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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對教育改革問題非常關注，制訂了高考改革的方案。 教育改革是關系到我們國家民族未來前途的根本問題，也是涉及我們青年一代如何成長的重大問題。目前制定的一個高考改革方案僅僅是一個切入口。文理過早的分科不好，不利于青年思維的發展。錢學森就提倡搞理工的要學一點文學藝術，搞文科的要懂一點自然科學知識，那么就有通識教育如何與專業和專門化分工相結合的問題。這就關系到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錢學森是從人的思維運動規律作為培養世界第一流人才的切入口來討論問題的，值得我們思考。
筆者為此寫下本文，希望能夠引起大家的思考。全文較長，分三次發表。
這第一部分是借助情報工作來講知識的積累如何使之系統化，并在此基礎上使之活化成為有的放矢的能力，以便及時滿足社會的需要。
一
錢學森同志是使我們國家科學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領軍人物，同時他也在思考怎樣使我們的大學教育和科學研究在學術上趕上世界先進的水平，我感到錢學森寫的《科技情報工作的科學技術》這篇文章很重要，也許情報這二個字太敏感了，其實無非是當代科學技術前沿的情況。問題的本質是如何使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始終保持在世界領先的水平，如何培養出中國自己世界一流的杰出的科技人才，不僅是科學技術，其他學科也是如此。科技情報工作只是他借以分析問題的切入口，通過個別可以指導一般，解剖一個麻雀，也能知道其他麻雀是怎么回事了。錢老說：“我理解，情報就是為了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所需要的知識。這里頭包含了二個概念。一個它就是知識，不是假的，亂猜的，應該是知識。再有一個，它是為特定的要求，也就是為特定的問題提出來的。所以，及時性和針對性是非常重要的。人家問的是這個問題，你回答的是另外一個問題，那當然不行。所以我想把這么許多意見概括起來是不是可以說：情報就是為了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所需要的知識，要注意它的及時性和針對性的要求。”這實際上對任何一個專業知識的積疊和系統化，都必須注意它如何與現實生活之需要保持緊密的聯系，而這個聯系又必須是有針對性并且是及時的。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有相當深度的研究，才能使這個學科顯示其生命力。
錢老進一步從認識論的角度來探討對情報的搜集和整理的問題，他說：“人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中間，起作用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是人，是認識的主體;第二個是客觀世界，這是認識的對象;還有第三個，就是精神財富(指人們過去認識客觀世界的成果，它包括語言、文字、歷史、文化以及各種知識的積疊)，那是全人類所創造的的認識客觀世界的工具。”錢老強調的精神財富，就是指在相關問題上的知識之總和。他說：“精神財富不是物質的，它是人的意識，人的精神在認識客觀世界過程當中所創造的的東西。我的意見就是把情報說成是資源這好像不大妥當，因為情報不是物質的，我們應該說情報是一種特別的精神財富，是一種特別的知識。”
錢老還說：“情報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識，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精神財富。那么，什么叫活化了、激活了呢?我覺得回答這個問題就在于我們要給情報下個定義：情報一方面是知識，另一方面，對情報有個要求，就是它要針對某一問題，有及時性、針對性的需要。這是情報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這里頭就強調一是知識，二是它有及時性、針對性。”這里還有一個情報與資料的關系，他說：“現在要把情報和資料分開，情報之所以能產生，離不開資料，但資料不等于情報。我們的工作領域是包括資料的，但是情報還要經過一個活化、激活的過程。也就是說，僵死的資料不是情報，情報是激活了、活化的知識，或者精神財富，或者說利用資料提取出來活的東西。”把資料激活的前提是積累資料，包括圖書、檔案的搜集。那么為了能及時地、準確地、有針對性地提供情報，就必須建立資料庫，那么就有一個如何建立資料庫的問題，這就需要你能準確預測社會發展的需要。他說：“比如，在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的領域里，就要預測國防科學技術會怎樣發展，有針對性地去搜集資料。這就是做準備工作，不要等到有人來問，要提供一個情報，措手不及。其次，還要向需要情報的用戶，介紹你庫存資料的范圍和情況，這就是宣傳介紹的工作。有了資料庫，還要向人們介紹這個資料庫的內容。第三，一個很大的工程就是檢索體系，情報資料檢索的技術體系要搞起來。正如一本辭書，你要讓人家方便查閱他需要的資料。資料浩如煙海，老的辦法不行了，必須用新的科學辦法，這就是科學的、現代化的檢索系統。第四，當用戶需要的時候，你能夠提供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科學的而不是亂七八糟的情報，還需要加工，這叫作情報的分析工作，或者叫作情報的研究工作。這就是根據用戶的需要激活你所掌握的資料，就能預見事態發展的一個趨向。這是一個綜合的技術，這個綜合的技術，實際上是用系統科學和系統工程的方法。從專業的角度講，要在專業的范圍內，觀察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對本專業需要系統地積累資料，并使之系統化，形成結構，隨著形勢的發展，突顯其某些相關之部分，這便是及時性，才能使你的知識系統活化，從而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我們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也應如此。毛主席講的厚今薄古是講資料的積疊，古為今用是講及時性和針對性，要對癥下藥。這在中國傳統的學術風氣，還不就是顧炎武他們的經世致用嘛。所以這個針對性與及時性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研究一切問題、做學問的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前提，我們往往也能在一堆資料中發現一些矛盾和差異，會在其中有一些發現，甚至發前人所未發。如果迷戀于此，那往往會鉆牛角尖，陷入為研究而研究的泥坑中，變成為考證而考證，使學問迷失方向。并非任何一個發現都有價值的，有的學者一輩子都生活在象牙塔里，還自以為有學問，說到底這樣做學問，還不就是一個書本的蛀蟲罷了，不具備任何社會意義。這樣的書蠹，多一條，少一條，也無所謂，他們自得其樂，就由他們去吧。為這樣的所謂專家、學者去捧場，那個社會意義不大，真正學問的價值是通過它針對性、及時性的狀況而定的。這是我的題外話。
錢老舉了二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如何激活手上資料的方法，他說1935年，德國希特勒在加速戰爭準備的時候，有一個名叫雅各布的德國新聞記者，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中具體地記載了當時正在重新武裝的德軍情況。其中包括德軍的組織機構，參謀部的人員分布，各個軍區的情況，并且列舉了一百六十八名指揮員的姓名和他們的簡歷。這么一個文件，希特勒知道以后就大發雷霆，說誰泄的密，下令嚴查。后來德國的情報部門把雅各布從英國騙回到德國，審訊他，雅各布說，他這本小冊子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德國報紙上登過的，而且把證據都拿出來，說他們上面寫的什么，這個資料哪兒來的，是哪年哪月哪日什么報上哪一條登的。審完以后證明，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公開報紙上講的，沒有什么秘密的渠道。所以這件案子，只好不了了之。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我上面說的綜合，這個綜合就是把所有的資料，點點滴滴給它綜合起來。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拼合這些資料時，要有一個框架，有一個模型，那么揀選之后的資料往這兒放上一點，往那兒放上一點，你便能預測事態的面貌和趨向了。這就是系統工程，或者叫做系統分析的方法。
在普法戰爭的時候，馬克思在倫敦，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恩格斯常常寫關于戰爭發展的文章。有一次他預見二天后要發生一場戰爭，對這個仗大概怎么打，而且最后勝負是怎么一個情況，都已預見到。他寫了文章，用快郵寄給馬克思，告訴馬克思收到這個東西以后，馬上交給倫敦的《派爾——脈爾新聞》編輯部。為了爭取時間，馬克思坐馬車把稿件送到編輯部，編輯部很重視，第二天早晨登出來了。這戰爭后來打起來，戰爭的結果與恩格斯的預見完全一致。那么，恩格斯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渠道呢?沒有，他把聽到的那些事，把它往一個框架里一放，整個情況就出來了。
這便是情報的分析工作，它把情況綜合成一個模型，有了模型以后，你把搜集到的點滴資料輸入到這個模型里去，慢慢這個全貌就出來了。如果沒有模型，那么現在的系統工程，系統科學的方法，也是有辦法的。第一，首先是定性。所謂系統分析方法就是把搜集來的一些數據，可以經過系統分析，摸清它的趨向性，對其屬性定性的一些東西。最后這個系統本身的架構就能湊出來，這就是系統辨識。甚至在更困難情況下，不知道系統輸入的數據，只知道輸出，不知道這個黑箱子是怎么回事，我們還可以用系統辨識對這個黑箱子的內容猜個八九不離十。那么黑箱的內容出來以后，猜得差不多了，再把那些數據綜合在一起，整個的東西就清楚了。所謂大數據，說到底就是這么回事。系統分析可以定性，然后進一步用系統辨識，還可以定量。所以情報的分析，作為一門科學技術，還是大有可為的。不是說現在沒有這方面的門道，國外正大量應用這個方法，來摸我們的情報。他們能用，我們也能用，這樣可以使我們的科學技術工作走到世界的前沿去。
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簡單介紹一下系統論。系統是指在一個領域內，它都是由若干個要素組成的，在系統與要素之間，要素與要素之間，組成一個整體，那個要素與整體之間，整體與環境之間存在著一個有機的聯系，從而在系統的內部和外部形成一個結構和秩序。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過一本《論系統工程》的書，里面就有錢學森論系統工程的文章。當若干要素在這個系統中形成一定的結構時，各個要素在其中的地位和影響也不盡相同。而系統與環境之間有物質、能量和信息之間的交換，它影響著結構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運動和變化，它往往是一個動態的非線性的過程。這個方法，也同樣適用于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研究和分析，任何事件都有不同的構件，若政治、文化、經濟各個層面，及內外的矛盾關系，使之落實到具體人物之間的互動關系，那么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自然會呈現在人們面前了。故我們在觀察這個系統時，要有一個整體的觀念。如中國古代《周易》講的陰陽、八卦，以及五行的學說，都反映著某一個系統內部與外部環境的相互關系的結構。例如“三個臭皮匠，頂上一個諸葛亮”，那是有一個良好的內部結構，便能使整體系統與外部環境有一個良好的相互關系。反之，便是三個和尚沒水吃，那是內部要素不協調，就不能發揮系統的整體效應，所以整體不等于部分之和，這里有一個結構在內部如何協調的問題。譬如，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海戰，這里便有內部結構的問題協調不好，孤立地讓北洋海軍去倉促應戰，怎能不敗呢?正確地總結歷史上失敗的教訓，對我們如何去應對現實生活的矛盾還是有益的，它可以幫助我們懂得一個系統內部的結構體現了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這個相互關系是有層次的，各組成要素之間有縱橫交錯的聯系，這個聯系在系統穩定時，各個要素之間的結構如是相對穩定的，而系統的功能是它對外部環境的作用和影響，而這個功能是要通過系統內部的結構去實現，通過它對能量、信息、物質的輸入與輸出以及各項要素的情況，也可以使我們知道這個系統內部結構的狀況及其優劣，而模型也就是對系統的描述和模仿，從而分析它內部的結構和與外部環境的關系。這樣通過對系統的模型化，就可以對這個系統進行解剖、觀察，通過它的計量可以預測它的功能。如果這個對象是一個軍事系統，如前面所言雅各布那個德國的新聞記者，記錄的一百六十八名指揮員的姓名和簡歷，便可以大體觀察到那時德國軍隊的組織機構，各軍區的狀況，參謀部的組成，從他們調動的狀況，可以觀察到德軍的動態。故對系統架構模型的綜合和辨識，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對外部科學技術情況的掌握，對經濟發展的預測，也包括對我們自己重大決策的預判，都有積極作用。錢學森舉這二個例子，是為了強調在培養我們國家科技隊伍時，要幫助他們掌握當前世界科學技術前沿的基本趨向，從而使我們的科學技術專家們更上一層樓。
有一句老話，叫做“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靠的是信息。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巨大的信息體系中，每個人都可能是一個信息系統的終端，就看我們會不會用它。這個事情，如果放大來看，這個信息的體系，可以包括我們全部的文化知識，我們的歷史，所有的精神財富，看我們能不能用它來為我們的需要服務，這樣我們可以從以往的精神財富中獲得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即使是古代的歷史，也可以為我們帶來一個高度精辟的新世界。
二
上面一節我們講了過去人類積疊的一切文化知識，是先輩為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怎樣轉變為個人自己的思想財富呢?這是一個長期積疊的過程，錢永剛講他的父親錢學森有一個很好的家風，就是喜歡讀書，他們做學問是持之以恒，不功利，不著急，講求一點一點積疊，積疊到一定程度，自然會在頭腦中形成一個系統。這一點我自己也有這個體會，長期讀史，積累時間長了之后，相關的資料自然會集合在一起。讀書的習慣還幫助自己形成一個檢索的辦法，如何充分利用目錄去找到相關的記載，事件的來龍去脈也慢慢清晰起來了。所以如何激活這一份精神財富，為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服務，那就要把過去積疊的精神財富，檢索和集中起來，這個檢索和集中，就是根據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及時地有針對性地加以綜合，便能對現實中的矛盾和問題，提供有啟發性的處理方案，這個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孔子在《論語》中講的“學而不思則罔”，那么究竟如何去思考呢?它的前提是“博學于文”，那是指對過去文獻資料廣泛閱讀和掌握。從錢學森來講，他從事的科學技術工作，就是要掌握當前科學技術前沿的狀況和國家在這方面的需要。我是搞文史方面研究的，那就要關注當前的學術動態和時事形勢，具體就是每天堅持讀報，看文摘，上網。接下來是“不憤不啟”，那是指現實生活的問題和矛盾對我們的刺激，生活逼著我們去回答這些問題。“不悱不發”，就是要求我們對現實生活中提出的矛盾和問題，那就是有針對性，并及時地給自己提出要求，然后把過去與此相關的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其中的異同，然后是“舉一反三”，以方桌為例，你知道這方桌一只角是九十度的直角，那么其他三只角當然也是如此了。首先是現實生活的矛盾和問題，向思考的主體提出要求，然后是思考的主體查閱和檢索相關的資料，加以集中，再加以排比和分析綜合的過程。如果以系統工程講，是把分散的資料構筑成一個模型，舉一反三便是假定這個模型是方型的，而通過類推以知其余的三個角的弧度。還有，事物總是在運動和變化之中，從事物過去到現在變化的軌跡，可以推知其未來之趨勢。變易是進退之象，吉兇是得失之象，原其始，以知其終，這也是舉一以反其三，中國古代的《周易》是考察事物變易的思維方法。說到底，我們要激活過去的精神財富應注意二條，一是針對性，那是把相關的資料集中起來，加以綜合和分析，使之有結構，從而由此推測其未知的部分。二是及時性，是指反應的迅速，因為處理問題有時效性。這對搞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子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么如何通過人的思維達到這二點，就有必要研究思維運行的規律。
要研究大腦思維運動的軌跡，亦有二條不同的路徑，一條是腦科學，研究大腦神經活動的機理，它的生物電波運動過程。這方面要尋求答案，那談何容易，也許是遙遠將來的事。另一條路是思維自身的運動規律，錢老也有兩篇文章。一篇的題目是《技術科學中的方法論問題》，另一篇的題目是《關于思維科學》。前面一篇是筆談的短文，只是提出問題，后面一篇則是進一步論述思維規律的問題。他是用技術科學的方法提出思維的問題。
技術是科學成就在實踐領域中的應用，要把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應用到具體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那便是技術科學。那么在技術的研究中，當我們把自然科學中的許多理論成果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的時候，往往需要我們的工程師靈活地運用，把兩者巧妙地結合起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的工程師常常運用的是經驗的方法，聯想的方法，或者簡直是猜想的方法。反之，從實際上升到理論，往往也是如此。譬如怎么從蘋果熟了掉在地上聯想到地心引力，從燒開水時從水汽把壺蓋沖開，由噴氣在力學上的現象發展到蒸汽機的發明創造，都是通過聯想或猜想的方法。如果要邏輯推演，那需要有很多中間環節。這世界上千千萬萬的工程師，他們在處理許許多多工程技術上的問題時，他們或多或少地都在運用這些“不科學”，也就是聯想或猜想的辦法，甚至是一時的靈感，然后在實踐中慢慢摸索才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應該把思維運動在這方面的規律找出來。錢學森論述工程技術發展的過程，它先是作為工藝，比如中國最早的一部關于工藝方面的書《天工開物》，講的是技術和工藝，理論部分講的不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它分為三個層次了，即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這三個層次成為相對獨立的學問體系，它都建立在嚴格的邏輯推演的基礎上，那也就是建立在抽象思維的基礎上。記得過去七十年代，楊振寧回國，強調基礎理論的研究和學習，后來北大校長周培源強調大學要做好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對這個問題我就有保留了。為什么?我承認基礎理論的研究確實很重要，我并不是反對有人去搞基礎理論的研究，那是應該有人去做，但從當時中國的國情看，它只能由少數人去做，而眼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我們國家工業建設中千千萬萬的實際問題，還得培養一枝龐大的工程科學和工程技術隊伍，才能解決生產實踐中如何應用的問題，這是放在我們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所以讓當時理科大學搞理論研究和教學的人，在如何結合實踐的問題上都下一點功夫，無論對生產中的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對理論研究如何深入，都有益處。純抽象的理論研究及其實驗驗證，只能是少數人去做。這個東西見效慢，費用大，那時國家有限的經濟實力也負擔不起。這根本不涉及那時不轉載周培源文章便是反對總理的人事上的糾結，到現在來看，我們那時的方針還是對的。從個人關系上講，當時我們與北大校長周培源的關系并不壞，那時我們還請周培源來考察上海基礎理論的研究工作，我與徐景賢還在上海錦江飯店宴請了周培源先生，我們還歡欣地互相碰杯祝酒。在1975年，胡耀邦還托羅毅帶信給我，說上海不是反對加強科研，上海對科研還是非常重視的，他們更重視研究成果的應用和解決實際生產中的問題。
據9月2日《光明日報》載《反思工科教育的不精不深》一文云：到現在為止，不僅我們的基礎理論研究和發展不足，在技術科學和工程技術方面同樣落后于現實的需要。工業發展的四基，即基礎材料，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工藝，產業發展的基礎技術，這四基的人才仍然嚴重不足，具體如鑄造專業，我們便面臨人才的嚴重短缺，它是汽車、電力、鋼鐵、石化、機械這些支柱產業不可或缺的加工工藝。與鑄造專業相似的還有鍛壓、焊接、熱處理，這方面的專業設置同樣緊缺。在基礎零部件中，如軸承專業人才也非常緊缺。我們工科大學的專業設置先是模仿蘇聯，專業劃分很細，后來是模仿美國哈佛的寬口徑通才，這樣畢業生到了工作崗位，要補學很多知識，適應能力差。這始終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
從思維運動的規律看，它也有不同的層次，抽象思維，也就是邏輯思維，它建立在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基礎上，無論歸納法還是演繹法，它都必須建立在一定規則的基礎上，這方面的規則人們研究得比較多。另外兩個層次，那就是形象思維，或者稱為直覺思維，就研究得比較少。靈感，又叫作悟性，而這個悟性又有漸悟與頓悟之別，這些方面佛學和宋明理學中的陽明心學描述比較多，學理上的研究就很不足了。這三個思維運動的層次，從哲學上講，都屬于認識論的范疇，就以事物的因果關系這一點講，在思維過程中它可以通過邏輯推演來求證，也可以通過形象思維，通過靈感來發現它。從速度上講，通過抽象的邏輯推演需要較長的時間，通過形象思維從相似性這個視角來處理便快捷得多。而靈感則往往帶有偶發性，從因果律上講，通過許多個別的同類事物的相關過程，慢慢便可以從個別到一般，從具體的現象到本質的關系，慢慢上升為理論了。而最早發現這個因果關系的往往是靈感或者聯想，甚至是猜想。所以這三個不同層次的思維方法是互相聯系的。從對思維學的研究講，我們對前一個層次研究得比較深入，成果也比較多。對后二個層次的研究成果就比較少，但在實際生活中運用這二個思維方法卻又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關于形象思維，錢老說：這個問題文藝理論家說得多(一般是指文藝創作過程中的思維過程)， 但還有待于深化。張光鑒同志對形象思維作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他歸納了大量人們創造的過程，提出“相似”的觀點。這個“相似”往往是憑個人的直覺，也就是感覺來的，它來得便捷，但往往并不可靠，須要驗證。當然相似和不相似又是相對的，是辯證統一的，“相似”中有“不相似”(“相異”)是辯證統一的。相似的觀點說明形象思維有時候在科學技術、工程技術的應用中在便捷這一點上很有價值。這里講的“相似”不是幾何學里的相似，那里的相似比較單純，用數理邏輯就夠了。但在這里則不然，在形象思維里，要從一大堆不那么準確的材料中提煉出準確的相似。譬如，聽話聽音，從語音講，就有如何辨別人的語音問題，在電話中，一聽語音，就知道是誰在講話，是什么地方的方言，還有言與意的關系，聲調的輕重長短也能感覺到言者所要表達的心意，這都是靠經驗來識別的。此外還有對言外之意的理解，往往有這樣的場合，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我們常常能在文藝作品中看到這樣的情景。又如看一個人的筆跡，那就是圖形識別的問題，比如我們對老朋友的語音、臉型和筆跡的識別可以反應很迅速，有時相隔很多年，盡管有不少變化，它也會很快辨別出來。這便是一個復雜的、多途徑的、多回路的思維，人腦對語音的識別與圖形的識別比計算機要快而準確。這里便有好幾個層次，象，即圖形，言，即文字到聲音，意指思想內容的表白。西晉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這里的象是卦象，它是古人用來達意的工具，象，實際上是圖形，它可以表現為卦象，可以用陰陽二個符號的組合來表示，也可以用圖畫、色彩和文字來表達，嚴格意義上，象表達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文學上講的形象，本質上也是象的一種表現形式。言是明象的工具，達意要通過象，明象要通過言。象、言、意三者之間的聯系是通過形象思維的作用。西方的文字，以英語為例，二十六個字母只是表示聲音的符號，它只與語音有關，字形只是語音的標志，漢字則不同了，它具備好幾個要素，由于它是象形文字，把圖像與聲音結合在一起了。漢字的六書有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這中間形與聲是二項，即圖形與聲音，在一個文字的結構上有形、聲二者的結合。指事就復雜了，既有具像，還包括事物本身時、空的概念。至于假借與轉注，那邊涉及意的內涵。一旦文字組合成詞語，那就更復雜了，漢字的結構比英文的二十六個字母的語音符號之組合要復雜高級得多，當初漢字拼音化、漢字的簡化，只是圖方便，實際上漢字是世界歷史上最珍貴的一份遺產，千萬別把它丟了。簡化字應與繁體字并行不悖，如果把繁體字退化和遺忘，那是中華文明最大的損失，現在我們要解讀金文和甲骨文都困難呵!毛主席講，漢語是我們自己的兩條腿，這話無比深刻，從文字上講，漢文與英文也是如此。為了與國際接軌，怎能把漢文丟棄呢?燕京學堂要英語化，是對中華文化的背叛，這里有一個主輔關系。再說，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語言所表達的意思和字面意義還可以雙重化。例如“吹牛”的字面和語義是兩回事，又如在餐廳的廣告語有“吃不了，兜著走”，如果離開那個場景便是另一番意義。靠什么來理解語言文字上表現的雙重意義，那得靠人的思維，這過程既包括經驗的形象思維，也需要抽象的邏輯思維來掌握它在修辭上的規則，因為它開始由言進入意境的領域了。然而一旦進入意的領域，它就能進入抽象思維的領域，通過推理和演繹以得新意，這個言雖是原來的言，通過思維與言者當時所處的場景去領會卻能具有新意了。這個言外之意的意，不僅僅是它的思想，還有情的問題。在人的生活中情與意也是緊密聯系的，情實為一種意境，故在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國古典詩詞中，情往往與景聯系在一起。王國維有一個境界說，他說：“景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境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這里景和情的結合，它的基礎是真，換一句話說，這也是形與意的結合，景是形，情是意的表現方式。我們不妨以李后主(煜)那首《浪淘沙》為例，其下闋有“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這前半句是景，后面“別時容易見時難”是情，那是他“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的亡國之痛。“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前面的“落花流水春去也”是景，“天上人間”是情，是他亡國之痛的表達。情與景相融為一，兩者都非常真實。他的《相見歡》中，前半闋“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是景，而下半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是他亡國之痛的情。又如《相見歡》的另一句“自是人生長恨水東流”，這里“水東流”是景，“人生長恨”是情。這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所言之境界說，這個境界也就是形與意融為一體，這個真顯示在認知的主體身上，要達到這樣的境界是經過長期努力，這個過程，王國維認為有三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這是有所感觸;“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這是講艱苦努力反復思索的過程;“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是講由苦苦思索到悟的過程，也就是思維過程中的頓悟。王國維通過形象來表達人們文學創作的過程，也是人們思維運動的規律。文學創作是通過形象，典型的形象來顯示事物的一般，它帶有普遍性的意義。這個過程本質上是形象思維的過程，有時得借助于靈感，那個“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便是靈感的顯示。在形象思維到靈感思維者中間，“為伊消得人憔悴”，實際上也包含了一定意義上的抽象思維。這三個境界既是文藝創作的規律，也多少反映了人們思維的規律。成功離不開刻苦努力思維的過程，創新還是離不開個人的刻苦努力和磨練。
至于靈感，這個問題還與潛意識有關，從上面王國維的第三境界可以知道，它有一個醞釀、成熟、溝通和突然涌現的過程，這也是在人們生活中常有的現象。有的人名字一時記不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又突然想起來，有的是朝思暮想都沒有找到解決的方案，有時會豁然想通，即由漸悟到頓悟的過程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便是對頓悟的描述。有的人甚至會在夢中忽然想通了，高興得從床上跳將起來，喜歡吟詩推敲文字的人往往便有這類經歷，它說明潛意識不僅是一個信息的貯存與提取，似乎在暗中另有一套信息加工和處理的系統，它是在人不知不覺中突然冒出來的。錢老把這叫作“多個自我”的學說。關于靈感問題，現在的研究還只是現象羅列的起步階段。
錢老主張要多宣傳這樣一個觀點，科學技術工作決不能局限于歸納和演繹、推理的抽象思維方法，即所謂科學方法，而必須兼用形象或直覺思維，甚至有時會得益于靈感或頓悟那種思維方法。他說愛因斯坦就倡導過這個觀念，后二種思維方法，很難作學理上的推衍，都還停留在經驗的感覺和積疊，如果要深入下去，從學理上講，便涉及到人工智能的開發了，也就是用電子計算機來開發應用人的大腦功能，比如量化的計算，有了大型計算機，計算速度大大加快了，通過大數據在分析問題時會提供給我們許多幫助。但量化的處理不是萬能的，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通過量化找到答案，量與質相關。有的事物的特征不是都能通過量分來表現的，還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考卷上的分數都能真正表現學生的智商水平嗎?量化對事物的認識有作用，但不是絕對的，特別是對人與事的評價，積分只是考察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這作為考察一切人與事的方法。如果一定要這樣做，那只是官僚主義者懶惰的思維方法和處理問題的態度，要誤事害國的。在這方面，計算機不能完全代替人腦的作用。此外，也就是機器人的問題。盡管機器人的問題只是局部的功能，有不少人認為大腦的功能結構如同電子計算機的程序結構。盡管還不能在兩者之間劃等號，但對我們理解思維運行的過程有啟發。當然，它對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開發，對信息化的發展，有巨大的意義。盡管在這些方面我們比發達國家的成果還落后一大截，但不管人工智能發展得多么好，它比起人腦來講，還差很大一截。在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條件下，還得充分發揮人大腦的作用，那些東西只是人之大腦的副產品。所以還得關心和研究有關人思維運動的科學。
錢老是搞自然科學的，他這樣關注思維科學的問題，是為了培養我國科學家在思維途徑上尋找更多的突破口，不要亦步亦趨地跟著別人后面走，只是模仿，不敢在前人的基礎上，尋找超越和突破的途徑。這不是提倡胡思亂想，而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掌握思維的規律，也是為了更好地培養一代具備創新意識的新人。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也曾經講到：“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要有一席之地，中國應該每年有新東西，每天都有新東西，這樣才能占領陣地。”那我們就得在科學技術上培養一代又一代具有創新意識的新人。而如何培養新的一代如錢學森那樣杰出的科學家，他是結合他自己經歷的經驗來談的這個問題。真正使我們的教育工作的思想觀念成為科學的理論，在思維方法上建立比較系統的科學的思維學說，那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可以不斷積疊經驗，逐步使之系統化、科學化，錢老這種探索和思考問題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三
錢老對思維科學的探索是從自然科學的創造發明這個角度來思考的，在那里抽象思維占主要地位，形象思維與靈感思維占輔助地位。如果從文史及其相關的社會科學方面去思考，那么形象思維與靈感思維的方法所占的比重也許要比自然科學更高一些。比如歷史科學，已經過去的事情，對于歷史與現實和未來之間的相關的聯系，有的有直接的因果聯系，有的聯系就比較間接而疏遠了。故而有時就很難用直接的邏輯方法去推演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如對某一歷史事件內部自身發展和變化的因果關系，還可以通過邏輯的推演尋找它們內在的相互關系，至于它對現實和未來可能帶來的啟迪，有與當前現實直接相關的問題可以如此，沒有直接相關的以往的歷史，那就只能借助于形象思維，從其相似與相異之間的關系來得到啟迪，從而在現實生活中得到相應的啟發，為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可能出現的問題和趨勢及時地提出與之應對的各種可能與方案。同樣的道理，你要有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其中包含大量的歷史案例，那么你才能為現實生活提出的矛盾和問題，找到相關的資料，為你找到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案。有的歷史遺留問題，諸如州郡的邊界關系，那就應找到相關的歷史資料，才能弄清它的來龍去脈，然后為具體區劃它們之間的邊界提供相應的線索。然而大量不屬于這樣的問題和事件，那么我們只能從相似與相異的關系去尋找處理問題的具體線索，那就只能依靠形象思維的辦法了，從相似事件的經驗和教訓中回應現實問題所需要的啟迪，也僅僅是啟迪，而不是直接的答案。當然，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一個國家興衰有很重要的影響。五千年中華文明，有著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它告訴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面對任何艱難困苦，自己如何為人，如何寬容地待人，如何持家，如何為國家分憂解難，如何對社會、對集體負責，謀求共同發展的道路。這方面我們又非常豐富的精神財富，那可真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精神財富。從中華五千年的綿長發展歷史過程來說，那也是一份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那么多浩如煙海的歷史著作，有那么多成敗得失的案例，足以供我們從中選擇相應的案例作為處理現實問題的參照系數。同樣的道理，從個人來講，要掌握這龐大的精神財富，那便需要持之以恒地讀書學習，要為自己在大腦中積疊大量的資料，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大型的資料庫，那需要大量的多個方面的文化科技和歷史知識墊底，才能應對生活的需要。其次是如何激活這些資料，使之能為我所用。除了其中有對我們現實問題有相應的針對性之外，還要能及時地選擇相關的思想觀念和各種案例，這些觀念必須是發人深省的，這些案例必須是鮮活的，也就是對其相關的人和事的經驗教訓，具有從相似與相異關系上對現實問題具有及時而又鮮活的啟發性，才能溝通反映那些深刻的思想觀念之格言和相應的歷史案例與現實的相互關系。這里對歷史問題相關的人與事的經驗教訓的認識，既需要借助抽象的邏輯思維才能通過其中的因果關系，洞悉它的經驗教訓在哪里，對于它與現實的相似關系之啟發，則只能借助于形象思維來建立兩者之間的某些聯系，從而啟發人們去思考處理現實問題各種方案時之思想原則及它的得與失之權衡。
毛澤東長期以來勤奮讀書的生活經歷，是我們學習的典范。首先，他讀書的領域極其廣泛，從馬列著作、自然科學的著作到文學藝術、歷史著作和社會科學，他都廣泛涉獵。直到晚年他還在閱讀西方自然科學的著作，他曾要上海的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翻譯這方面著作的大字本，他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送給許世友一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便是我們這兒送去的。在史學方面，他通讀《資治通鑒》與《二十四史》，有人說他《資治通鑒》讀了十九遍，我相信他通讀過《資治通鑒》，至于通讀十九遍，那沒有這個必要了。我想他翻閱《通鑒》應不止十九遍，相應的時間段，他會隨時對照著正史閱讀，因為正史是以人物為中心，各志是講典章制度，如何用時間線索把人物關系、事件的經過及其制度背景貫穿起來，他只能借助于《通鑒》了。這些書他是根據需要放在手邊反復讀，反復揣摩其中復雜的相互關系，才能及時地有針對性地聯系現實問題，啟發他去思考。資治，是為現實國家管理的需要。鑒者，是知其得失。何以鑒其得失，那就是讀史時，要能設身處地去思考，設想自己處于那個時代，為古人去謀劃，代古人去憂患。如何處理是得，如何處理則為失。若有得有失，那么得在哪里，失又在哪里，是得大于失，還是失大于得。那么自己在現實問題面前如何由危轉安的借鑒和設想也就有了。這也就是王夫之在《讀通鑒論》敘論四中所言：“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設身處地進入古人的角色，才能體會其所以成敗得失的所以然，這個過程，既有抽象的邏輯思維，也有借助于形象思維的想象力的因素，這便是以史為鑒的過程。而“通”則是溝通古今之間的聯系，通其所以然之理，這個通也是舉一以反三的思維過程。這個“通”必須借助于論，這個論既是“博而證之”，又是“協而一之”，是一個歸納和演繹的過程，是抽象的邏輯思維的過程。那么讀《通鑒》經過鑒與論的過程，以達到資治的目的，其中既有形象思維，也有邏輯思維。而資治這個目的既包括治身也包括治國，治身是如何為人，治國是如何治理國家大事。長時期勤奮讀書，那是毛主席為自己建立一個龐大資料庫的過程，在遇到實際生活的重大問題時，那歷史上許多有益的格言和經驗便信手拈來，不費功夫了。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激活了他大腦中那個龐大的資料庫，有針對性的案例或資料自然會涌現在腦際，然后他拿來啟發人們如何去思考和應對現實問題，沒有長期的勤奮讀書，中華民族豐富的精神財富是不可能這么敏捷地為他所用的。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中寫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大好，各級領導同志要謙虛謹慎，不要因為勝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講了《明史·朱升傳》的歷史故事。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么辦。朱升說：‘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采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利。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內外大好形勢和我們所堅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立場，毛主席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更加具體化了。”
朱升這個文人的地位，在朱元璋建國前后，似乎并沒有太突出的表現。早年我讀過《明史》就沒有注意到這個人物。在朱元璋左右的文人如李善長、劉基、宋濂這些人物的影響都要超過朱升，而朱升這篇傳的篇幅很短，并不顯眼。毛主席注意到了這個人物，注意到了他對朱元璋的建議。那時朱元璋東邊有張士誠，西面有陳友諒，南面有方國珍，北面有韓林兒及蒙元的勢力。朱元璋剛剛占領集慶不久，在各股勢力的中間，他是最弱小的，但他能虛懷若谷，而朱升的眼光最深遠，這九個字，對當時實力最弱小的朱元璋取得最終勝利起了重大作用。1972年中美關系剛有轉機，我們還處在美蘇夾縫之間，論國力，它們都遠比我們強大，毛澤東能從《明史》中信手拈來這個典故，從“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引申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方針，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更加生動和具體化了，成為我們基本的戰略方針。我們知道毛主席很早就關心和閱讀《明史》了，他關心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這是總結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失敗的教訓。1942年時，把這本書列為整風文獻，是告誡全黨，不要因為勝利而驕傲。建國前后他關心過吳晗的《朱元璋傳》，《明史》他是通讀過的，至少朱元璋時期《明史》相關的人物傳記他是很熟悉的，這部分內容是總結明朝建國的歷史經驗。他關注《明史》的一頭一尾，其中有成有敗，否則他怎么對吳晗的《朱元璋傳》提意見呢?吳晗《朱元璋傳》的缺陷，便是他不懂朱元璋從歷史意義上來說對新中國建國的歷史價值。從這些事我們可以知道，在毛主席那個大腦的資料庫中，《明史·朱升傳》是有印象的，所以才會在1972年那個形勢條件下，想到如何應對國際國內這個大局，把自己國家放在適當的位置上，確定我們應如何去適合當時的形勢，把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戰略方針借來為我們所用，而且用得那么貼切，是毛主席在兩者之間建立聯想的相似關系，這完全屬于形象思維的范疇。其所以能如此，是毛主席的大腦中有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在現實形勢面前把它有針對性的案例及時激活起來，為大家所接受，他能這樣做也是熟能生巧，某種意義上也是靈感的一種反應。這一類案例在毛主席身上很多很多，如毛主席要王洪文讀《后漢書·劉盆子傳》，那可是1972年的事，把劉盆子用在王洪文身上，實在太貼切了。在啟用王洪文時，便告誡他不要成為劉盆子那樣的歷史人物，王洪文沒有理解主席的用意，后來不幸成為對王洪文的讖言了。毛主席要周恩來讀《漢書·汲黯鄭當時傳》，周恩來讀了立即領會了，說“自嘆不如”，毛主席是借這篇傳記說出了自己的意圖，要周恩來注意在十大上要提拔新干部，也不要忘了解放老干部，恢復鄧小平的工作。主席晚年身體不好，講話、寫字都困難，他往往只能通過推薦大家讀歷史、古文，借以啟發大家如何處理好國內國際的重大問題。這方面的案例，我可以舉出幾十條來，最后幾年，他講話總要拿出一點歷史典故來教育大家。從思維的角度講，形象思維占著更大的比例，當然也包括抽象的邏輯思維。毛澤東晚年曾要我們標點和注釋的那么多史書和古文，從他當時如何借助閱讀歷史、古文以喻今人，以抒發自己的情感，這可是一筆非常巨大的精神財富，它應該引起后人充分的注意和關心，我們可以從中獲得非常有益的啟迪，從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這也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們必備的素養。
從錢學森之問講到如何培養杰出人才問題，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或者是人文科學的領域，大家都應該認真讀書，下苦功讀書，但決不是死記硬背，不是填鴨式、灌輸式的教育，更不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是在于理解，在于與實踐相結合，也就是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和組織自己已有的知識，便是學而有所思的過程，這必須既要有自然科學的抽象思維方法，也要掌握形象思維的方法，甚至要激發自己的靈感，大腦中要有一個龐大并且不斷充實和補充的資料庫，而且要不斷能結合現實的需要能有針對性地及時地激活它，才能真正取得創造發明的新成果，成為我們這個光輝時代杰出的有成就的在各個學科與各個行業中的領軍人物。這就是錢學森對溫家寶總理談的第二條意見，即學校教育要把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結合起來，學理工的要學一點文學藝術，學文科的要學一點自然科學的道理。從思維規律上講，只有把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巧妙地結合起來，才會幫助我們開辟廣泛的創新之路，世界第一流人才只能是從這條道路上誕生，這就是錢學森之問的答案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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