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學者克羅齊說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說明了為什么人們有著持續不斷的熱情對歷史進行解釋和再解釋。而在解釋或者再解釋歷史或者歷史人物的過程中間，應用什么樣的“認識框架”去給事件和人物定位，是非常關鍵的，同時，以什么樣的“問題關切”去期待歷史解釋的功能性作用，則是另外一個關鍵的再解釋因素。也就是說，對于歷史解釋或者再解釋的關鍵有兩個：一個是認識框架，一個是問題關切。
在1973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間，對于孔子的批判和再解讀過程，納入了歷史上儒法斗爭的背景，涉及到一些帶有根本性的歷史轉型認識，客觀上，在全社會集中而全面地普及了從孔夫子到秦始皇這一段歷史的知識。這個時期再解釋孔子的背后，所應用的解釋框架是“五階段論歷史框架”，正是在這個框架里把孔夫子認定為復辟奴隸主階級的衛道士，另外一個問題關切則是文革時期的繼續革命理論，與這個問題關切相關的是：如何看待公有制社會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如何看待文革時期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工農兵的政治化議題。
一.過時的認識框架為什么長期起作用
五階段論作為中國古代史的認識框架，是在20世紀“社會史論戰”之后，在三四十年代確立起來的，對確立這個認識框架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主要有：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等人。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郭沫若和范文瀾等人成為學術界的高級領導人，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雖然主要是研究員身份，但是其話語權也進一步上升了，綜合后果是共產黨政權確立之后，五階段論成為一個更難于挑戰的歷史認識框架了。各項歷史研究都籠罩在這個綜合的框架之下，給出解釋和再解釋，最吸引史學界熱情的研究主題是所謂的“五朵金花”——即漢民族的形成、中國歷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和資本主義萌芽等研究課題。“五朵金花”之所以成為史學界追捧的熱點問題，投入海量的時間和精力，沒有別的原因，都是肇源于五階段論歷史觀，只有在這個認識框架里，這些問題才具有中心性和重要性。
五階段論認識框架能夠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被廣泛接受，主要是與“救亡保種”的問題關切聯系在一起的，從晚清“邊疆危機”到日寇全面侵華，如何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富國強兵，解決中華民族的球籍和生存問題，成為首要的問題關切。為此，中國知識界批判過孔夫子、鼓吹過全盤西化、最后把目光轉向蘇聯，這個解釋歷史的過程中間，始終明確地要尋找一種文化或者一種制度，來最大限度地動員人力物力資源實現富和強。守舊派文人錢穆對這個派別成為“革新派”，也只能不無嫉妒地承認：“今國人對于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其綰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現實之工具。”。錢穆還盡其所能說了革新派的壞話，但是，這個嫉妒情緒無礙于他無意之中揭示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到底是什么樣的歷史最能夠抓住讀者和民眾的頭腦?顯然，只有那些深刻地體會到民眾心理深處的問題關切，獲得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最大共鳴。不僅如此，五四之后很多淺薄學術和學者，都大受讀者和民眾的追捧，其內在邏輯是一樣的：那些傳播西化學術和海外政治經濟狀況的學徒工學者，無一例外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社會接受度，也一樣代表了睜開眼睛尋找出路的國民訴求。
這個頭等重要的問題關切籠罩下，一切價值關懷和守舊情緒都喪失了合法性，被懸置起來，最大限度地敞開胸懷和眼界，去尋找一種可行的制度、社會形態來解決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真正的打破一切舊框框和老本本，實現了真正的思想解放。這種逐步拓展思路和眼界的進程，維新變法時期的頑固派曾廉提煉得最為準確和貼切，他在《上杜先生書》中間說：“變夷之議，始于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這應該算是對知識界那幫子“用夷變夏”亂民，給予一個同情式理解。
在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之后，中國的球籍問題已經初步解決，至少，世界上已經不再存在著用武力威脅中華民族生存權的軍事力量，中國民眾力量的集結和使用，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足以超越技術武器方面的劣勢，打敗美國這樣的強大優勢敵手，有效地建立起中國的威懾信用——對中國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將不再可能實現侵略者的目標。近代百余年來的首要問題關切，救亡圖存、強國保種諸問題，不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確立的“五階段歷史觀”卻隨著共產黨執政，得到了鞏固和強化，大批學者獲得學術界的領導地位使得這種解讀歷史的方式，變成不可挑戰的理論范式，一些批評意見或者不同看法，統統被扣上反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帽子，迅速取消了發言權。僵化的歷史觀，就這樣脫離社會中間真實的問題關切而獨立存在，要在這個由歷史理論(積淀下來的理論家們的過時話語權產品)和理論家共同維護的僵化框架中間“輸入”新的問題關切，毛澤東都難于做到。在文革前夕，毛澤東支持戚本禹和姚文元批判那些僵化過時的話語權產品，還遭到黨閥和學閥的共同圍剿。
理解了學術場域的規律——歷史觀一經形成就很難挑戰的事實，就能夠理解到了1974年前后“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為什么必然地要以“五階段論歷史觀”來給孔夫子定位，并據此作出框架性解釋，從這個歷史觀出發，孔夫子被定位為“代表奴隸主階級”“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
二、文革期間新的問題關切
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的新變化是，終止了解讀歷史人物背后的過時的問題關切，輸入了新的問題關切。依據這個問題關切，孔夫子主張“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是沒有合法性的，需要進行對照性解讀和批判。在這個新的問題關切中間，孔孟很容易被刻畫為代表統治階級對公共權力壟斷要求的意識形態辯護人角色給予批判性審視。結果帶來一個重大的遮蔽：在孔孟與歷代儒生之間的巨大差別被選擇性地忽視了。
今天回顧：歷代儒生才真正稱得上是地主階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代言人，為此，宋代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等人、漢代站在桑弘羊對立面的“賢良文學”，堅決反對政權介入地主和農民的經濟利益輸送鏈條。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期間，評法批儒是一個重要的帶有運動主題性質的學術批判活動，卻忽視那些“官學兩棲”的儒生與孔孟的根本性差別，未能揭示出儒生僅僅只是行使話語權時期，才采取先秦儒家的語言套路，而在思想實質上已經判然有別了，這一點王亞南用“孔子御用史”曾經梳理過。
文革時期的問題關切是共產黨干部群體將會與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一樣，背棄多數人利益，并進而推動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判斷這一問題無法在官場上通過體制內制度設計去解決，因此，必須把批判的武器交給普通民眾，讓工農兵都“政治化”，一句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中間存在著普遍的復辟傾向，缺乏專業知識和信息的外行——普通民眾為此必須政治化，“精英階層的變修和復辟問題”是當時的主要問題關切，相應地群眾就必須政治化，凡屬于與這個問題關切不對路的——諸如主張精英階層壟斷權力或者反對群眾參與政治的，都需要進行對照批判。
恰好，孔夫子說過“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說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就有必要拉到歷史的審判臺上去示眾和批判，批判劉少奇和批評孔夫子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確立群眾政治化和精英階層不可絕對相信的政治觀念，在人們的頭腦中間確立新的觀念，輸入新的問題關切。當時的一篇文章曾經進行過這樣的提煉和類比：“孔子有抹煞階級矛盾和否認階級斗爭的‘忠恕之道’，劉少奇就有‘階級斗爭熄滅論’和‘黨內和平論’;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張，劉少奇就有‘馴服工具論’和‘群眾落后論’;孔子有‘學而優則仕’的謬論，劉少奇就有‘入黨做官論’和‘公私溶化論’。”【勁云戈：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載《紅旗》雜志1973年第11期，第44頁】
作為反面對照，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對于孔夫子的再解讀，認識框架和問題關切都是存在的。
三、毛時代的熟人社會網絡和德性政治實踐
毛時代雖然工業化進程推進較快，但無論城鄉多處于穩定就業狀態，人員流動性較低，民眾的工作和生活往往處于一個熟人社會網絡中間，較為注重自律，強制性的管理措施運用頻次很低，干部多數從工農兵等第一線中間提拔，相當一部分是群眾關系較好、能夠起模范帶頭作用的模范人物，更接近孔孟德性政治的理想。對于民眾生活和干群關系方面有關德性政治的內容，毛時代晚期的批孔運動放過了，這是因為耳熟能詳，結果視為理所當然，忽略掉了問題意識。正是在被那個時期批判所忽略的方面，恰好隱含了孔夫子真正的價值——能不能在工業化社會和城市中間，建立起真正的德性政治，毛時代因為穩定就業形成單位制和熟人社會網絡的普遍化，證實可能在新的經濟基礎上，把傳統思想資源應用成果最大化，最小化政府和強制性管理，使得民眾和政府都感到方便，政府無須集中過多的監管職能，大量的治理事務(甚至包括一部分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例如楓橋經驗)返還給熟人社會網絡去執行。
孔夫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都不是強調管理手段，而是強調發自內心的認同起作用的那種機制。在治國和治吏理念上，毛時代強調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反對過分運用強制性的管理手段，主張以認同建設為中心的效率提升路徑，至少在基層面對面的管理層次，這些主張都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落實，象當年樹立的勞模同時也是著名的基礎干部陳永貴、王進喜，哪一個都是“十足十”的德性政治模范，恰好與孔夫子主張相一致。
如果召集一場辯論會，讓毛澤東和海內外那些新儒家同臺辯論的話，毛同志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出這些所謂的新儒家不過是一些“小人儒”，對于德性生活秩序建設沒有一絲一毫的關切，僅僅關注儒家詞句支持的話語權和職業利益。而毛同志本人則可以自得意滿地宣稱雖然沒有完全到達“君子儒”的境界，如果達到君子儒要走一百步的話，毛同志已經走出了好幾十步。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經”;《尚書》中間說“克明峻德、以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是“史”。“經”“史”結合起來，儒家講述的是一種領導權產生方式和德性生活的建設方法，想想毛時代陳永貴大叔和王進喜這樣的帶頭干部，就是以自己的言傳身教，首先影響了自己身邊的人群，然后取得自上而下的領導權或者權威，把一個地區一個單位內部的管理事務不經過強制性的管理手段就業已條理化了，然后，通過共產黨政權的媒體和行政組織進行推廣，成為大范圍的學習參照標準和樣板，這是不是已經上升到了“平章百姓”的階段了?
陳永貴和王進喜算不算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間的“立德立功”?還有充分利用文革時期的有利輿論環境，以及衛生部這樣的官僚機構普遍垮臺引發行業管制松弛的特殊狀況，創造性地克服醫療制度的高成本問題，做實并在全國農村推廣了合作醫療制度的覃祥官，算不算“立德立功”?為了降低醫療成本，覃祥官自己做表率，辭去公社衛生所里“拿工資”正式醫生職位，回到大隊里當“拿工分”的赤腳醫生，這樣的傻瓜行為應該怎么定位?在毛時代的領導方法中間，陳永貴和王進喜是全國的典型，層層都有先進集體和模范人物，每個省每個縣都有大寨式先進單位，經驗的在地化和典型推廣，是當時普遍性的領導方法。
孔夫子主張“君子不器”，但這幫子教授從方法上完全陷入“作‘器’自縛”的陷阱——試圖把建立在豐富生活感受基礎上的儒家思想表述，拆解成生硬的西方概念去適應僵硬的推理邏輯，結果是為了滿足概念和推理工具需要，去損害思想本身。臺灣有個黃教授就把孟子的某個說法稱為“觀念叢”——這種說法恰好揭示豐富的思想表述，很難化約為明晰單一的概念內涵，從而滿足推理要求。那些號稱新儒家的教授們，恰好就是要干這個活兒——用形而下的“器”去裝“形而上”的“道”，裝出來的那些話語跟“道”有多大關系，恐怕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一點很清楚，這群號稱新儒家的話語經營者，基本上是各說各話，沒有多少共識和共用的思想框架，使得整個話語領域呈現一種發散而不是收斂狀態，這種狀態說明：用西方話語重構儒家思想的努力，至今尚未在西式學術的軌道上取得有價值的成果，離形成共識提煉出圈子里共享的思想框架(共識和框架是學術呈現收斂態勢趨于成熟的標志)，還有很長的彎路沒有走完。
李澤厚曾經取笑、挖苦毛澤東“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詩句，以為這是毫無根據地對下層社會寄予過多的期望，從孔夫子僅僅只是“素王”(一介白丁卻擁有文化領導權，因而號稱“萬世師表”)的事實，也許提示了這樣一個很殘酷的歷史辯證法：有且只有產生于基層的“德性領袖”才能夠起到與舜堯相比擬的社會作用。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多次說過知識分子具有敏感性，先知先覺但受到階級本能的限制，充滿著“投機性”，還說本來想要從知識分子中間選拔培養一批人，結果證明選不出來，很不理想。擁有較多文化資本擁有“立言”資格的群體，卻往往與“立德立功”擦肩而過，不能夠有所成就。這個投機性的普遍存在，也許要從社會結構中間去解釋：處在向上爬位置上的人群，對于權力和利益懷有更高程度的敏銳性，因而也更多地受到這些外在誘因的制約，比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群更難于超越和擺脫。法國學者布迪厄也說知識分子是統治階級中間的被統治階級，處于從屬地位和候補狀態是一個關鍵性的結構性和對照性位置，換句話說，立言的資格和結構性位置，損害了立德立功的可能性。今天回顧毛時代的制度成就，極左極右都與宣傳(分屬于知識精英的“立言”事務)有關，而實打實的建設成就，多數與基層先進人物的實踐經驗及其推廣有關。
在今天中國統治階級三個組成部分中間，知識分子的無恥程度受到公認，這說明知識精英比資本家群體和官員群體更少關注“保持自身形象”的必要性，資本家群體還往往需要關注各種“公共關系”，只有知識精英不太在乎自身形象還往往要把自己設想為“衛道士”和“監督者”——只針對別人。民諺中間的“新四害”是：“公檢法、國地稅，醫生老師、黑社會。”在世人眼里，“無德”精英群體打起儒家衛道士的旗幟，是相當耐人尋味的。
四、一個空洞的孔夫子符號能夠代表什么
在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學術界過度追捧西方學術和制度經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種吻合救亡保種的問題關切。同時，現實對晚清王朝的失望和絕望，繼而對民初各種逐鹿英豪的失望和背棄，整個社會心理逐步轉向如何激發底層民眾的覺悟和力量，為此，全中國那些有知識有頭腦并且經過各路精英制造的絕望經驗之后的耳朵，都愛聽那些如何動員民眾力量的偏方。共產黨趁勢而起，不是因為他們說了什么，而是他們做成了什么，1938年梁漱溟在延安向毛澤東敞開心扉哀嘆“鄉建運動農民不動”，毛澤東當即指出農民是要動的。直到1951年梁漱溟作為政協委員參觀川東地區土改，才真正領會到了農民要怎么樣才會動起來的內在邏輯。他1981年在席卷全國的非毛化大潮期間，拿出自己的土改日記并作出這樣的批注：建國后參觀土改是他“智識上”的最大進步。
讓農民動起來，與如何動員底層力量是一個等價命題，在經歷了對晚清和民國各路豪強的絕望之后，業已成為救亡保種問題關切的唯一著眼點。不管一個人政治傾向如何，只要他真誠地關切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問題，而且頭腦又不糊涂，不至于對各路統治階級懷有幻想，顯然，就必然地走到被動擁護“共產黨的農村革命實踐”——有且只有共產黨和八路軍能夠在鄉村建立起有執行力的政權，并能夠源源不斷地動員農民群眾的人力物力資源支持抗日戰爭。而國民黨作為合法政權，卻依賴“抓壯丁”這樣的強盜模式去補充兵力，抓壯丁的后果是一個家庭喪失了壯勞力之后就陷入再生產困境，威脅到所有家庭成員的生存。這其間的核心差別就是共產黨能夠組織基層鄉村政權，給軍屬家庭安排代耕——結果當然是把壯勞力離開之后對再生產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經由根據地時代建立低成本高執行力農村政權的經驗，充分利用了中國農村豐富的剩余勞動力資源投入建設，還奪取了地主富農資本家群體手里曾經掌握并低效利用的經濟剩余，更為有效地轉化為工農業投資。一五計劃期間總的建設投資數量達到766億元之巨，相當于黃金七億兩，僅五年新形成的工業固定資產就相當于舊中國百年積累的4倍。共產黨和從前的統治階級一樣，面對的是同一個廣土眾民的貧窮國度，共產黨作為政權組織，自己并不生產任何經濟剩余，但是，共產黨把從前集中地主富農資本家手里的經濟剩余拿過來并進行了更為有效的使用了，如此而已。中國的超量人口也一直存在了近百年，但只有能夠低成本建設農村基層三級政權的共產黨政府，能夠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把這些看做是一種“資本”而不是“負擔”。工業化事業和革命時代一樣，也依賴于一個政府在低成本運作的條件下，有多高的執行力。更為高效地使用全社會潛在的“經濟剩余”，同時能夠通過強化農村基層三級政權的組織作用來充分地利用剩余勞動力，這是共產黨政權勝過一切舊統治階級的地方：更為充分有效地利用資本和勞動力兩種生產要素去推進工業化事業，這是共產黨政權打破歷史僵局的關鍵。
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首先是一場通過“講故事”來控訴“精英階層受苦”的傷痕文學運動，意識形態目的是為了在中國重建一個高度分化的統治階級階級社會。三十多年之后，不管是權力精英、知識精英還是資本精英的強大和實力，都是空前的，這三個互為關聯的統治階級所充分壟斷的政治權力、話語權和資本份額之高，在全球都是極為突出的，一些在社會分化上努力了幾百年的國家也一樣瞠乎其后，艷羨中國統治階級的成長速度和實力強大。問題也在于此：中國統治階級業已壟斷了過大份額的權力、話語權和資本，使得被統治階級乃至于大部分候補階層(小資白領階層)所得份額，與他們付出的努力完全不相稱，結果導致政治認同方面的巨大損失。也就是說，精英階層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建立起來的問題關切——如何有效地擴張和鞏固統治階級的權力利益份額，業已與小圈子之外的普遍感受正面相撞。統治階級內部的問題關切，在背棄多數人的感受之后，業已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困境：無法透過思想和意識形態建設來收獲認同。而強制力量的運用不僅是高成本的，還往往引致強大的反作用，導致意識形態遮蔽效果的進一步下降。
傷痕文學雖然還頑強地要生存下去，但是效果已經非常可疑了，一位年輕的學者指出：“多年以來，他們一直在重復著這樣的呼喚，這是多年宏大敘事的一個聲部而不是充分個人化的表達。訴諸這樣的表達，與其說這是他們在向歷史討還物質賠償和精神賠償，倒不如說他們是在向現實訴求永無滿足的現實權益和精神安撫。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傷痕文學的精英意識形態特征。它是受難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回顧文革和前文革歷史時的文學想像。在將這種特定人群的想像當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的全部時，它掩飾不住文化精英和權力精英對回歸優越地位的訴求和失去這種地位的情感體驗。”【http://blog.sina.com.cn/dongbei1993】
對于精英階層而言，這真是一件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事情，問題關切缺乏讀者的接受，就不成其為真實的問題關切，就不能夠據以進行互換讀者和民眾共鳴的著眼點，強自言說的后果將是進一步遠離讀者，是真正的自絕于人民。
在問題關切上的失落，需要一種話語新方式上的彌補，結果是三十年來學術上全面引進西方學者的成果，如果只有幾個人這么干，顯然還會有一個不錯的投入產出比，問題在于普遍地這么干，話語權的實現方式就一樣要遭遇到非議，這不僅無助于提升學術界的形象，也無助于知識精英階層履行自己的意識形態功能，幫助確立統治階級和制度的合法性，降低強制執行的成本和機會。另外一位青年學者不無諷刺地指出：很多人是“在中國研究漢學”。在五四之后一段時間，不管是知識界“言技”還是隨后的“言制”和“言教”，在全社會共有的“救亡保種”問題關切之下，都能夠很好地兌現。九十多年之后，同樣的宣傳卻彌補不了背后的空虛和失落，結果導致統治階級內部話語權的分裂和對抗，西化派與中特派的話語不兼容，結果當然是降低了對被統治階級的共同作用。
可能有意思的是，今天官方重提孔夫子的背后，既沒有解讀框架，也沒有問題關切，而是僅僅把孔夫子作為一個文化符號代表所謂的“中國性”，以顯示與西方諸國的不同，與所謂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宣傳運動結合起來。如果這個判斷站得住的話，今天的孔夫子符號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系而不食”的“匏瓜”。
以孔夫子名義在海外到處推廣的“孔子學院”中間，教學內容通常包括“包餃子”“打太極拳”，孔夫子也就這樣成了另外一個代表符號，與餃子和太極拳一起成為所謂的“中國性”的代表。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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