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混合所有制是財產權屬于兩個以上不同性質的所有者構成的一種所有制。西方的混合所有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產物，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形態，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不斷探索本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產物，與西方國家相比，具有一定質的不同。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要做到“六個防止”：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防止外國資本壟斷，防止非公資本單向參控，防止削弱人民幣國際化，防止只講混合所有制，防止削弱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
關鍵詞：混合所有制;資本主義混合所有制;社會主義混合所有制;國有經濟作用
混合所有制是財產權屬于兩個以上不同性質的所有者構成的一種所有制。從微觀層面來看，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建立的企業;從宏觀層面來看，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所有制結構中，包含國有、集體、合作、個體、私營、外資等多種所有制形式及其經濟?；旌辖洕暮x比混合所有制寬泛，既包括私有與國有等所有制結構，又包括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的調節結構，這二者也有密切關聯。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自此之后，關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討論便不絕于耳。事實上，混合所有制經濟一詞并非新的名詞，它在我國已經有20余年的歷史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一詞)。而在西方，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相似的一個名詞——混合經濟，其理論與實踐也有百年歷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混合經濟的本質是什么?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而言，我國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有何異同?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這些都是亟待解釋清楚的重要理論和政策問題。
一、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混合所有制
1、混合所有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產物
西方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其經濟體制早已經不是早期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完全自由經濟了，而是私有制占主體的資本主義混合經濟。關于混合經濟或混合所有制經濟，迄今沒有一個統一公認的定義。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多米尼克•拉費曾這樣說，“混合經濟作為純社會主義和純資本主義的混合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看來是理論上針對計劃經濟中極端干涉主義明顯失敗和自由思潮鼓吹國家退卻，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雙重意義的預防措施......混合經濟首先就是這樣一種經濟，它的數字表明，國家在經濟上的作用，不論如何具體發揮，對市場來說都是很大的。例如，任何一種混合經濟都包括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而且一般說來，前者不僅包括非商業的行政部門，還包括以國有企業或國家大量參與為形式的重要經濟部門。”(讓—多米尼克•拉費，雅克•勒卡榮：《混合經濟》，宇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3頁。)國內外學者對西方混合經濟的定義有多種，它的出現和發展則是西方資本主義過去幾百來在經濟領域中發生的最大變化之一。
混合所有制經濟產生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之后的歷史階段，是伴隨著壟斷的出現而出現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產生并非偶然，它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矛盾的產物。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是為了獲得利潤和財富的增值，資本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資本必須不斷開拓市場以實現積累和獲取更多財富。“如果說流通最初表現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這里卻表現為變動的量，并且是通過生產本身而不斷擴大的量。就這一點來說，流通本身已經表現為生產的要素。因此，資本一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在這里從絕對剩余價值或絕對剩余勞動的角度來看，這也就是造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作為自身的補充;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產本身的每一個要素都從屬于交換，要消滅直接的、不進入交換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頁。)資本在自由競爭中不斷開拓市場和生存空間的過程中，必然具有追求壟斷的趨勢。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集中于愈來愈大的企業的過程進行得非常迅速”(《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7頁。)，“正是企業的規模巨大造成了競爭的困難，產生了壟斷的趨勢”(《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8頁。)，“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導致壟斷”(《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頁。)。
競爭和壟斷是推動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演變的重要力量。“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他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頁。)正是這種激烈的競爭促使資本不僅要壟斷市場，將剩余價值中的很大部分轉化為生產資料，更要不斷開拓市場空間，而勞動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得到提高，又進一步促使剩余價值更多地被生產出來和資本更多地實現積累。然而，“即使資本主義生產是迄今為止一切生產方式中最有生產效力的，但它由于自身的對立性質而包含著生產的界限，它總是力求超過這些界限，由此就產生危機，生產過剩等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7頁。)無論是簡單的私人壟斷，還是資本不斷開拓市場空間，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為“私人壟斷資本對壟斷利潤的追逐使市場的功能弱點進一步被強化和放大，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烈度更大，破壞性更強，對社會資源造成的浪費更加嚴重。”(程恩富、高建昆：《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雙重調節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4年第1期。)經濟危機最嚴重時可能致使資本主義經濟大規模倒退，最典型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為了克服危機，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秩序，資產階級國家不得不對經濟進行調節和干預，于是，混合所有制經濟逐漸形成了。誠然，社會主義蘇聯和東歐國家當時實行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對資本主義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因此，“混合經濟在統計學上的定義之所以有效，在于它不是事先構想的制度，而是工業社會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變化的歷史產物。主要是指對由于不受控制的‘純資本主義’而定期發生的震蕩所作出的適時反應，而不是協調計劃的結果。人們曾經根據不同情況，希望解決經濟不穩定、嚴重通貨膨脹或嚴重失業持續存在、傾向壟斷和限制競爭等問題，因為對活動監督不夠會引起‘外部效應’，引起公共商品與勞務供應不足，引起人們所認為的收入分配太不公平，等等......因此，按照前面設定的統計標準，歐洲各國的經濟基本上都變成了’混合’經濟”。(讓—多米尼克•拉費，雅克•勒卡榮：《混合經濟》，宇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5頁。)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混合所有制經濟是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矛盾造成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不斷干預和調節的產物，正如恩格斯所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管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頁。)進一步地看，混合所有制經濟必然產生于壟斷之中，它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壟斷經濟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高度。混合所有制經濟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僅促使壟斷資本的統治勢力更加強大，而且使得壟斷資本開拓市場空間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大型跨國壟斷企業便是混合所有制經濟下資本開拓世界市場空間的重要載體。
2、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形態，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
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主要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萊茵模式(西歐、北歐資本主義國家)，另一種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英國、美國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哪一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它們都已經不是那種單一的私有制市場經濟模式了，而均是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有許多學者從不同方面論述了資本主義的這種變化。如西方著名學者霍布斯鮑姆所說的，“支撐20世紀世界經濟的結構，即使當它們還是資本主義形式的時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紀70年代所接受的‘私人企業’式經濟結構。”(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帝國的年代：1875—1914》，賈士蘅譯，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頁。)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整個國民經濟都變成了混合經濟，以至看來已經成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制度。”(讓—多米尼克•拉費，雅克•勒卡榮：《混合經濟》，宇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漢森也指出，19世紀末期以后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已不再是單一的純粹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同時存在著“社會化”的公共經濟，因而成為公私“混合經濟”(或稱“雙重經濟”，Dual Economy)。(參閱郭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與國有企業改革》，《光明日報》2014年4月2日。)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對混合經濟持贊成態度，他甚至這樣諷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那些希望將政府縮減為警察加燈塔的人只能生活在夢幻的世界中”。(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薩繆爾森談效率、公平與混合經濟》，蕭琛譯，北京：商務出版社，2012年，第41頁。)
然而，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出現，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性質，反而使得資本主義的經濟根基更加牢固，以至于出現工業企業的高度集中與融合，特別是金融資本與工商業企業緊密融合，在主要經濟部門中形成了一大批大型企業。這些大型企業往往都有國家的支持，最終形成大型的跨國壟斷公司。也就是說，在混合所有制經濟時代，資本主義中的私人壟斷發展到了國家壟斷，國內壟斷發展到國際壟斷的地步了。“國家所有制的發展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特點。這種所有制的形式，盡管在某種程度上與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公司所有制相比，只是從屬的，但卻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尤其表現在由國家對那些盈利低的企業和經濟部門進行接收，以及由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對非國家所有制的資本主義企業按低價提供生產資料。”(米歇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楊祖功，楊齊，海鷹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40-41頁。)由此也能看出，我國那些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追隨者所鼓吹的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與“國際接軌”，是完全無視以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尤其是張維迎關于“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上的;唯有在私人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才能有效率地運作!” “國有企業的比重降到10%左右”(轉引自陳亮：《國有企業私有化絕不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出路——兼與張維迎教授商榷》，《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5期。)等言論，是極其荒謬的。
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突出表現就是大量的國有企業的存在，但這種國有企業與我國的國有企業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因為資本主義的國有企業代表總的大資產階級與金融寡頭們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而政府和總統也是為其根本利益服務的。以西方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為例，“美國總統確實權利很小。但究竟是誰才能把總統的權力關進籠子呢?是人民嗎?是民意嗎?當然不是!是共濟會后面的金融老板們。” 2008年西方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又使用國有化的手段拯救金融和投資等企業，但這種國有化不過是用全體人民的稅收來救助極少數金融和房地產資本家。連曾經抨擊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都不斷追問，為什么在美國的財政部、美聯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
在西方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如以歐洲各國經濟為參考，國有部門約雇傭30%的勞動力(其中2/3以上在行政單位，1/4以上在國有企業)，并提供1/4至1/3的附加值。公共開支可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40~50%。”(讓—多米尼克•拉費，雅克•勒卡榮：《混合經濟》，宇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頁。)如下表1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各國的國有企業基本情況(截至2009年末)，從一個方面揭示了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情況。
(此處略去表1)
可以清楚地看出，截至2009年末，OECD國家中央政府一級擁有的國有企業有2085個，雇傭數量為4333670人，企業價值為14168億美元。進一步地分析，“如果從OECD國家的國有企業分布領域來看，主要分布于公用事業部門，如能源電力、交通運輸、金融、制造業、電信等產業部門。按企業價值來劃分，第一大領域屬于能源電力，比重占26%;其后分別是金融部門占24%、交通運輸部門占19%;再次分別是制造業占7%、初級產品部門占5%、電信業占3%、房地產占2%、其他公用事業占2%、其他產業占12%。”(陳亮：《國有企業私有化絕不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出路——兼與張維迎教授商榷》，《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5期。)
在混合所有制經濟體制下，資本主義政府不僅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對市場經濟進行幅度較大的干預，甚至有時會對市場進行全面管制，而且還制定了一系列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此同時，混合經濟中的私營部門和國有部門通常密切配合，共同為資產階級整體和長遠利益服務。
顯然，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某種情況下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且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不過，混合所有制經濟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關系——私人資本雇傭和剝削勞動，也不表明資本主義是在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自動長入”或“和平過渡”。正如列寧當年在評價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轉變時生產資料占有形式上發生的變化所一針見血所指出的，“但是，生產資料的這種分配，就其內容來說，決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說，是符合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的資本)的利益的，因為大資本正是在民眾挨餓，農業的整個發展無可救藥地落后于工業的發展，工業中“重工業”向其他一切工業部門收取貢賦的條件下活動的。”(《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頁。)西方不少學者對大資本家利用國家政權謀取暴利的行為也持清醒態度，“......資本家......把錢交到......國家手里，并且收取數量可觀的稅收的折扣作為他的信貸、風險和努力的報酬。但是更常見的是，資本家充當主要的公債的組織者和持有者。他們的活動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貨幣化。”([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00-1992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5頁。轉引自韓毓海：《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182頁。)因而，盛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其主導面和本質依然是壟斷經濟。其出現標志著資本主義剝削范圍由資本家剝削一般雇傭工人，擴大到了資產階級使用社會集資和國家政權等手段來剝削全社會多個階級和階層，甚至掠奪他國人民。
簡而言之，20世紀和21世紀初的實踐表明，混合所有制經濟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依然存在和發展;資本主義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仍然具有壟斷性、腐朽性或寄生性、過渡性，且蔓延至全世界。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經過長期探索，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內含國家對市場經濟的積極調控之意，以使市場經濟更加組織化、有序化和高效化，而作為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重要實現形式之一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不斷探索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產物。
1、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不斷探索本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產物
混合所有制經濟是隨著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特別是對公有制實現形式認識上的不斷深化而提出的。1981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處于初級階段，并指出應該根據每一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具體情況創造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之后，黨的歷次重要會議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逐步破除了單一公有制觀念的枷鎖，為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我國關于所有制實現形式的理論更加成熟。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國有資本通過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組織更多的社會資本，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從廣義上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其本身就是一種全社會范圍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國有企業改革要“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這些都是中共中央文件反復強調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賦予混合所有制經濟前所未有的地位和高度，這是與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的所有制結構狀況相符合的。國資委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全國90%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公司制企業戶數的比例接近57%，占中央企業登記企業總戶數的一半以上。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的56%、凈資產的70%、營業收入的62%已在上市公司。石油石化、民航、電信、建筑、建材等行業的中央企業主營業務資產已基本進入上市公司。從這個角度看，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經處于主要地位。而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黨的十七大以來(2007年6月底到2012年6月底)全國內資企業發展分析報告則更能反映我國近些年來企業結構的變化。從表2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6月底，全國非私營的內資企業共238.96萬戶，注冊資本金總額為37.42萬億元，相比2007年6月底企業總數327.62萬戶和注冊資本金總額18.38萬億元，分別增長--27.10%(減少)和103.60%。與此同時，2012年6月底，全國私營企業數量是1025.93萬戶，注冊資本金是28.48萬億元，相比2007年6月底企業數量520.46萬戶，注冊資本金8.33萬億元，分別增長了97.10%和242.00%;而外資企業在2012年6月底的數量是43.68萬戶，注冊資本金是11.3萬億元，相比2007年6月底的情況，分別增長了56.10%和74.40%。這說明，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數量總和已經遠遠超過了非私營的內資企業，它們的注冊資本金總和也已經超過了非私營的內資企業，且增長勢頭迅猛。“資料顯示，2011年9月底，我國非公有制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比重突破80%，達到80.3%;2012年6月底，這一數據達到81.74%;2012年年底，這一數據達到82.67%。與此同時，非公有制企業的規模也在穩步擴大。”這些數據已經清楚地表明，公有經濟在企業總數、注冊資本金方面均低于或大大低于非公經濟(就業比例就低)，這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所必須注意調整的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我國的一些企業已經開始積極介入全球化經濟事務并對西方跨國壟斷企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沖擊。2012年，中國內地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的有64家，覆蓋了20多個行業，一批大型國有企業成為與跨國公司競爭的主要力量。而制定國際貿易和國際事務規則的西方國家對我國企業的海外行為百般阻撓，其最大的借口就是我國大量國企的存在不符合所謂“完全市場經濟”的原則。因此，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能有利于減輕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所遭遇的不公正境遇。
2、混合所有制經濟異同
法國經濟學家米歇爾•阿爾貝爾曾說，“大歐洲創造了社會市場經濟，大中國創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在我看來，二者之間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們能夠融會在一起，必會成為21世紀的幾大法寶之一。”(米歇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楊祖功，楊齊，海鷹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4頁。)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混合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顯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都是不同形式的資本之間相互持股、相互融合。其中的大型股份制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均具有一定的國家背景，且在國內外市場中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程度不同地為國家調控國民經濟服務。
其次，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們均受一些共同的經濟規律支配和影響，如剩余價值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缺少合理國家干預的無序市場競爭必然會導致經濟波動、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貧富分化，因此，微觀和宏觀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都需要國家對市場的積極調控，都需要在發展經濟時兼顧經濟效率與經濟公平。
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類型的市場經濟中具有一定質的不同。
第一，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占主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誕生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壯大混合型壟斷企業，以最大限度獲得壟斷利潤，因而無論是占統治地位的大型壟斷企業，還是大量分散的非大型企業，均沒有改變總體上維護和擴展資產階級利益的格局和實質。而混合所有制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目的是不同資本的優勢互補和提高市場競爭力，總體上都要根本維護和積極擴展全體人民的各種利益。不能回避的是，混合所有制經濟有以公有制為主體和以私有制為主體之分，它本質上并不是與各種不同所有制形式并列的一種獨立的新型所有制形式,也不是一種新生的公有制形式。換言之，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公有制性質只能建立在公有資本的控股基礎上。
第二，作為混合所有制的大型企業或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和經濟效應有質的區別。西方混合所有制中的大型跨國壟斷企業均具有程度不同的準國企的特征，它們控制著石油、電力、交通、電信、航空航天等關鍵性領域，可以獲得政府的各種形式的行政支持(如非競爭性訂單、變相的財政補貼和各種融資便利等)，從而得以在國內外范圍內壟斷市場，進行資本、價格和利潤的操縱，經常逃避稅收和“工資套利”，控制知識產權和產業鏈上游，將污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把GDP留給中國，把利潤都帶走”)，甚至參與顛覆他國的經濟和政治活動。同時，西方政府對本國的跨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是極端敏感的。“華爾街一位從事并購業務的美國律師坦言，中國企業取得美國銀行10%的股權是極其困難的，企圖獲得20%以上的股權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取得實際控制權了。美國資本可以在中國控股深圳發展銀行，但中國企業在美國卻沒有相同的案例。”(余云輝：《美國需要什么樣的中國——美國“魔鬼三角陣”下的中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46頁。)。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要提高本國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在國內外的中高端競爭力和獲取利潤，但其生產經營的行為特征和經濟效應并不在于只求“利”而不講“義”，而是在實現本企業合法合理的經濟利益的同時，帶動本國和他國的國計民生共同發展。
三、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要做到“六個防止”
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與探索，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又面臨著大量深層次的問題，全面總結、反思和創新經濟發展政策，已是十分迫切的現實。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問題上，我們不僅要全面總結過去國有企業改革中的經驗與教訓，更要研究出指導未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一套務實理論和政策。在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掀起之時，防止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出現嚴重的負面現象。
一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習近平多次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成敗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國有資本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壯大，因而不能像過去國有企業改制那樣，大買大送國有資產，以致迅速造就了一批富豪和超級富豪，迅速擴大了貧富分化。要汲取當年國有銀行改制過程中外資乘機參股謀取暴利的教訓，避免類似現象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再次發生。這就必須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中資金融企業的外資參股或控股這類國計民生大事，須經全國人大立法，而不宜由政府立規)，以替代政府唯意志論的口頭號召和隨意批示，使一切經濟改革活動處在法治的框架下運作。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應該做到公開透明、規則清晰，避免出現各種“渾水摸魚”現象的發生。
二是防止外國資本壟斷。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如果實行“國退民進”政策，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實力遭削弱，那么，外國壟斷資本必將主導中國的經濟版圖，中國的國民經濟可能會喪失獨立自主發展權?，F實表明，凡是國有經濟逐漸退出的產業，民營經濟都沒有獲得控制權，而是被西方跨國公司迅速占領前幾位。據報道，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這些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業則被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參見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因此，面對跨國公司對中國本土企業造成巨大壓力的現實，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過程中，我國必須以鑄造本國企業的“航空母艦”為目標，實行“國進民也進”方針，民營經濟要與國有經濟加強資本、市場和知識產權等協作和聯合，奪回國內產業控制權，并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以保護本國經濟安全、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
三是防止非公資本單向參控。按照《決定》精神，是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就是說，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各類不同性質的資本互相參股或控股。既包括非公資本參股或個別控股國有資本等公有資本，也包括國有資本等公有資本參股或個別控股非公資本。目前，有些地方和部門只強調前者而否定后者，這是極其錯誤的。同時，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所說的，“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西方不少國家都在非公企業中積極倡導職工持股，實行“勞資兩利”的利潤分享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應大力推行這一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以堅持人民主體性，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讓人民群眾在參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中分享成果。倘若只是把一大批本來正常盈利和高盈利的國有企業或國有金融企業，行政命令性地讓非公資本持股或控股，實際上就是把本來屬于人民整體的大量盈利主動送給中外私人。這是背離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改革性質和大方向的。
四是防止削弱人民幣國際化。當今國際要素市場上，西方跨國壟斷企業事實上均與金融壟斷有關。只有獲得國家支持的巨型企業，才具有對抗金融壟斷的能力，才具有與國際寡頭平等競爭的實力?，F階段，我國總體上民營資本規模、技術水平、競爭力、管理水平都不如國有資本，更遠遠不如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資本。因此，只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才是我國主要進入國際要素市場的希望，也是我國獲得國際要素市場定價權的主通道。所謂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在國際市場上使用人民幣對大宗商品進行結算，而目前主要是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有實力進入國際要素市場，獲得國際要素市場的足夠份額。如果國有企業被削弱，國有資本被置換，人民幣國際化勢必受阻。
五是防止只講混合所有制。現在流行一種誤區，即只講混合所有制，不講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甚至認為國有企業沒有必要存在。按照習近平講話的精神，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要繼續加大支持力度。國有企業關乎國家經濟命脈，關鍵時刻還得靠他們。美國等西方國家忌憚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中國共產黨強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國有企業是支持黨的，提供著財力、物力、人力支持，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這是我們的一個命門，不能被人家忽悠了。各種所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發展受到一些歧視，有很多玻璃門，有些領域要開放，不能搞壟斷，這是對的。國有企業經營不是完全靠市場決定的，還要靠政治決定。國有企業雖然發生了像中石油案那樣的腐敗問題，我們要舉一反三、加快改革、加強監督，管住管好就是了，不能被有的負面輿論綁架。認為國有企業必然就是一種不好的體制，出路只有“去國有企業”、“去國有化”，這是不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的人格外興奮，說共產黨這回弄對了，把國有企業搞掉了國家就有希望了，這是謬論!我們自己要把握住。我們要去掉國有企業的一些弊端，讓它們更好更健康的發展。
六是防止削弱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今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這與《憲法》、《黨章》和十八大及其三中全會文件關于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措辭和精神是一致的?！稕Q定》明確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要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為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新興經濟體，我國國有經濟是維系國民經濟運轉并促進經濟走向強大的重要力量。這不是什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而是涉及到國家經濟的戰略問題。須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與私有化是完全不同的導向，因而，必須防止將“國退民進”作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定勢和準則。否則，在混合過程中就可能完全讓私人資本不受約束地進占國有經濟的現存陣地,陷入全面私有化的陷阱。(吳宣恭：《所有制改革應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管理學刊》，2011年第5期。)混合所有制在人事、經營和分配等方面會產生單一所有制或一股獨大企業所沒有的利弊和新矛盾，應該因地因企制宜。國家應該明確哪些領域可以搞混合所有制經濟，哪些領域沒有必要搞混合所有制經濟，要禁止“一刀切”和“一哄而上”政策的發生，以提高中央和各省市大型國有企業的活力、競爭力和控制力，鞏固和加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主導作用。正如習近平有針對性所指出的，國有企業經營不是完全靠市場決定的，還要靠政治決定。這就是說，在涉及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命脈產業和戰略制高點產業(如礦產、能源、軍工、航空航天、鐵路、電信、教育、醫療等)必須由國家控制，其生產經營管理也不是完全市場化管理，而是必須接受國家調控，從而成為國家調控的主要支柱和基礎。中外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國企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管理的論調，已被國內外的實踐所否定。
總之，我們理論工作者，尤其是各級黨政領導，必須認真學習和積極貫徹習近平在今年8月18日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時發表的重要講話精神。他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中央企業負責同志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要強化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正確對待、積極支持這項改革。”這是當前防止混合所有制發展和改革中的片面性，真正全面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方針!
主要參考文獻：
1、賈根良，陳國濤：《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比較與啟示》，《馬克思主義》2013年第9期。
2、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3、 Andrew Farrant: 《Fdward Mcphail, Hayek, Samuelson, and the logic of the mixed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2009(69).
4、吳宣恭：《所有制改革應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管理學刊》，2011年第5期。
5、張作云：《關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內涵和性質問題——兼論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研究方法》，《海派經濟學》2008年第2期。
6、廖子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林小芳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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