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無產階級”在哪里？

　　“無產階級”在哪里？

　　趙 磊

　　按：王偉光同志的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引發了一場大論戰。關于無產階級以及階級斗爭是否存在，成了論戰的焦點所在。這讓我想起了改開30多年來理論界的一貫做法：竭盡全力地歪曲無產階級的真實含義。為了澄清別有用心的顛倒黑白，我把10多年前發表在《江漢論壇》上的拙文掛出來，供大家參考。

　　質疑“告別無產”

　　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活狀況的不斷改善，有關“無產者”是否還存在的話題，又重新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有產者”和“無產者”劃分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如何認識當代“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的擴展?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原有的觀點、結論是否仍然適用，而且更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否還科學。

　　一、“生產力標準”是否科學

　　近來理論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隨著人民群眾生活狀況的改善、收入水平的提高、儲蓄存款的攀升，一句話，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發展，廣大勞動人民已經“告別無產”①。顯而易見，“生產力水平發展”構成了“告別無產”的最有力的依據;否認“告別無產”，也就意味著無視“生產力水平發展”的事實。正因為如此，這一觀點似乎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

　　的確，不論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人階級“朝不保夕”的生活狀況相比，還是與舊中國那種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賣兒賣女的“無產者”的悲慘境地相比，如今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和收入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語。面對如此變化，我們還能把他們稱為“無產者”嗎?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個要害問題：“無產者”和“有產者”的劃分標準究竟是什么?按照上述觀點，只要與過去相比，生產力發展了、生活狀況改善了、收入水平提高了，“無產者”就進入了“有產者”行列。換言之，不論高收入者還是低收入者，不論是老板還是打工者，不論是大款還是失業工人，只要擁有住房、彩電、冰箱、存折、股票，一句話，只要人們的生活狀況與收入水平較之過去有了提高，那么在本質上就沒有區別，都是“有產者”。如果有區別，也僅僅是所擁有的“產”的多少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有人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我國“整個社會的公民都屬于資產勞動者的范疇。”②

　　不難看出，上述“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劃分標準是“生產力標準”、“收入標準”、“生活水平標準”，其“有產”或“無產”的內涵是“生活資料”或“消費資料”。我把這種標準簡稱為“生產力標準”。公允地講，用這種標準來界定“無產者”和“有產者”，有助于我們看清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有助于我們理直氣壯地追求物質利益，有助于我們堅定發展市場經濟的信心。然而，盡管其良好用意值得稱道，其學術創意也值得認真對待，但用生產力標準能否科學界定“有產者”和“無產者”，我卻心存疑問。

　　橫向來看，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不僅擁有自己的住房，而且還擁有自己的汽車、存款、信用卡，甚至數量不等的股票。若用生產力標準來衡量，他們與雇傭他們的老板(資本家)一樣，本質上理應不存在差別，他們都是“有產者”，都是“同一戰壕的戰友”。然而問題在于，老板與工人之間畢竟客觀存在著雇傭與被雇傭的區別，這種區別并沒有因為大家都成了“有產者”而消失。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區別在生產力標準下已不知所終。或許我們不應再以“傳統”的觀念來思考問題，或許我們可以用“產多產少”來區分人們的不同地位，但這恐怕仍有問題：大老板與小老板的區別固然可以用財產多少來區分，老板與打工者的區別又如何能用財產多少來區分?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固然可以衡量貧富差距，但它又怎能成為雇傭者與被雇傭者的劃分標準呢?擁有多少財產才是資本家，低于多少財產才是打工者?如果生產力標準不能回答這些問題，以此來界定“有產者”和“無產者”就很難讓人信服。

　　縱向來看，封建社會的佃農與奴隸社會的奴隸相比，前者不僅擁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還擁有一定的生產工具、住房，少數佃農甚至可能還擁有少量土地。以今天的水平來看，盡管佃農的“財產”質劣量少，但與奴隸相比，其生活狀況和收入水平已“今非昔比”。按生產力標準來衡量，既然佃農的生活狀況與收入水平較之奴隸有了較大改善和提高，那么佃農就理應“告別無產”，進入了“有產者”行列。然而，無論是基于歷史分析還是基于邏輯分析，恐怕人們都難以把佃農與當時的“有產者”(地主和貴族)視為“同一戰壕的戰友”。如果將生產力標準貫徹到底，我們恐怕只能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悖論之中，這樣的標準又何來客觀性可言?

　　從發展趨勢來看，用生產力標準來衡量“有產者”和“無產者”，必然引申出這樣的邏輯結論：既然“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區別在于生活狀況和收入水平，那么，只要在相對水平上提高“無產者”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狀況，“無產者”就可以成為“有產者”。如此一來，改變“無產者”的“無產”地位就與所有制無關，一切逐漸消除私有制、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的努力(那怕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便成為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多此一舉。“告別無產”也就意味著我們“告別了革命”。問題在于，如果我們還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逐漸消除私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我們又怎能從此告別了“所有制的革命”呢?如果共產黨把消除勞動人民的無產狀況作為革命的最終奮斗目標，“告別無產”就仍然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而非已然完成了的現實。

　　二、“生產關系標準”是否過時

　　其實，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的科學依據并沒有因為改革開放的巨大變化而消失。雖然廣大民眾的富裕程度已越來越高，也確實有人在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中“脫穎而出”成了老板，但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關系來看，從人們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不同地位來看，我們恐怕還不能得出“告別無產”的結論。這不是筆者的“發明”，而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劃分“有產者”和“無產者”的標準不是人們的生活狀況和收入水平(盡管這個標準可以作為階級和階層劃分的參考指標)，而是人們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這種地位決定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其“有產”或“無產”的內涵不是“生活資料”或“消費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或“資本”。我把這個標準簡稱為“生產關系標準”。

　　按照生產關系標準來衡量，凡是不擁有生產資料(資本)而必須出賣自身勞動力的人(打工者)，都屬于“無產者”;只有那些擁有生產資料(資本)而無須出賣自身勞動力的人(老板、資本家)，才屬于“有產者”。當然，這個標準只是理論上的抽象。嚴格地講，“有產者”和“無產者”只是極端的兩極。在現實中，有不少人會處于這兩極之間的某一點上。比如，進城打工的農民和受雇傭的經理、白領，他們雖然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也可能擁有某些生產資料和資本(不過，只要這些生產資料或資本沒有使他們免除出賣勞動力的現實，其歸類恐怕就更接近于“無產者”而不是“有產者”，故原則上理應屬于“無產者”)。

　　雖然生產關系標準是理論上的一種抽象，但證之于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其解釋力與深刻性都遠遠超過了生產力標準。

　　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來看。馬克思當年所說的“無產者”大多處于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失去生產資料的同時，“無產者”也同時失了起碼的生活資料。這是資本主義初期的普遍現象，以至于馬克思用“一無所有”來形容當時的“無產者”。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比如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國家干預的出現等等)，當代工人階級在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同時，并不一定就同時失去了起碼的生存條件，而且當代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收入水平的確有了較大改善。用“一無所有”來形容當代工人階級，似乎已經過時。但是，如果就此以為當代工人階級已經完成了從“無產者”到“有產者”的轉變，這只能是對“一無所有”教條化的理解。道理很明白：在資本主義現有生產關系的格局下，當代工人階級所具有的“生存條件”能使他們免于被雇傭的命運嗎?作為個人，或許可能;但作為階級，顯然是不可能的。正是這后一個“不可能”，決定了當代工人階級的屬性與資本主義初期的工人階級并無本質區別。由此可見，在當代工人階級的生存條件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的背景下，離開了生產關系標準，我們就不能客觀地把握當代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初期工人階級的共同本質，甚至會得出前者與后者屬于兩個不同階級的荒謬結論。

　　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我國社會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前者集中表現為GDP的快速增長、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后者集中表現為在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私營經濟以及雇傭關系的普遍成長。面對這兩個變化，用生產力標準來衡量“有產者”和“無產者”，固然可以直觀地反映我國社會生產力方面的變化，但它卻未必能客觀地反映我國社會關系方面的變化。嚴格地講，“有產者”和“無產者”屬于階級的范疇，而階級又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要正確認識我國社會階級或階層的客觀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到底是生產力標準更科學呢，還是生產關系標準更科學?這其中的道理應當是不言而喻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并不表明生產力標準可以成為一切事物的唯一衡量尺度，生產關系標準從此可以退出歷史舞臺。否則，我們又怎能對老板與打工者、雇傭者與被雇傭者的關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說明呢?

　　目前在西方國家，以“收入分層”來劃分階級或階層已成為一種通用的標準之一。從“收入分層”的角度來考察人們的社會地位，其最大好處是直觀和具體(比如在同一階級內部，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人們的社會地位或階層等級并不完全相同。借助“收入分層”這一生產力標準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這種不同)。然而，其最大缺陷也正是在于過于直觀和具體，往往會導致考察角度的“現象化”。因為，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根源，僅用“收入分層”這一標準，我們難以科學地揭示階級或階層存在的內在原因。因此，在分析社會階級或階層時，盡管“收入分層”有著不可或缺的價值和意義，但它不可能取代生產關系標準，尤其是在區分“有產者”和“無產者”時，我們更不能用前者取代后者。

　　三、如何認識“中間階級”

　　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中間階級”的擴展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這個變化，理論界雖然眾說紛紜，但大都認為馬克思當年有關階級結構的劃分和預言已經過時。比如高放先生最近撰文認為，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結構并非像馬克思所預言的朝葫蘆型發展(即中間階級越來越少，社會朝兩極分化，工人這一極遠超過資本家那一極)，而是呈橄欖型或菱角型(即中間階級越來越大)。工人階級出現五化趨勢，即白領化、多領化(除白領、蘭領外，還有高級管理層的金領、維修與營銷人員的灰領和大量女工的粉領)、知識化、智能化(配備有電腦和電器的工人越來越多)、有產化(不再是完全的無產者，小有儲蓄和股票者越來越多)。”③總之，在高放先生看來，中間階級的擴展和工人階級的“五化趨勢”表明，馬克思當年對工人階級的界定和預言已不再適用。然而我認為，高放先生的上述論斷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討論。

　　其一，如果從絕對生活水平來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變化，的確并未呈現馬克思預言的“絕對貧困化”趨勢。但是，如果“兩極分化”的含義并不僅僅是指“貧的越貧、富的越富”，而是指“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話，那么從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來看，“兩極分化”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難道不是聯合國和官方都已經不再否認的事實?這方面的資料附拾皆是，無須我多說。

　　其二，如果我們用生產關系標準來衡量，工人階級的“五化趨勢”恐怕并未改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性質，相反，這種變化趨勢更接近于馬克思當年的分析和預測。因為“中間階級越來越大”的趨勢表明，過去許多不同階級和階層的人如今正日益融入“被雇傭者”或“出賣勞動力”的隊伍之中，日益具有“共同階級或階層”的特征。分工雖然日趨精細，階級結構卻日趨簡單。不論你是蘭領還是白領，不論你是粉領還是金領，都是為“資本”打工的工人或職員(其區別僅僅在于高級或低級而已)，在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意義上都是“無產者”。這不禁使我想起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④如果我們把文中的“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換成“蘭領、白領、金領、灰領和粉領”，難道這不正是閣下眼前的事情嗎?

　　其三，擁有儲蓄和股票，是當代工人階級不同于昔日工人階級的區別之一，也是時代進步的標志之一。但是，當代工人階級擁有的儲蓄和股票能否與資本家擁有的資本等量齊觀?不要忘記，如果工人階級擁有的分散且有限的股票不能“控股”，這種“有產化”就不能與資本家的“有產”相提并論。事實上，在競爭的沉浮中，盡管個別工人有可能進入資本家的行列，但作為一個階級，儲蓄和股票并未改變整個工人階級被雇傭的地位(至于儲蓄和股票的增加能否使工人階級最終擁有“控股權”并最終使“人人都成為資本家”，或容討論，但從目前客觀存在的“強資本弱勞動”的趨勢中，我們恐怕還難以得出這個結論)。可見，“有產化”的提法極易抹殺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本質區別，這不僅在理論上難以令人信服，在實踐中也是有害的。

　　馬克思曾經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特點就在于，它使階級結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我不否認，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如今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懷疑。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用資本主義初期的生活標準來衡量當代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是僅僅算計著“中間階級”的儲蓄和股票，而是從“雇傭關系”的角度來把握這個日趨增大的“中間階級”，那么，“分工越來越精細，階級結構卻日趨簡單”的現實，不正好說明了馬克思當年的論斷是何等的深刻!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如今已被許多人作為“證偽”和“反諷”馬克思主義的依據。我實在不明白，不少自稱堅持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人，為什么會被“中間階級”和“多領化”的現象所迷惑，反而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不是越來越簡單，而是越來越復雜了。

　　四、結 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認為在劃分“有產者”和“無產者”時，采用生產關系標準比采用生產力標準更科學、更客觀、更深刻：(1)生產關系標準不僅關注“有產者”和“無產者”的表面區別(如生活狀況、收入水平)，而且更關注“有產者”和“無產者”的本質區別(即雇傭關系)，并揭示了造成這種區別的內在根源(即生產資料所有制)。(2)生產關系標準的政策含義在于：一方面，要改變“無產者”的命運，只能在不斷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完成所有制變革，最終消滅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另一方面，雖然僅靠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尚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廣大勞動人民的“無產”狀況，但大力發展生產力、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并由此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為消除“無產”狀況積累物質基礎。這就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提供了科學的依據。當然，私有制的消亡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進程，其中的反復、曲折也是再所難免的。

　　“與時俱進”的品格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創新和發展(比如勞動外延的擴展、腦力勞動的地位與比重的不斷提高、科技和管理的創新勞動的意義日趨凸顯等等現實存在，是馬克思當年的考察視野所不能完滿回答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主義原有的個別觀點、結論作出新的認識)。但是，這種創新和發展必須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否則，為了“創新”而“創新”，只圖“發展之名”，不求“發展之實”，不僅不能“與時俱進”，而且有可能“與時動搖”，甚至“與時俱退”，最終也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基于此，我認為有必要補充以下兩點。

　　其一，有人引用江澤民同志“七一講話”說，既然“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那么，“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劃分已沒有實際意義。我認為，這是對江澤民同志“七一講話”的誤解。江澤民同志“七一講話”中所否定的“標準”，并不是針對“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劃分而言的，而是針對“先進與落后”的劃分而言的。正如我們今天雖然不再以所有制成分作為衡量先進與落后的標準，但并不等于說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區別已不存在，其劃分已無任何意義。換言之，財產的“有無”、“多少”固然不是劃分“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但不等于說“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區別已不存在，其劃分已無任何意義。

　　其二，有學者擔心，如果仍然把今天我國被雇傭的勞動群眾視為“無產者”，會不會對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帶來負面效應?我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公認，這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的。如果以為承認“無產者”存在的現實，就會給改革開放蒙上陰影，那么我們早已承認“老板”、“私有經濟”、“剝削現象”的存在，又當如何?事實上，老板與打工者、雇傭與被雇傭、“有產者”與“無產者”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相輔相成。如果我們對當今“無產者”存在的現實都不能正視，又怎么能正視和實事求是地評價“老板”和“私有經濟”的作用呢?

　　注釋：

　　①近期的文獻可參考：陳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方向》，《上海經濟研究》2001年第8期;高放：《社會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江漢論壇》2001年第8期。

　　②賈華強：《實踐對勞動價值論的新要求》，《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9月4日。

　　③高放：《社會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級》，《江漢論壇》2001年第8期。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75頁。

　　(注：此文原載《江漢論壇》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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