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方面的探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許沒有太多精英主義色彩，因為自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起，毛澤東便開始探索如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即改變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關系，后來這種探索也被叫作“反修防修”。
1957年，毛澤東提出，雖然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次年，在評論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他進一步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那時，他用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手段是搞整風，搞試驗田，批判等級制，下放干部，兩參一改（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他看來，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資產階級法權”、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毛澤東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發表的《五七指示》 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憧憬的是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的扁平化社會，其目標是實現人們在勞動、文化、教育、政治、物質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對所謂“走資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對“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革命樣板戲，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工宣隊，貧宣隊，赤腳醫生，合作醫療，老中青三結合，工人—干部—知識分子三結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實現毛澤東理想的途徑。
不過，經過八年“文革”后，毛澤東認為，靠一次“文革”還不能實現他的目標。在1974年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中，他透露出壯志未酬的感慨：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F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也成為他“繼續革命”的理論依據。毛澤東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又多次談到“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的結論是：一百年后還要革命，一千年后還要革命。
簡而言之，由于毛澤東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用種種方式促進人們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當然“階級敵人”除外），中國沒有形成森嚴的等級制，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舊精英”與解放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
二、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已形成某種三角同盟，并有剛性化的趨勢
然而，改革開放是以反對“平均主義”起步的。30多年過去后，億萬普通工人、農民的生活條件有了改善，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卻一落千丈。與此同時，在政治精英的扶持下，原來政治上處于底層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重新回到社會上層，他們也利用手中的資源與知識向政治領域滲透?，F在，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已形成某種三角同盟，并有剛性化的趨勢。
各階層政治地位的變化也反映到全國人大代表的構成上。在毛澤東激烈主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革”后期，工農兵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主體，占2/3以上，其中工農代表超過一半。“文革”以后，工農人大代表的比重逐步下滑，從1975年四屆人大的51.1%滑落到2003年十屆人大的18.46%。在2008年召開十一屆全國人大時，據說“一線工人和基層農民代表大幅增加”，但工農代表具體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我們知道的是，各級領導干部與知識分子的代表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的主體，約占2/3。至于全國政協，那更是匯聚了各路“精英”，它的2 237位委員分別代表34個界別。雖然全國政協里也有“全國總工會”和“農業界”的代表，但他們多為專職工會干部和農業專家，鮮有普通工農的代表。
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從一開始就是精英政體
而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精英政體。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多數人統治的理論開始被廣泛接受時，加塔諾·莫斯卡就提出了“統治階級理論”，維弗雷多·帕累托也提出了“精英理論”。他們預料，普選時代會產生一種幻覺，似乎人民成了統治階級，但實際上，社會還是會由一批精英統治，而這批新精英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資產階級分子。不管他們出于什么動機提出“精英理論”，歐美各國后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都證實了他們的預測。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眾參與的主要形式是選舉。而在選舉時，占有不同社會資源的人，參與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樣。大量跨國歷年數據表明：占有資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資源越少，投票率越低。換句話說，社會精英階層比下層民眾參與選舉的頻率高出很多。
不僅社會精英階層投票更積極，絕大多數在選舉中勝出的人也來自精英階層。有關歐美各國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還不少，因為那時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思路影響比較大。60年代以后就比較少了，到當今已是鳳毛麟角了，但是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在美國國會，眾議院435個成員里面，至少有123個人是百萬富翁，也就是說435個里面有將近1/3是百萬富翁。在參議院100個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萬富翁，也就是一半。說這些人是百萬富翁其實并不完全準確，因為其中不少人是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例如，2004年總統候選人克里，他的家庭資產達3.4億美元。也許有人會說，美國國會中百萬富翁多，那是因為美國百萬富翁比較多。美國百萬富翁的確是不少，但是百萬富翁的數量絕對超不過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見，美國百萬富翁是扎堆出現在政壇上。一位研究美國國會的學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國國會議員絕對不是從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選出來的。他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精英團體。
除了積極參與選舉影響決策者的挑選或親自出馬擔任公職以外，社會精英階層也會不遺余力地用游說的方式影響政策決策過程。西方主流的“多元主義”試圖說服大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組成自己的團體，提出自己的訴求;無數個的團體的存在使它們不僅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而且能互相牽制、避免任何團體獨大，從而形成多元政治格局。然而，實際情況是，代表精英階層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能量比代表普通民眾的團體的能力大不知多少倍。
政治參與的不平等導致各階層的政治影響力嚴重不平等：精英階層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遠遠大于下層民眾。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戰正酣時，普林斯頓大學Larry M Bartels 教授出版了一本題為《不平等的民主》的專著。當時有報道說，奧巴馬也讀到了這本書。這本書分析了第101、102、103屆三屆國會期間，參議院決策對不同收入群體訴求的回應性。它發現：參議院對高收入群體的回應性最強；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回應性次之；對低收入群體的回應性最低，甚至是負的，意味著對他們的利益是有害的。這種回應性的差異在三屆參議院的情況大同小異。
有人也許會說，美國是兩黨制。如果一個黨嫌貧愛富的話，另一個黨會平衡這個政策偏向。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是虛幻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這兩個黨有沒有差別呢?的確有。共和黨更傾向于富人，但民主黨對窮人也不客氣，兩個黨對窮人的回應性都是負的。很顯然，這兩個黨是有差別，但是差別不太大，都是以代表精英階層利益為己任。
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民主過于精英主義，這恐怕是它“民意合法性”不高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王紹光教授新著《中國·政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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