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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關系

胡鈞 · 2014-10-16 ·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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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建立和完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源配置中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存在抽象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產生不同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征。黨和在黨的領導下的政府是市場的“駕馭”者,應成為善于駕馭的行家里手。

  關鍵詞:市場和政府 有機統一 黨總攬全局 駕馭市場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這里全面地指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質和內容,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含兩個不同方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把這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更大程度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可持續發展。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具體體現在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的結合關系上。由于社會制度不同,政府性質、作用不同,市場的地位、市場主體的構成不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就不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不再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為資本家企業主追逐利潤服務;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政府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體社會成員整體利益的代表,它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能是以人為本、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社會成員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他們的全面發展,是為了為滿足人及其需要所必需的國民經濟的全面高速可持續的發展。社會制度的本質區別決定的政府性質和市場主體構成的差別決定著不同社會中政府與市場二者的地位和關系的不同。

  很明顯,不存在抽象的一般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有不同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當然,從經濟運行角度看,政府對市場的作用也有共同的方面,譬如通過宏觀調控保持經濟總量平衡、加強市場監管、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等。但從本質上看,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政府具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所沒有的、由社會主義制度所賦予的更多方面的特有的作用和職能,這主要包括制定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目標和規劃,并通過各種手段引導市場實現政府的發展戰略目標。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沒有整個國民經濟戰略目標的制定,那是由自發的市場主體的競爭決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只起輔助性的作用,其任務是彌補市場失靈、創建正常的市場競爭環境,以保證各個私人市場主體盈利目標的實現。

  所以,從研究方法上說,應避免抽象地探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應從現實的社會經濟制度出發,弄清該社會制度的所有制關系和它的生產的根本目的及由此決定的政府和市場這兩個不同方面的作用的特殊性。在討論我們國家政府與市場的結合關系問題時應先了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機構與市場經濟各自的本質和特征。

  一

  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里所說的“決定性作用”,其內容就是指市場主體是其企業生產經營方向的決定者,他只是根據商品的市場價格影響的盈利水平決定把資本投向哪里、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果市場主體不能決定資源配置方向,就意味著不允許市場主體根據市場狀況自主決策、獨立經營,那就不成其為市場經濟,所以習近平同志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中指出:“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所以《決定》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必然選擇,那就必須遵循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樣一條規律,很好地利用這個規律,否則就不能更好地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不利于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穩定快速發展。

  當然,我們只知道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對全面理解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說是不夠的,特別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產生和發揮作用的,而且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商品生產才表現為生產的標準的、占統治地位的性質,因而市場機制才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所以市場經濟一般本身自然地帶有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的烙印。因此,在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時,應避免把這個規律絕對化、一般化,它不可能簡單地套用到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身上。

  習近平同志正是針對這種情況,在確定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的同時強調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①]這就告訴我們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發揮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作用。這個界限在《決定》中表述得很清楚,這就是在確定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時,必須同時強調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帶根本性的特征。這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區別決定的。

  有的人諱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他們只講“先發市場經濟國家”與“后發市場經濟國家”,把市場經濟從而把政府與市場關系視為抽象的、中性的,似乎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會有同一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這種意識阻礙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與市場關系做出有創新性科學判斷。世界知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訪問時說:政府與市場“二者間需要一個平衡,但這種平衡在各個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又各不相同,因此這個問題還沒有統一的結論”,政府如何作為會“因國家而異”。[②]

  為了更加明確地闡明這一點,習近平同志在最近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行的集體學習會上,再次強調指出“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我國,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和發展我們的政治優勢,以我們的政治優勢來引領和推進改革,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發展。”[③]

  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本家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企業經營的自主決策權。資產階級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打出了“自由、平等、博愛”革命旗幟,這里的“自由、平等”口號下的實際內容,就是指自由投資、自由決策。在私人企業主看來,這是他們存在的生命線,任何外部的干預都被看作是對他自主決策權的侵犯。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意識“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些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斥責“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轉化為一座工廠”。[④]在私有企業主看來,自主決策是最基本的人權,政府是外部力量,政府干預妨害他盈利目標的實現。作為資本的人格化,絕對排斥政府干預是由資本本性決定的。

  社會主義制度則不同,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要“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和“黨總攬全局”的領導核心作用,這首先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不像資本主義制度那樣,是在人們追逐私利的競爭中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小商品生產者間的自發競爭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生產力也是在自發的競爭中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制度則根本不同,它不能也不是工人階級在爭取經濟利益的斗爭中自發地產生,而只能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和本階級政黨的領導下,自覺地建立和發展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和人民政權的領導和組織,是社會主義制度產生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也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黨和人民政權自覺地有意識地組織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決定性意義,這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鞏固和發展的需要,也是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有計劃地組織社會化大生產,大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以上分析表明,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來說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課題。理論和實踐都表明,關鍵在于弄清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中科學定位。習近平同志在《說明》中指出,對政府與市場二者作用的科學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可以進一步解放思想,更充分地發揮市場機制的正面作用,調動市場主體的主動性,進一步增強經濟活力,更大范圍更深程度上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

  習近平同志在《說明》中認為黨從十四大以來對政府與市場關系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其內容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政府與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這兩個方面的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職能的厘清問題。從深層理論上說,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一般與它所依附的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的關系,是認識這一問題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不是能夠獨立存在經濟制度,它總是隸屬于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為實現該生產方式的生產目的服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根本目的不是價值一般,而是剩余價值,價值規律為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服務,在這里市場交換不能按商品的價值交換,必須遵循利潤率平均化規律按成本價格加平均利潤決定的生產價格交換。所以馬克思嚴厲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經濟等同于一般市場經濟的辯護論觀點,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交換關系只是“屬于流通過程的一種表面現象”,是“質的形式化”,是“資本關系的假象”。

  根據馬克思的上述理論,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市場經濟同樣也只能是從屬于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為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服務的。市場經濟這種從屬地位,從世界上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開始直到今天我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是自覺不自覺地依據這一理論行事的。在蘇聯,斯大林總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商品關系不是社會主義本質關系,這里的產品只是采取了商品的“外殼”,它只是被社會主義政府利用來發展生產推動改善企業經營管理的方法。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同樣支持商品關系是“工具”的觀點,說“現在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⑤]鄧小平在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一創見時,更進一步確定市場經濟只是“手段”、“方法”,指出搞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⑥]這一觀點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制定具體措施的根本指導思想。此后黨中央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在貫徹這一指導思想過程中取得不斷進展。這表現在在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利用來發展生產力“方法”的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黨和政府“駕馭”市場的觀點。胡錦濤同志在2004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時講:“全黨同志深化了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增長了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領”。這次在黨的十八大上,習近平同志在《說明》中指出:“我們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他在最近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再次強調領導干部要“學會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成為善于駕馭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行家里手”。

  “駕馭論”是一個淺顯明白的比喻說法。市場有如野馬,它有極強的奔跑能力,在無人駕馭的時候,它為尋找水草盲目奔馳。當騎手發現了它,馴服和駕馭它,利用它的奔跑能力為自己服務,為自己所要達到的方向目標馳騁。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就相當于馬的奔跑能力,政府則是駕馭馬匹的騎手。對騎手來說,重要的是深諳和順應馬的習性,摸透馬的脾氣,熟練掌握韁繩、鞭子等工具的運用,不斷提高自己的駕馭能力。騎手與馬的關系淺顯但深刻地表明了社會主義制度下黨和政府與市場相互關系基本樣式,也是二者結合的實質和內容。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二者作用的科學定位。理解這一點是處理好社會主義制度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所在。這一淺顯的比喻,可以明白地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黨和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職能的基本定位。黨和政府作為駕馭者,最主要的作用和職能是確定奔跑的方向、目標,以及為保證這一目標實現所必須的資源在各領域和地區的配置,另外還要選擇恰當的途徑和控制適當奔跑速度。所說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些職能應當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主要是在微觀經濟領域,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不應是直接管理微觀市場主體,一般地說,它的職能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這些是市場自發競爭所必然具有的缺陷,政府的作用必須遏制這些缺陷的破壞性,才能發揮失常正能量,維持社會再生產得以正常進行。以上這些作用,一般地說,在資本主義國家里,也是它們政府的職能。對此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評論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獻時說:“這份文件是下一輪改革的藍圖,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指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則負責‘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西方人將承認上述一切”。[⑦]這表明這種職責劃分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是相同的,是它們可以接受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也必須具有這些職責和作用。但是我們應注意到,這里所闡述的政府的作用和職責主要是就它對微觀市場主體說的,規定要政府做好哪些事情才能保證分散的私人企業具有最良好的條件以獲得最大的盈利。這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來說,完成這些職能就足夠了,因為它的根本任務就是為私人企業主謀利服務的。顯然,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的職責絕不能限于這些,因為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不是為私人企業主獲取利潤,而是以人為本、為了最大限度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文化需要。因此這里黨和它領到下的政府首要關注的是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方向、生產各個領域重大比例關系、重大經濟結構安排和調整以及勞動者的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就決定了政府有著由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產生的更根本的職責和功能,這就是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長期戰略目標,主要通過黨和政府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和它的實施,使它發揮對整體資源配置的引導作用。

  有的人對我們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作了錯誤的理解。他們說“決定性作用”意味著一切“市場說了算”,市場是主角,政府只是“配角”,只起配合市場的作用。這類看法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來說是適用的,這些看法也是資本主義企業家觀念的反映。還有的學者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表明政府要退出資源配置領域,政府“主要不是進入資源配置領域,而是進入收入分配領域”。這是要求政府退出對生產規程的管理,這樣的不控制社會生產的社會主義能存在嗎?與上面錯誤看法相聯系的,還有些人把政府職能限制在服務領域,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務”。社會主義的政府既然要利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為市場經濟發揮作用服務,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但這種服務的性質,不是要為市場對整個經濟發展發揮主導作用、為實現市場主體自發競爭的目標服務,這種服務只能是像騎手給馬提供必要的飼料和飲水那樣,為使它更好奔馳、更快達到國家發展的目標。任何一位騎手都決不會把自己的職責限定為只是為自己的坐騎服務而不掌握奔跑的方向,任憑它盲目馳騁,除非是他要自取滅亡。上述的這些奇怪看法都是從哪里來的呢?不可能來自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不可能來自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只能是來自西方經濟學,這些話語都是來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教本,也是來自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迷信。正是針對這種片面看法,習近平同志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⑧]

  以上片面看法的出現主要是沒有很好研讀和準確理解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的精神。實際上《決定》已較全面地指出了黨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包括哪些特殊的職能。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部分中,指明政府的作用是“科學的宏觀管理”,包括:“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型、針對性、協調性。”另外,也不是指局限于利用市場一種手段,《決定》還指明了政府的直接投資職責重要性,《決定》指出:“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項目,”這里也包括重大的基礎建設主要靠政府直接投資解決?!稕Q定》還強調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很清楚,這里絕沒有把政府的經濟職能限制于“提供公共服務”、“彌補市場缺陷”、“維護市場秩序”等外部條件的建造,而是整個經濟發展進程的“駕馭”者,是主角不是配角,這體現在中央政府職責的如下規定上:“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這些特殊的政府的職責和作用才鮮明地展示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闡明了黨和政府在宏觀領域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不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政府只起配角的作用,是配合市場的作用,職能只是彌補市場的缺陷。社會主義政府的最重要的是依據客觀規律制定經濟發展長遠目標和一定階段的發展規劃使經濟發展更帶自覺性。在與市場的關系上,是把分散的市場主體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到黨和政府規劃制定的發展戰略和長遠目標的實現上,形成一股合力。實現這種結合的關鍵就在于認識和尊重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在此基礎上切實提高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這個騎手要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的,成為“駕馭”的行家里手,善于利用馬的奔跑能力引導它更好更快地跑向自己預定的目標。

  在確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同時,又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發揮黨和中央政府在宏觀領域方面對市場主體自主決策上的導向作用和調控能力。習近平同志強調要不斷提高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市場的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極重要方面。政府一般是通過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引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方向,加強科學宏觀調控,使它符合國家規劃制定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政府在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優化生產力布局這些對全局發展有決定意義方面發揮職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點,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大優勢,這是資本主義國家一般不能具有的職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重大的經濟結構和必要的比例關系,都只能依賴市場上自發的競爭來實現,這種實現方式當然地與經濟的經常激烈動蕩和周期地爆發導致巨大破壞性生產過剩危機聯系在一起的。例如,奧巴馬上任后曾一度提出要參照中國的做法在美國發展高速鐵路,但這立即遭到卸任總統小布什反常規的對新當選總統進行批評,攻擊新總統這是對經濟進行國家干預,他說“我深知私營企業才能帶領美國走出目前我們所處的經濟局面”,他對企業主說“你們比政府更能花好自己的錢”。[⑨]一位學者更批評奧巴馬說這是對美國模式的“自然否定和自我質疑”,這是“中國的世界觀威脅到美國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是“決心把美國經濟送進產業政策令人窒息的懷抱里”。[⑩]另外,奧巴馬這一建議還由于遭到既得利益集團,如高速公路和民航等壟斷資本的堅決反對,結果是計劃泡湯。

  上述分析表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內容就是通過市場上企業間的盲目競爭這種方式實現社會再生產要求的客觀比例以保持經濟的正常發展。發揮市場主體配置資源的主動性,是我們要利用市場經濟的主要方面?!稕Q定》指出要“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極重要方面。但是從宏觀層面來觀察,暴露出市場失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重大經濟結構失衡不能得到及時的調整,只能依靠周期性爆發全面生產過剩危機來解決。例如,從美國開始的2008年爆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在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這兩個領域重大經濟結構方面配置失衡的結果。有人說,通過危機形式來調整,表明資本主義還有自糾能力。不過,不能把這種“自糾能力”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優勢和具有生命力的表現,這恰恰是它在資源配置上喪失效率的最致命的弱點。“十年一次的危機不僅毀滅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來重建平衡。”[11]2008年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使英國經濟萎縮超過7%,本月英國智庫發布數據表示,長達6年的英國大衰退宣告結束,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剛回升至2008年3月的水平。[12]這不能說成是資本主義市場配置資源高效率的表現。

  十四大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以來,20 多年的經濟發展實踐充分證明,這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至今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形式,我們堅定樹立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取得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市場封鎖和地方保護阻礙了統一市場的形成,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損害了市場主體的利益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些弊病當前還主要發生在地方政府身上,這當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著力消除市場封鎖和地方保護,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

  必須實現凡市場能發揮正面作用的活動,都應交給市場,不這樣就不能更好地利用市場經濟的長處。一方面,要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另一方面,要把市場激發起來的活力引導到貫徹以人為本的根本方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這些重大目標上。

  三

  正確認識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關系,明確二者在經濟發展中職責的準確定位,對當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保證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和戰略目標的實現更有重要的實踐意義。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要求重點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當前經濟結構調整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即許多行業產能亞種過剩矛盾的解決。就這個目前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探討一下政府與市場在重大結構調整中的相互關系有現實意義。2012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強調,把化解產能過剩矛盾作為調整產業結構的工作重點。那時以來,盡管中央政府一再強調必須消除這一現象,向社會提供了足夠的信息,但問題未能解決,新一輪的產能過剩波及領域更廣、形勢更嚴峻。

  有的人提出,這個問題應當主要交給市場來解決,但實踐表明這種主張難以達到預期目的。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必須嚴格區別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作用,不應把對地方政府過多干預市場的不當行為引向中央政府頭上。中央政府是宏觀調控的主體,而地方政府一般是宏觀調控的對象。應看到,學術界和媒體所揭露的地方政府在與市場關系方面職能上錯位和越位的地方,恰恰是中央政府在這方面職能缺位的結果。不能把二者混淆起來。一些地方政府為本地區從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出發從事經營活動,它不是宏觀整體利益需要的代表,而是市場主體,是市場盲目力量的組成部分,而且以其豐富的公共資源強化了市場的盲目性。因此,期待用市場的盲目性去化解市場的盲目性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靠的。

  事實證明必須依靠中央政府的出于國民經濟整體利益的有力決策。為了堅決遏制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盲目擴張勢頭,2013 年5月10日,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通知,要求各地充分認識遏制產能過剩的重要性,堅決停建嚴重過剩行業違規的在建項目,并要求各地的人民政府對本地區這項工作負總責,切實加強領導,嚴格監督檢查,還有針對性地提出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具體措施,中央政府強化了執政能力,明確公布了一些嚴重過剩的行業的首批淘汰落后產能企業的名單,并指出必須淘汰的規模和執行時間。媒體說,這是打響了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第一槍。這種產業結構調整所以不能依賴市場是因為淘汰過剩產能會帶來巨大經濟損失。例如,最近石家莊拆除35家水泥企業帶來直接經濟損失10.8億元,減少產值超過60億元。這只有從全局整體利益出發的中央政府才能堅決貫徹實施。當然政府在貫徹宏觀決策是也必須尊重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引導企業和地方政府自愿接受政府對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實現全國的資源優化配置。

  這些措施表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目標的切實行動。

  今年的經濟發展形勢可以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30多年改革實踐一再表明,改革需要有適當的社會環境,需要在經濟穩定合理增長的條件下持續有效地推進,才會成為發展的動力。如果一項改革舉措不能最終落到經濟的增長上,其合理性將難以令人信服,改革也會遇到阻力。

  最近外國有人說,中國政府曾承諾讓市場力量在經濟中發揮更具決定性作用,而當前的環境從某種程度上成為檢驗中央政府這一承諾的試金石。今年前兩個月我國宏觀數據和行業數據出現了下滑。2014年1.2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為5年來最低,有幾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全國小型微型企業的46.84%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產品銷售困難。新公布的3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結束三連降,較上月小有回升,但總趨勢未能得到根本改善。這期間雖然經濟結構有了改善,但不能忽視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強、實體企業經營壓力很大的現實。處于這種宏觀境遇下,強調激發微觀主體市場活力難以立見成效?,F實要求必須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重大作用。

  李克強總理近日在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主動作為”。政府必須加強調控,出臺有力措施穩定增長,防止出現大起大落。經濟運行不可能都是一馬平川,出現一定波動是必然的、難免的,走路總是兩條腿一前一后。關鍵在于發揮政府對經濟的及時的預調、微調,防止過度波動。這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所在。

  4月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提出系列政策措施體現出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思路。通過更大規模棚改緩和房地產投資大幅回落趨勢,加快鐵路尤其是中西部鐵路建設,擴大有效投資,其中國家投資近80%投向中西部地區,確保鐵路投資穩定增長和鐵路建設加快推進。加快鐵路建設是重中之重,進一步優化“十二五”規劃目標,加大規劃實施力度。這一切表明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潛在風險不僅可以有效防范,一旦顯現,依靠政府的及時有力的宏觀調控完全有能力加以化解。應當避免的是排斥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發揮重大作用思想的干擾。

  習近平在今年元旦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切實把思維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指出:“要處理好活力和有序的關系,社會發展需要充滿活力,但這種活力又必須是有序活動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洶涌也不行。”“通過不斷改革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增強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我們應當依據這一指導思想實事求是地研究怎樣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2014 6、3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Market Functio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s the core issu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could make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make the government play a better role.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re the organic unity, not mutually negative. There is no abstr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ystems produce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let the Party play a core role in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re “controllers” of the market, should become experts who are good at controlling.

  Keywords: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organic unity, the Party play a core role in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controllers

  Author(s): Hu Jun,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①]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②] 姜紅:《不平等現象加劇是新興國家面臨的一大挑戰——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28日。

  [③] 《正確發揮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4年5月28日。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5頁。

  [⑤] 《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5頁,

  [⑥]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頁。

  [⑦] 《看空中國經濟向來是愚蠢的》,《參考消息》2014年3月27日。

  [⑧] 《正確發揮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4年5月28日。

  [⑨] 新聞來源:http://news.sina.com.cn,2009年6月23日。

  [⑩] 新聞來源:《參考消息》2011年3月17日。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373頁。

  [12] 《英國宣告六年大衰退結束》,《參考消息》2014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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