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斷扭轉勞動激勵機制走向全面癱瘓的總趨勢

　　果斷扭轉勞動激勵機制走向全面癱瘓的總趨勢

　　陳和欽

　　(按語：本文原題是《黨政干部應清醒認識改革中經濟機制演變的趨勢》，寫作于2012年3月，投稿“烏有之鄉”網站后，正遇上網站被封，作者當時也沒看到發表。本文從社會經濟激勵機制的視角，分析公企勞動激勵機制和私企資本激勵機制各自的優點、弱點和不同的保護要求，揭示了改革中盲目的“小政府”放權和表面的“公私平等竟爭”口號，實際造成了對勞動激勵機制安全性的破壞和資本激勵機制的偏袒，造就了公有制經濟兵敗如山倒的客觀環境。目前，學界對“按勞分配為主要分配形式”仍停留在“勉強說一下”的架空層面，“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型國企的架式更置資本激勵機制于效法地位，中國經濟的勞動激勵機制面臨著全面癱瘓的現實危險。因此，作者以現在的題目爭取重新發表此文，以期喚起讀者對我國經濟改革形勢的嚴重關注。)

　　據訊，國務院正在緊鑼密鼓制訂“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能源、電訊”等領域的實施細則，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人民日報》評論部配套發表“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文章，號召要用“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氣，來闖“壟斷行業改革”關。又訊，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來到了北京，于2月27日發布一份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撰寫的研究報告——《2003年的中國》，以“敦促北京方面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使之在營運模式上更接近商業公司”。跡象表明，在國內外大氣候小氣候的聯合作用下，主導中國改革的政府高官正在組織新一波私有化浪潮，其對準的直接目標，就是現時僅剩的公有制的支柱產業。

　　我國目前公有制資產已不到國民經濟總資產的三分之一。改革以來，改革的主導者對公有制經濟實行的方針，總體來說是退的方針，“退個夠”。先是“允許”外資進入，民間資本可辦小企業，再退到“公有制為主體”，再退到只要“控制力”，再退到不提“控制力”，攻堅“反壟斷”。這致使目前僅剩的不到三分之一的公有制產業，已不是數字的“主體”。至于“控制力”，因現在公有制支柱產業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如鐵路、能源、電訊等)，大概表面上還在公有制方面。為什說只在表面上呢?因為公有制企業受外部私有資本市場的影響，管理層和工人之間“同志式關系”已逐步丟失，已成為一種病態的公有制企業。但其受公有產權的制約，恢復健康管理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怎樣評價“退”的方針？如果從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角度去思考，“退”在某種情況下也許是有積極意義的。紅軍時期，毛澤東領導紅軍打仗，就有“敵進我退”，“敵退我追”。還有一種說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但“走是為更好的打”。現在，公有制經濟已退到了退無可退的險境，再退，就是公有制經濟的全面解體。這種退，這種“走”，那就不是為了“打”，也就變成了逃跑主義、繳械投降。那么整個改革中的退，對社會主義事業來說，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社會主義經濟退到這樣的險境，我們要那些對勞動大眾沒有絲毫同情心、已喪失了工人階級立場的黨政干部警醒，已不起作用了。這時候，他們反而在激動地憧憬自己個人致富的新機遇呢。問題是，有相當多的黨政干部在思想上仍處于糊涂狀態。他們被宣傳多年的改革“理論”搞迷糊了，即使處于當前的險境也還在想：“不過是向民資再開點門嘛，風險大概有，不至于那么嚴重吧。”我想對這些同志大喝一聲：醒來吧，理論要聯系實際，重點研究分析一下改革中經濟機制演變的趨勢吧，再不作點深層次思考，哪一天自己突然變成了市場上的失業者，還不知所以然呢!

　　我國自從進行引進市場機制的改革后，為什么公有制經濟兵敗如山倒?如果僅從“效率”、“腐敗”等表面現象去找原因，那就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只有深入觀察以GDP為最高標準主導下的國民經濟內部經濟機制演變的趨勢，才能從根本上認清我國經濟目前的處境。我們搞所有制結構改革，無論是著手改革前還是在改革進行中，都沒有對公企、私企混合相處以后經濟運行機制將如何相互影響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觀察和研究。所謂公企的“低效”和腐敗，從根本上來說，是兩種不同的利益激勵機制在社會無序消費的背景下并存的布局自然促成的。

　　私企的激勵機制，主要是私人資本股權激勵機制。資本投資的利潤完全歸資方個人獨占，他能花高價收買企業高管監督工人勞動，工人除出賣勞動力完全沒有任何權力，工資只能按市場勞動力供應情況壓到最低。而公企的激勵機制是勞動激勵機制，即按勞分配。企業管理層同工人在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因而他們的關系應該是“同志式關系”。分配實行多勞多得，高管和工人的工資不應相差懸殊。

　　兩種激勵機制孰優孰劣?須作具體分析。從私資股權激勵機制而言，在短期內和企業內部，是有較高的效率的。但資本家獨占企業利潤，工人被迫做牛馬，在企業內部就撕裂了人群關系。在資本家對外高喊“自由”、“平等”的同時，對內卻合法地實行資本專制。私人資本無限擴張的欲望，把社會道德禁錮在叢林法則的獸欲層面。從長期來看，獨立私人資本無節制的競爭，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導致經濟危機和金融寡頭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操控。

　　勞動激勵的優點恰恰是對私資股權激勵弊端的否定，它促使公企職工站到了人類道德的制高點，為發揚他們主人翁的自尊、自信、自強精神提供了經濟平臺。至于效率，關鍵看是否創造使勞動激勵機制健康運作的環境。在計劃經濟年代，企業干群同心同德，以主人翁的精神從事不同崗位的勞動，石油戰線形成了“鐵人精神”，航天科技戰線形成了“航天精神”。正是勞動激勵機制比較健康的運作，我國才用較短的時間奠定了國家工業現代化的堅實基礎。歷史已充分證明，勞動激勵機制在適宜的環境下，是能夠充分調動企業職工積極性的，效率遠勝過私資股權激勵機制。而從長遠看，實行勞動激勵的經濟體能避免兩極分化和無政府的經濟危機，能避免金融寡頭對社會的操控，更是代表了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方向。

　　當然，勞動激勵機制也有脆弱的方面，即它需要體現勞動者聯合意志的國家保護。如果國家不體現勞動者聯合意志了，不承擔保護勞動激勵機制的職責了，讓公私兩類企業、兩種機制在市場上自流，勞動在資本面前就即刻跌落為附庸。勞動者本來就是資本主義市場上的奴隸，是勞動者的聯合達到了掌握國家政權的程度，勞動激勵機制才有了公企的平臺。而按勞分配的具體運行，還要求國家履行對職工工資平衡式調控的職能。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個全國性概念，勞動激勵機制也是一個全國性概念，它要求公有制“體制內”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政府機關管理人員工資，必須以企業工人勞動激勵工資水平為參照系統一平衡調控。國家放棄以企業職工工資水平為參照系平衡調控分配的職能，必然引起企業生產成本紊亂而致使勞動激勵機制走向癱瘓。所以，公企生產和私企生產對外部環境的要求是不一樣的。私企老板的個人競爭，只要求政府訂競爭規則，以便在私企內部搞老板的個人專制，它要求國家的保護是一種掩蓋型的保護，美其名日“大市場，小政府”，以“只訂規則”的原則來確保和掩蓋資本家在企業內部的專制權力。而公有制要求的國家保護，是一種顯型的保護，它明確要求國家體現勞動者的全國性聯合的意志，明確要求政府以企業工資水平為參照系調控體制內分配，保證勞動激勵機制作為國家經濟的基礎性運行機制地位。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輕率地套用“小政府”原則是十分有害的。

　　在中國進行的改革中，不能說領導者一開始就要放棄公有制經濟的大片陣地，但錯覺、盲目、瞎闖，造成了公、私企業的特定布局，不得不使公企內部的勞動激勵機制大片趨于癱瘓。

　　改革之前，我國農業多年豐收，農民的生產生活基本上是較穩定的。但領導者過分夸大農村生產、生活的危機，突然地一次性對農產品大幅度提高收購價格，引起城市居民口糧、肉食、蔬菜等大幅度漲價，倒逼城市職工多年追漲工資、獎金。國家財政連續多年主要投向居民消費，打亂了城市企業(此時私企極少)成本投入的平衡體系，成了公企虧損漫延的強大推手。農民的生活是改善了，居民糧食、肉食和日用品供應是豐富了。但公企廠長為發職工工資、獎金、退休金年年發愁，月月發愁。公企的剩余價值，超限度地以日益上漲的工資、獎金、退休金等形式轉向居民消費和農民。這里我們看到的景象是：一方面，是政府財政和公企隱性利潤(指還沒有形成產后利潤,而在生產過程中就被迫用于漲工資了)超負荷向農民和城市居民消費轉移，另一方面，龐大消費形成的賺錢機會，最后都被私企接收了。我國原來重視重工業、軍工企業的生產格局，無法吸收突然膨脹的城鄉消費熱潮形成的巨大財富流。這一巨大的財富流最早是大量地流入技術落后的鄉鎮企業，造成鄉鎮企業的所謂“異軍突起”。90年代價格全部開放后，鄉鎮企業紛紛“摘紅帽子”，成了最早產生的一批私企。另外，城市有人通過“官倒”斂財、經商積累等途徑又新增了一批私企。這些私企及同期大量引進的外企都張開大口，吞噬了公企隱性利潤轉成居民和農民消費后形成的財富流，使它們在短短幾年間一躍成為同公有制資產相對峙的經濟群體。說到底，實際上國家財政的大舉措，客觀造成了公企生產困難連連，同時也培育了私企的產生和壯大。

　　接下來，在私人企業相當壯大的情況下，改革的領導者又貿然把帶病的公有制企業全面拋向市場。國企經營自負盈虧，職工工資完全同國家財政脫鉤。由國家財政發工資的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在“糾正體腦倒掛”、“尊重人才”、“高薪養廉”等口號下，繼續不斷漲工資，致使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水平，遠高于一般國企工人的工資水平。國家財政遠離企業勞動激勵所要求的參照系運作，進一步強化了國企職工漲工資的欲望。當時輿論只批評“工人盲目攀比”，而不反思這是盲目的財政政策倒逼所致。這時，原來由計劃調撥的原材料也變為全由市場定價，又提高了原材料成本。“人頭費”、原材料費的雙重壓力，使眾多國企難以走出負債經營的困境。而新崛起的私人企業，工人的工資可以任意壓到最低，不搞或很少搞勞動保險，偷稅漏稅又很普遍，加上外部高消費創造了大好賺錢的機會，私人利潤來得很是方便。改革進程使國企、私企出現了這種客觀的布局和狀態，自然引發了人們心態的變化。國家高層按GDP第一標準看問題，對一大批多年負債經營的國企，自然產生了甩包袱的思路。而下面的國企廠長或承包人，早就被企業工資、原材料成本壓得喘不過氣來，自然把目光投向周圍屢受國家表揚的私企。兩種處境一對比，他們中不少人不得不想：“私企的管理多好啊，要降低成本，想開除工人就開除工人，想壓低工人工資就壓低工人工資，最后企業利潤還全部私得。與其在國企受活罪，何不憑我能力當老板，既賺大錢，又得表揚!”國企上下這種心理，正是改革領導者實行“抓大放小”戰略的社會基礎。這一戰略，很快就造成了全國幾乎所有的中小國企一賣了之，3000萬工人下崗流離失所。國企資產一下子跌落為較私企資產的少數地位。

　　以上公有制企業兵敗如山倒的歷程說明，私企私資股權激勵是公企勞動激勵的毒劑。在兩種激勵機制混合并存，國家財政政策脫離勞動激勵機制制約的情況下，公企勞動激勵機制接受毒劑走向癱瘓是不可避免的。全國幾乎所有集體的、廣大國有的公企都是一朝坍塌，難道不是勞動激勵機制因中毒而癱瘓造成的嗎?這種格局逼著書記廠長都去當老板，龐大的共產主義的經濟管理干部隊伍就如此一朝潰散。

　　現在，改革的領導者又在“反壟斷”的口號下，對僅剩的國有支柱產業“攻堅”、“改制”，把私資股權激勵的毒液注入公有制經濟微弱的心臟。所謂“反國企壟斷”，表面上是訴求“公平競爭”，搞“大市場，小政府”，實際上是要政府放棄對國企勞動激勵機制的顯型保護，強化對私企資本專制的隱型保護，搞極不公平的破壞性袒護。在這種偏私袒護下，政府財政將進一步遠離國企勞動激勵機制的制約。在這樣的大氣候下，引毒之門一開，支柱產業的勞動激勵機制將隨著毒液的擴展必將走向癱瘓，新一個逼書記廠長當老板的布局又將做成。那時，國有支柱產業又將一朝坍塌。共產主義的經營家在中國將沒有活動的經濟平臺了，中國要迎來資本專制的黑暗時代。

　　處在如此危急的時刻，一切擔負著重大歷史責任的黨政干部，難道不應該警醒嗎?人民已發出了保衛社會主義陣地的強烈呼喚，難道你們就聽不到嗎?

　　反對極端野蠻和黑暗的資本專制!

　　工人階級的解放萬歲!

　　2012年3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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