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后一任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寫的《蘇聯解體親歷記》，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
馬特洛克從1961年開始就在美國外交界活動，一直從事對蘇聯的外交工作。自1986年底到1991年10月，他擔任美國駐蘇大使，親眼目睹了蘇聯解體的全過程。他把自己的親身經歷準確而詳盡地記載下來，盡力提供一些內幕消息，這無疑對我們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政局劇變、制度演變以至蘇共遭禁、蘇聯解體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悲劇的原因和教訓，是有極大的資料價值的。
但是，令我們對這本書感興趣的，不僅是它記載了豐富而可信的材料，而且還有他作為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蘇聯解體過程提出的某些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從反面深深地教育了我們。其中之一，就是他關于階級斗爭理論的重要性及其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地位的看法。不能不承認，他對階級斗爭理論的看法，遠比我們隊伍中熟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但在分析現實問題時往往忘卻了階級斗爭基本觀點的人，要深刻得多。
馬特洛克當然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他在書中撰有一個小標題，叫做“階級斗爭與歷史的垃圾箱”，這表明了他對階級斗爭理論的厭惡。如果說在資本主義處于上升階段的時候，為了反對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學者還能夠客觀地觀察階級斗爭現象、提出階級斗爭理論的話，那么，在資產階級統治已經穩固，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后，資產階級學者的任務就只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進行辯護了，他們必然公開拋棄以至攻擊他們的前輩所肯定的階級斗爭理論，因為承認階級的存在，承認階級斗爭的不可避免性，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來說是可怕的噩夢，這會啟發、動員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進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馬特洛克是懂得這一點的。
然而馬特洛克的高明之處并不在于他反對階級斗爭理論，而在于他把是否堅持階級斗爭理論作為判斷蘇聯是否改變政治方向的標志。他提出，考驗戈爾巴喬夫的，最重要的莫過于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了。他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就隨之消失。”[①]他進一步指出：“我注意到了逐漸修正或廢除這一理論的種種跡象。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只要共產黨堅持階級斗爭不放，就很難想象共產黨會輕易放棄政權上的壟斷地位，或者容忍黨內派別羽翼豐滿。因此改變蘇聯國內政策的風險很大。”[②]正因為這樣，他密切注視著蘇共內部有關階級斗爭理論的爭論，哪怕是從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信息也不放過。而且他通過外交活動，含蓄地表示，“繼續堅持階級斗爭理論會使兩國之間的關系改善變得步履艱難。”[③]他公開支持像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這樣主張拋棄階級斗爭理論的人，明確表示，“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④]所以，當戈爾巴喬夫1988年12月在聯大發表講話，宣布把全人類共同利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馬特洛克放心了，因為他完全確認，戈爾巴喬夫已“明確無誤地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⑤]
我們不能不佩服馬特洛克的政治敏感性，他的確抓住了一個要害問題：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從根本上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從而必然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他準確地把握了階級斗爭理論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看到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就預感到蘇聯很快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社會，即美國也可以認可的社會，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事實已經證明，馬特洛克的這一預感的理論邏輯是對的。
我們知道，正是階級斗爭理論才使得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很久以前，人類已經幻想過消滅一切剝削的大同世界。空想社會主義者曾經詳細描繪過建立在合乎人的理性的、真正進步原則基礎上的未來社會。然而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全世界千百萬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徹底的、堅決的、全面的斗爭，以爭取按照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發展方向來改變這個社會以前，這樣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把改變現狀的渴望同一定階級的斗爭聯系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愿望才變成了千百萬人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離開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就是空話或者幼稚的幻想。”[⑥]可見，不通過階級斗爭，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切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是從拋棄階級斗爭理論，侈談什么超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的、抽象的人道主義、民主、自由、人權等等開始的。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并發揮領導作用的必要性。任何政黨都是一定階級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開展反對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爭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政黨相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無產階級組織政黨是為了“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標——消滅階級”。[⑦]列寧有過一句名言：“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⑧]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之所以還需要有共產黨的組織，還需要有共產黨的領導，是因為國際國內依舊存在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誰勝誰負”的斗爭仍未最終解決，粉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實現的。一旦階級消滅了，階級斗爭消失了，世界實現了大同，作為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的共產黨也將隨之消亡，但這是未來的事。在目前客觀上存在階級斗爭的條件下，拋棄階級斗爭觀念必然導致解散黨組織、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政治論斷，用馬特洛克的話來說，就是必然導致“共產黨放棄政權上的壟斷地位”。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而且在蘇聯已成為事實的邏輯結論。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產階級私有制，必然遭到資產階級殊死的反抗，只有用鐵的手腕，打碎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所以，馬克思指出:“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并把這一點作為他對階級斗爭理論加上的新內容之一。[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停止，而是在另一種環境下、采取另一種形式繼續著，只要階級沒有徹底消滅，階級斗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寧曾經預見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⑩]他們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力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在這種條件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仍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11]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從理論上講，否認階級斗爭必然順理成章地得出拋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什么“全民民主”的結論。而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捍衛，在當今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占優勢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制度就很容易遭到顛覆，難以繼續存在。
正是階級斗爭的存在，決定了我們處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根本原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兩種社會制度，是根本對立的，兩者之間是一種取代關系。因此，自從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以來，帝國主義始終把消滅社會主義當作根本的戰略任務，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十四國對蘇維埃俄羅斯的武裝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對蘇聯的傾巢侵犯，戰后美國的侵朝、侵越戰爭，就是很好的證明。當軍事方法不能達到這一目的時，帝國主義就采用“和平演變”的方法，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正是他們“和平演變”戰略的得手。方法是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改變的，但消滅社會主義這一目的是不變的。當然，出于現實經濟利益的考慮，帝國主義需要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接觸、打交道、發展關系，但是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表白的，“全面的接觸、發展關系”是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產生影響”，“促進各種思想向社會主義國家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帶進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導致他們更多地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一句話，是為了使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和平演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交道時也必須有“兩手”：一方面要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消滅社會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必須抵制和粉碎他們的“和平演變”戰略，在原則問題上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另一方而要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而對外開放的目的是壯大社會主義經濟，贏得對資本主義的相對優勢，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以便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看不到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不能清醒地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帝國主義的兩手，勢必墮入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陷阱，在外交上必然奉行投降主義政策。馬特洛克從維護壟斷資產階級根本的、戰略性的利益出發，把階級斗爭觀念看作是改善美蘇關系的最大障礙，認為拋棄階級斗爭理論才能使兩國關系的好轉成為實質性的、持久的，只有這樣才能使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即他所謂的“冷戰”)失去依據，這樣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自己卻絕不會放棄階級斗爭，只是變換方式而已。
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不可或缺的內容。社會的發展呈現出復雜紛繁又不斷更換的現象，似乎混沌一片，無法把握，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人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撲朔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提示的結論，并且徹底貫徹了這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和偉大動力，因而階級斗爭理論是了解和把握階級社會展的一把鑰匙，所以，“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12]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在談到社會問題時，始終不能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列寧曾經強調指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只要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列寧的這一論斷就不會過時，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談不上馬克思主義，或者像馬特洛克所判斷的那樣，就是另一個樣子的“馬克思主義”，而這種“馬克思主義”是壟斷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的。
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因此，否認或者掩蓋階級斗爭，這是政治上最惡劣的偽善行為。如果說在十月革命以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還不敢完全否認階級斗爭，但總是希望限制階級斗爭，歪曲并縮小它的概念，磨鈍它的鋒芒的話，那么，在今天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競爭并存的時代，壟斷資產階級思想家則公開鼓吹“趨同論”，完全抹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并以此來影響、引導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界、輿論界。馬特洛克就是一個典型，然而正如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忘記階級斗爭就是倒向資本、倒向資產階級，反對勞動者。戈爾巴喬夫之流就是這樣，他們通過否認階級斗爭的偽善說教，引導社會主義的蘇聯倒向資產階級。在國際問題上，他打出“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的旗號，否認不同階級、不同國家的利益的差別，否認不同階級都是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來對待和處理諸如環境污染、核武器等等全人類共同問題的，結果，所謂“高于一切”的全人類利益就取代了階級利益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了，界限沒有了。然而趨同的第三條道路是不可能有的，因為帝國主義并沒有也決不會放棄把社會主義“和平地”演變為資本主義這一戰略目標。在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要消滅社會主義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卻把“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指導思想，這只能是向帝國主義屈膝投降。難怪馬特洛克要對戈爾巴喬夫提出這一口號感到無比高興了
在國內政策上，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方針，反對階級分析方法，否定階級斗爭的存在。由此出發，他攻擊共產黨的領導是共產黨對政權的霸占，是“政治壟斷”，要求實行各個政黨自由競爭的多黨制;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無天”、“專橫跋扈”，要求實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自由選舉”;攻擊社會主義公有制妨礙人們對所有制的選擇，是“經濟壟斷”，要求實行私有化;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是“精神壟斷”，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要求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如此等等。一句話，就是要求拋棄社會主義制度，把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搬過來。這一切都是在抽象的“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下進行的，但是超階級的“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是沒有的，連戈爾巴喬夫自己也承認，他是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為圭臬的，他主張的一切，不過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回聲”。很明顯，否認階級斗爭，并不等于階級斗爭不存在了，而只是意味著理論上贊成資產階級的口號，實踐上恢復資本主義制度。正是按照這一思路去改革，戈爾巴喬夫一步一步把蘇聯從社會主義社會改造成為馬特洛克所認可的那種“別樣的社會”了。
從這里應該引出一個教訓：必須正確估計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斗爭形勢。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3]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犯過夸大階級斗爭的錯誤，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大規模階級斗爭過去以后，仍把階級矛盾當作社會主要矛盾，在工作中仍“以階級斗爭為綱”，甚至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致釀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慘痛的。但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當我們黨撥亂反正，糾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把全黨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后，又出現了一種完全否定階級斗爭的錯誤傾向，仿佛階級已經消滅，階級斗爭已經不復存在，階級分析已經過時，因而在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攻勢而前，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猖狂進攻面前，甚至在發生政治動亂、反革命暴亂時，也看不清問題的本質，不敢開展堅決的斗爭，聽之任之，有的人還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支持動亂的一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用鐵的事實說明，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斗爭不僅存在，而且在某種條件下還會激化，忘記了這一點，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
馬特洛克不愧為一名很好的反面教員。盡管他不贊成階級斗爭理論，但他有關階級斗爭理論的意義的論斷卻值得我們深思。這一論斷不僅在理論上是符合邏輯的，而且已為蘇聯演變的歷史所證實。
[①] 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第162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第164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③] 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第167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④] 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第169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⑤] 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第176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⑥] 《列寧選集》，第1卷，第6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 《列寧選集》，第1卷，第5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4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⑩] 《列寧選集》，第3卷，第6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列寧選集》，第4卷，第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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