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列寧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列寧革命理論研究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需要認真斟酌和澄清。例如，有的觀點認為，列寧沒有“一國勝利論”思想，即使有，也談不上什么創新;列寧是暴力革命狂，過分崇尚暴力革命，片面夸大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蘇聯劇變證明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道路的破產。我們認為，應該堅持歷史和邏輯相統一、文本解讀和現實考量相結合的方法，認真全面研究列寧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一、列寧的“一國勝利論”和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勝利革命思想的關系
有一種觀點認為，列寧沒有“一國勝利論”，即使有，也談不上什么創新。這種觀點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一是19世紀下半葉杜林和福爾馬爾曾提出過“一國勝利論”，因此，“一國勝利論”不是列寧的創造。二是馬克思、恩格斯曾設想過，法國特別是德國首先爆發革命，而德國顯然遠遠落后于英國，因此德國屬于落后國家，馬克思提出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首先進行革命的思想。三是“一國勝利論”和馬克思的革命思想完全一致，沒有什么創新。
筆者認為，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理論，同樣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堅持把俄國革命的命運同世界革命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認為落后的俄國無論是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都必須得到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援。從這個意義上講，列寧的“一國勝利論”和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質上是一致的，但是列寧的“一國勝利論”有一個發展和完善過程，而且帶有明顯的俄國性和實踐性，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至于斯大林后來把列寧的“一國勝利論”演繹成“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第一，列寧的“一國勝利論”有一個發展完善的過程。
第一階段，列寧提出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915年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指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該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單獨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916年列寧又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在這個時期，列寧強調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是在西方發達國家，是否是在俄國首先發生革命仍不明確，仍堅持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第二階段，二月革命后，列寧提出經濟技術落后的俄國，可以在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前首先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走向社會主義，從而引發西方革命。1917年2月，列寧從國外回國，在火車站歡迎會上喊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萬歲”的口號，并在《四月提綱》中提出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前后，列寧雖然認為俄國無產階級可以在一國奪取政權，但同時認為沒有歐洲革命，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在圍繞《布列斯特和約》的爭論中，列寧指出:從全世界歷史范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那么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是沒有希望的。1920年11月6日，列寧在紀念十月革命三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一向強調，我們是從國際觀點看問題的，要在一個國家內實現像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事業是不可能的。1921年列寧又強調:沒有國際上世界革命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還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們都是這樣想的:要么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其他國家立刻爆發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要么是我們滅亡。到1923年春，列寧把這一觀點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的真理”，盡管是個“痛苦的真理”。
第三階段，國內戰爭結束后，列寧提出在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前，俄國一國的無產階級政權能夠生存下去，并認真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1920年11月21日的《我國的國內外形勢和黨的任務》一文中，列寧指出:三年前當我們提出關于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及其勝利的條件的問題時，我們總是明確地說:沒有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這個勝利就不可能鞏固;只有從國際的觀點出發才能正確估價我們的革命。為了取得鞏固的勝利，我們必須使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切國家或者至少在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經過三年殘酷而激烈的戰爭，我們看到，我們的預言在哪些方面沒有得到證實，在哪些方面已經得到證實。我們沒有能迅速而輕易地解決這個問題，在這方面的預言沒有得到證實。當然，我們誰也沒有想到，俄國抗擊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這樣一場力量懸殊的斗爭竟延續三年之久。結果，無論這一方面還是那一方面，無論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沒有獲得勝利，也沒有遭到失敗;其次，雖然我們的預言沒有輕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實現，但是主要的一點我們辦到了，就這方面來說預言實現了，因為主要之點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推遲爆發，無產階級政權和蘇維埃共和國也能夠存在下去。所以在這方面應該說，共和國現在所處的國際形勢，最好地最確切地證實了我們的一切估計和我們的整個政策都是正確的。
第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確的“一國勝利論”。杜林在1876年出版的《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第二版中曾提出過這樣的觀點:一個公社如果先于其他公社實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會處于這樣一種境地，它不僅要拿起武器保衛這個新制度免遭其余世界的侵犯，更確切地說，清除別的地方與自己相敵對的制度，而且還必須采取經濟上的預防措施保證自己經濟生活的機制免遭外界的進攻，比如要使對外的交往適應內部的制度。從杜林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杜林講的是一個公社而不是一個國家可以率先實現社會主義制度。187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福爾馬爾在《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文中提出:“社會主義為了實現其經濟計劃，是否必須在整個文明世界，或者說在所有經濟上比較發達的民族那里同時取得政治呢?或者說一個單獨的按社會主義組織的國家是否可能，并且具有生命力呢?”福爾馬爾認為:“不僅從歷史角度說，首先在單獨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最后勝利是更加可能的，而且也絲毫沒有任何東西會妨礙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和繁榮。”“關于這個問題，迄今無論在口頭宣傳上(就我所知)或是在報刊上幾乎只不過是進行過一些十分膚淺的討論，盡管它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1]從福爾馬爾的論述看出，當時的報刊關于“一國勝利論”問題的討論是“膚淺的討論”，但是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參加了討論，年輕的福爾馬爾不可能也會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稱之為“膚淺的討論”的。顯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確地參加當時福爾馬爾所稱的“一國勝利論”的討論，因此不能把“一國勝利論”算到馬克思、恩格斯頭上。同時，既然是“膚淺的討論”，自然也不能和后來列寧提出的“一國勝利論”進行簡單等同，二者提出的條件、具體內容都有很大的差別。
第三，列寧對“一國勝利論”進行了系統的論證，并付之于偉大的革命行動。1926年，季諾維也夫在同斯大林爭論時提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法國有可能先于英國勝利的論斷，并得出結論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落后國家也可以先奪取政權，取得勝利，因此“一國勝利論”不是列寧的創造。這樣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在19世紀下半葉，法國在經濟上是比英國落后，但它們就整體而言，都是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是已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國家，法國的落后同東方的落后是不在一個檔次的。而俄國同英、法相比卻有質的不同。到20世紀初，俄國雖然資本主義有一定發展，但是俄國是一個帶有濃厚封建和專制色彩的帝國主義國家，俄國面臨的革命首先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土地革命這一任務仍未完成。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在這短短的八個月里，俄國的生產力不可能質變式大飛躍，在這種缺乏充分的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下敢于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奪取和執掌政權，這正是列寧作為偉大革命戰略家氣魄的具體表現，也是列寧善于把革命辯證法具體應用于俄國現實的生動證明。因此，列寧走了一條史無前例的革命道路，這也正是蘇漢諾夫、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用教條主義或者迂腐的眼光無法理解的革命辯證法的關鍵所在。
總之，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強調與資本的國際性相對應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否定“地域性”的共產主義，但是馬克思更加關注和強調西方發達國家的革命，列寧更加關注探索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的革命。“共同勝利論”的根本精神也就是強調在世界歷史的條件下無產階級的國際性質，強調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并沒有否定一國取得革命政權的勝利，并沒有機械地強調同時同地發生革命。“一國勝利論”是在世界革命理論指導下，強調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特別是俄國充分發揮無產階級政黨的能動性，率先奪取政權后創造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發達的生產力、先進的文化等必需條件的道路，是落后國家通向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行的選擇，這當然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重大發展。
二、列寧沒有片面繼承并一味夸大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
有一種觀點認為，列寧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改良思想，片面繼承并一味夸大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任何革命都不是隨心所欲的產物，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政治斗爭等。當然，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對于革命的形式，“完全取決于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2]
在早期，馬克思、恩格斯根據階級斗爭的規律和歷史經驗，十分強調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暴力革命的同時，并沒有否定能夠達到革命目的的其他手段。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都是達到革命目的的重要手段。“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夠更快更可靠地達到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來達到結局，應當由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3]19世紀90年代后期，歐洲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恩格斯更多地提到了和平道路，但未完全放棄暴力革命思想。1892年恩格斯在寫給阿德勒的信中說:“許多人為了圖省事，為了不費腦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種只宜于某一個時期的策略。其實，我們的策略不是憑空臆造的，而是根據經常變化的條件制定的”。[4]“對每一個國家說來，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實現目標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5]因此，恩格斯既能透徹的闡述革命理論，也能深刻地洞察現實和形勢的新變化，強調無論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改良都是手段，都要服從于革命的目的和工人階級的利益。
在一度較長時間中，列寧曾經輾轉于歐洲，因此對西歐發達國家與落后的俄國的革命形式和條件的異同自然有深刻的把握。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國社會危機所孕育的革命形勢，列寧的認識十分透徹。列寧根據俄國的實際和國情，明確地將俄國革命劃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民主革命進行得愈充分、愈徹底，社會主義革命就進行得愈迅速、愈有保證。他指出，在這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俄國的歷史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現在的一年有時要超過平靜時期的幾十年”，“革命運動以驚人的速度在繼續發展。”[6]
1905年1月，彼得堡20萬工人舉行和平請愿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鎮壓，列寧認為，和平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以往對依賴沙皇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應該尋找新的變革途徑和道路。血腥鎮壓使人民群眾“在一天當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們在渾渾噩噩的、平常的、受壓制的生活中幾個月、幾年都受不到的”[7]。面對“極度的怨恨，空前的饑荒折磨，暗無天日的專橫暴虐”，如果“沒有勝利的革命，俄國就不會有自由。沒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起義來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國就不會有勝利的革命。”[8]在1917年9月寫成的《國家與革命》中，列寧系統論述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認為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當然，與俄國的民粹派不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不搞個人英雄主義，不搞恐怖活動。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具體道路的多樣性，認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什么地方論證過: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為’西歐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等等。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必須普遍遵守的歷史哲學公式，是一種超出了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的東西。”[9]
列寧認為，二月革命之后落后的俄國具備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的革命形勢和成熟的主觀條件。列寧指出，“沒有革命形勢，就不可能發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會引起革命。”沒有革命的形勢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能引起革命;就是說，要發動成功的革命，除了具備客觀的革命形勢之外，還必須有主觀條件的成熟。“只有在上述客觀變化再加上主觀變化的形勢下才會產生革命，即必須再加上革命階級能夠發動足以摧毀(或打垮)舊政府的強大的革命群眾行動，因為這種舊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機時代也決不會‘倒’的。”[10]顯然，俄國具備了發生革命的形勢。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后，出現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兩個政權并存的特殊現象。列寧認為，可以通過和平發展的道路。因為“蘇維埃是由廣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強制的、武裝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強制人民，———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開辟并保證了整個革命和平向前發展的道路。”[11]在1917年七月事變中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用武力鎮壓了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士兵，并迫害布爾什維克，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結束。列寧號召人民群眾放棄對和平發展道路的幻想，走暴力革命的道路。1917年9月科爾尼洛夫將軍發動軍事叛亂被平息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處于半癱瘓狀態，布爾什維克不僅在群眾中獲得了崇高的威信，而且地方城市的蘇維埃紛紛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布爾什維克方面掌握了大批工人武裝和革命士兵。列寧及時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力爭和平奪取政權。但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頑固派拒絕了列寧的建議，臨時政府也妄圖消滅布爾什維克。據此，列寧認為，武裝起義勢在必行。而且，在起義軍攻打冬宮過程中，基本上沒發生槍戰，用平和的辦法占領了冬宮。因此，十月革命過程中也有和平的手段和方法。
20世紀初，俄國革命風起云涌，參加革命的有成千上萬人，革命者前赴后繼，義無反顧。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這不是布爾什維克一廂情愿地炮制出來的，也不是“一小撮狂熱的恐怖分子”強加給人民群眾的。革命已經醞釀成熟，是形勢使然。當時俄國的變革已經成為阻擋不了的發展趨勢，成為國內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誰有能力解決當時的和平、土地、面包這三個迫切問題，誰就得民心、順民意、掌天下。雖然當時資產階級也曾經試圖實行改良，但卻沒有這個能力。于是廣大人民群眾站到布爾什維克一邊，希望能夠解決和平、土地和面包問題。
三、不能用蘇聯劇變來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俄國是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度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這在俄國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直存在爭論。蘇漢諾夫、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人大肆散布俄國不具備條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錯誤論調，認為十月革命是早產兒。蘇聯東歐劇變后，一些人把歷史原罪歸罪于十月革命和列寧。有人提出，十月革命斷送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使俄國偏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軌道。
馬克思、恩格斯確實一貫強調，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條件。但是，他們確實從來沒有指出過社會生產力究竟達到怎樣的具體程度，甚至達到怎樣的絕對數字，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才可以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馬克思在談到某些具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分為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兩大類型。即使是發達國家也是發展不平衡的，既有英國這樣的最發達國家，也有小農大量存在的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德國。對此，馬克思并沒有提出必須等待無產階級發展成為全國居民的大多數，或者說農民隨著階級分化已不存在時，無產階級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者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指出:我們無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后果到處都以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等到最后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后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的時候，才來實現這種變革。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在批判蘇漢諾夫的觀點時指出，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這是“無可爭辯的觀點”。問題是:不應以此為借口，去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當時俄國的特殊形勢，使它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首先，經濟相對落后的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俄國人民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的歷史抉擇。“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斗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12]其次，俄國可以利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能動反作用，來造就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經濟前提，即“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13]“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種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其小農結成了聯盟，這種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得到了保證，如此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曾被我們鄙視為做買賣的合作社的……那種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14]再次，俄國社會發展所體現出的特殊性并不違背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因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15]針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攻擊，列寧回答說“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究竟在哪些書上看到，說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這類變化的呢?”在列寧看來，單從生產力方面去尋找俄國革命發生的原因而無視俄國特殊的革命形勢，只看到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而無視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是對唯物史觀所作的機械的片面的理解。這些人都是“套中人”，“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16]
對于其他東方落后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列寧認為，俄國革命所體現出的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17]在討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問題時，列寧一再告誡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人既不要從書本里尋找答案，也不要完全照搬俄國革命的做法，“而從具體的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出發”。[18]東方大多數民族的處境比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俄國還要差，“必須以共產主義的一般理論和實踐為依據，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善于把這種理論和實踐運用于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斗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余這樣的條件。這是一個困難而特殊的任務，但又是一個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務。”[19]因此，各國的具體革命道路，“不可能預先指出，實際經驗會給我們啟示的。”[20]列寧反對共產國際對各國革命“發號施令”，指出這樣會造成各國革命中的“俄國味道”。
蘇聯劇變后，一些人錯誤地宣稱社會主義遭到了“大失敗”，十月革命開創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符合歷史“規律”，因此中國搞社會主義行不通。我們認為，蘇聯的解體不是世界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精神和時代要求的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失敗。人類社會只要存在著剝削、壓迫和不公正的現象，社會主義理想和運動就不會消失。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難道是像列寧早就批判的考茨基等人鼓吹的那樣———俄國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活不成的早產兒嗎?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規律”和人們的所謂科學設計所規定，那豈不是“命定論”?一切都沒有偶然性和主觀能動性，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花大力氣強調不僅解釋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顯然，歷史之樹畢竟不依自然而春華秋實，它還要靠人們的熱情和奮斗，否則對正義社會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由、平等的向往豈不是可以不請自來?歷史既是決定的，也是選擇的。退一步講，即使是早產兒，只要肌體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后天補先天不足。被列寧稱為“革命之鷹”的羅莎·盧森堡也曾說過:一個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在勇氣、魄力、革命遠見和徹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寧完全做到了。也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列寧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于他不是從書本里，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1]
蘇聯劇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蘇聯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曾經創造過驚人的歷史奇跡，但是遺憾的是，多少年過去了，這種結構和體制未能隨著國內外的環境的變化而作相應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和創新，導致各種問題和矛盾日益加深。即使這樣，蘇聯也沒有到了病入膏肓、氣數已盡的絕癥地步。只要勵精圖治、上下同心同德、銳意進取、開拓創新，仍然可以革故鼎新、妙手回春。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他沒有把握住改革的方向，沒有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導致一些新老矛盾和問題相互糾結，有時相互“交叉感染”，衍生并發更難治的“疑難雜癥”。在改革受挫后，戈爾巴喬夫把舊體制的缺陷、改革受挫的原因歸罪于社會主義制度，提出“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大廈”，結果“改革”變成了“改名換性”，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總之，今年是偉大的革命導師、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列寧逝世90周年。縱觀列寧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中不僅僅是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而且其不朽的革命精神、崇高的革命品格、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為了人類美好未來而不懈奮斗的理想和信仰，更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弘揚。
【注釋】:
[1]格·福爾馬爾:《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篇關于社會經濟的習作》，《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
第1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4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4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7頁。
[6]《列寧全集》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5頁。
[7]《列寧全集》第2版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8、185頁。
[8]《列寧全集》第2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8、349頁。
[9]《列寧選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頁。
[10]《列寧選集》第3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1頁。
[11]《列寧全集》第2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頁。
[12]《論我國革命》，《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359頁。
[13][15][16][17][18]《列寧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77、776、775、778、275頁。
[14]《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2頁。
[19]《列寧選集》中文第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頁。
[20]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3頁。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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