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巖按語】這是周新城教授批判以吳敬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的文章，寫在三中全會前，今作修改發表，讀來仍感理直氣正，鞭辟入里，意蘊深重。正如作者所言，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搞的改革，從根本上說，也就是那一套，其結果眾所周知，難道我們還要重蹈覆轍嗎？然而，讓人不安的倒是吳敬璉甚有信心的預判：“形勢會教育人，就是鄧小平說的那句話，不改革死路一條。”其實，誰都知道，改革如果走邪路，更是死路一條！何去何從，人們拭目以待。
中央要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討論深化改革的問題。消息一經傳出，“著名經濟學家”們就忙碌開了，又是出書，又是接受采訪，又是開論壇，想制造輿論，影響中央決策，希望三中全會能夠按照他們主張的新自由主義思路設計改革方案。其中最為活躍的要算是吳敬璉了。我們不來詳細描述他是怎樣忙碌的了，單就他于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的談話，看看他向中央推銷的改革是什么貨色。
一
這個訪談錄洋洋灑灑六、七千字，中心思想是要徹底消滅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這是他一貫的思想，沒有任何新鮮之處，但與以前他的多次講話和發表的文章不同，這次他打出鄧小平的旗號，他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這個國有這個詞。”然而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就可以看到他是信口開河。1985年8月，在談到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這里他雖然沒有直接講國有經濟，但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經濟就是國有經濟。例如，2004年修訂的《憲法》第7條載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另外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92年7月23、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2)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而且是載入《憲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再次重申這一點。吳敬璉反對國有經濟，盡可直說。他卻拉出鄧小平來陪綁，仿佛鄧小平就不贊成國有經濟的。顯然，他不是無知，而是故意。拉大旗當虎皮，嚇唬人，這就有點卑劣，與他的“著名經濟學家”的身份不大相稱了。
二
為了論證必須消滅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他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做文章。他給社會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我定義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這就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理想。”他認為，社會主義同有沒有公有制經濟、有沒有國有經濟沒有關系。這時他又把鄧小平拉出來陪綁了，他說：“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于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會主義跟國有制的比重大小沒有關系。”鄧小平是在哪兒講這句話的?他加了引號，卻沒有出處。我們遍查《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也找不到他所引的這句話。這是他自己編造的社會主義定義，卻按在鄧小平的頭上了。
與他的這個社會主義定義撘點邊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里講的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但鄧小平沒有簡單地把社會主義僅僅歸結為“實現共同富裕”，而把其他特征排除在外。鄧小平始終把公有制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他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4)就在他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在講社會主義的本質的“五句話”的前一段里，他還把是不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一個社會是否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標志，他說：“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資只占四分之一”。(5)而且他說的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沒有一句不是同公有制聯系在一起的：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只有與生產力這種性質相適應的公有制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也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可見，鄧小平在論述社會主義時，從來沒有離開過公有制。說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把公有制排除在外了，這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歪曲，是吳敬璉等人的捏造。
記得吳敬璉以前曾經給社會主義下過一個定義：社會主義=社會公平+市場經濟。這次他又下了一個定義：“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我們相信他哪個定義好呢?哪個也不能信，因為他只是信口開河，哪個定義也沒有認真論證過。
我們先來說說社會公平(社會公正)吧。這是他有關社會主義的前后兩個定義中都有的內容。什么叫社會公平?公平是一種觀念，它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抽象的、永恒的公平，即沒有一個對任何社會和任何人都適用的公平標準。恩格斯曾經給公平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義，他說：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6)既然公平這類東西要由社會經濟關系來決定，在不同社會里，它們有著不同的內涵和標準，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怎么社會公平(社會公正)會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了呢?吳敬璉恐怕是解釋不了了吧。
說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那更是吳敬璉的幻影。市場經濟，作為發達商品生產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是不同社會制度(只要具有發達的商品生產)都可以運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要知道，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經常采用的經濟運行機制，而且用了好幾百年了，怎么會又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了呢?把不同社會共同的運行機制說成是特定社會制度的本質，這種指鹿為馬的本領，若趙高地下有知，當自愧勿如。也只有吳敬璉這樣的市場迷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大概吳敬璉也覺察到把市場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過于荒唐，所以他不再提“社會主義=社會公平+市場經濟”這個定義了，現在他把“市場經濟”更換為“共同富裕”，說“社會主義就是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換句話說，他對社會主義下的新定義是：社會主義=社會公正+共同富裕。這個定義，前一句是錯誤的，這一點，我們在上面講過了;后一句則是虛晃一槍。
能不能把“共同富裕”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呢?當然可以。問題在于怎么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表面上看好像是指大家都改善生活，然而從本質上講，它卻是指分配領域中的一種經濟關系。在一般情況下，只要發展經濟就可以做到大家提高生活水平的。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人的生活也會有所改善。大家知道，工人出賣的勞動力的價值，既包括生理因素，也包括社會歷史因素。在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情況下，即使勞動力的價值量不變(甚至下降)，它所包含的物質內容也會增加的。尤其是在社會黨執政的西歐國家里，壟斷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往往從剝削本國勞動人民、掠奪第三世界獲得的巨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搞社會福利，工人生活改善得更快一些。然而這不能稱之為共同富裕，因為剝削依舊存在，剩余價值率在不斷提高，兩極分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加劇了。
共同富裕不僅是說大家都改善生活，而且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是按照同一標準參與分配，因而可以隨著經濟的發展，全體人民的生活普遍地、平等地富裕起來。例如，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人人都憑勞動獲得消費品，“不勞動者不得食”，排除了資本參與分配的可能，不是有人憑勞動、有人憑占有的生產資料來進行分配，這就消除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根源，從而就有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所以，鄧小平是把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連在一起說的。不僅要發展生產，而且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在公有制條件下，任何人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來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基礎上是談不上共同富裕的。歷史表明，私有制只能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吳敬璉否定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卻侈談什么“共同富裕”，豈不是南轅北轍了嘛!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7)我們講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吳敬璉連科學社會主義最起碼的原則都不贊成，卻在給社會主義下這個定義、那個定義，還能不錯誤百出嗎?建議吳敬璉還是老老實實地學習《共產黨宣言》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吧，不要再賣弄你的那些個“社會主義定義”了。
三
搞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的道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他們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人的理論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8)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他們指出，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9)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宣言》還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10)。這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是主張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并發展國有經濟的。后來他們提出通過合作制來改造個體農業，把集體所有制也看作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如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但始終堅持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一思想。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必須把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沒收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使人民共和國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全國解放以后，他又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領導全國人民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事情做得非常好”(11)，它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糾正了所有制結構方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偏向，但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始終把公有制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上面講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道理，而且已經在我國付諸實踐。堅持這一原則，才能談得上堅持社會主義。吳敬璉一面說他贊成社會主義(不過他只是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市場經濟的“前綴詞”、“形容詞”，看作是從屬于市場經濟的東西)，另一面卻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難道不感到自相矛盾嗎?難道真的像有人猜測的那樣，他想搞資本主義嗎?
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黨章》、《憲法》上明確載明，我國的國民經濟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我們知道吳敬璉是共產黨員。身為共產黨員，理應遵守《黨章》、《憲法》，這不算苛求吧。
順便還要說一下私有化問題。記者問吳敬璉：“是不是要進行私有化才有可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吳敬璉王顧左右而言他，既不贊成也不反對，認為提私有化問題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引用弗里德曼的話說：“徹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徹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這是一個掩蓋自己的私有化主張的荒唐的遁詞。大家知道，吳敬璉是主張徹底的私有化的，只要還有一點公有經濟、尤其是還有一點國有經濟，他都要斥責為“半統制、半自由”，是改革不徹底的表現。但他也知道中央明確反對私有化，不好直截了當地鼓吹私有化，于是他就只好說，這個問題“沒有太大的意義”。然而搞不搞私有化，乃是關系到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則問題，怎么會“沒有太大的意義”呢?他只好用“徹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徹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這類讓人摸不到頭腦的話來搪塞了。誰都知道，弗里德曼這句話是胡說八道，公有制與私有制是兩種對立的生產關系，怎么會“徹底私有化”就變成了公有制，“徹底公有化”就變成了私有制呢?要知道，公有化還是私有化，是生產關系的變革，而生產關系的變革是一場革命，而不是變戲法。對這樣一個原則問題，吳敬璉也不敢做任何解釋，腳底抹油，溜之乎也。這難道就是“著名經濟學家”的學術風格?
四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一直弄不懂為什么吳敬璉對公有制、尤其是對國有經濟那么反感，非要消滅之不可。他的文章看多了，慢慢有點明白了。撇開政治立場、政治目的(這是根本的原因)不說，單從學術上來說，他的邏輯是這樣的：他是堅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完全迷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認為只有市場經濟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途徑，而他又認為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是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因而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消滅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他有一個三段論式：大前提——必須搞市場經濟;小前提——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結論——不能不搞私有化。
我們不來論證市場原教旨主義、迷信市場的錯在哪里，因為事情很簡單：按照鄧小平的理論，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一樣，只是發展生產的一種方法、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它們都屬于運行機制的范疇。運用哪種方法、哪種手段，應該根據發展生產、調節經濟的需要來選擇。這里沒有固定的公式，只能用某種方法、某種手段，不能用其他方法、其他手段。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把國家宏觀調控(包括計劃手段)同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結合起來，絕不是說只用一種手段，完全排斥另一種手段。市場原教旨主義只看到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而忘記了市場經濟有它自身的弱點和不足之處，忽視了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宏觀調控的必要性。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恰恰證明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錯誤，全世界都在對此進行反思和批判。
理論上需要說明的是，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能不能運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手段，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同市場經濟能不能相容?吳敬璉一再強調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訪談錄”第一個問題就是講這個的，然而他始終沒有從理論上論證為什么兩者不能兼容。他只下論斷，不做論證，這大概就是他的學風吧。
公有制能不能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問題，理論上需要回答的是，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對進入市場的主體的要求是什么，公有制能不能滿足這一要求。
市場經濟是這樣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不是由國家規定的，而是企業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根據市場上商品供求關系，自主地作出經營決策。各種生產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勞動力、技術等等)都通過市場進行配置。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有一個起碼的前提，即進入市場交換的主體是獨立的，擁有自主的經營決策權，并具有自己的經濟利益，能夠根據本身的利益對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反應。那么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能不能塑造這樣的市場主體呢?
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些國家取得勝利以后，在相當長時期內，由于受國際國內形勢的制約和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一直采取“國家所有，國家直接經營、統負盈虧”這種實現形式。在生產上，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國家下達指令性計劃加以規定，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國家通過計劃進行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國家統一包銷;在財務上，生產所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企業獲得的利潤，基本上全部上交國家，而虧損則由國家補貼。這樣，企業就成為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都與市場無關。公有制這種實現形式顯然是與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相排斥的。
但是，公有制在經濟上可以有不同的實現形式。自詡參加國家經濟改革決策的吳敬璉，大概還會記得，早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指出了這一點。《決定》分析了原有經濟體制的弊端，指出：“過去國家對企業管得太多太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12)《決定》提出了全民所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即“國家所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主張在堅持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的前提下，“企業有權選擇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有權安排自己的產供銷活動，有權擁有和支配自留資金，有權依照規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選舉本企業的工作人員，有權自行決定用工辦法和工資獎勵方式，有權在國家允許的范圍內確定本企業產品的價格，等等。總之，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13)實行“國家所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國有企業就可以成為市場的主體，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進行經營活動，也就是說，采取這種實現形式的國有經濟是可以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
可見，與市場經濟相排斥的，并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定的具體實現形式。對原有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進行改革，在堅持公有制的前提下，賦予企業自主經營權，使企業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出現在市場上，是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我們講的公有制改革，指的就是改變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絕不是說要取消公有制。取消公有制，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了，而是改成資本主義了。那種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水火不相容、只有實行私有化才能建立市場經濟的觀點，如果僅僅從理論認識的角度看，其錯誤就在于，把公有制的某一種實現形式絕對化了，否認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實際上是說公有制不能改革，要改革只有否定公有制本身。這顯然是不對的。
市場經濟既可以與私有制相結合，也可以與公有制相結合，這一點，不僅中國的學者，而且一些著名的西方經濟學家也是承認的。例如，薩繆爾遜認為，“市場主體的最基本特征是自負盈虧，只要分清了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實現真正的自負盈虧，就可以形成一個正常的市場主體，而與其所有制性質并無直接關系，公有與私有都是沒有區別的。”就連我國某些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是一個代表)將其言論奉為圭臬的科斯，也不得不承認：“由于西方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是以私有制度已經存在為假定前提的，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場經濟唯一前提的結論。而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也只有私有制一種，但歷史并沒有對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做出證偽。”所以，科斯提出，如果中國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可見，說搞市場經濟必須先搞私有化，這是一個理論誤區。
五
吳敬璉在訪談錄里把他的思想歸結為一句話：“形勢會教育人，就是鄧小平說的那句話，不改革死路一條。”他總是以改革家自詡，也總是用這個話題來教訓人的，仿佛他代表了改革，批評他，就是反對改革。這個問題應該認真分析一下。
毫無疑問，鄧小平指出，不改革死路一條，這是完全正確的。社會主義是存在矛盾的，而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改革，解決矛盾，社會主義才能有活力。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正是在不斷出現矛盾、又不斷通過改革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必須進行改革，這一點，我們同吳敬璉是沒有分歧的。
但是，改革有一個方向問題。為什么改、朝哪兒改，改什么、不改什么，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吳敬璉卻有著原則性的分歧。
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確的。鄧小平在強調“不改革死路一條”的同時，明確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而是不搞兩極分化。”(14)改革是手段，“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什么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15)他規定了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16)。因此，“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17)他還警告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18)我們不厭其煩地引用鄧小平的這些話，無非是想說明一點，講到改革，不僅要講必須改革，還要講改革的方向、性質、目的。鄧小平是這兩個方面都講的，而吳敬璉卻只講一面，故意不講另一面，他的文章、專著、訪談里從來不引用鄧小平后一方面的話。
習近平一再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沿著正確的道路推進。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9)這是同鄧小平的思想完全一致的。
談到改革的方向問題，落實下來，就是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的問題。習近平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明確指出，改革過程中的爭論，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那么，哪些東西是“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的呢?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能改的，把它改了，就是拋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就走了改旗易幟的邪路。從經濟上說，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為主體(其中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那是在這個歷史時期里始終必須堅持的，不能改的。而吳敬璉追求的改革恰恰是要我們把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一條改掉。試問，拋棄了公有制，等于抽調了社會主義的基礎，哪里還會有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
值得注意的是，吳敬璉不大提公有制(看來，他對否定公有制，有時還有點顧忌)，而是集中攻擊國有經濟，說它是什么“權貴資本主義”，主張徹底消滅國有經濟。然而按照十五大的提法，公有制為主體，一是指公有資產在整個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二是指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有控制力。把國有經濟否掉了，公有制為主體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了。
吳敬璉那套改革的主張，在我國還只是他的愿望，雖然在吳敬璉這幫子人的忽悠下，有的地方朝這個方向推行了一些措施，但就整體來說，還不是現實。然而在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上，類似吳敬璉主張的改革，卻是實際地推行過的。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搞的改革，從根本上說，也就是吳敬璉那一套。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了。難道我們還要重蹈覆轍嗎?
吳敬璉喜歡說，“不改革死路一條”，但應該補充一句：改革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是死路一條。不說后面一句話，那是不完整的。而吳敬璉那套改革主張的要害恰恰就在這里。
(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注釋：(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7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7、28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64、565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65、566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7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7)《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見《人民日報》201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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