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瑞士達沃斯論壇曾討論過這樣一個主題：“改造資本主義”，不少與會者把焦點對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礎上形成的“華盛頓共識”，即“市場原教旨主義”(核心觀念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恢復經濟平衡，不需要政府進行任何干預)。但隨著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的擴散和深化，它在整個西方的口碑從未像今天這樣糟糕，可在我們國內，特別是理論界，“市場原教旨主義”至今影響還不小。
其實在市場問題上講得最到位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在20多年前的南方談話中擲地有聲地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所以我們才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核心是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把計劃和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從過去數十年的實踐來看，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雖然還需要不斷完善，但已經帶來了中國的迅速崛起。
一些經濟學家總認為世界上有一種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場競爭模式，但他們沒有回答一個問題：除了教科書上之外，世界上哪里有這樣的市場經濟?美國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顯然不是，美國農業是高度補貼的，中國公司要并購美國公司遇到多少困難，華為公司要進入美國遇到多少障礙。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要亞洲國家放棄政府干預，讓市場來決定一切;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際，美國政府自己卻進行了大規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嗎?也不是，瑞士農業也是高度補貼的，國家對于建筑業管得很嚴，不讓其他國家來競爭，瑞士銀行業的保密法延續了數百年，這是典型的不公平競爭。尋遍世界都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
如果說有，大概就是東歐一些轉型國家了。東歐轉型的時候有兩個“休克療法”，一個政治“休克療法”，一黨制變成多黨制;一個經濟“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連自來水公司和出租車公司都徹底私有化并賣給了外國人，但你問一問匈牙利人民是現在生活好還是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會說20多年前更好。
實際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顯形：西方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繼續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職能，結果這次“調整”只能以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告終;西方90年代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也以徹底失敗告終，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執迷不悟，最終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設，實際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曾反思過這種“理性人”的假設及其帶來的災難，他說他處于“極度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態，因為“整個理智大廈”已經“崩潰”，他“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和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此外，今天這個世界上，“看不見的手”已經包括了大量虛假的“看不見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經濟，世界上用于投機的資金數十倍于世界貿易總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必要的政府干預和保護，中國所有的資產都可能被西方投機大鱷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西方許多人士就開始反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英國女王曾詢問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者：你們為什么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到來。西方許多學者都參與了這場關于金融危機的反思。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撰文“經濟學為什么錯得這么離譜?”：“以我的觀點，經濟學界所以誤入歧途，是因為就經濟學家整體而言，常常把披著精妙數學外衣的美麗錯誤當做真理……大多數經濟學家死抱著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觀點……對很多東西視而不見。”美國經濟學家布拉德福德·德朗認為：次貸危機、金融危機，說到底，都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惹的禍。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監管是場災難：“雖然總體來說，被監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長遠利益，但金融家們太愚蠢，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只想賺錢，然后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這種觀點的確是對的，那美國將有很大的麻煩。”我們正處在深化改革的偉大進程中。在這個進程中，我們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無疑，我們明確地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近著有《中國超越》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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