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網上流傳一篇奇文,名為《辯證法是如何降低智商的!》,該文把某些對辯證法的誤解推到了一個極致。它的手段是首先將唯物辯證法庸俗化,然后對這種庸俗化的唯物辯證法進行辛辣的嘲諷,以此實現對唯物辯證法的妖魔化,進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地位。
首先,此文認為,辯證法就是對任何概念進行一分為二的處理,通過尋找一個概念的對立面來瓦解這個概念,從而造成任何概念都喪失了確定性。但是,真正意義的辯證法是追求確定性的方法。因為辯證法的第一個環節就是知性的確定性,即對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有明確的知性規定,而不是模糊地隨意跨越邊界,甚至連邊界都不設定。當然,辯證法的第二個環節是辯證的環節,通過設定概念自身的對方而瓦解知性確定性,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一分為二”的環節。在這個環節,由第一環節建立起來的知性確定性確實失去了效力,如果我們的思維停留在這個環節里,就會出現此文所描述的那種情況。但是,辯證法還要進入到第三環節,即思辨的統一環節,辯證法發現無論是概念,還是它自身的對方,都共屬于一個整體,都是這個有機整體內在的具有穩定關聯性的部分。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是確定的,而且是具體的,盡管這個整體自身作為一種更高的知性原則,還要進入到更高的邏輯思辨運動中,但是,相對于這個邏輯階段而言,它是確定的。通俗地說就是辯證法不僅要一分為二,而且還要合二為一。因此,真正的辯證法存在兩種確定性,一是知性的確定性,二是思辨的確定性,確定性的瓦解只是在二者之間的一個過渡環節,一個必將消失的環節。此文將這個必將消失的環節當成了辯證法本身,是一種嚴重的對辯證法的掐頭去尾的肢解。
其次,此文認為,辯證法瓦解概念確定性的目的不是完全放棄選擇,而是按照權力和利益的原則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從而造成一種知性的片面和行動上的教條主義。但是,真正意義的辯證法是追求總體性的方法。無論是在黑格爾那里,還是在馬克思那里,每一個小的邏輯環節,在其自身內部都包含了具有確定性的對立雙方,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同時,這個整體又成為更高的邏輯或者歷史階段的一個知性環節,又將進入一個更高階段的圓圈式運動,這樣,辯證法實際上是一個圓圈的圓圈。在這種圓圈式的環形運動中,辯證法總是強調兩種總體性:一是內部的總體性,即一個邏輯概念內部諸環節之間的有機聯系;二是外部的總體性,即這個邏輯概念作為一個環節而從屬于一個更高的邏輯概念,它與這個更高的邏輯概念內部其他的環節之間存在著一種有機聯系。無論是內部總體性還是外部總體性,都是具體的總體。因此,辯證法最反對知性的片面,反對盲人摸象式的固執,更反對因為權力或者利益的需要任意地選擇片面性的某一方,反對這種機會主義和教條主義。
再次,此文認為,辯證法為了證明被自己選擇的一方的合理性,必須設定存在著它的對立面(即使是虛假的對立面),而且通過與這個對立面斗爭的方式來顯示自己正確,因此,辯證法必然鼓勵一種畸形的批判精神,為批判而批判,從而使辯證法缺乏創造性和建構性。但是,真正意義的辯證法既是一種創造性的方法,又是一種建構性的體系。辯證法之所以具有創造性,是因為它既不停留于知性的片面中,又不停留于知性的辯證瓦解中,而要追求具體的思辨的確定性。當辯證法超越知性的片面的時候,就意味著它能夠對當下被認為確定不移的東西進行前提批判,找到它的限度和自身的矛盾,從而也就找到了超越當下狀態的具體道路,并且這種批判性的超越過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永恒的。因此,辯證法總是從暫時性和必然滅亡的角度去理解事物,有一種追求新事物和更高總體的遏制不住的激情。不僅如此,辯證法對當下事物的超越不是平面性的任意選擇,而是縱向的邏輯上的躍升,是一種范式性的轉化,因而是一種帶有革命性和根本性的創造。辯證法之所以同時又是一種建構性的體系,是因為辯證法總是以具體總體的方式實現超越,這種具體總體就要求一種體系性的建構能力。所以,并不像這篇奇文所說的那樣,辯證法“要把年輕人打造成暴力戰士,讓他們成為富挑刺精神的批判斗士卻喪失體系建設能力”。
最后,此文認為,由于以上原因,辯證法成為一種愚民的工具,使人變得“腦殘”,變得“弱智”。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唯物辯證法與此文所描述的恰恰相反。辯證法既是一種追求確定性、總體性和創造性的方法,又是一種建構性的思想體系。辯證法不停留在一味的批判里,它具有很強的總體性的建構功能。因而,它不會使人“腦殘”和“弱智”,反而會給人智慧,使人具有戰略性的建構能力。
在強調頂層設計,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創新驅動戰略的今天,在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新的歷史時期,強調辯證法的確定性、總體性和創造性的本性,可以開啟民智,煥發民眾的創新能力和熱情,增進執政黨、政府和人民的體系建構能力,這是刻不容緩的歷史使命。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盡管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但它卻給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了警示:怎樣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通俗化的同時避免庸俗化?中國的理論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必須自覺地承擔起這一使命,否則,我們將愧對這個時代。而編寫符合辯證法本真精神的新教材,強化思想史的訓練,避免對辯證法的庸俗化理解,也許可以成為我們新的出發點。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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