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史：解釋世界歷史的英國范式

　　英國作為史學大國，產生了不少解釋世界的范式，帝國史便是其中之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英國的世界歷史研究發端于殖民擴張的需要，形成了以英帝國為中心、以帝國爭霸為線索的解釋世界的范式。

　　帝國史如何成為主流史觀

　　帝國史研究范式同西方其他解釋世界歷史的范式有類似之處，都源于基督教神學的普世主義。它強調善惡二元對立，將歷史發展進程視為善的上帝之城改造惡的世俗世界。近代以來，英國歷史學家的“啟蒙”、“工業化”和“國際秩序”成為新的上帝之城。從英帝國到以英帝國為核心的帝國體系便體現出這樣一種秩序：從英國等西方國家到亞、非、拉美等地區建立起的殖民帝國是傳播“文明”的載體。這些帶有目的論的線性發展觀可被稱作“文明使命觀”，它們的核心是“文明”的英國人或西方人對抗“野蠻”的非西方人。

　　這種史觀長期存在有四個原因：歷史文獻的可獲得性、英國等殖民宗主國官方和公眾的偏狹意識、利益集團贖買意識形態空間和國際力量(主要是南北方力量)對比。自從19世紀后半期史學專業化以來，專業史學崗位的設立成為史學發展的風向標，并成為諸多因素集中作用的焦點。從英帝國史的發展來看，1905年拜特殖民史教席在牛津大學設立，1919年倫敦國王學院設立羅得斯帝國史教席、劍橋大學設立維爾-哈姆斯沃思帝國和海軍史教席。上述三個最早產生的專門教席都由帝國征服戰爭獲益者捐贈，設立崗位的直接目的是應對評論家對帝國擴張的批評。

　　最早的這批專業人士將帝國擴張視為英式自由、大憲章精神、議會政府、習慣法、司法系統散播到海外的進程，認為美國革命是英裔移民秉承英國模式建立海外自治政府的最佳典范。由于被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無力形成專業的現代史學隊伍與之抗衡，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帝國史都是主流史觀。這種史觀含有三個主要論題：一是英帝國如何擴展憲制自由、普遍的法律統治、民主政府，以及如何反對無政府狀態或者野蠻主義，其他西方帝國皆不如英帝國，而東方帝國則是專制、殘暴的化身;二是英帝國如何用自由勞動力代替奴隸、用自由貿易代替無效率的自給自足經濟，協同其他西方帝國建立起全球性的經濟網絡;三是傳播英式的“公正”、“仁慈”和“人道”的價值觀。簡單而言，擴展政治“文明”、創立全球經濟體系、擴散西方價值觀成為帝國秩序的三個支柱。帝國被視為帶動亞非拉社會邁進現代社會的引擎。在這個意義上，帝國成為白人的“負擔與責任”。這一傾向構成“人道”的、“自由”的、“民主”的帝國論調的淵源。

　　殖民地地區研究動搖帝國正義論

　　20世紀50年代，隨著世界民族主義浪潮逐漸形成，約翰·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和羅納德·羅賓遜(Ronald Robinson)代表了一種新的態勢：重視殖民地地區研究。1961年，他們出版的《非洲和維多利亞人》(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一書系統地闡述了以殖民地為分析中心的研究路徑，提出帝國擴張源于殖民地地區的政治“真空”。1986年，羅賓遜撰文聲稱宗主國不斷吸收殖民地潛在合作者的能力是維持殖民統治的關鍵。殖民地合作者和地方性政治“真空”成為帝國擴張與衰落的關鍵，這在某種程度上表示英國學界對帝國角色產生懷疑，甚至反對前述的帝國史觀。同時這種傾向具有反殖民地民族主義的意味，既然帝國維系的關鍵在于殖民地的狀況，帝國主義者的責任無形中便降低了，這導致研究主題偏離經濟剝削、種族主義和它們的影響。

　　隨著原殖民地地區力量的壯大和冷戰的需要，原有“文明”和“野蠻”的劃分受到挑戰，帝國研究發展出三種學術傾向。一是帝國官方或者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領導人的政治宣傳開始進入研究視野，如對印度的甘地或者肯尼亞的肯雅塔的研究，再如對英方政府文告和英資廣告、影視作品的研究，這種研究傾向看似重視研究民族獨立運動，實際上卻失之于碎片化，難以對原殖民地民族歷史或者殖民宗主國的歷史形成實質性的挑戰;二是冷戰高潮時期宣揚自由主義以反對共產主義的學派，該學派同樣將帝國置于無罪的位置;三是受薩義德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影響對帝國文化進行研究，該學派采取反西方的立場。進入80年代后，第一種和第三種研究模式逐漸合流，第二種模式隨著冷戰結束一度陷入低迷，進入21世紀后卻又重新高漲。

　　帝國正義論死灰復燃

　　進入21世紀，由于失去制衡力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全球展開新一輪帝國擴張浪潮。它們在文化領域鼓吹新自由主義運動，帝國正義論卷土重來。關于帝國史的研究縮小為研究白人移民的世界，特別是白人移民開疆擴土的精神和行為，被稱作“邊疆精神”。在研究地域上，北大西洋兩岸成為焦點、研究對象向白人移民組成的國家靠攏，而且轉化為宣傳“人道的帝國主義”、“新自由帝國主義”，宣揚干預有理，公然鼓吹要實行雙重標準：對西方文明之外的國家重新實行19世紀那些赤裸裸的殖民做法。帝國被美化為捍衛全球秩序、確保人權和自由民主的得力工具，帝國正義論死灰復燃。

　　從殖民宗主國出發進行研究的傳統不斷更新。在世紀之交，皮特·凱恩(Peter Cain)和托尼·霍普金斯(Tony Hopkins)提出，繼承了傳統土地貴族部分衣缽的英國金融和服務業資產階級才是英帝國擴張的關鍵，而非工業資產階級，而英帝國的擴張又暗合全球化的“歷史規律”，從而為帝國擴張披上了一件新的神圣外衣。這種研究傾向的再次高漲表明世紀之交金融資本無須再同工業資本緊密結合，資本主義金融壟斷性進一步增長。

　　然而，持此論調者忽視了帝國主義行徑的不可持續性，這才是現代帝國秩序難以長久的根本原因所在。帝國主義者往往依靠各種手段(往往使用暴力手段)控制一地政權，讓本國資本僅足夠維持當地最低限度的社會再生產，鼓動當地政權修建對外輸出的基礎設施，花費則由當地稅收和被迫降低的勞動力消費額中抵消，種種作為的最終目的在于抽取一個地區的勞動力和資源。這種方式不僅在道德上應該受到譴責，在經濟上也不可持續。在某種程度上，21世紀結束新帝國主義的斗爭，就如20世紀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一樣，注定成為各自世紀最大的社會進步。

　　跨民族史范式的崛起

　　在帝國正義論愈演愈烈之際，另一股被稱作“跨民族史”的學術思想也在發展，為超越帝國史指出新的方向。該研究路徑試圖擺脫南北二元對立，發達、欠發達等原有的二元概念框架，不再為世界歷史發展尋找一個統一穩定的動力，如前述的帝國政府或者某個階級、利益集團。該路徑主張研究跨越政治邊界的各種聯系，帝國甚至不再成為研究的主角。研究的焦點轉向政府外的個人、團體、移民或者各種非政府的獨立組織，探討各研究對象在民族內外角色的轉化，探究民族內外部交流的促進和阻礙因素，從民族內外部交流的角度理解世界歷史的發展，進而強調全球聯系的重要性。該研究范式試圖實現去政府化、去中心化和去民族化，僅研究客觀歷史現象的取向。雖然這種研究傾向無中心、無統一動力，難以統一世界歷史發展的理解，但它終究是對帝國史的一種超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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