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在美國產生了重大影響，一度出現洛陽紙貴的局面。保羅·克魯格曼、羅伯特·索羅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專門撰寫書評宣傳此書。《經濟學文獻》稱贊此書是“過去幾十年經濟學領域最好的一本著作”。那么，這本《21世紀資本論》是如何看待資本的呢?
一、 《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觀點
這本書的主題是資本主義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皮凱蒂十幾年來一直研究不平等問題。他及其合作者通過整理收入退稅和財產稅的數據來獲得收入和財產的微觀數據。以往關于收入和財產分配的數據通常來自抽樣調查，而這種結果會低估不平等的程度。這一方面是因為富人會瞞報收入和財產，另一方面是因為最富裕的階層往往在調查樣本中代表性不足。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數億萬富豪并沒有進入研究視野，也缺乏關于這些人財產和收入的具體數據。皮凱蒂等人利用稅收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研究的這兩個缺點，并把最富裕的階層從幕后推到了臺前。
僅從表現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平等的演變，這本書就在理論和政策上具有重要貢獻。其中主要貢獻之一就是以事實批判了經濟增長會自動解決分配問題的流行觀點。二戰以后，以“庫茲涅茨曲線”為名的流行觀點認為不平等的程度會隨著經濟增長自動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種觀點試圖在與社會主義的競爭中給資本主義帶來希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后頭30年的確出現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趨勢，仿佛是經濟增長達到一定水平之后自動產生的結果。然而，皮凱蒂認為，這一時期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是個特例，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和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蕭條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大規模再分配政策的結果。隨著撒切爾和里根等保守勢力的上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再次回到不平等程度持續惡化的長期趨勢中。
皮凱蒂認為，從資本主義的長期歷史來看，不平等程度的演變沒有什么固定的趨勢，既不像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持續惡化，也不像庫茲涅茲所認為的那樣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好轉。
掌握了數據，說話就有分量。皮凱蒂對資本主義歷史上的若干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如20世紀最初幾十年的不平等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大危機與大蕭條以及國家大規模的再分配政策來緩解的;再如，200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與過去30年不平等程度的嚴重惡化密切相關，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大多數人需要舉債生活，債務膨脹與監管的缺乏使金融市場越來越不穩定;還有，200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并沒有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沉痛打擊富人的財富，危機爆發短短幾年之后，最富裕階層所占收入的比重就得以恢復并繼續上升。
同時，這本書也用事實糾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問題的若干錯誤。從新古典理論來看，不平等問題實際上從屬于效率問題，而凡是市場配置資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所導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新古典理論假設分配的依據是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所以不平等程度加劇一定是不同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差距增大了。說到不平等問題，新古典理論言必稱技術變革、技能需求的變化和全球化，理由是這些因素導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的工資差異增大。結果，新古典理論造成了兩個“忽視”：一是忽視資本占有的不平等(資本由誰占有并不直接影響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二是忽視利潤、利息、紅利等資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視工資差異。這兩個“忽視”的結果就是資本家躲在幕后，遠離不平等問題的矛盾焦點，而普通勞動者成為問題焦點乃至罪魁禍首。
對于新古典理論的上述“傳統”，皮凱蒂做出了糾正。第一，資本占有的不平等已經極為嚴重，且這種不平等在缺乏遺產稅的有效調節下會通過子孫繼承下去，威脅社會的流動性和民主性。第二，與大蕭條時期相比，過去30年出現了新的現象：美國最富有階層的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所占的比重顯著提高。美國最富有1%的階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增長，大部分是由高層管理人員的巨額薪酬所導致的。皮凱蒂認為這些“超級經理”的巨額薪酬不能用邊際生產力理論得到解釋，而實際上是收入稅率下調后高管與股東博弈的結果。
不僅如此，新古典理論以原子化的個人為分析對象，并認為個人收入通常來自多種要素，以此為由拋棄了以要素分配為核心的古典范式。皮凱蒂不采用新古典的基本方法，而是把國民收入中的資本份額與勞動份額放在分析的核心。他這樣做有其理論緣由和事實依據：皮凱蒂繼承了庫茲涅茨的傳統，即用最富裕階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來直觀表示不平等的程度;并且他發現，由于資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勞動收入更加不平等，越富裕的階層的收入中資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所以資本份額與整體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是正向相關的。因此，分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變化就要分析資本份額與勞動份額如何變化。
二、西方學界對《21世紀資本論》的評價
對于這樣一本以主流面目出現卻觸動西方社會神經的書，西方學界有著不同的評價。
克魯格曼等自由派經濟學家對此書高度贊揚，而保守派經濟學家如勞倫斯·薩默斯、肯尼斯·羅格夫則提出了一些狡辯式的批評。羅格夫認為，皮凱蒂僅僅關注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但沒有看到國家間不平等程度的縮小，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薩默斯認為，資本收入份額并不會隨著資本積累長期上升，因此資本主義下不平等程度并不會長期加劇。薩默斯否認資本主義長期矛盾的存在，并把不平等問題的矛盾轉移到全球化和技術變化上來。對于征稅的政策建議，自由派經濟學家贊同其必要性但懷疑其可行性，而保守派經濟學家認為征稅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對于此書，西方左派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意見。大衛·哈維認為，皮凱蒂僅僅陳述了利潤率大于經濟增長率的事實卻沒有揭示其原因。同時，哈維認為皮凱蒂對資本的定義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資本不是“資產”，而是剝削、積累的過程。哈維認為，由于這一理論錯誤，皮凱蒂計算利潤率的方法也是錯誤的：只有處于流通中的資本才是資本，而資本主義會迫使一部分資本退出流通、限制處于流通中的資本量來維持流通資本的利潤率。
托馬斯·帕利認為，皮凱蒂的理論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看不到造成不平等的經濟制度和權力結構，只能提出征稅這種幼稚的政策建議。理查德·沃爾夫認為，征稅等再分配政策事倍功半，而解決不平等問題的關鍵是通過改造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方式消除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安德魯·克里曼的看法則比較特別?？死锫恢眻猿掷麧櫬氏陆凳琴Y本主義的長期矛盾，否認資本收入份額的上升趨勢。克里曼認為，皮凱蒂的研究在政治上把矛頭指向1%，使人們過于關注不平等問題而忽視底層人民的失業、貧困等問題?？死锫€認為，皮凱蒂的研究只考慮稅前收入，沒有考慮稅后和轉移性收入，不是以個人或家庭而是以“納稅單位”為研究對象，所以其所揭示的不平等惡化的趨勢也并不可靠。
三、 如何看待《21世紀資本論》的貢獻？
《21世紀資本論》能夠引起各方的熱烈評價，主要原因或許是皮凱蒂以合適的身份在合適的時間說出了“合適的”觀點。
合適的身份是指皮凱蒂長期從事不平等研究，是這一領域的代表性人物。無論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都承認皮凱蒂的學術貢獻。此書出版之后，保守勢力的智囊們不得不做出回應，但卻提不出任何像樣的反駁意見，無奈只能指責皮凱蒂是個“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利用冷戰思維讓讀者提高警惕。保守勢力甚至呼喚米爾頓·弗里德曼式的英雄人物重出江湖，期待有人像20世紀60年代批判凱恩斯主義那樣回擊皮凱蒂的研究?？偟膩砜?，保守勢力在政治上、學術上、輿論上都處在極為孤立的位置。
合適的時間是指2007年資本主義危機爆發之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激增。盡管近幾年失業率有所下降，但年輕人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大量勞動力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勞動力市場，依靠舉債、救濟生活，生活水平停滯乃至倒退。誰是這一社會現狀的罪魁禍首?社會矛盾如何解決?這是美國工人階級包括所謂“中間階級”亟待解答的問題。2011年美國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而皮凱蒂及其合作者的早期研究恰恰為這一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所以，皮凱蒂的研究受到工人、青年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歡迎。
“合適的”觀點是指皮凱蒂指出不平等問題在資本主義歷史上長期存在，并且將來很可能延續，卻沒有深究不平等問題的制度根源，也不對資本主義進行任何根本性的批判。實際上，皮凱蒂對不平等問題的揭露在西方并不新鮮，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左翼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堅持批判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問題及其根源。左翼研究不僅有理而且有據，從學術嚴格性上也不遜于皮凱蒂的研究。皮凱蒂的研究以新古典經濟學的面貌出現，自然能得到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呼應。然而，這種新古典的面貌也給這本書帶來了諸多問題。或許，只有從馬克思的角度理解皮凱蒂所揭示的事實才能真正體現《21世紀資本論》的意義。
皮凱蒂的“資本”實際上成為紛繁復雜的事實和沒有頭緒的混沌。皮凱蒂把性質不同的財富統稱為“資本”，所以也就無法對有關財富的重要經濟變量做出邏輯自洽的解釋，只能從數據中尋找證據。但是，資本如何增值?如何分化出不同職能的資本?如何分配剩余價值?為什么會發生危機?這些問題都不能僅憑數據來回答，而必須像馬克思那樣通過理論和現實的相互印證來探尋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21世紀資本論》恐怕只是對資本主義歷史的靜態描述，而馬克思的《資本論》則是對資本主義歷史的動態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說，皮凱蒂的書僅是完成于21世紀，而馬克思的書則是寫給21世紀。
同樣，皮凱蒂沒有對資本積累機制及其矛盾的分析，僅從數據也無法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皮凱蒂和庫茲涅茨一樣強調稅收在歷史上對扭轉不平等問題的重要性，但歷史上資本積累遇到了怎樣的歷史困境才迫使國家通過稅收實行大規模再分配?對于這一問題皮凱蒂則不去回答，所以他所提出的稅收政策也就顯得缺乏可行性。從歷史來看，由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再分配離不開危機對資本積累的破壞、對資本家權力的打擊、工人力量的高漲以及社會主義的威脅。不借鑒馬克思式的以資本積累為核心的分析方式，這也就造成了在缺乏上述歷史條件的情況下空談大規模再分配。
這本書所揭示的一個重要事實是，2007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并沒有徹底打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最富裕階層的利益。如果我們從這一事實來理解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趨勢的話，那么新自由主義還在茍延殘喘，危機和衰退并沒有成為新自由主義從盛到衰的分水嶺。皮凱蒂的研究以雄辯的事實奠定了未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策討論的基調。然而，由于最富裕階層對輿論和政治的影響，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缺乏動機和能力來實行高額收入稅和全球統一的財產稅。可以預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還將處在不平等問題惡化與新自由主義沒落的尖銳矛盾之中，由不平等問題所引發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會進一步發展乃至激化，而新自由主義的沒落也將拖累各國經濟整體陷入低迷之中。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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