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增強，確立怎樣的國際核心價值觀，日漸成為熱議話題。從深層看，這一話題涉及到奉行何種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學)的問題。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與智叟為象征符號，梳理和分析當前國際政治中兩種基本思維模式及其最終結果。
愚公與智叟：國際政治中的兩種思維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194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大”閉幕詞中，專門引用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為新中國價值觀體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使經濟理性泛濫，部分人推崇機巧的智叟，而質疑愚公的執著，致使很多人對兩種思維/行為方式的優劣不甚了了，對其背后蘊含的哲學和政治寓意及最終引發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顯然，“愚公”與“智叟”是極具象征意義的符號性人物，分別體現了不同的世界觀和生存哲學，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本體論上，是立足多數民眾，還是依靠少數精英。愚公走群眾路線，動員全家和鄰里共同行動;而智叟則“眼中無人”，看不到民眾蘊藏的力量。認識論上，是堅持內因決定論，還是外因決定論。愚公思維力圖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則否定、低估人的主觀能動性，自覺不自覺地將命運寄希望于外力恩賜和善意。方法論上，是堅持辯證法還是形而上學，愚公用辯證和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將戰略與戰術有機結合;而智叟模式堅持“理性人”思維，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傾向于否認和回避現實矛盾。在國際政治中，這兩種模式均有對應的理論及實踐[2]，因此比較兩大模式差異及最終效果，對形成正確的戰略思維不無借鑒意義。
國家政權“依靠誰，為了誰”直接決定國力強弱
政治的本質是“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3]。對國家來說，最關鍵的不在于采取何種政體，而是生存發展主要依靠哪個或哪些階級——是依靠少數精英，還是多數民眾。用馬列經典作家的話說，就是“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有什么樣的階級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利益分配和思維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來源就是“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這點，所以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
國家強大與否，同樣與政權基礎是否牢固直接相關。在綜合國力構成中，國家士氣是國家能力強大與否的靈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國政府的行動和目標越一致，國民士氣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務多數民眾，才會換來民眾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家潛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務于少數精英，社會基礎薄弱，則這樣的國家勢必外強中干，缺乏強大的行動能力。
在現當代，法國、俄國、中國先后發生過社會革命，其主要目的是為多數民眾爭取權益。這些政權也得到廣大民眾擁戴，使這些國家的綜合國力在短期內出現了飛躍式增長。1789年法國大革命，法國政府實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廢除封建賦稅、出售教會產業、取消行會、增加公務員等政策，由此使法國民眾“從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處，因此全國大多數人始終忠于革命事業。”“全國抵抗外敵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長。”[5]這為拿破侖后來帶領法軍橫掃歐洲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有學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國頃刻間就變成了歐洲大陸的一個政府性強國;俄國革命則產生了一個工業和軍事性超級大國。” [6]
反過來看，如果一個國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線，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眾蘊含的潛力。而且，政權越是脫離民眾，對外政策就越是底氣不足，越傾向于畏懼強權、走依附性發展道路。一些中東國家領導人就存在這類問題，“他們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為西方的奴仆。他們所關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讓個人獲得好處。”[7]由此產生一種惡性循環：領導層越是一味與西方大國妥協交好，就越將引發國內民眾的反感和抗議;反過來，政府越是得不到民眾支持，就越需要與西方搞好關系，以換取外部勢力的政治支持。這使國家朝野之間離心離德，社會危機四伏。這種狀態發展到某個臨界點，就會引發階級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與民眾矛盾超過與外部列強矛盾。此時政府走上靠出賣國家利益、勾結列強鎮壓本國民眾的反動道路。這樣的國家在面臨重大挑戰時，很難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采取重大戰略行動。
更深一層看，這種依附性道路還會反噬執政者自身。一旦政府與外部勢力對本國民眾的壓榨達到極點，民眾便可能奮起反抗，引發劇烈社會革命，推翻親西方統治者。而對西方大國來說，這些第三世界領導人不過是借以實現霸權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勢喪失利用價值，西方主人很快便會把這些昔日“盟友”拋棄。伊朗巴列維國王，對外自甘充當西方大國在中東的戰略工具，對內則專制獨裁，嚴厲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經濟上大搞“裙帶資本主義”，聽憑西方跨國集團攫取巨額利潤;引進負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賭場、妓院、色情電影、毒品等)，結果導致腐敗盛行，上下離心，最終政權像紙房子一樣倒下，而美國卻拒絕了巴列維流亡美國的請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樣地把他給扔掉了”。實際上，蔣介石、李承晚、吳庭艷、馬科斯等親美的智叟型領導人，最終無不面臨類似下場。1963年11月吳庭艷政府被推翻并被殺害后，巴基斯坦總理阿尤布汗曾對尼克松說：“做美國的朋友是危險的;中立要付出代價;有時做美國的敵人倒會有所收益。”[8]親西方卻最終被西方拋棄，這是看似聰明的智叟型領導人們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劇。薩達姆政權就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犧牲品。
自主掌握國家命運，還是相信異己力量
從認識論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個重要哲學問題：面對外部挑戰，人是否具有主觀能動性，通俗地說，就是是否要有點志氣。智叟面對重大挑戰只會被動承受。這種思維差異推演到國際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維自強不息，強調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實現戰略抱負;而智叟型思維得過且過，自我矮化，將國家生存發展寄望于大國善意。戰略思維境界的巨大差異，決定了實踐效果差之天壤。
從政治角度看，是否將國家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決定國家生存安危。
國際格局直接關乎國家生存環境優劣。國家奉行何種戰略，才會使國家外部環境更安全——矢志反對霸權主義，推動世界格局多極化;還是默認霸權，乃至縱容、助推業已存在的單極化傾向?愚公思維強調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歡“搭便車”，主動追隨或被動屈從外部大國，將國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國的善意。
在近代大國爭霸史中，英國的稱霸歷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圓熟、老練。在英國看來，這個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朋友，沒有永久的敵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與“敵人”的身份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換。“如果需要的話，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的。”[9] 因此，國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強者恩賜，而是建立在實力平衡的基礎上。為保證自身安全，英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歐洲大陸被最強國的霸權統治。因此英國從來不加入強大一方，而是堅定地奉行抑強扶弱的均勢政策。對此，丘吉爾曾總結說：“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英國總是“參加不那么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10] 幾個世紀以來，英國先后堅決反對過意欲稱霸歐洲的法國、俄國和德國，最大限度保證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戰后英國日趨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國保護傘后，仍不遺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有實力才有資格談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粮裨f過：“如果說歷史有任何教育意義的話，那么其教育意義就在于：沒有平衡，就沒有和平;沒有節制，就沒有公正。”[11] 冷戰時期，正是由于美蘇力量相對平衡，才使雙方相互節制，沒有使“冷戰”變成“熱戰”。而冷戰結束，美國在失去蘇聯制衡后，在國際事務中肆無忌憚，短短十幾年已接連發動科索沃、海灣、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場地區戰爭。因此，鄧小平同志指出：“要爭取和平就必須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12]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國家安全戰略必須是立足于防止和應付“最壞情況發生”。一般說，促使國際格局多極化是國家對外政策的較佳選擇。扶弱抑強的均勢政策，不僅是西方對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寶，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內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發點。20世紀90年初，面對德國即將統一的前景，法國極度恐慌，總統密特朗稱“一個統一的德國會標志著對歐洲的雙重危險。”他直言不諱地告誡德國外長根舍，如果德國統一不拖到歐洲聯盟達成后，波恩將會不由自主地面對一個三國同盟(法國、英國、俄國)，“而且會以戰爭了結”，但“如果德國合并在歐洲聯合之后生效，我們將會幫助你們。”[13]有學者對此評價說：“快捷的新一輪歐洲一體化的加速發展是均勢思路的一種延伸，而不是拋棄均勢追隨一個沒有領土世界的歐洲這一普世主義理想。”[14]。
智叟思維則是按照“最好情況”來設計安全戰略的：他們認為西方大國實力過于強大，只有逆來順受或主動追隨西方大國，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證國家長治久安。一廂情愿地將國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國，縱容單極化甚至助強凌弱，看似使國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僅使國家成為大國的仆從和跟班，國際環境也更加險惡和危險。這方面的教訓實在太多了：薩達姆自廢武功，輕率消除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使美國打擊起來無所顧忌;而在伊朗核問題上，正是因為顧及伊朗報復能力和堅定的國家意志，美國才一直遲遲不敢下動武決心。相反，戈爾巴喬夫回避現實矛盾，主動將虛幻的“全人類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不斷向西方釋放善意，導致國家發展方向出現重大失誤，最終使蘇聯走向解體。葉利欽繼續向西方示好，結果北約照樣東擴，俄羅斯自取其辱。
從經濟層面看，是否堅持自主性發展，直接決定了國家行動能力的強弱。
近些年，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國家間合作的增多，使相當一部分人對當前國際政治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全球化會自動實現國家間的互利雙贏，國家利益將淡化，世界將更加和平?！妒澜缡瞧降摹芬粫J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為一種取代冷戰體系的國際體系。[15]然而，500多年的歷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國家間紛爭，更不會自動實現“共同發展”。據統計，第三世界在世界總收入中的份額，1850年為65%，1960年降到22%，20世紀70年代又降到2.7%。[16]自1994年“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以來，世界貿易是大發展了，但窮國與富國之間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現在的70：1。大量事實告訴我們，對那些主導世界貿易和貿易規則的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來說，西方新技術和資本的“推土機”日益將世界削成一塊沒有邊界的平地，使其暢通無阻地掠奪第三世界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而對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一過程則意味著民族工業的解體和國家財富的不斷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沒有意識到自由貿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殘酷性，不加辨別地為全球化現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給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結果使本國與發達世界差異越拉越大，相對落后的狀態日益固定化。
事實上，這種主宰—附庸/剝削-被剝削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已經成為西方大國保持繁榮強大的重要霸權手段。從戰略上看，西方國家繼續保持強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繼續保持落后狀態。西方最喜歡那些認同西方國際體系、愿意依附性發展的智叟型國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絕認同所謂“國際體系”，謀求自主發展，并有可能打破這一金字塔型結構的愚公型國家。
西方強國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實現崛起的[17]，他們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諸如華盛頓、林肯、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這種目光遠大、意志堅定、矢志維護國家利益的愚公式領導人。面對后起的第三世界國家，西方卻刻意誘導其走上一條與西方成功經驗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經濟上，不遺余力地宣揚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否定和詆毀主張產業保護的經濟民族主義;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國家領導層，扶植親西方的所謂“改革派”和“溫和派”，詆毀和打壓所謂的“強硬派”。然而，不難發現，凡是西方認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領導人(如李承晚、吳庭艷、巴列維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們對內代表落后生產關系，對外依附于西方強權。“西方列強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蔣介石、反凱末爾的奧斯曼帝國勢力，還是對付當地民族主義領導人的非洲部落酋長。”[18]相反，對那些政治主張和秉性與西方歷史先輩相似，同樣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領導人(如斯大林、毛澤東、卡斯特羅)，西方國家則不遺余力地進行詆毀和丑化。顯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當老虎，而其他國家永遠當綿羊。他們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設法使這些國家沿著西方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發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減少了這些國家的安全成本，擴大了國際活動空間(即所謂“融入國際社會”)，但實際付出的代價慘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為西方大國的跟班和附庸;經濟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體系的下游，并由此導致國民財富不斷外流，長期處于欠發達狀態。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國秉承親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現代化進程歷時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長，無發展”，至今徘徊在發展中國家行列，形成發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現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發展道路，實則就是一條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爭求和平，還是以妥協求和平
在現實世界中，矛盾是一種常態現象。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說過：“理想主義者渴望一個沒有沖突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決，所有野心都得以泯滅，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沖突都化作對個人和國家有利的行動。但這樣的世界過去未曾有過，將來也決不會出現。”[19]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全局性問題，但“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20]：少數超級大國與第三世界之間稱霸與反霸的矛盾日趨突出;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剝削與反剝削的斗爭仍趨激烈。
國家的安全感本來就是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一國發展軍備必然引發對手的疑懼和不安全感，并使對手提高軍備水平。這種矛盾始終無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廢武功”，徹底投降?？傮w看，矛盾無外乎三種解決結果：一是對立面一方壓倒另一方;二是對立面雙方勢均力敵，形成膠著狀態;三是對立面雙方同歸于盡。當前，選擇“同歸于盡”戰略的國家越來越少，前兩種情況仍十分常見。
但不管哪種情況，既然矛盾是客觀普遍的，也無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視并設法解決。大體來說，有兩種處理問題的思路：一種是堅持辯證法思想，既承認矛盾的艱巨性、復雜性，但更強調主觀能動性，相信依靠堅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眾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變現狀。另一種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用靜止、片面的眼光看問題，“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不會從問題中看到希望，從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數量對比(如GDP大小，軍費開支高低)，無視其性質和結構，尤其看不到人民內部和被壓迫者蘊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強弱對比迷惑，強大時冒險，弱小時投降，從而將妥協退讓作為與強者的相處之道。
毛澤東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會犯機會主義的錯誤。” [21]智叟思維本質上正是這樣一種機會主義思維。它處處講求利益最大化和代價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機巧權變，實則目光短淺，膽小怯懦。它看待和處理問題時局部大于整體，眼前重于長遠，戰術高于戰略。這種思維一旦成為國家指導思想，注定會使國家陷入局部/短期獲益，整體/長遠受損的“追求理性卻最終導致非理性”的惡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說過：“那種向他人獻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僅是愚蠢的，而且還是危險的。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既對立又統一，并不斷向對立面轉化。毛澤東曾指出，“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23]簡言之，就是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國家要想實現繁榮強大，必須有藐視一切艱難險阻的勇氣和鐵一般的意志力。不經艱苦斗爭乃至必要犧牲，不可能贏得最終勝利。1950年美軍入侵朝鮮并逼進鴨綠江。毛澤東基于多年斗爭經驗，根本不相信美國的口頭承諾，而是將國家安全寄希望于捍衛和拓展國家安全空間，關鍵時刻敢于亮劍，毅然決定出兵朝鮮。毛澤東曾說過：“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24]同時，毛澤東客觀分析了美國軍事實力，這種真實的力量對比，使中國反而以弱勝強，最終迫使美國全面收縮，為新中國贏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設環境。這場戰爭已經過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華民族崛起離不開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納入國際體系、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以來，中國先賢志士前仆后繼，不斷探尋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先后嘗試了依靠技術引進(洋務運動)、依靠君主改革(戊戌變法)、依靠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無一成功。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25]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的政治遺囑，而中國共產黨則認真踐行這兩大原則?，F代史上，共產黨與國民黨長達28年的斗爭，實際就是愚公道路與智叟模式的較量。蔣介石對內依靠江浙財團，對外依靠英美勢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戰，蔣介石總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領東北，坐等國聯調停;1937年中國已與日本全面開戰，但直到1941年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才敢正式對日宣戰。蔣介石善借天時，堪稱現代智叟。而毛澤東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線：不信邪不怕鬼，對內依靠勞苦大眾，相信“槍桿子里出政權”;對外借助蘇聯但不失獨立自主，并最終打破了美蘇企圖犧牲中國的雅爾塔秘密條約。不僅止此，新中國建立不久，就在朝鮮戰場與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美國戰成平手，一掃近百年來面對列強屢戰屢敗的屈辱經歷。按照西方的說法，只有在戰爭中打敗大國軍隊的國家，才具備公認大國的條件。當時，中美實力懸殊，中國打平了就是打勝了。就此而言，中華民族真正實現崛起始于新中國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國實現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曾經講過：“中國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只有通過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才能變得成熟起來，只有正面教材而沒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獲得真正正確的認識的。”[26]正反兩方面的事實告訴我們，智叟似智實愚，愚公似愚實智。追隨和依附外部異己力量的智叟思維，看似減小了崛起阻力，實則使國家陷入政治矮化、經濟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發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荊棘坎坷，實則使國家贏得長遠和最終利益。這就像家豬與野豬的區別：野豬風餐露宿，隨時面臨饑餓、疾病及獵人或其他猛獸威脅，每天充滿了不確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家豬生活在圈好的豬圈內，每天定點吃喝，有病還有獸醫醫治，看似最理性、最趨利避害，但它們的最終命運卻是被主人殺掉或賣掉。
在某種程度上，國家戰略是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強國事業，尤其是將中國建成先進工業化國家的事業，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樣，沒有捷徑可循;唯有弘揚愚公精神，幾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富強。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終感動天帝，幫其把大山搬走。共產黨是徹底的唯物主義，不相信真的還有天帝。對共產黨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贏得勝利。
【注釋：】
[1] 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01-1104頁。
[2] 這有點像國際關系理論中常說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但準確地說，二者實際是“以正為本，以奇為用”與“以奇為本，以正為用”的戰略原則差異。另外，本文主要探討那些幅員較大的國家，而諸如新加坡、卡塔爾、科威特這樣的小國則不在討論之列。
[3](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4](美)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頁。
[5] (法)喬治·勒費弗爾：《拿破侖時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210、23、47頁。
[6](美)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
[7]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頁。
[9](美)威廉·恩道爾：《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
[10](英)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307-308頁。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頁。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1993年版，第56頁。
[13](英)喬納森·哈斯拉姆：《馬基雅維利以來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頁。
[14] 同前，《馬基雅維利以來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第339頁。
[15](美)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 衛建林：《全球化與第三世界》，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頁。
[17] 詳見拙文：《世界主要國家現代化經驗教訓及其對中國啟示》，《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560頁。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20]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頁。
[21]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頁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2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頁。
[24] 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士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頁。
[26] 1972年9月6日，毛澤東與法國社會黨代表團的談話，轉引自韓毓海：“別了，美國式發展道路：‘反面教材’的價值”，載《綠葉》，2008年第11期。
《經濟導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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