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略有修改后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第 8 期
摘 要：哈維對現代資本主義都市化的分析，其實質是關于階級-壟斷地租的制度分析。他結合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馬克思地租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階級-壟斷地租的理論，并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對金融化問題做了考察。哈維關于金融化的分析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他指出階級-壟斷地租的普遍形成是資本從初級循環轉入次級循環的前提條件;第二，資本轉入次級循環是與金融資本的崛起相聯系的;第三，都市化作為資本轉入次級循環的結果，創造出以勞動力再生產為基礎的新的剝削形式;第四，金融化本身是有界限的，并不能取消過度積累的矛盾，反而使這一矛盾在次級循環中進一步發展，并形成總體的危機。哈維的理論與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潮流是存在內在聯系的。他創造性地將空間維度和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相結合，提出了空間生產和地租的制度理論。
關鍵詞：哈維 都市化 階級-壟斷地租 資本的次級循環 金融化
作 者：孟捷，清華大學《資本論》與當代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龔劍，經濟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一、引 言
馬克思在批判地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尤其是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之后，厘定了自己的地租理論。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借以實現即增殖價值的形式”。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有如下特點，首先，它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地租的理論。雖然馬克思也曾涉及城市地租，但未能提出一個完整的、真正獨立的城市地租理論。其次，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以當時英國農業部門所特有的階級關系為前提，即存在著由土地所有者、產業資本家(租地農場主)和農業雇傭工人組成的“三位一體”的社會結構。第三，土地所有權被視為前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遺留，與此相應，地租也被認作資本積累的消極障礙。第四，地租的形成要以產業資本循環為前提，在農業中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構成了地租的直接來源。第五，在《資本論》體系中，地租理論是生產價格理論在農業中的應用，與后者相比，地租理論僅僅是一個附屬的理論，在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中并不占據核心的地位。
20 世紀 70 年代以降，圍繞馬克思主義地租理論的討論逐漸活躍起來。這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時出現了復興的態勢，另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 70 年代普遍出現的土地及住宅價格急劇上升的局面，客觀上也需要從地租理論出發求得一個解釋。在此背景下，城市地租問題就成為大家普遍關注和爭執的焦點。自 70 年代初開始，地理學家出身的英國學者大衛·哈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著，開始構建一個嶄新的馬克思主義城市地租理論，并用以解釋當代資本運動規律的新特征。在哈維的理論中，階級-壟斷地租的概念占據著核心位置。他的馬克思主義城市地租理論，依其要旨而言就是關于階級-壟斷地租的理論。自 70 年代以來，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哈維幾乎不間斷地發展和完善著這一理論，在不同時期都留下了一些重要文本。然而，也許正是由于這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時間跨度較長，相關思想散布在各個時期的著作和論文之中，客觀上給研究者全面、準確地理解哈維的觀點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在這篇論文里，筆者將盡可能充分地利用哈維在不同時期發表的文本，還原其理論發軔和演變的過程，并結合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其他流派的理論觀點，對哈維的貢獻給予適當的評價。
二、階級-壟斷地租的概念
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恢復了對地租理論的興趣。但是，和級差地租理論相比，馬克思的絕對地租和壟斷地租理論在當時顯得更受重視。按照一位作者海依拉(A. Haila)的解釋，這個現象的出現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級差地租理論在李嘉圖和馬克思那里已經得到相當完善的發展，幾乎無須任何修正。另一方面，就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當時面臨的問題而言，級差地租似乎與所要討論的問題無關。從其定義來看，級差地租是以市場生產價格的形成機制為前提而產生的，這意味著，級差地租本身并不會影響到產品的價格。海依拉指出，在 7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急于“為迅速上升的土地及住宅價格找到一個解釋。級差地租由于并非是產品價格的構成因素，就因之被忽略了。在分析住宅的時候，典型的做法是將地租看做壟斷地租。”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對于壟斷地租或絕對地租問題的重視，意味著將財產權、階級關系和權力等因素引入地租的形成過程。從 70 年代開始，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致力于發展地租的制度理論，即力圖通過相關制度分析，揭示出壟斷地租或絕對地租由以產生的制度基礎。在這一理論路線上，大衛·哈維無疑是最為杰出的代表。在其 70 年代的著作《社會正義與城市》中，哈維一方面著力闡述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批判了新古典地租理論。新古典理論片面地專注于相對空間和級差地租，認為地租是因土地轉向更有效率的用途而產生的，即土地的利用決定了土地的價值。而哈維則主張，在存在壟斷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場合，是土地價值決定了土地的利用。根據他的觀點，土地價值的變化，是在一系列制度因素的參與下，由特定的權力關系決定的。而新古典理論則因注重資源配置的效率，忽視了制度因素在地租形成過程里的作用，從而忽視了壟斷地租或絕對地租范疇。
哈維構建其城市地租理論的出發點，是將土地看作“純粹的金融資產”，而不再像馬克思那樣，僅僅把土地看作生產資料或生產的條件。土地一旦被視作金融資產，便與股票、政府債券等投資對象一樣，成了虛擬資本的一種形式。土地市場也成為生息資本流通的一個分支部門。土地所有者則成為貨幣資本家的一個集團。對于投資者而言，是否擁有土地現在變成了在一般資產組合中選擇何種資產的問題。這一變化也相應地改變了土地所有權或地租與資本積累的關系，用哈維的話來說，就是“將土地解放出來，使之隸屬于生息資本的流通，并將土地市場、土地利用、以及空間的競爭納入資本的一般流通過程。”如果說在馬克思那里，土地所有權和地租還只是表現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殘留，表現為資本積累的消極障礙。那么在哈維的理論中，土地所有權和地租則因完全納入資本循環而被“內生化”了。在此意義上，哈維還竭力主張，土地所有權和地租在土地利用和資本積累的空間配置上還可能起到馬克思當年未曾考慮過的正面作用。
上述觀點的另一個直接后果，是破除了土地所有者不同于一般資本家階級的特殊地位和權力，使其不復是有別于資本家階級的獨立階級，而成為資本家階級的一部分。換言之，在哈維的城市地租理論中，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所仰仗的那種特定的階級結構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
要理解哈維的階級-壟斷地租概念，首先需要澄清“階級”一詞在哈維那里被賦予的含義。正如前文提到的，馬克思在考察農業地租時，是以英國當時的特定階級結構為前提的。當地租理論的研究對象轉移到當代資本主義城市地租時，這一階級結構已不復存在了。而且，地租的直接源泉也不再是由直接生產過程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而是包括利潤和工資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收入。對雇傭工人而言，一方面，他們要在直接生產領域里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另一方面，在勞動力再生產領域，即在購買或租用住房時還要遭受土地或房屋所有者的剝削。但問題是，在城市地租所涉及的社會關系中，受到影響的并不限于雇傭工人，其中有些群體或階級根本就不會出現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基于這些考慮，哈維沒有援用傳統馬克思主義從生產過程和分工出發來厘定的階級概念，而是將階級定義為在支付地租時發現彼此之間享有共同的利益，并與其他集體的利益相沖突的那些集體。
在哈維看來，這個定義雖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定義，但與之并不矛盾。即便在馬克思的分析里，伴隨剩余價值的流通，也會在生產過程之外因各種收入的支付而形成不同的階級(比如食利者階級)。哈維還認為，他所界定的階級可以看作傳統階級概念之下的“次生階級”(sub-class)。這意味著，在一個大的社會階級比如資本家階級的內部，會發生某一集體向另一集體支付租金的情形(比如——用他的例子來說——“公司董事要屈從于開發商的階級壟斷權力并交納絕對地租”)，并為此而進入互相對立的關系。
哈維這里使用的階級概念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 Giddens)的影響。哈維試圖把吉登斯的一些概念和馬克思的積累理論聯系在一起。依照馬克思的看法，資本積累為了克服其內在矛盾，必須不斷地擴大和創造出內部市場，為此就要不斷地生產出新的使用價值，培育各種新的欲望和需要。這一趨勢必然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帶來消費方式的革命，而所謂都市化就是這一革命的具體體現。在這種消費革命中，用吉登斯的話來說，會形成各種“與眾不同的消費階級”(distinctive consumption classes)，其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有著很大的差別。哈維接受了這個概念，強調這些“與眾不同的消費階級”的產生，是內在于資本主義發展和都市化之中的。
在上述階級概念的基礎上，哈維進一步探討了“階級壟斷”或“階級壟斷權力”的概念。下面是哈維采用過的一個最簡單的階級壟斷定義：“我們所謂階級壟斷是指在結構性稀缺的形勢下一個生產者階級(或消費者階級)對一個消費者階級(或生產者階級)所擁有的權力。”在哈維看來，階級壟斷的概念在馬克思那里也出現過。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曾這樣說：無論哪種商品，若其“需求超過了供給，那么，在一定限度內，一個買者就會比另一個買者出更高的價錢，這就使這種商品對全體買者來說都昂貴起來，提高到市場價值以上;另一方面，賣者卻會共同努力，力圖按照高昂的市場價格來出售”，對占優勢的一方而言，“每一個屬于這一方的人就都會得到好處，好像他們實現了一種共同的壟斷一樣”。 在哈維看來，類似的，當某一個土地或房產所有者以高價出租或出售城市土地或住宅時，其他土地或房產所有者也能獲益，這便在土地或房產所有者之間形成了共同的階級壟斷。
根據筆者的了解，在其 1973 年的著作《社會正義與城市》中，就運用了階級壟斷的概念。在哈維那里，所謂階級壟斷是以“絕對空間”的概念(absolute space)為前提的，而絕對空間是空間的物理屬性和制度特性的統一。在歐幾里得的物理三維空間里，土地以及附著于其上的改良具有空間的唯一性，即不可能有兩個人或物能同時占據完全相同的區位。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的這種絕對屬性由于私人產權的存在而制度化了，土地所有者擁有了支配相應空間的壟斷權力，并可利用這種權力謀求其經濟上的實現形式。
在絕對空間的基礎上，哈維進一步了討論了階級壟斷的概念。為此，他設想了一個由觀眾在劇院選座的思想實驗。此處的劇院是對擁有固定存量住宅的市場的隱喻。而觀眾也分成了窮人和富人，他們一起為劇院里的座位展開競爭性投標。可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窮人只能在富人之后，最晚進入住宅市場，并且只能選擇那些挑剩下的、品質最差的住宅。哈維指出，在這種情形下，住宅供應者將擁有某種類似壟斷的地位，即可迫使那些最晚進入競標過程的窮人讓渡其消費者剩余，使之轉化為房產經紀人、房東等人的超額利潤或租金。哈維寫道：“換言之，對于向低收入租戶提供住宅而言，我們所涉及的是一種階級壟斷。……一方是住宅的消費階級，他們沒有信用評級(即無法得到貸款——筆者按)，除了隨遇而安沒有別的選擇。另一方則出現了房東階級，他們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可是，由于消費者沒有別的選擇，房東作為一個階級就有了壟斷的權力。個別房東之間會互相競爭，但作為階級，他們展示出某種共同的行為模式——譬如，倘若資本收益率下降到某個水平之下，他們將使住宅退出市場。……富人由于擁有豐富的經濟選擇，和那些選擇格外有限的窮人相比，更有能力規避這種壟斷的后果。為此我們得到了基本的結論：富人可以支配空間，相反窮人則落入了空間的陷阱。”
在其發表于 1974 年的兩篇論文中，哈維又反復使用了這個包含低收入租戶的次級市場模型，但在細節上做了修改，并將其作為理想類型來使用。在這個模型里只存在兩個階級，即房東階級和低收入租戶階級。前者可假定為專業化的房東-經理階級。至于低收入租戶，則是那些無法憑借其收入、社會地位、信用等級而購置住房的人，他們也無法申請到公共住房，因而別無選擇，只能在低收入者的租賃市場上尋找居所，換言之，他們被困在這個次級市場上，只能仰仗房東階級來滿足其需求。假定房東的資本主要體現為住宅，但他們可以參照其他次級市場乃至整個資本市場的回報率來調整投資的去向。如果在低收入租戶的市場上取得的預期回報率低于其他市場，房東就會放棄對房屋的維護、削減投資。由此便會造成住宅品質的下降，其中一些質量最差的住宅甚至會退出市場，換言之，住宅供給將會形成有利于房東的稀缺。在此情形下，該市場的投資回報率——也就是階級-壟斷地租——就會上漲，并達到與其他市場的投資回報率相等乃至更高的水平。低收入租賃者和房東的階級利益是完全對立的。雙方各自擁有的相對政治權力對階級-壟斷地租的高低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如果低收入租賃者有力量推動政府實施最低居住標準，或對租金實施立法控制，房東的階級-壟斷權力就會受到約束，最終在一個較低的投資回報率水平上與租戶達成妥協。反之，如果低收入租賃者的政治力量較弱，租金便會提高。低收入租賃者面對租金上漲、可支配收入有限的窘況，只能進一步拆分居住的空間。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居住得更為擁擠，甚至使自己的住宅淪為貧民窟。
階級-壟斷地租并非僅存在于低收入租戶的市場，而是可以在所有房地產市場上得到實現。哈維還曾特地談到了高收入者的例子。高收入群體在住宅市場上可有較為廣泛的選擇。但是，如果他們對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極度敏感，希望能和門當戶對的人比鄰而居，那么這一需求就可能為投機者-開發商提供一個實現階級-壟斷地租的機會。哈維這樣寫道：“如果投機者-開發商憑借特定社區某種住宅的優點能說服高收入群體，并且完全主導了(關乎土地利用調節、基礎設施供應的——筆者)政治過程，那么優勢就在投機開發商一邊。如果消費者不為投機者-開發商的甜言蜜語所動，并且牢牢地控制著影響土地利用調節和基礎設施供應的政治過程，那么投機者-開發商的階級壟斷權力就將受到遏制。”
地租是一種收入的轉移支付。遍及所有房地產市場的階級-壟斷地租，其最終的攫取者是誰呢?從現象來看，低收入租戶會把租金支付給某個房東。但后者可能居住在高收入者生活的郊區。而在郊區的住宅次級市場上，投機者-開發商成為階級-壟斷地租的攫取者。換言之，低收入租戶繳納的租金會通過房東轉移到投機者-開發商手里。但這并不是最終的流向，因為投機者-開發商還會把租金交付和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償還為完成開發而得到的貸款。這樣一來，正如哈維強調的，就形成了一個階級-壟斷地租向上流轉的等級結構，金融資本位居這個結構的頂端。
哈維還結合上述觀點，對美國巴爾的摩地區的房地產市場展開了經驗研究，探討了都市主義或郊區化對該地區各個次級市場的影響、階級-壟斷地租的在這些市場上的形成機制、以及政府和金融機構在此過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在下一節里，我們還將專門介紹這一經驗分析。
一個有待討論的重要問題是，所謂階級-壟斷地租，究竟屬于絕對地租還是壟斷地租呢?在馬克思那里，這兩種地租的形成都依賴于某種壟斷價格。不過，在這兩個場合下，壟斷價格和壟斷權力的具體含義卻不盡相同。在絕對地租的場合，無論何種土地的產品，均可按照高于生產價格但等于價值的價格水平來出售土地產品。在這里，作為絕對地租形成原因的土地所有權壟斷是一種集體壟斷權力，并不只屬于個別土地所有者。與此不同的是，壟斷地租則是由于個別區位的土地具有非常特殊的生產條件而產生的。使用這些特殊地塊的農業資本家也按照壟斷價格出售土地產品，但此處的壟斷價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產價格決定，也不是由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由購買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決定”。這種壟斷價格實際上只反映了經濟生活中極個別或偶然的情形，嚴格講來并不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范疇。它所涉及的壟斷權力也只屬于那些具備特殊生產條件的個別土地的所有者。
因此，絕對地租和壟斷地租的形成雖然都涉及某種壟斷，但在兩種場合壟斷的意義是各不不同的。就前者而言，壟斷權力明顯地是帶有普遍性的，因為所有土地產品都服從一個統一的壟斷價格。就后者而言，則堪稱是一種個別壟斷，因為只有個別土地的產品才能憑借其屬性取得壟斷價格。哈維在 70 年代最初提出階級-壟斷地租時，考慮到了這種區別，并促使他將階級-壟斷地租在概念上界定為絕對地租。例如，在《社會正義與城市》里，哈維這樣寫到：“或許可以這樣來明確壟斷地租和絕對地租之間的區別，即把前者看做是在個別層次上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所有者正好擁有某種另一個人特別想要或需求的)，而后者則是從某個部門的一般生產條件產生的地租(這是一種階級壟斷的現象，它影響著所有農業土地的所有者，所有低收入住宅的所有者，等等)。” 在 1974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哈維及其合作者甚至直接在論文題目里使用了絕對地租的概念，并在此題目下討論階級-壟斷地租。
然而，哈維在這一觀點剛形成時就流露出躊躇不決的態度。在 1974 年發表的另一篇由哈維單獨署名的文章里，他寫道：“這種地租形式究竟應屬于馬克思的絕對地租還是壟斷地租范疇是不明了的。……我個人的意見是，階級-壟斷地租最好還是被當作絕對地租的一種形式。但由于這是一個有爭議、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在后文里還是援用‘階級-壟斷地租’這一中立的術語。”饒有意味的是，在大約十年后的 1985 年，哈維出版了自己的論文集《資本的都市化》，其中也收錄了該篇文章，但卻刻意刪除了這段表明哈維猶豫不決的態度的文字。關鍵的變化發生在此前的 1982 年，這一年哈維出版了他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著作《資本的限度》。在這本書的第十一章里，哈維交代了他的思想變化。他在那里提出，馬克思把絕對地租視為自己對地租理論的主要貢獻，這一看法是不恰當的。“絕對地租不是重要的范疇”，因為在農業中能實現多少絕對地租取決于很多不確定的條件，其數額是極為有限的;馬克思的重要貢獻毋寧說是把級差地租理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資本之謎》中，哈維再度重申了他在《資本的限度》里的觀點，指出絕對地租的概念對于當代資本主義城市理論而言是“無關緊要的”，在討論地租問題時可“不予考慮”。這意味著，從 1982 年開始直至今天，他持續一貫地否定了主張階級-壟斷地租屬于絕對地租的觀點。
哈維的這種猶疑態度一定程度上源于馬克思在界定絕對地租時所采用的方法及其在觀點上的曖昧之處。馬克思從形成原因和形成條件兩方面界定了絕對地租。就形成原因而論，絕對地租的產生源于土地私有權的資本主義壟斷。哈維最初的看法，即階級-壟斷地租也是一種絕對地租，就是以這一點為依據的。但是，馬克思還從形成條件上界定了絕對地租，即把絕對地租的形成歸因于農業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落后于社會平均水平。而農業有機構成低于社會平均水平這個條件，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才存在，并非普適的條件。馬克思本人也明確地承認這一點，并指出一旦出現農業有機構成等于社會平均水平這種情況，絕對地租就會消失。
其次，馬克思還進一步提出，在農業有機構成等于社會平均構成的條件下，“土地所有者只好自己耕種這些土地，或在租金的名義下，把他的租佃者的一部分利潤甚至一部分工資刮走。一個國家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在這里，從一部分利潤甚至一部分工資中掠奪而形成的地租，和哈維討論的階級-壟斷地租是有極大相似性的。這種相似性在于，其一，地租此時來自兩種派生的收入(即利潤和工資)，而非直接來自剩余價值;其二，地租形成的原因在于土地所有者的階級-壟斷權力。但馬克思并沒有明確這一點，而是傾向于把由此產生的地租也歸于絕對地租。如此一來，馬克思就破壞了他所采用的嚴格定義，即把絕對地租歸因于農產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差額。
最后，正如哈維在《資本的限度》一書里看到的，在馬克思那里，絕對地租的產生還取決于農產品能否實現一個足夠高的壟斷價格。由于供求關系的不穩定，這一點也是極不確定的。為此，馬克思也曾承認，在一般情況下，不管農產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差額有多大，在農產品中所能取得的絕對地租在數額上都是少量的。
另一方面，哈維的階級-壟斷地租與馬克思筆下的壟斷地租在概念上也是有區別的。在剛提出階級-壟斷地租的概念時，哈維就意識到了這個概念與馬克思筆下的壟斷地租之間的區別。為此，他曾將馬克思意義上的壟斷地租稱為“個別壟斷地租”(individual monopoly rent)，并與“階級-壟斷地租”概念對舉。 在哈維看來，個別壟斷地租在其形成條件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個別性和偶然性。而階級-壟斷地租則是在某種制度環境下、伴隨階級壟斷權力的形成而產生的，這種制度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復制的，這就使階級-壟斷地租具有不同于個別壟斷地租的相對普遍意義，成為一個嶄新的獨立范疇。
三、都市化、制度環境與階級-壟斷地租的形成
地理學出身的哈維，始終不滿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后者的明顯弊端，是未能將空間的維度納入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在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的文章中，哈維以尖銳的筆觸寫道：一直以來，“在將有關都市化過程和營建環境形成的認識納入資本運動規律的一般理論方面，都沒有出現嚴肅的努力。其結果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們因危機而如此欣喜若狂，卻傾向于把最近這次崩潰看作只是他們所鐘愛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版本的反映(不管這是利潤率下降、消費不足，抑或其他什么版本)”。
在哈維看來，當代資本積累從根本上是由都市化推動的。任何經濟理論如果不具備這一視角，對危機和積累動態的解釋就必將流于片面。為了理解哈維的上述觀點，先讓我們檢視一番他對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的分析。
哈維提出，伴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壟斷大企業生產的剩余價值也在急劇增長。在此條件下，剩余價值的吸收就成為資本積累面臨的核心問題。1929-1933 年爆發的大蕭條，是壟斷資本主義歷史上最為深沉的一次危機。在這次危機之后，經過一場短命的復蘇，美國經濟又在 1937 年跌入了另一次危機。由于兩次危機聯翩而至，使傳統經濟周期發生了微妙的改變，美國經濟面臨著長期蕭條的局面。然而，就在第二次危機還沒結束的時候，歐戰于 1939 年爆發了。大量過剩資本和失業勞動力在突如其來的戰爭和軍備經濟中得到吸收，幫助美國擺脫了長期蕭條的困擾。可是，在這場世界大戰結束后，過剩資本又如何被吸收呢?哈維指出，在戰后美國，大規模都市化成了化解這一問題的最主要出路。
除了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這一經濟上的理由外，對都市化的推動還有來自政治的原因。哈維提到，在 30 年代大蕭條時就有人提出，背負債務的自有住房所有者不會參加罷工!在二戰結束后，成千上萬的軍人從戰場回到了家鄉。如果等待他們的是失業和蕭條的話，將勢必引起一場社會和政治動亂。有什么辦法可以起到一石兩鳥的作用，既重振經濟，又緩和美國的社會矛盾呢?答案就是通過大規模的住宅建設和郊區化以恢復和發展經濟。1947 年，美國通過了一部《住宅法》，宣布所有美國人都有在體面的住宅里居住的權利。在相關制度和政策的鼓勵下，擁有私人住宅的所有權，成了“美國夢”的核心組成部分，甚至成了一種文化價值。在戰后，擁有這種家庭住宅所有權的人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從 40年代的 40%增加到到 1960 年代的逾 60%，在 2004 年甚至一度接近于 70%，達到了美國歷史上的峰值(2010 年該比率又下降為 66%)。
哈維以大都市紐約的重建為例，指出戰后美國的都市化摒棄了對城市規模的傳統看法，而是從整個大都市(Metropolis)的角度來規劃這一過程。他寫道：“通過借貸的方式修建高速公路、完善基礎設施，通過郊區化、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涌現出來的新型建筑技術重建整個大都市區而不僅僅是狹義的城市，摩西(紐約都市化改造的設計師——筆者)找到了利用過剩資本和剩余勞動力賺取利潤的方法。隨著資本主義逐步向美國西部和南部地區擴張，這股郊區化的浪潮也蔓延到了美國各地，這不僅對戰后美國經濟的平穩發展非常有利，而且對以美國為核心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穩定發展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都市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興建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它還為城市消費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不斷地創造出各種新的產品和新的需要，是克服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一個重要手段。郊區化的發展使人們變得日益依賴汽車和高速公路;位于郊區的標準化住宅成為工人階級的消費標準，還進一步刺激起對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甚至割草機的需求。所有這些變化都伴隨著石油、鋼鐵、電子等新興部門的發展，從而形成了以第四次技術革命為基礎的發展的巨潮。
要實現上述這一切轉變，就需要獲得各種制度層面的支持，其中不僅包括金融制度和行政結構的調整，而且還要保障勞動階層有能力為都市化的生活方式承擔必要的成本。在這里，哈維同社會積累結構學派或調節學派一樣，都提到了戰后出現的“資本-勞動協議”所起的作用。按照這種協議，在核心經濟部門就業的工人有機會分享生產率進步帶來的收益，從而保證了實際工資和生產率的協同增長。另一方面，自 30 年代以來，美國金融機構針對住房的消費信貸也得到了發展，加之政府為家庭提供的稅收減免，以及為鼓勵退伍士兵購置住房和接受高等教育而頒布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所有這些制度和政策都為美國戰后都市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都市化必然會促進城市地租的發展。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哈維比較了級差地租和壟斷地租在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的意義。他認為，在 19 世紀，以芝加哥為代表的新興工商業城市所擁有的交通系統、以及城市本身的生產性，意味著級差地租可能是這一階段地租的主要形態。這同時也意味著，土地的利用決定著地租的規模。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地租則在大都市中心(以及 19 世紀的倫敦那樣的商業和行政中心)占據著更為重要的意義。這一現象意味著，地租此時將進入企業的成本，并決定土地的利用。
在哈維眼中，當代都市化的發展是壟斷資本克服其剩余吸收困難的主要途徑。另一方面，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都市化又造成了階級-壟斷地租的興起。這種內在聯系意味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與階級-壟斷地租的崛起是攜手并進的。
可以預先指出的是，哈維對于都市化和資本積累的內在關聯的分析，和以巴蘭、斯威齊為代表的壟斷資本學派的分析，有著明顯的相似性。此外，在研究階級-壟斷地租的具體形成條件時，哈維所采納的制度分析進路，與社會積累結構學派或調節學派也頗有可比之處。我們甚至可以毫不擴張地說，就其一般意義而言，哈維因其 1974 年的論文開啟了當代馬克思主義制度分析的先河。
哈維反復強調，階級-壟斷地租的實現取決于一個具有等級制特征的制度結構。在這個等級制結構的頂端，是國家和金融資本。 依照哈維的概括，國家和金融資本推行的制度和政策旨在實現三項基本目標：第一，確保在建筑業、經濟增長和新的家庭形成之間的穩定關系;第二，通過將建筑業和住宅部門作為凱恩斯主義的調節工具，確保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并大致熨平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第三，透過住宅供應，調節社會福利的分配，以確保國內的和平和穩定。 如果改換成更為政治經濟學的語言，上述目標還可以進一步歸納為以下兩點：第一，在個別部門、乃至全社會的層面確保長期穩定的資本積累;第二，確保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主要社會關系的再生產。
政府機構在推進都市化和郊區化的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在美國，存在著由聯邦、州及地方政府組成的三級政府結構，每個層級都有其獨立的官僚體系。在聯邦層面，聯邦住宅管理局(FHA,即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負責各種政府項目，并獨立于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官僚體系而運作。哈維指出，政府在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既包括直接干預，也包括間接干預，間接干預在美國是更為常見的形式。直接干預是指政府通過公共行動從事住宅生產。間接干預則是指政府通過減免稅收、擔保利潤、或消弭風險的方式來幫助金融機構、開發商和建筑商。此外，政府還通過各種制度手段對房地產市場的運作進行限制或約束。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都市的區域劃分和土地利用進行有計劃的控制。最后，政府還可憑借公共服務、公共設施、道路交通來改變住宅的外部環境，影響住宅的價值。
哈維指出，在 20 世紀 60 至 70 年代，美國房地產市場上最主要的協調機制，是具有等級制特點、并受到國家監管的各種金融機構，包括各州的儲蓄和貸款協會(State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s)，聯邦儲蓄和貸款協會(Federal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s)，以及抵押銀行、儲蓄銀行和商業銀行(mortgage bankers, savings banks, commercial banks)等等。抵押銀行、儲蓄銀行和商業銀行是以利潤為導向的金融機構，不限于在房地產市場上運作。儲蓄和貸款協會具有非營利性，依規定只能在房地產市場上開展業務，其宗旨是在當地人民中間提倡節儉，并為其購買家庭住宅提供融資。其中各州的儲蓄和貸款協會以社區為基礎，規模較小，并由儲戶控制。聯邦儲蓄和貸款協會則受到專業化的管理。此外，聯邦政府從20 世紀 30 年代起還先后設立了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國有機構(80 年代后私有化，但仍得到聯邦政府支持)，它們通過從金融機構手中購買抵押貸款，為相關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進而達到抵消建筑業經濟周期的目的。
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分層結構及其相關政策，對消費者在房地產市場的決策有著重大影響，并在此過程中塑造出各種次級市場，以及與之相應的不同消費階級及其生活方式。對消費者而言，在適當條件下取得按揭的能力，決定了個人的收入以及在購置住宅時的選擇。但這種取得按揭的能力往往取決于金融及政府機構的相關政策。比如，由于不同價位的住宅所需要的服務成本大體相同，金融機構(尤其是那些以利潤為導向的金融機構)往往偏好為那些昂貴的住宅提供融資。不同金融機構對于購房首付、信貸可靠性等等也有各自不同的政策。政府機構(尤其是 FHA)也會在這些方面進行干預，并對中低收入家庭產生很大的影響。此外，政府和金融機構都有明顯的“鄰里偏向”，即在融資上對不同社區的偏好或厭惡傾向。
哈維在 1974 年的兩篇論文中，以巴爾的摩住宅市場為例討論了上述問題，分析了階級-壟斷地租產生的制度條件和機制。多年后，他曾就巴爾的摩的典型意義留有如下評論：“在北美各城市中，權力結構如巴爾的摩這般簡單者很少見”;“在許多方面，它是美國資本主義下城市塑造過程的代表，是當代都市主義的實驗室樣品。”
20 世紀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巴爾的摩地區總共約有兩百萬居民，其中九十萬人居住在巴爾的摩市，六十萬人居住在環繞巴爾的摩市的郊區即巴爾的摩縣。當時，全美都處于郊區化的巨大變革中，巴爾的摩也不例外。郊區化的發展使巴爾的摩市迅速陷于衰落，巴爾的摩縣則呈現出持續擴張的趨勢，人口和投資源源不斷地從巴爾的摩市流向巴爾的摩縣。在郊區化的過程中，由于金融和政府機構的作用，巴爾的摩的地理結構得以重塑，當地的住宅市場也因之被分割為13 個次級市場(sub-markets)。哈維在論文中將這些次級市場并入 8 個類別，并著重討論了其中 6 類次級市場的情形。
(1)巴爾的摩內城。在內城的舊宅市場上，現金與私人貸款交易居于主導地位，鮮有制度或政府的參與。在這里存在著上文談到的房東與低收入租賃者之間的矛盾。由于住房供應量在該市場上總有剩余，房東大量地削減對住宅的投資，并仍設法取得了大約 13%的收益率。低收入租賃者多為黑人，缺乏良好的組織，政治控制權十分薄弱，從而被困在這個次級市場。專業化的房東力圖使其資本收益率反映機會成本，并實現階級-壟斷地租。
(2)巴爾的摩白人居住區。在這一市場中，自有住房者占多數，為住房交易提供融資的主要是立足本區域的小規模儲蓄與貸款協會，它們沒有強烈的贏利目的，旨在為社區提供服務。其結果是在這一次級市場中幾乎不存在階級-壟斷地租。考慮到居民的較低收入，以相當低的價格仍能買到不錯的住房。
(3)西巴爾的摩黑人居住區。這個黑人居住區基本上是在 60 年代創造出來的。該市場的居民多為黑人，收入也多處于中低水平。他們未成立儲蓄和貸款協會，也得不到其他金融機構的信任，在 60 年代早期還受到 FHA 的歧視。當地居民若要成為住房所有者，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訴諸土地分期付款合約(land-installment contract)，具體運作模式是：先由一個投機商以 7 000 美元的價格購買一棟住宅;然后加上買賣的傭金、各種融資費用、間接成本、翻新裝修的費用等等，最后再加上 20%的稅前銷售利潤率，并以大約 13 000 美元的價格出售。為了給這筆住宅交易融資，投機商憑借其自身的信用，替住宅購買者從銀行取得了一筆估值為 9000 美元的住宅抵押貸款，然后又向銀行另借了 4000 美元，最終為購房者安排了一筆價值 13000 美元的組合貸款。為了確保交易對銀行而言是無風險的，投機商仍留有房產的所有權。不過，他允許“買者”當即占有這項房產，條件是買者每個月的償付不僅要涵蓋銀行貸款的利息和管理費用，還要包括一部分錢用于贖回房產的所有權。直到買者償還了借來的 4000 美元，原先的組合貸款才轉變為一個估值為 9000 美元的常規抵押貸款，買者也才能取得房產的所有權。
上述整套手續都是合法的，并且是 60 年代早期中低收入黑人能夠成為住宅所有者的唯一途徑。但問題是，和白人居住區同等收入的居民相比，購買類似的住宅，白人只需花費 7000 美元，而黑人要花費 13000 美元。兩者的差額，被哈維稱之為“膚色稅”(black tax)，也就是投機商所攫取的階級-壟斷地租。投機商不僅利用了各種既有的金融和政府政策，還利用了美國社會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換言之，除了金融和政府機構等正式制度，種族歧視作為一種特殊的制度型式也在階級-壟斷地租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遲至 60 年代末，黑人社區才醒悟過來，意識到投機商只有在政府和金融機構無所作為時才能謀取暴利。結果就爆發了反抗土地分期付款合約的政治沖突。土地分期付款合約制度沒落了，階級-壟斷地租的實現從此需要另覓新的途徑。
(4)巴爾的摩的高周轉居住區。這一次級市場的居民原先以白人為主，但自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黑人開始遷入，白人則逐漸遷至郊區，造成了這一市場中較高的住房周轉率。在該市場中提供融資的，主要是抵押貸款銀行，并結合以FHA 提供的擔保。這些金融服務出現于 20 世紀 70 年代，是對 60 年代具有種族歧視特征的土地分期付款合約的替代，其目的是幫助黑人和城市貧民轉變為背負債務、具有社會穩定作用的住房所有者階級。這些金融服務項目和行政指導結合在一起，終結了歧視黑人的做法，造就了一個主要由黑人組成的、低收入的次級市場。在這個市場上，FHA 提供的擔保項目 221(d)(2)(縮寫為 D2s)是主要的融資工具，它允許向沒有能力提供首付的中低收入居民提供擔保。D2s 的實施，一方面使投機商不容易再榨取到“膚色稅”，另一方面則為其實現階級-壟斷地租創造了新的機會。伴隨低收入黑人遷入這一區域，白人也開始遷離。投機商此時可按低于估值的價格趁機購買白人居民的住房，即向遷離者收取“遷出稅”。另一方面，如果 FHA 設定的住房質量標準偏低，或者 FHA 能為腐敗所左右，投機商就可對住宅先做廉價裝修，然后以較高的價格轉賣給黑人或低收入者，即向其征收“遷入稅”。在以上兩個場合，投機商都取得了階級-壟斷地租。
(5)巴爾的摩東北部和西南部的中等收入居住區。這些地區自 20 世紀 30年代以來就以中等收入居民為主。直到 60 年代，為該地區居民提供購房融資的一直是聯邦儲蓄和貸款機構，以及一些規模較小、面向本地人的儲蓄和貸款機構。然而，這個次級市場的內側邊緣經常受到低收入者的入侵，市場上的融資風險也在增加。金融機構逐漸傾向于撤出該市場，并造就了一個住房融資的真空。在這種情況下，投機商就在 FHA 項目和抵押貸款銀行的支持下將業務移了過來。面對其他地區居民的入侵，屬于中等收入集團的居民一方面會開展政治斗爭，另一方面會到郊區尋覓新的住宅。
(6)高收入者居住區。屬于該市場的居民會在更大程度上透過儲蓄銀行和商業銀行來融資，很少訴諸 FHA 的擔保項目。這一群體通常有足夠的政治和經濟權力以抵御投機商的侵擾。除非他們自身的偏好發生變化，或是金融結構的服務質量下降，否則他們是不會遷離的。在這個次級市場上也可能形成階級-壟斷地租，正如上一節里提到的那樣。如果高收入者偏好以住宅來維持其聲望和社會地位，就有可能被投機者-開發商利用，以實現其階級-壟斷地租。
哈維指出，從長期來看，次級市場的這種地理結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各種市場力量的興起和衰落，投機商、土地所有者與開發商的運作，政府與金融機構的政策變遷，人們的偏好所發生的變化，都會引發形形色色的沖突和斗爭，推動城市地理結構持續轉型。但在短期內，這種次級市場的地理結構是相對固定的;正是這種剛性使階級-壟斷地租在次級市場上得以實現。
哈維對城市住宅次級市場和階級-壟斷地租形成條件的考察，是以制度分析為基礎的。這里涉及的制度不僅有前文論及的政府和金融機構，還包括“種族、民族、社會地位、聲望、對生活方式的渴求、社區以及鄰里團結”等等。哈維寫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所有這些特征都增強了階級-壟斷地租實現的潛在可能性，這是因為，它們有助于維持那種孤島般的結構，造就了心態偏狹的共同體的絕對空間。”但在哈維看來，后面這一類制度因素多半是和政府及金融機構的作用相結合的。前文提到的“膚色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依照哈維的觀點，城市地理結構的變遷是都市化過程的產物，而都市化本身一方面是吸收過剩資本、拉動資本積累的引擎，另一方面是緩解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工具。相關制度形式也是圍繞著這兩方面職能而形成并發揮作用的。可是，在制度形式的這兩個職能之間也有可能發生沖突。也即是說，那些支撐著都市化和郊區化的制度架構，雖然有利于資本積累，卻可能最終妨礙了另一個功能的實現。階級-壟斷地租的產生實際上暗示了這一點。在后文關于金融化的部分，我們還將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四.階級-壟斷地租和資本的次級循環
對都市化和房地產部門的依賴，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積累的根本特征。在哈維眼中，這種依賴不僅表現在將這些部門作為資本積累正常開展的部門，而且表現在將都市化作為轉嫁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新空間，使之成為與資本的初級循環截然不同的次級循環。在哈維那里，資本積累從初級循環轉入次級循環的結構性條件，便是階級-壟斷地租在次級循環中的普遍形成。
法國學者列斐伏爾最先提出了資本由初級循環轉入次級循環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特征的觀點。在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發生了如下轉變，即“全球剩余價值在工業中形成和實現的比例下降，在投機、建筑和房地產開發中形成和實現的比例卻在同時上升。”換言之，資本的次級循環(即資本在其各種虛擬形式中的循環)已經取代了資本的初級循環(相當于產業資本循環)。
哈維在 1974 和 1978 年發表的兩篇論文里試圖進一步發展列斐伏爾的思想。他仿效列斐伏爾，援用了后者對初級循環和次級循環的劃分。資本的初級循環(the 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指的是產業資本在生產性部門所經歷的循環。資本的次級循環(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則是資本在所謂營建環境的生產中經歷的循環。在哈維那里，營建環境(built environment)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生產的營建環境，指的是用來支撐生產過程、并嵌入土地的各種物質結構。另一類營建環境則服務于消費或勞動力再生產，哈維稱之為消費的營建環境或消費基金(consumption fund)。消費基金的構成項目并不直接作為投入進入消費，但構成了消費的支持條件。從定義來看，在上述兩類營建環境之間顯然存在著相當大范圍的交集，一些可用作生產的營建環境的項目，也可用于消費基金;反之亦然。事實上，在哈維的論述中，營建環境囊括了一切嵌入土地，并用于支持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的物質結構。
哈維在討論初級循環與次級循環的關系時，提出了許多在分析上非常重要的觀點，并在很大程度上預見了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在步入新自由主義時代后所發生的變化。筆者經過梳理，將哈維的這些散布于不同文獻里的觀點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哈維假設，資本積累從初級循環轉入次級循環，一方面要以初級循環出現過度積累為前提，另一方面要以次級循環普遍產生階級-壟斷地租為前提。
資本積累在初級循環中始終受到馬克思所揭示的各種矛盾的主宰，或遲或早會屈從于利潤率下降、人口過剩和資本過剩的威脅，即形成所謂過度積累。哈維認為，這種過度積累為資本轉入次級循環提供了必要條件，因為此時存在著大量過剩的資本，亟待在初級循環之外謀求增殖的可能性。然而，要使這些過剩資本轉入次級循環，還要滿足另一項條件，即在次級循環中普遍產生階級-壟斷地租。在這里，過度積累作為“推力”，階級-壟斷地租的普遍形成作為“拉力”，共同解釋了資本積累由初級循環向次級循環的轉移。
哈維在研究巴爾的摩房地產市場時曾提出，階級-壟斷地租雖然從一開始是在個別次級市場上形成的，但通過一種“乘數效應”，還可擴散到其他次級市場，從而實現階級-壟斷地租在次級循環內的普遍化。這個觀點對于理解資本從初級循環轉入次級循環是非常關鍵的，值得在此全面引述。哈維是這樣說的：
“巴爾的摩的材料提出了另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在某一個次級市場上取得的階級-壟斷地租和另一個市場上實現的階級-壟斷地租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可以在這里檢測到某種強烈的乘數效應。假定，比方說，在內城存在著投機性繁榮，為此就會有新的次級市場從原先的社區里產生，這些社區里的老居民就會被迫去郊區尋找居住的機會。這樣一來，內城的投機商取得的階級-壟斷地租越多，在城郊邊緣實現地租的機會也就越多。這種乘數效應可能會被同一金融機構攫取，或者在某些情況下，被同一個企業家所攫取。設若不存在造成這種乘數效應的有意共謀，(資本)對贏虧、以及預期或可識別風險的算計，就會像看不見的手一樣起到調節作用，并達致相同的結果。”
“如果階級-壟斷地租實現的乘數效應是普遍的，我們就可部分地解釋為何投資有可能從資本的初級循環中不斷地轉移到次級循環中來，就像列斐伏爾假設的那樣。”
第二，哈維指出，資本積累向次級循環的轉移是以金融機構和國家的支持為中的，并且是與金融資本的歷史性崛起聯系在一起的。
哈維認為，圍繞營建環境的投資多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投資歷時長、數額巨大，產品通常難以按常規方式來定價;其次，營建環境在建成后往往可由集體來使用;第三，對營建環境的投資容易產生沉沒成本。這樣一來，個別資本就很難擔負起營建環境的生產，并帶來哈維所指出的矛盾現象：“個別資本家傾向于在初級循環里過度積累，而在次級循環里投資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個別資本要轉入次級循環，就必須獲得金融機構和國家的支持。哈維就此寫道：“使資本流入次級循環的一般條件是，存在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以及一個愿意為營建環境的創造進行資助或保證其大規模長期規劃的國家。……要將資源從初級循環轉入次級循環，無法離開貨幣供給和信用，后者在實際的生產和消費之前創造出‘虛擬資本’。這一點既適用于消費基金(從而派生出消費信貸、住房按揭、市政債務的重要性)，也適用于固定資本。由于貨幣和信用的生產是一個相對自主的過程，我們必須把控制這個過程的金融和國家機構視作在初級循環與次級循環的關系中開展治理和中介作用的集體神經中樞。金融和國家機構及其所采納的政策的性質和形式，可以在阻礙或促進資本從初級循環流入次級循環、或流入次級循環的某些特殊領域(比如交通、住宅、公共設施等)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金融資本在都市化的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哈維進而認為，資本主義由此邁入了一個以金融資本為主導的嶄新階段。他寫道：“金融資本透過國家、公司、和金融機構來運作，有效地協調了所有社會活動，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建立在直接生產產品的基礎上的工業資本主義，演化成了一種金融形式的資本主義，后者不僅尋求通過產品的生產來創造和占有價值，而且通過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社會欲望和需求來創造和占有價值。” 需要強調的是，這里談及的“生產方式”是一個被哈維拓展了的概念。在哈維那里，生產已不限于直接生產產品，并在此基礎上占有剩余價值，而是一種“作為整體的生產”，其中還包括新的消費方式的生產，以及新的欲望和需求的生產。由于因為新的消費方式、新的欲求和需求都是都市化催生出來的產物，這種生產實際上即是以都市化為內容的生產。這種新的生產方式概念也把我們引向哈維觀點的以下第三個面向。
第三，資本積累向次級循環的轉移，是與都市化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催生的新的消費方式、新的欲望和需求的生產相聯系的，也即是和勞動力再生產方式的變化相聯系的，這種變化還為資本價值的增殖創造了新空間。
在研究都市化問題時，哈維特地提出，必須把都市化這一紛繁復雜的現象抽象地還原為營建環境的形成和勞動力再生產這兩個維度，以便將都市化與資本積累聯系起來考察。從方法論來看，哈維在此一方面繼承了馬克思的觀點，另一方面體現出超越馬克思的顯著進步。在馬克思那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或其消費是從屬于資本積累的。哈維則更進了一步，他把工人階級的消費或再生產擴充為整個都市化過程，并將工人階級的再生產看作現代都市化的實質。工人階級的消費對積累的隸屬關系，如今具體化為金融資本對大眾消費方式的操縱。哈維指出，都市化所催生的各種新的消費方式、新的欲望和需求，是在金融資本的主宰下形成的，而非自發地從群眾中產生的：“金融機構和政府管理著都市化過程，以實現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并緩和社會的不滿。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新的消費方式以及新的社會欲望和需求就必須被生產出來，而不管人們是否樂意。倘若這些新的消費方式以及新的欲望和需求并非自發地產生，并且其產生方式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必要性相適應的，那么人民就要被迫或被哄騙著接受它們。都市化過程非常成功地實現了這個目的。通過對人民面對的各種選擇進行構造和再構造，通過創造出各種不同的決策環境，都市化過程把那些與自發產生的偏好無關的各種新選擇強加給人民。”
新的消費方式、新的欲望和需求的生產，還為資本的價值增殖和剝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哈維在此論證了金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新的剝削形式，他寫道：“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建立在直接生產分析的基礎上的(同時消費方式以及欲望和需求都保持不變)。而剝削還可產生于新的消費方式的創造，以及把新的社會欲望和需求強加給人民——剝削可以將自己建立收入循環的基礎上，就像建立在資本循環的基礎上一樣。” 這里包含著哈維地租理論的重要觀點，即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攫取階級-壟斷地租是以各種收入形式為基礎的，而不是以直接生產過程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為基礎。易言之，工資收入可以和利潤等其他形式的收入一道，成為剝削的源泉。哈維為此在概念上總結了資本進行剝削的兩種途徑：第一種途徑是按傳統方式直接從剩余價值生產中進行剝削，哈維稱之為“以勞動為基礎的剝削”(work-based exploitation);第二種途徑則是通過新的消費方式、新的欲望和需求的生產進行剝削，哈維將其稱作“以共同體為基礎的剝削”(community-based exploitation)。 如果說前者是從直接生產過程中進行剝削的話，后者則是從其勞動力的再生產中進行剝削。哈維的這個分類具有重要意義。在整個新自由主義階段，以勞動力再生產為基礎的剝削，對金融資本的價值增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并構成了所謂金融化的實質。這一現象同時也導致勞動力再生產本身在其各個面向上日益為金融資本所控制，進一步加深了勞動對金融資本的實質隸屬。
新的消費方式以及新的欲望和需求的生產之于資本增殖的重要性，還可用來進一步論證在上述第二點里揭示的變化，即金融資本何以替代產業資本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霸權力量。哈維極其深刻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年代，人們主要關注狹義的生產(工業生產的組織)。而在晚近資本主義下，在其各個面向上進行的生產可以預料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工業家僅僅熟稔于直接生產，因而對作為總體的生產幾乎沒有控制力。金融資本(透過產業、金融和政府機構而運作)作為霸權力量便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里崛起了。都市化也從工業家的生產性需要的表現，轉化為金融資本——在得到國家權力的支持下——凌駕于作為總體的生產過程之上的控制權力的表現。”
第四，哈維還提出，資本由初級循環轉入以都市化為代表的次級循環，雖然有利于克服初級循環中的過度積累，但其作用有限，并會導致次級循環本身、乃至資本積累總體陷入危機。
在討論階級-壟斷地租的乘數效應時，哈維就提出，這一乘數效應的存在雖然是吸引資本轉入次級循環的條件，但問題是，這一乘數效應只能是短期的。他指出：“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何以在較長時期內，來自次級循環的收益仍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如果所有資本都去追逐租金，而不從事生產，就不會有價值生產出來，而后者是地租所代表的轉移支付能夠形成的源泉。”
在次級循環中進行的營建環境的生產，雖可用于貯藏財富，但多半并不直接生產價值。這樣一來，就帶來了哈維所謂“金融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一方面是“因應競爭性工業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產生的，但其本身又因各種矛盾的趨勢而變得不穩定和困難重重。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出于必然性而將貨幣看作‘自在之物’，并因此傾向于不斷破壞價值的生產，以追求財富的形式而非實體。貨幣的這種異化的和超越的力量，以及各種被創造出來以促進金融資本運作的制度，和價值的生產毫無聯系，為此我們可以解釋投資在以犧牲生產性初級循環為代價的前提下，轉入了次級循環。這種試圖不生產價值卻又實現價值的永恒趨勢，事實上是金融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這一核心矛盾的具體表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的城市風景中看得清清楚楚。”
在這個矛盾的驅使下，危機最終也會在次級循環中產生。用哈維自己的話來說，“(在初級循環中)導向過度積累的趨勢并沒有被取消。相反，這個趨勢被轉化為在次級循環和三級循環中導向過度積累的普遍趨勢。” 當金融資本無法通過營建環境的生產而繼續攫取階級-壟斷地租時，信用鏈條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投機和賭博蔓延開來，危機便會在次級循環中爆發，并往往成為整個經濟陷入危機的先導。哈維指出，20 世紀以來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歷次主要危機，如1929-1933 年危機、1973-1974 年危機、乃至最近出現的 2008 年危機，都是以房地產市場的崩潰為先導的。這一現象在哈維看來意味著某種規律性的存在，換言之，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形成有著都市化的根源。但遺憾的是，危機的這個維度在現代經濟學、乃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都一概被忽視了。哈維甚至還提出，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結構上存在明顯的缺失，即“未曾有過嚴肅的嘗試，在資本運動規律的一般理論中納入對都市化和營建環境之形成的理解。” 在筆者看來，這些批評確是富有見地、發人深省的。
尚需指出的一點是，在哈維那里，資本的次級循環最初是著眼于營建環境的生產來定義的。但次級循環還可有更為寬泛的定義，即把一切虛擬資本的循環都納入其中。資本在營建環境里經歷的循環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這樣看來，資本的次級循環就成為包括土地在內的各種虛擬資本循環的疊加。這種疊加一方面拓寬了資本次級循環的范圍，另一方面也必然會加劇或放大次級循環內在的矛盾。哈維針對階級-壟斷地租及其內含的一切矛盾的分析，在此意義上就不僅適應于由土地和營建環境構成的房地產市場，而適用于一切由虛擬資本構成的資本市場。
最近幾年，將地租概念用于分析現代金融市場，已經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前沿課題。在一篇，發表于 2009 年的文章里，有幾位作者就曾將哈維的階級-壟斷地租概念用于分析美國 2008 金融危機之前的次貸市場，并計算了這種租的規模。紐約新學院大學的知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鄧肯·弗里，在其新近發表的一篇文章里以類似的方式談到了租的概念對于分析當代金融市場和金融收入的適用性。他說：“從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的觀點來看，所有這些不同形式的金融收入都是全球剩余價值蓄水池里的一部分，本質上都類似于土地和資源的租金。”在他看來，這些租金(實際上就是階級-壟斷租金)在金融、信息和服務經濟里的再生產還將涉及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占有在國內和國際間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在國內和國際間的兩極化、生態和環境因素對剩余價值生產和占有的制約等一系列當代社會的重大矛盾。弗里的議論是一個例證，表明哈維當年面對的問題今天已獲得了越來越多主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重視，并進入了他們的研究議程。令人稍感遺憾的是，弗里在這篇文章中并未提及包括哈維在內的其他學者的貢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譜系中，作為政治經濟學家(而非僅僅是地理學家)的哈維似乎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和重視。
五、結 語
在馬克思那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經濟實現形式。而土地所有權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封建社會中的殘留。在馬克思看來，將土地和自然資源國有化，是符合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因為這將使資本家得以免除將其產品的一部分價值轉移給土地所有者。可是，哈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表明，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關系并不是按照馬克思的這種設想發展的。這一方面是因為資本從其本性出發會抵制將土地國有化的方案，因為這樣做也會威及其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威脅到私人資本本身。另一方面，通過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土地轉而成為一種金融資產、一種虛擬形式的資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找到了“馴服”土地私有權的途徑，并借此實現了土地對資本的“實質隸屬”。土地所有者如今和其他投資者一樣，都是在資本市場上謀求實現資本的收益率。這樣一來，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界限就消失了，因為前者事實上成了資本家階級的一部分。地租和利潤之間的界限也是如此。乍一看來，這給地租理論提出了難題，因為該理論的獨立性現在似乎成了問題。不過，這一現象其實意味著，地租理論事實上不再是關于某個特定生產要素及其收入形式的理論，而是一個更為普遍的理論——只要存在持久的超額利潤，不論這一利潤是否與土地所有權相聯系，事實上都可納入地租理論的解釋范圍。在此意義上，地租理論在現代政治經濟學中已然占據著傳統理論難以想象的核心地位，成為——用哈維的話來說——現代資本運動一般規律的核心內容。
不過，在提出土地作為純粹的金融資產這一假設時，哈維的有些表述卻是可以商榷的。在《資本的限度》里，我們讀到：“任何收入流(譬如年租)都可看作某種想象中的、虛擬的資本的利息。對買者而言，租金在其賬戶里是作為為購買土地而支付的貨幣的利息而存在的，且與那些在政府債券、企業股票、消費者信貸等方面的類似投資基本上并無區別。在所有情形下，付出的貨幣都是生息資本。土地變成了一種形式的虛擬資本。土地市場則作為生息資本的一個特殊部門而運作——盡管帶有某些自有的特征。在這些條件下，土地是作為純粹的金融資產被看待的。”
在這段論述里，地租被完全等同于利息，投入土地的資本被完全等同于生息資本，而這在我們看來是不適當的。將土地作為金融資產本身就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進一步預設了金融資本對土地市場的支配地位，但問題是，金融資本在概念上并不能等同于生息資本。金融資本在資本主義歷史上的崛起及其意義，最早由希法亭指出。正如希法亭已經看到的，金融資本所取得的已不限于利息，而是以利潤為其主要收入。哈維在其他著作中，也曾表明階級-壟斷地租的性質是來自各種次生收入的利潤，而不單純是利息。但在上引論述里，哈維卻明顯地混淆了金融資本和生息資本的差別。在我們看來，這種混淆源于哈維——至少在其寫作《資本的限度》的時期——沒有從理論上厘清金融資本的含義，反而從生息資本的角度把前者的獨立性取消了。
與土地作為純粹金融資產的假設相聯系，哈維還強調，地租和土地所有權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起著某種馬克思沒有認識到的積極的協調作用。這里談到的協調，指的是將土地納入生息資本的流通對于促進土地的最優利用所起的作用。哈維這樣寫道：“生息資本通過土地市場而流通，以與剩余價值生產相聯系的方式協調著土地的利用，這就像它協調著勞動力的配置，并在不同生產部門實現利潤率的平均化一樣。……實際上，很少有力量能迫使資本家放棄在特定的地塊上(因豐度和區位)所享有的相對永久的優勢，以達成不同的、但能帶來更多地租的利用方式，尤其是當投資于這種變化而取得的收益立即以更多地租的形式被奪走的情形下。但是，如果生息資本通過土地市場流通，不斷地追尋著未來更高的地租，并以此來確定土地的價格，形勢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在這種情形下，生息資本的流通會促進那些在土地上的活動，使之不僅在眼前的意義上，而且在預期未來的剩余價值生產的意義上，與能取得最多地租或最優的土地利用相一致。那些將土地視作純粹金融資產的地主恰好能勝任這一任務。他們要么強力推行(比如說，通過提高地租)，要么與資本合作以確保創造出增長的地租。在地主和資本家積極地聯盟的場合，前者擔負起開發商的角色，并尋求將增長的地租攫入手中，與此同時資本家則攫取了利潤。”
但是，地租和地產的這種協調作用也會誘發各種新的矛盾。由金融資本推動的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追求，會造成地租的來源越來越脫離剩余價值的生產，而轉向其他派生的收入，從而進一步推動次級循環本身陷入危機。這種可能性表明，如果對于土地成為金融資產這一趨勢不施加任何制度的限制，地租的正面的協調作用很容易轉化為負面的破壞作用。在此意義上，哈維低估了那些妨礙土地成為純粹的金融資產的抵消因素。這些抵消力量囊括了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程度、企業行為的變化、政府和立法干預的影響、土地所有者的競爭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這些抵消因素的存在，土地作為純粹的金融資產只能是一種趨勢，而不是絕對的必然性。在我們看來，對于土地市場的分析，不能僅僅立足于土地作為純粹的金融資產這一個支點，而應考慮到各種反作用的影響。換言之，土地既有成為純粹的金融資產的趨勢，又無法成為純粹的金融資產，這才是更為貼近現實的觀點。
總體而言，哈維有關階級-壟斷地租、都市化和金融化的理論是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貢獻。但哈維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在他剛提出上述理論時，就有一些學者從不同側面呼應和補充了他的觀點。更為重要的是，他的理論雖然在分析主題上有別于當代幾個最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如壟斷資本學派、調節學派和社會積累結構學派)，但在分析進路上卻和它們存在明顯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既表明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服從于某種共同的演化邏輯，也彰顯出哈維的理論所內含的普遍意義。
首先需要探討的，是哈維和以斯威齊為代表的壟斷資本學派在思想上的聯系。在哈維的著作里，我們不難找到他對“消費不足論”的批判，而后者恰恰是斯威齊和壟斷資本學派在解釋危機時常用的觀點。筆者無意在此為“消費不足論”做任何辯護，但值得指出的是，從某種意義上看，“消費不足論”其實還可劃歸一個更為籠統的理論類別，即從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關系來理解資本積累的基本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哈維和壟斷資本學派之間的差別只在于，雙方對于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在哈維和壟斷資本學派之間就能找到某種相通之處。
或許正是由于這種相似性，在哈維的著作里，我們可以發現他正面借鑒壟斷資本學派的地方。例如，在其早期的《社會正義與城市》一書中，哈維談論了壟斷大企業的剩余增長趨勢，以及由此帶來的剩余吸收的必要性(盡管哈維在這本書里并未直接引證斯威齊等人的著作)。剩余的增長和吸收是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當中用來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框架。他們在這本書中曾特地指出，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在美國經濟中所占據的份額自二戰以來一直在提高，這一趨勢反映出壟斷資本為了克服剩余的增長，將廣義金融部門的擴張作為吸收剩余的手段之一。此后，斯威齊在與馬格多夫合著的一系列論文中，又進一步利用上述分析架構研究了自 80 年來以來的美國經濟，指出金融化業已成為吸收剩余的最主要手段。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中，哈維借鑒了壟斷資本學派的基本分析架構。與壟斷資本學派不同的是，他將圍繞營建環境的投資和都市化視為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吸收剩余的最主要手段。
與斯威齊、馬格多夫一樣，哈維也屬于最早一批意識到金融化的發展、并及時地對其開展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其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哈維又借鑒列斐伏爾的觀點，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金融化的框架，這就是資本積累由初級循環向次級循環的轉變。這一新理論雖然有別于壟斷資本學派，但與后者采用的分析架構仍然極為近似。這種近似性可以從金融化的根源、金融化的實質和金融化的后果這幾方面來比較。在壟斷資本學派看來，金融化的根源是壟斷資本主義特有的停滯趨勢;而在哈維那里，資本從初級循環進入次級循環的根源是過度積累。在壟斷資本學派看來，金融化的實質是進一步加深了勞動對資本的實質隸屬;而在哈維那里，金融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實現了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最后，哈維和壟斷資本學派都認為，金融化在長期內是難以為繼的。生產性部門的停滯趨勢或過度積累，在金融化的過程中只是被轉移而沒有被消滅，并將最終帶來為整個體系的危機。
哈維與法國調節學派的關系是更為明顯的。在《后現代性的條件》一書中，哈維系統地采納了調節學派的概念和思想。盡管在危機理論中，哈維一直批判調節學派所堅持的“利潤擠壓論”，但在提倡資本積累的制度分析這一點上，他卻與調節學派(以及美國社會積累結構學派)有著親緣性。筆者曾較為詳細地研究過社會積累結構學派和調節學派的觀點，并建議將這兩個學派并稱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制度分析學派。從哈維對階級-壟斷地租和都市化的考察來看，我們也有理由將其歸入這一制度分析的潮流。社會積累結構學派和調節學派區分了資本積累與其制度環境，強調資本積累是受制度約束的;一個穩定的社會積累結構或調節方式的存在，是資本積累得以迅速和持續展開的必要條件;在長期內，社會積累結構或調節方式界定了資本積累的基本模式。這一分析進路與哈維的制度分析是大體一致的。在哈維那里，只有在國家和金融制度的支持下，作為資本積累具體型式的都市化才能得到發展，并達到維持經濟的長期平穩增長、緩和社會矛盾的目標。
其次，哈維對相關制度類型的分析，與上述兩個學派也有明顯的可比性。調節學派的布瓦耶曾把當代資本主義的調節方式概括為貨幣信用制度、雇傭勞動關系、競爭的類型、國家干預的方式、加入國際體制的方式。類似的，在社會積累結構學派那里，相關制度分析涉及資本-勞動、資本-資本、政府-市場、金融體制等多個維度。在哈維的分析中，政府和金融制度對于絕對空間或次級市場的塑造起著關鍵的作用。此外，哈維還力主從勞動力再生產的角度來理解都市化，并把基于這種再生產而形成的次級剝削提升到概念的高度，從而進一步拓寬了資本-勞動關系的含義以及相關制度分析的范圍。
第三，調節學派和社會積累結構學派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運動規律與特殊的制度分析相結合，提出一種“中間層次的分析”。類似的，哈維那里，地租之為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也是和空間生產的制度分析一道和盤托出的。哈維關于城市土地利用和階級-壟斷地租的理論，從根本來說也是一種“中間層次的”、關于土地利用和地租的制度理論。哈維自己曾以如下方式概括了這種制度分析的方法論特點：“可以就此得出的結論是(倘若這個結論在馬克思的分析中還不明顯的話)，地租只在因情況而異的意義上存在——它取決于一種生產方式以及和財產占有相關的某些制度。如果是這樣，……那就并不存在一個‘一般的’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論。只有特殊的理論，這些理論可以在下述意義上發揮作用，即在一套特殊的假定下(這些假定涉及占據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社會關系的性質、社會流行的各項制度)，幫助闡明其存在的條件，或確立有關的選擇。”
第四，哈維對都市化在剩余吸收中的作用的分析，與調節學派有關福特主義積累體制中的有效需求形成來源的分析極為類似并互為補充。哈維強調，戰后都市化是從需求方面解決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重要手段。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戰后資本主義聚焦于消費、尤其是工人階級消費的擴張，而“對這類解決方法的尋求經歷了如下變化，即著重點從生產轉向了分配和消費。資本主義本身改變了動力，從‘供給面’轉向了‘需求面’的都市化。”由此就形成了所謂“凱恩斯主義城市”，其特點是通過重構城市空間來刺激消費——“通過對空間的全面重構來動員有效需求，以便讓汽車、石油、橡膠和建筑產業成為一種必要性而非奢侈品。” 這樣一來，哈維事實上就為調節學派的福特主義積累體制概念增添了一個空間重構的維度。
總之，上述比較研究表明，在哈維與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間存在著一種深刻的、甚至未曾被當事人充分體認到的契合關系。哈維的理論盡管有其特立獨行的風格，但并非游離于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潮流之外而形成的。將哈維的觀點與其他馬克思主義學派相比較，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理解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獨到貢獻，也便于我們認清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和總體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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