡管表面上每個人都有機會競選領導人，但是任何沒有財富和宣傳機器作為后盾的人是沒有辦法與擁有這些的人進行抗衡的。打個比方，假如某個人想競選某個職位，別說讓他與大名鼎鼎的馬云競選，就是與他所在城市的一個普通的企業家競選也無法勝選。他們只是擁有名義上的被選舉權。實際上，他們中的任何所謂擁有治國才能的人也只能和大多數人一道，被迫只能在占有大量財富的人中選擇領導人。由于擁有財富的人在所謂競選中的絕對優勢，即使有個別并非擁有大量財富的人僥幸被選上，也只能看富翁們的眼色辦事，否則，即使當選也當不長久，即使長久也會出現尾大不掉對下面失控的局面。這種局面與18世紀的波蘭就非常相似，只能是一種 “貴族民主”， 這種“貴族民主”讓波蘭由當時的一個歐洲大國最終被幾個國家瓜分甚至一段時間內不復存在。
在選拔各級管理國家的人才時，我們并不排斥擁有一定財富的人，因為這種人也是一種人才，但是如果放任“資本權力化”的進程，讓資本最終實現“一家獨大”，甚至由外國資本通過這樣控制中國，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樂見的，但將是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和大悲劇。
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首先考慮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最起碼，讓絕大多數人與少數精英共同受益。另外，從社會力量的制衡角度來說，作為最弱勢的民眾既要約束“權力”，也要約束“資本”，既不能讓“權力”為所欲為”，也不能讓“資本”一家獨大的局面出現。所以，我們在堅決反對“權力資本化”，支持高層強力反腐敗的同時，對各種經過喬裝打扮的“資本權力化”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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