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讀了署名為孫國華的一篇文章《價值有普世性，但價值觀沒有》(以下簡稱“孫文”)，刊登在人民日報社主辦的理論刊物《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4年8月下)。文章的篇幅雖然不長，但涉及的問題重大，這不能不引起筆者的注意。這里就孫先生文中的幾個觀點做些簡評，以期澄清有關的問題，同時歡迎進一步的探討。
1.文章認同“普世價值”的存在，肯定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等為“普世價值”。
文章提出“價值觀不具有普世性，而價值則具有普世性”，認為“憲法政治[①]、民主、人權、法治作為價值觀沒有普世性，但作為價值是有普世性的”。照此論點和邏輯，不僅存在“普世價值”，就連憲政(即憲法政治)、民主、人權、法治也是“普世價值”了。如若是，中央批判“普世價值”，批判鼓吹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等為“普世價值”，就缺乏科學的根據了，也就站不住腳了。
2.文章把價值同價值觀對立起來，看成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說“價值觀不具有普世性，而價值則具有普世性”，顯然是本末倒置了。
價值是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一種認識，是具體的、歷史的，反映人與人社會關系的價值還具有階級性，因此價值從來就不是“普世”的。價值觀是在價值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對價值對象的系統認識和總的看法。價值同價值觀在本質上都是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價值認識的非“普世性”，決定了價值觀也不會是“普世”的。
3.“孫文”以價值的客觀性論證來價值的“普世性”，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支撐“孫文”認為“價值有普世性”或存在“普世價值”的主要理由或邏輯是：“價值是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積極意義，是從‘個別’中抽象出來的‘一般’，具有客觀性。正如馬克思所說：‘給予這些物以專門的(種類的)名稱，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這些物能用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們可能把這些物叫做‘財物’，或者叫做別的什么，用來表明，他們在實際利用這些產品，這些對他們有用……’客體對主體具有價值，說明客體對于主體是有(利)益的，符合主體的需要。而需要本身是客觀的，利益也是客觀的，利益是價值的基礎，那么價值自然而然也就是客觀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存在的。”
首先，要說明價值是否具有“普世性”，需要從價值的主觀性中進行解釋。價值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認識，是人的意識活動的體現，屬于思想、觀念等范疇。客體有無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歸根結底是由主體的人的主觀活動進行認知、判斷和評價的結果。客體只有同主體發生聯系，成為主體的認識對象并形成價值認識，才是價值討論的范疇。離開了主體的客體，只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物，而這種物的客觀性同價值以及觀念的“普世性”是聯不到一塊的。價值的主觀性決定了價值不會是“普世”的。“價值”這個范疇不同于“抽煙”，抽煙是對客觀存在的一種現象的描述，還不涉及依據人的需要對之判斷的價值認識。“抽煙有害健康”這是價值認識，但還沒有上升價值觀的層面。
其次，主體的需要雖然是客觀的，但“客體對主體有(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等價值認識恰恰是主觀的，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從來就不“普世”。沒有看到價值也是一種認識，這是孫先生的主要認識誤區。
第三，“普世性”原屬宗教概念，被引入哲學等學科后泛指存在一種普遍接受、永恒不變的觀念，并不是指事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屬性。用萬事萬物共有的客觀實在性，說明不了觀念的“普世性”。如同我們用一件衣服的客觀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說明不了為什么一些人喜歡、另一些人卻不喜歡(說明這點只能聯系起決定作用的具體的人的主觀偏好)
第四，對事物進行從個別到一般的抽象過程，是人認識事物的一種主觀活動，由此形成的結論屬于認識的范疇。即使認識的內容符合客觀實際因而具有客觀性或真理性，那也是認識范疇，也具有相對性，是有條件的、有限的，而不是“普世”的。“孫文”引用列寧的那段話“當思維從具體的東西上升到抽象的東西時，它不是離開——如果它是正確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是在說明真理的相對性，而不是說明價值抽象的“普世性”。
另外，引文中出現的“物能用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對他們有用”等論述，是馬克思用來說明經濟學上的使用價值。經濟學上的使用價值同哲學上的價值雖有相同相近的意思，但馬克思著重探討的是經濟學上的另一概念——價值，并堅決反對并不斷批判把經濟學上的價值混同于哲學上的價值。“孫文”引用馬克思關于物的使用價值的論述說明不了哲學上的價值的任何問題。
4.“孫文”提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具有普世價值”，還警告說“如果不承認有任何普世價值存在，那就會導致否定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普世性”，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而且此種擔憂也是多余的。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作為理論，是無產階級立場在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②]。列寧說得更為明確：馬克思主義是由資本主義訓練出來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③]。鮮明的階級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性之一。既然如此，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使資產階級怕得發抖”的學說何以能成為“普世價值”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西方國家能承認嗎?”這個反駁點明了問題的實質。
即便人類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存在什么“普世價值”。因為那時的社會雖然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差別，人們的價值觀念沒有了階級性，但這是一個每個人都得到了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社會，每個人的個性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發揚。因此，因主體個性上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價值認識應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同時共產主義社會也是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主體對同一客體的認識也會有歷史性的變化，不會存在永恒不變的價值認識。
“孫文”提到：“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具有普世價值，但是有的人則認為，共產主義已經失敗了，或者說已經被證偽了。顯然這是立場不同、價值觀不同的表現。”這個說法本身就表明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不是“普世價值”。既然“我們認為”是，“但是有的人則認為”不是，何來的“普世價值”呢?
同孫先生的擔憂相反的是，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不僅不會導致否定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反而有利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有利于堅定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倒是宣揚超階級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會導致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從根本上瓦解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導致動搖社會主義政權的思想理論根基。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就是一面血淋淋的鏡子。
5.“孫文”認為“憲法政治、民主、人權、法治等作為人類文明的成果，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價值”，認為如果否定憲法政治、民主、人權、法治等有“普世性”，就“必然會否定人類積累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還說“如果不承認有普世價值，那么人類就不可能結成社會;我們也不可能在不同社會集團中去‘求同存異’”。
“孫文”顯然把價值的“普世性”同價值共識搞混了。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否定價值共識。一定的主體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達成一定的價值共識。在人類文明進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會逐步形成對某些基本價值的認可。但要看到，人們的價值共識總是有條件、有范圍的，是以承認并尊重彼此的差異甚至對立為前提的，并隨著這些條件和范圍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并不存在一種永恒不變的“普世”的價值共識。
比如“孫文”多次提到的法治，就屬于人類在文明進步中形成的共識。所謂法治說到底是統治階級依照自己制定的法律管理國家和社會。它作為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一種手段、方式，可以為不同性質的社會的統治階級利益服務。人類至今的歷史就出現過奴隸制時代的法治、封建社會的法治、資本主義的法治、社會主義的法治。盡管剝削社會的法治很不人道、專制，是形式上的法治，但運用法的強制力管理國家和社會卻成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進步的一個重要成果，有關法治的價值認識得到了不同國家、不同社會、不同民族的認同。
但這種普遍認同不意味著法治就是“普世”的。因為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國家對法治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奴隸制時代的法治是不適用廣大奴隸的，奴隸不配做公民的資格，因而不享有法定權利;封建時代的法治是同國王和貴族享有超越法律之上之外的特權并行不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治雖然把所有人包括政黨等組織和國家機構都納入法治的范疇，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有超越憲法法律的權利，同時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資本擁有法律之上之外的特權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資本主義的法治說到底是維護資本權益和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法治。社會主義的法治雖然還不完善，還需要在實踐中發展，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它同資本主義的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既然如此，就沒有什么適用一切階級一切社會的法治，何以認定法治是“普世”的呢?
憲政更不會是“普世”的。因為憲政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政治法律現象，是法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的產物，旨在維護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和統治秩序，實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為發展資本主義保駕護航。憲政的內涵還有歷史性的變化。如果說憲政有什么“普世性”，那就是得到全世界資產階級的普遍認同，絕不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所能接受的“普世價值”。
當然，我們一方面看到社會主義法治同資本主義的法治區別，另一方面也需承認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歷程，積累了不少可資我們借鑒的法治文明成果，需要我們消化吸收西方對我有益的經驗。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取得巨大成就，這一方面主要是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自主探索不懈奮斗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我們黨善于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包括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法治經驗是分不開的。毫無疑問，積極借鑒吸收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包括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法治經驗，這是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的必然要求，是我們黨必須要長期堅持的一個重要方針;但這并不意味著需要我們承認民主、法治是“普世價值”才能借鑒和吸收，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承認民主、法治是“普世價值”就要犯過去“‘左’的只講對立不講統一的錯誤”。倒是認同西方的那套玩意為“普世價值”，則有可能犯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的顛覆性錯誤。
6.從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共性并不等于價值觀念的“普世性”。
主張“普世價值”的人在思維上有一個共同點，即是把人們從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共性或一般性，當作價值觀念的“普世性”。孫先生認為民主有抽象的一般，因此民主是“普世”的。
但從哲學上講，客觀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并不能孤立存在。人們在思維中可以抽象出客觀對象的共性或一般性來，但是在現實中，共性或一般性脫離不了個性、特殊性。共性或一般性總要寓于個性、特殊性之中，并要通過個性與特殊性表現出來。因此，片面強調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如以民主有抽象的一般，作為“普世價值”存在以及民主是“普世價值”的根據，這在哲學上是講不通的。
即使是從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共性或一般性也不會一勞永逸、靜止不變的。因為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類，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認識事物的手段、能力、水平總是有限的。需要經歷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從不知到有所知、從較淺的認識到較深的認識，由此不斷深化和提高，這是人類認識事物包括認識事物的共性一般要經歷的過程。這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每一次正確的認識，都向真理接近一步，但不可能達到終極真理。對事物的抽象能力也是如此，總要隨著對具體事物的認識的提高，隨著對個性或特殊性的認識的豐富，而逐步深化和發展。這就決定了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也必然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永恒不變的。比如，在互聯網絡出現之前與之后，人們對媒體這個抽象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將來還會有新的認識。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抽象的概念、觀念也是如此。民主就其抽象的本意而言是指大多數人當家作主，亦即“眾人的統治”。但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對民主的這一本意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過。即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內涵的認識也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深化，絕不是一勞永逸、永恒不變的。
7.“孫文”認為，“不能因為堅持價值觀的差異性而否認價值的普世性對立統一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既不能因為贊同價值的普世性而否定價值觀的差異性，也不能因為承認價值觀的差異性而拒絕接受價值的普世性”。
這里簡要指出的是，價值觀同價值不是同一層次的概念，兩者談不上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如果談對立統一，可以講價值的客觀性同主觀性存在對立統一的關系，價值觀也存在客觀性同主觀性對立統一的矛盾(價值觀也不是只有主觀性的一面)。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表述：事物內部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毛主席把它概括為“宇宙的根本規律”，但從來沒過哪位哲學家或教科書把“堅持價值觀的差異性而否認價值的普世性對立統一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這或許是孫先生的一大“創新”吧。既然如此，“孫文”繞口令式的結語：“我們既應承認憲法政治、民主、人權、法治等范疇的普世性，也必須看到關于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等的觀點和主張的無普世性，不同的人、不同的集團，各有各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張”，就沒有多少哲學上的科學依據了。
順便提及的是，“孫文”的作者認同“合二為一”的提法，認為“不能只講‘一分為二’，而不講‘合二為一’”。由此可見，孫先生所運用的哲學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由此形成不少糊涂認識也就不足為怪了。
[①] “憲法政治”一詞，“孫文”多次提到。從學理上講，憲法即是憲法，并不存在“憲法政治”一說。憲法屬于政治上層建筑，如果非要憲法同政治掛鉤，應體現在制定和實施憲法的行為或過程中彰顯憲法是階級統治工具的政治屬性。如若是，“憲法政治”應是指制定并實施憲法，如依憲執政、依憲行政等。如果是這樣的解釋，那其實是指法治。所謂法治是統治階級依照自己制定的法律治理國家管理社會，制定并實施憲法理應屬于法治的范疇。不過，對“憲法政治”國內還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指憲政。國內一些學者明確把憲政理解為“憲法的政治”或“憲法的實施”。當然，此憲政為中國部分學者眼里的憲政，而非指有著特定階級屬性和制度內涵的西方憲政。因為“孫文”多次把“憲法政治”同“法治”并列使用，應是指有別于法治的概念，或就是憲政的代名詞。只不過出于某種考慮，不好直接說出來罷了。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頁。
[③]《列寧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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