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當前西方學界影響力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之一。生態馬克思主義興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與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的“生態危機”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現代工業發展步伐加快，酸雨、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土地沙漠化等生態問題日趨嚴重。由此，西方環境運動、生態抗議運動頻繁爆發，“自然的抗議”開始與“人的抗議”一起進入學者的視野，生態改良主義、生態社會學、深生態學、弱人類中心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從各自的理論立場出發，對自然環境惡化、生態危機、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其中，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從經濟活動組織方式與生態問題之間的關聯入手，開辟出有別于生態改良主義等西方生態哲學的批判路徑，對生態研究和環境運動實踐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馬克思并非生態馬克思主義者
雖然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將馬克思、克魯泡特金、弗洛姆、戈德曼、馬爾庫塞甚至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都列入“生態馬克思主義傳統人物”的名單，但一般認為，生態馬克思主義特指上世紀中葉以后隨著西方環境運動而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新思潮。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雖然也對生態和環境問題有所論述，但不能稱作“生態馬克思主義者”。
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相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沖突，人與自然環境的對立沖突還沒有那么尖銳，因此生態問題并非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也曾批判資本主義的反自然本質、揭示人與自然之間辯證的相互作用關系，但他們的理論關注重點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于人的本質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扭曲，而對于生態問題的直接論述較少。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弗洛姆、馬爾庫塞等人都著重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其中人的理性變為工具理性，造成對自然和人的奴役這一主題成為他們討論的中心話題。但他們分析“人對自然的工具性使用和奴役”主要是為了引出“人對人的工具性使用和奴役”這一命題。
當代生態馬克思主義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念的繼承與發展，然而在主要研究領域等方面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法蘭克福學派技術批判存在著顯著的區別。
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與代表作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領域，加拿大學者威廉·萊斯與本·阿格爾是早期的代表人物。萊斯分別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統治》和《滿足的極限》以及阿格爾于1975年和1979年出版的《論幸福和被毀滅的生活》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詳細地介紹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
此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申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加入了這一流派，其中包括美國學者詹姆斯·奧康納、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美國綠黨領導人喬爾·克沃爾、法國學者安德烈·高茲、英國學者大衛·佩珀、德國學者瑞尼爾·格倫德曼等。奧康納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重點提出了資本主義的雙重矛盾和雙重危機。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馬克思的生態學》中在馬克思與生態學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系。
克沃爾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一書中，重新對生態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實踐方案進行了革命性的設計和規劃。與歐洲改良型的生態社會主義不同，克沃爾在《自然的敵人》中不僅批判了資本的逐利本性對生態系統的破壞，而且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真正的頂峰階段，任何改良資本主義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對生態系統的破壞。
立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分析生態問題
與生態社會學、深生態學等其他當代西方環境哲學類似，生態馬克思主義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環境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人類生存于其中的生態系統面臨崩潰的威脅。但是對于生態危機的產生根源和解決路徑，生態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綠黨、生態中心主義、深生態學等相去甚遠。
雖然在生態馬克思主義內部，對于很多問題的看法還存在分歧，但總的來說，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都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來分析問題，對于生態危機的產生根源、性質、解決途徑等方面的看法也大體一致，他們不贊成綠黨、生態中心主義者的反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也不贊成生態改良主義者的政治“中立化”態度。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要求人類放棄科學技術發展、放棄大工業生產的極端生態中心論是脫離歷史發展現實的烏托邦設想。至于走向極端化的某些西方綠黨，用“生物權”壓制人的發展需要，更是具有反人類主義傾向。而寄希望于人類反思自身的理性、在理性指導下自覺保護自然環境的生態哲學批判，以及寄希望于“改變技術的非理性運用”、期望通過技術進步化解生態危機的生態改良主義者，都沒有觸及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對于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不僅無益，反而起到了誤導的作用，遮蔽了解決問題的真正有效途徑。
生態危機的真正源頭是資本主義制度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們指出，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有著緊密關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并非是生態中心論所指出的“人對自然的控制欲”、“人類中心主義的西方理性傳統”，人與自然對立沖突的根源也不在于科學技術本身，而是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唯利是圖是資本主義的本性，以追逐利潤為前提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進而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在“不擴張即死亡”的資本邏輯下，自然只能成為被資本利用的工具，人與自然的關系總是處于緊張的沖突狀態。如果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消滅，生態中心主義者所主張的“生態道德觀念的激進轉換”就不可能普遍發生。因此，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根本扭轉現有的社會生產關系，是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化解生態危機的第一前提。
大多數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贊成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認為環境運動與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不可分離，人的解放是“自然的解放”的前提，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科學技術的生態合理性，實現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良性互動。
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繼承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方法，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不在于“人控制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而在于“我們如何改變自然以及誰控制了自然的產品”。這一論斷揭示了生態危機背后資本主義制度這一真正的元兇，為化解生態危機提供了現實有效的解決途徑，同時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擴展和豐富。
不過，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對于“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成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形式”這一論斷，受到其他流派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質疑，認為這一論斷忽略了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并行發生、相互強化的事實。至于一些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要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政黨”和“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更被認為缺乏由理論構想向實踐行動轉換的一些關鍵環節，難以擺脫“烏托邦”的嫌疑。這些爭議都是我們在借鑒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時有必要加以注意的。
（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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