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稱《決定》)囊括了我國深化改革的各個領域。《決定》分十六章六十條，其中首尾兩章分別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和指導思想”與“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具有綜合性，是統領全局的，其它均分別闡述各領域的改革，是從屬的。《決定》是黨在當前重要歷史時刻的一個重要歷史文獻，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將其置于當代極其重要和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結合黨的全部歷史經驗特別是建國六十多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以及將其提升到黨的十八大所承擔的引領實現偉大中華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的政治高度，加以系統的全面的深刻的理解，而不能將文獻的各部分割裂開來，各取所需，加以片面的理解、詮釋和發揮。更不能迎合錯誤的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加以歪曲，以便為私有化鳴鑼開道。
《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前景。”《決定》第一章開宗明義復述黨的十八大的指導思想，要求各領域的改革必須服從于這個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關于黨的指導思想的這段表述，有兩處是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創新的：一是更加強調堅持和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二是科學發展觀上升為黨的指導思想。
“全黨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決策部署上來，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的關系，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堅決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政令暢通，堅定不移實現中央改革決策部署。”這是《決定》最后一章即“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所闡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保障。全會還指出，“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①這段話的意思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發揮好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而重點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在表述中是很明確的。
關于所有制改革問題，是放在第二章“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大標題下加以闡述的，換言之，所有制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有利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削弱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決定》指出，“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學概念來源于“混合經濟”。混合經濟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它來源于現代西方經濟學以國家壟斷資本調節出謀劃策而提出的一種公私資本合伙經營以延緩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壽命的“混合經濟論”。這是就其本質而言，在此前提下混合經濟對于緩解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特別是緩和階級矛盾，有一定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文獻中也引進一些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表述，包括發展混合經濟。但這樣做，目的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相反。正如《決定》所指出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這段話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其它多種所有制的實際上的從屬地位再次作出明確的界定，包括“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含義都是非常清楚的，不容混淆。所以，當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發生矛盾時怎么辦?以及當“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與“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兩個“不可侵犯”發生矛盾時，例如后者侵犯了前者時，怎么辦?《決定》實際上對此都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需要全面地系統地深入地學習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文獻，以及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包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決定》所做的《說明》講話，加以正確理解。否則，就可能產生歧義，甚至走向不正確的方向。
二、以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高度統領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
關于混合所有制問題，除了要有黨的十八大的政治高度，還需要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高度。
新中國前后兩個三十年的實踐反復證明，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都需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并存特別是參與經濟全球化，其實是加入到總體上已經在走向沒落而西方在很多領域仍還占據強勢地位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各種經濟規律體系的作用尤其錯綜復雜。而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仍然是國際和國內的社會基本矛盾。社會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貫穿于每個社會形態的始終。在過去，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但是現在已經未必了。實踐還證明，千規律萬規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仍是最基本的規律，是第一規律。社會基本矛盾是一切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它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社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所以，解決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只有上升到社會基本矛盾的層面，才真正談得上高屋建瓴，總攬全局，統籌兼顧。只有著手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也才能夠抓到根本，其它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段話表明，中央正是將全面深化改革的認識和部署包括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提升到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層面，這是高屋建瓴、非常英明的。
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在改革實踐中仍然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而且相當“執著”。據披露：“中石化、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寶鋼三家央企是(2014年)兩會前就宣布搞混合經濟，不排除有‘以混賣利’的自虧行為。兩會后則是中石油以賣代混，突發公告要100%賣掉東部管道公司國有股權，充當帶頭掀起大賣國企浪潮的急先鋒，還美其名曰‘有利于促進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并稱轉讓東部管道公司股權只是公司整體改革方案的一部分，相關改革不會就此結束，未來會有更多動作。中石油內部人士對經濟觀察網透露：‘西氣東輸一線、二線的出售早已開始。成立東部公司原計劃是轉讓給社保基金和工商銀行等機構，由中石油控股，但眼下最新結果是要進行100%轉讓，深化擴大與社會資本合作，意味著改革的力度更大。’‘西氣東輸管道資產是中石油最值錢的項目，是最優良資產，盈利能力強，如果不是優良資產也沒有人愿意買。一位中石油內部專家稱，上層給中石油現任領導層很大壓力，他們必須有所行動。看來，上層的某種勢力和盼望‘華麗變身’的某些國企領導形成利益結盟，孤注一擲，下的不僅是先手、快手、而且是狠手、黑手，一旦成功，勢不可擋，造成不可挽回后果，而一切責任最后都得讓身為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習總承擔。為什么要將國家花費巨資建成的，已可穩收盈利，又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戰略企業全部拱手賣給外資和私資?廣大民眾強烈憤慨，網上打響了捍衛國企的正義之戰。”②
綜上所述，在當前重要的歷史時刻，如果不能正確深刻地理解黨的十八大的偉大意義，不能全面正確地沿著黨的指導思想的軌道全面系統正確地把握《決定》的基本精神，而是按照一個時期以來形成的某些錯誤的或者不那么正確的思維定式，對《決定》的具體條文加以片面的理解和詮釋，并在此基礎上制定政策，就可能犯歷史性的錯誤。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來內外形勢的改變，在習近平總書記和一些領導人的講話中，在強調堅持馬列主義的同時，越來越多地使用“斗爭”等一些相關提法。正如毛澤東所說：“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③
三、從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理論高度看混合所有制問題
社會再生產是物質資料再生產與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對立統一，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一條重要原理，也是一條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原理。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思想政治領域開展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而經濟領域三十年來一直是相當“自由化”的，這當然有利有弊。而利弊的大小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各種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的自由運動、自由競爭日益占據對勞動和其它生產要素甚至對社會政治“要素”(如某些地方政治權力、話語權力和其它權力)的支配地位，加以改革政策一直在降低公有制在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和地位，甚至一段時期內實際上放縱私有化，致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即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的趨勢愈演愈烈。這個社會經濟過程，實際上就是馬克思揭示的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過程。當前圍繞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發生的剩余國有企業和資產的爭奪戰，實際上是長期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擴大再生產的必然后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社會生產過程既是人類生活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過程，又是一個在歷史上經濟上獨特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過程，是生產和再生產著這些生產關系本身，因而生產和再生產著這個過程的承擔者、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和他們的相互關系即他們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形式的過程。”④任何社會的再生產都包括三個方面：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而勞動力的再生產，嚴格說來是包括在生產關系在生產之中的。在社會再生產中，物質資料的再生產與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兩者是緊密聯系而又相互區別而又有機結合的。但就社會再生產的核心或實質而言，顯然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提法不能教條化，對這個方針的闡述也必須科學化。問題在于，如果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將其變成以物質資料生產為中心，而忽視、排斥甚至否認了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基本原理的，在實踐上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傾向，特別是在公有制比重持續下降的條件下，更是這樣。因為工業社會再生產的基本特征是擴大再生產。在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初級階段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經濟結構中，更不必說在微觀的混合經濟中，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既有其統一的一面(是統一于實現中華復興中國夢的利益，或是統一于別的目的)，又必然有其相互排斥和相互斗爭的一面。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本身的進行中，再生產出勞動力和勞動條件的分離，這樣，它就再生產出剝削工人的條件，并使之永久化。”⑤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大再生產，擴大起來，與兩極分化相適應，速度也是很快的。最終它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性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主義的分配關系之間的關系，究竟是誰侵蝕誰，誰吃掉誰，至少是誰服從誰，誰主導誰，誰演變誰，等等，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在實踐中更是你死我活的。在當前形勢下誰要是還否認這一點，不僅是缺少政治常識和缺少起碼的觀察能力，人們甚至有理由從政治上懷疑其立場。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生產關系的研究早已被經濟學排除在外，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原理更被遺忘得一干二凈，其后果是嚴重的。當前，中央一再強調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強調發揮“正能量”，重溫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在混合所有制問題上重溫這一原理，有助于在理論和實踐上把握正確的方向。
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生產關系的基礎，對生產關系的性質具有決定作用，進而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從實際情況看，隨著公有制經濟比重持續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擴大再生產的結果，早已經導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系發生重大的變化。這個重大變化帶來的政治風險已經達到極致，這種情況決定了在當前這場圍繞混合所有制展開的嚴重斗爭中，執政黨(國家、政府)不僅已經沒有退路，而且必須進行絕地反擊，包括奪回那些不應當失去的陣地。這是講在全社會范圍內。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社會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持續不斷地擴大再生產，不必說在混合經濟內部(無論哪種成分控股)，即使在國有經濟內部，生產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方面，前三十年有過許多成功的經驗和有益的探索，例如舉世聞名的《鞍鋼憲法》，實際上都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擴大再生產的經驗。重溫這些經驗，今天都有重要的意義。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定稿，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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