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圍繞階級斗爭理論和人民民主專政，輿論界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場爭論，涉及許多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因而具有原則意義。其中，如何看待和估量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爭論的一個焦點。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先要說明一下，有沒有階級斗爭同是不是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是不同的兩回事。有沒有階級斗爭，是一個社會的客觀狀況;是不是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黨的一種工作方法。所謂“綱”，指的是黨的中心工作，抓好中心工作，就可以帶動其他工作。確定“綱”(中心工作)，取決于社會主要矛盾。任何社會都是存在多種矛盾的綜合體，但其中總有一個是主要矛盾，它制約著、規定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在思想認識上，必須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就是要抓好中心工作，把它作為“綱”，帶動其他工作，這叫做“抓綱帶目”、“綱舉目張”。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那是做不好工作的。如果對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錯了，那么確定的“綱”(中心工作)也就錯了。我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大規模階級斗爭過去以后，社會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階級矛盾，而轉變為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相應地，黨的中心工作也應該轉移，即從抓階級斗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們黨仍以階級斗爭為綱，這顯然是錯誤的，并造成了嚴重后果。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這個教訓，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事實證明，這一轉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的。但是，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只是意味著黨的中心工作的轉移，而不等于完全否定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在討論中，有人故意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同有沒有階級斗爭混淆起來，利用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來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一提到階級、階級斗爭，立即有人起來反對，理由是“階級斗爭為綱”又來了，甚至說這是要搞“文化大革命”。于是造成一種氛圍：“階級”兩個字成了一種忌諱，誰也不能講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更不能講階級斗爭了。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實際上，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問題(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問題)就具有階級斗爭的性質，沒有階級觀點、不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是說不清楚的。
世界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斗爭?怎樣估量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狀況?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無法回避。但這是一個嶄新的問題，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需要在實踐中通過總結經驗才能回答。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對這個問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才逐步得出比較正確的認識。
大家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列寧曾預見到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個歷史時期里長期存在，而且有時會相當激烈。他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他們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力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①]
但是，在蘇聯，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階級消滅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不再存在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資本主義制度已經不可能再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復辟。社會主義社會是完美無缺的，矛盾(更不用說階級矛盾)也消失了。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不再是矛盾的對立統一的運動，而是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這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違反辯證法的，然而卻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持一種過于樂觀的情緒。一旦社會上出現矛盾、尤其是出現階級矛盾，他們就把它簡單地歸結為外部原因，歸結為是帝國主義派遣來的間諜所為。
毛澤東運用徹底的唯物辯證法，批判了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質和狀況同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罷了。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沒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怎么估計階級斗爭的狀況?毛澤東化了很大的精力來探討這些問題。尤其是在中蘇十年論戰中，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成為論戰的焦點之一。毛澤東在這個問題的探索過程中，既有重要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也有嚴重的失誤，導致人為的階級斗爭，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帶來災難性后果。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我們應該采取科學的態度冷靜地進行分析，既要對其中錯誤的東西引以為戒，又要從中吸收有益的東西。
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 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②]這一論斷，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遭到堅決的反對。改革開放以來，這一論斷在我國國內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然而我國1989年的政治風波，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險些遭到顛覆，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③]而蘇東劇變則用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多么正確、多么具有預見性。
我們看一下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那一段歷史吧。那時，蘇聯的政局猶如萬花筒一般，變化無常，政治性事件層出不窮，今天這里罷工，明天那里罷課，時不時又爆發流血沖突。政治組織不斷產生，宣言滿天飛，不知道他們想干什么。在紛繁復雜的局面面前，人們不知所措。由于蘇聯共產黨長期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從根本上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加上戈爾巴喬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推行什么“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把思想搞亂了，因而根本看不清楚問題的實質，也找不到對付復雜局面的正確方法。
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蘇聯演變的實質是敵對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共產黨內的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鼓勵和縱容下，三者相互配合，沆瀣一氣，向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奪取政權的過程。這一過程顯示這樣的“三部曲”：第一步，敵對勢力從意識形態入手，制造反共反社會主義輿論。他們抓住社會主義實踐中某些失誤和弊病做文章，污蔑和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動搖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搞亂了他們的思想，渙散了黨的組織。習近平同志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時指出，歷史虛無主義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否定蘇聯歷史、否定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頭變換大王旗”，一夜之間。第二步，敵對勢力利用黨員和人民群眾思想混亂、組織渙散的機會，煽動群眾，不斷組織游行、示威、集會、罷工、罷課等活動，并成立各種各樣的政治組織，制造政治動亂，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和中央政權，直到解散蘇共、肢解蘇聯;第三步，敵對勢力利用奪取到的政權的力量，把公有財產實行私有化，恢復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這樣的“三部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的規律性，值得我們深思。
從政治斗爭的角度看，蘇聯演變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回合。第一回合，敵對勢力成立各種“非正式組織”，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第二回合，為了在政治舞臺上同共產黨相抗衡，敵對勢力得寸進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黨，實行多黨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敵對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敗之機，解散蘇共，肢解蘇聯。從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資本主義復辟在蘇聯疆域內成為現實。
回顧蘇聯演變的過程，誰都不能否認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是多么的猖獗，他們步步進逼，咄咄逼人，而蘇聯共產黨在否定階級斗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卻是不斷妥協，直至讓出政權、自動解散。這一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蘇聯政局的劇變表明，毛澤東關于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遠沒有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早在蘇聯演變這一事件發生之前35年，毛澤東就做出這樣的論斷，他的預言不幸而言中，顯示出他的戰略眼光。
不可否認，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的估計也有過于嚴重的一面，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這樣的帶有全局性的錯誤。他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階級矛盾仍然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甚至把這一論斷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實際工作中，他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集中主要精力抓階級斗爭。他對我國階級斗爭的形勢的估計是，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種估計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同時，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理所當然地應該予以否定。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必須采取措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這一思想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特地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④]薄一波同志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回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指出：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⑤]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無數事實表明，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的存在。這是因為，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即使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以后，敵對勢力仍然會利用一切機會、盡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動亂，推翻社會主義的政權。1989年的政治風波是一個例子，近年來出現的《零八憲章》這一類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綱領，以及最近有人想把東歐、中亞、北非的“顏色革命”引到我國來制造街頭政治，又是一個證明。意識形態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還相當激烈，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等等各種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潮，輪番登臺。“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最近圍繞王偉光同志《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發生的集體圍攻，再一次說明了這一點。此外，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人民內部的階級矛盾也有所發展，處理不當，也會尖銳化。第二，由于在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中，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或幾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首先發生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世界上將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的局面，“一球兩制”，而且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科技上、政治上、軍事上乃至意識形態上處于優勢，社會主義國家是在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存在和發展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出于階級本性，總是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處心積慮地要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隨著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潮，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竭力向我國推行西化、分化戰略。在這種情況下，對我國來說，國際階級斗爭就更為激烈。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國內來。老實說，國內敵對勢力顛覆我國政權的活動，背后都有國際力量的支持，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只有到了國際上階級斗爭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擁有了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勢，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才會從根本上消除。
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估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⑥]實事求是地說，改革開放前，主要的錯誤傾向是夸大階級斗爭，釀成了嚴重后果;目前主要的錯誤傾向則是縮小、甚至否定階級斗爭，如果不予以糾正，那同樣也會導致嚴重后果的。
我們黨總結國際國內歷史的經驗教訓，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方面，階級矛盾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階級斗爭形勢夸大了，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另一方面，“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⑦]因此，“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⑧]這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論斷。兩方面一起講，才能全面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狀況。
習近平同志也是這樣分析的。他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經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⑨]
不能不看到，這個結論，是我們黨經過長期探索才得出來的，來之不易，應該倍加珍惜。在階級徹底消滅之前，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這一論斷，不能動搖。當前，理論界彌漫著一種否定階級、階級斗爭的氛圍，我們更應該重申這一科學的結論，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象。
[①] 《列寧選集》，第3卷，6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⑥]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⑨] 習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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