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辛亥革命的內在訴求：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辛亥革命的內在訴求：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武昌首義103年

　　1895年，甲午之戰中國慘敗，被日本強索大片領土和巨額賠款，中華民族悲憤交加，上下同哭。

　　為國弱民窮，為政府腐敗，康有為在京城發動聲勢浩大的請愿——公車上書;孫中山組織資產階級革命，打響了推翻滿清政權的第一槍——廣州起義。

　　一個請愿變法，一個革命造反，兩條不同路線、兩種不同勢力、兩個不同司令部拉開了相斗爭的大幕。

　　康有為秉圣人衣缽，矢志維護君明臣賢的等級制;孫中山著眼人民，怒斥君主立憲，堅決否定等級制。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七步詩》)

　　變法失敗，康、梁落難。孫中山向康、梁伸出熱情之手，希望求同存異，聯合作戰，以將“先賢大同世界之想象實現于二十世紀”(孫中山：《批黃興等呈》)，

　　然而，保皇視革命如仇讎。梁啟超《致康有為書》咬牙切齒：“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何乃酷毒一至于此!陣營內部斗爭之慘烈，竟不亞于兩個陣營之間;而逆潮流之動者被卷進潮流中，也是不可免的命運。

　　孫中山勝利地領導了一場與保皇派的大論戰，將歷史之呼匯聚到革命的旗幟下，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他高瞻遠矚：“世界潮流的趨勢，是阻止不住的。……現在流到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三民主義》)

　　這是洶涌澎湃的不息之滔，孫中山是“滔”頭的晶瑩浪花。他迥異康、梁，沒有自恃清高的士大夫情愫，卻自小養成下層群體反抗壓迫的正義胸懷，洋溢著劫富濟貧的造反精神。

　　兒時孫中山曾挺身而出，勇敢戳穿地痞流氓詐取窮人錢財的劣行。當騙子兇相畢露、咄咄逼人，威脅“以此鉈死汝于一擊之間”之際，他拔槍相向：“以槍死汝于一擊之間!”

　　少年孫中山曾和同伴大鬧廟宇，“褻瀆神靈”，將家鄉供奉的神像斷手指、刮臉皮、砸耳朵。頑童作為，很有點自發紅衛兵的味道，致遭鄉民雷霆之怒。

　　年稍長，孫中山便“常常談起洪秀全，稱他為反清第一英雄”，并以洪秀全自命;時人送其綽號：“洪秀全”。(見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

　　孫中山以砸碎舊世界的宏大志向，成為陳涉吳廣、黃巢李闖的現代文明形態;他自覺擔起了顛覆清廷腐敗統治的造反使命。

　　這使命從一開始就是私有制框架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框架不能容納的。

　　孫中山尖銳剖析太平天國的內在丑陋：洪秀全的農民革命起點于私，經過沖擊私有制的進軍，最終兜了一個圈子，回歸為私的爭奪。他痛悼洪、楊的淪落：“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三民主義》)

　　為著升華洪、楊，孫中山設定辛亥革命：“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愿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到這三樣目的之后，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掂量“這三樣目的”的重量，夠不夠得上社會主義?如此“至完美的國家”，如何激發不出全民族的能量，促中華崛起!

　　像其身后的毛澤東一樣，孫中山滿懷快馬加鞭“超英趕美”的自信與豪情：“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的演說》)

　　趕超英美，決勝西方文明!孫中山秉社會公有之真誠作為和崇高向往，高揚起中華民族的使命：“使中國見重于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于大同。”(《臨時大總統宣言》)

　　大同!

　　前承康有為，后啟毛澤東：向共產主義進軍!

　　辛亥革命——孫中山代言中華民族發布：中國，20世紀宣言!

　　文化革命——毛澤東代言中華民族發布：中國，21世紀宣言!

　　共產主義宣言!

　　毛澤東——孫中山革命事業和偉大襟懷的唯一繼承人。

　　為著這一宣言，孫中山以“國父”之尊，向他的國民黨人，也向共產黨人發布“總統令”： “謀國者”必須甘心“為民公仆”， 把國民視為“民國的天子”。他擲地有聲：“一為國民謀吃飯，二為國民謀穿衣，三為國民謀居屋，四為國民謀走路。”(《在滬尚賢堂茶話會上的演說》)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

　　孫中山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然而那是以共產主義訴求為指向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西方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國形態。孫中山“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 他的“戰斗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愿望結合在一起的。”(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

　　孫中山深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嚴重流弊，他痛恨資本剝削之酷烈與無恥，痛恨資本家的貪婪與偽善，他力圖以社會主義制約資本主義，他的三民主義分明閃耀著社會主義的光輝：“民族主義是對外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義是對于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在廣東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慶紀念會上的演說》)

　　制約特權!

　　孫中山耀亮著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光輝，他以對辛亥革命的嚴格定義，賦予其永恒的光榮。

　　然而，勝利的辛亥革命很快蒙上失敗的恥辱。“少數滿洲人專利”被革掉了，“君主一人專利”也被革掉了;“少數富人專利”卻革不掉。中國沒有成為“至完美的國家”。

　　更甚者，除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孫文學說·自序》)

　　如此革命，是優，還是劣?

　　孫中山認同了康有為的預言——

　　辛亥革命后，軍閥、政客走馬燈似的變換旗號，勾結爭奪，“紀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強盜，各自橫行，相望成風。搜刮則擇肥博噬，仇害則焚殺盈村……”(康有為：《中華救國論》)

　　孫中山默默地向康有為后退——

　　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主持制訂了《臨時約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廢除封建體制，宣布各族人民一律享有平等、自由的天賦人權。然而，一紙“約法”豈能翻新數千載封建沃土?殘酷的現實警醒孫中山：中國離民主憲政的目標還遙遠，只能漸進，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他以“訓政”之論變通康有為的“君主立憲”，將中華變革付托于“先知先覺”的精英。

　　從此，“精英政治”確定為孫中山革命的主旨;孫中山專制，也以“君主立憲”的別樣形態，一躍登上“善的等級制”的靈塔之巔。

　　在袁世凱復辟和二次革命失敗后，黨的組織瀕于渙散。孫中山重新建黨，籌備第三次革命，義旗再舉。

　　此時，孫中山義無反顧地站在了專制主義的基座上。他明確自己為黨魁，要求黨員入黨時蓋手印，立誓約：“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 全黨服從他一人;他還摒棄高尚的也是空想的“平等”，要求黨員根據入黨時間早晚及功勞大小明確不同級差，“按勞分配”。

　　善的等級制確立。

　　從此，孫中山沿著專制一路走下去，他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大公無私的徹底革命精神——這是黨內其他人難與之比肩的——把這專制一直堅持到生命的終結。

　　孫中山專制!

　　毛澤東專制!

　　孫中山為革命的專制道出與毛澤東同樣的對自己黨的痛心：“維時官僚之勢力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只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將順，而漸被同化矣。”(《八年十月十日》)

　　最典型的是為袁世凱稱帝而積極出謀劃策的著名六君子，其中四個是孫中山的同盟會會員，另兩個也是同盟會的朋友。

　　這足以說明資產階級對于革命的動搖與軟弱，以及在剝削本質上與封建地主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四·一二”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的政變不是孤立的，而是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不斷地鎮壓農民運動的總爆發。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在剝削階級這一內涵上互相認同，團結起來了。

　　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墮落與背叛，證實了孫中山為推進革命的專制無奈。

　　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孫中山的專制無奈，基于中國社會的性質——分散的小農經濟。

　　孫中山革命雖然確定了新綱領，但其基本力量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同盟，其主力部隊是農民構成的新軍與會黨。辛亥革命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先驅以資本主義觀念領導的一場農民革命。

　　農民革命的小生產者構成，必然地規定著向私有制的傾斜和對專制的本能尊崇;而資產階級為階級剝削，也必然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結盟，將壓迫與統治民眾的階級訴求，付諸專制的強力與暴虐。

　　無論舊專制，還是新專制，專制不可避免。

　　這是中國歷史進程的必然。

　　孫中山專制是對這個“必然”的正視，它為著顛覆封建專制和帝國主義專制，肩起了新專制的時代大閘。

　　孫中山專制昂揚著革命的堅定性;然而，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專制”也不能免資產階級的軟弱。

　　孫中山制訂16字大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民族革命。

　　“創立民國”，還主權于民，開始與私有制決裂，是政治革命。

　　“平均地權”，是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必須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但“平均地權”不與農民無償獲得土地相聯系，不主張“奪富人之田”，則使“革命”大打折扣，它弱化了農民這個最廣大群體對革命的響應，也給地主階級對革命的抗爭留足了空間。——抽象的折中，為二者間的階級斗爭從潛在到爆發預設了平臺。

　　孫中山鼓吹“文明革命”，提出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解決土地問題。若能順利實施，當為良策;然而，新興力量未據主導，猶處于舊勢力的重壓下，“文明革命”豈能不流為高尚的空談?而新興力量不能以對人民利益的鮮明主張組織起自己強有力的軍隊，又如何在與舊勢力的對壘中爭得主導?

　　在這點上，孫中山以其與康有為相同的秩序觀，表現出孫、康之間的內在聯系。可以說，康有為的改良具有革命意義，孫中山的革命則具有改良意義。孫中山革命的不徹底性，暴露出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在利益上的對立。

　　然而，孫中山畢竟有著不同于康有為的革命家品質。康有為改良失敗，不得不讓位于孫中山的革命;孫中山改良失敗，則主動地讓位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

　　晚年孫中山轉而支持農民的土地要求，主張效法蘇聯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耕者有其田”。

　　魯迅稱頌：孫中山的一生是不斷追求革命的一生。

　　列寧禮贊：孫中山“是充滿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種精神和氣概是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這個階級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發展，它不是懼怕未來，而是相信未來，它決不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硬要保存和恢復過去的東西。”

　　孫中山以“資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高貴品質和不斷自我否定的崇高精神，以及向共產主義的真誠致禮，確立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捍衛和張揚了革命資產階級的光榮!

　　薛 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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