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領導干部如何學習應用政治經濟學

　　　　核心提示：習近平總書記前幾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去視察資本論教研室時，當時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認為資本論仍然在當今世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顛覆不破的真理，對于貫徹世界，特別是解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最近，習總書記再次指出，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宣講家”網邀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院長程恩富為廣大網友具體深入剖析以上問題，并針對領導干部如何學習應用政治經濟學闡述他詳盡精辟的獨到觀點，讓大家在未來更好的運用理論指導工作實踐。

　　同志們，大家好!今天我們的講座題目是“各級干部學習和應用好政治經濟學”。我們知道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前幾年習總書記到中國人民大學去視察《資本論》教研室，當時也有一個重要講話，認為《資本論》仍然在當今世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顛覆不破的真理，對于貫徹世界，特別是解釋金融危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事實上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相關部門專題經濟學科的指導下，進行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經濟改革開放發展。我們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都是我們闡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著作，這些原理撇開所論述資本主義某些特殊性的東西，還有關于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全球化的一般規律，包括關于市場經濟一般規律這個論述，所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于我們改革開放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又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所以今天我們結合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結合我們經濟學的一些原理，重點分析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產權理論。

　　什么是產權?廣義的產權和廣義的所有權是一致的，他的內容包括了財產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產權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所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中央的文件一向是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定義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這樣一個經濟制度稱之為是基本經濟制度，所以什么樣的產權結構和制度決定了什么樣的社會類型和性質。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者叫基本經濟制度，就是以私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這樣一個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其中國有經濟為主導，各種非公經濟共同發展的一種所有制結構。這個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隊伍里面得到公認，就是像美國出版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在解釋什么是市場社會主義的時候也是這樣認為的，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就是經濟運行方式使市場占主導，而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公有制占主導，結合起來就叫市場社會主義。當然我們知道還有英國工黨的一種市場社會主義觀，瑞典社民黨的一種市場社會主義觀，他們解釋的社會主義只是福利多一點、計劃稍微多一點，并不包含著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在財產關系上必須是公有制占主導。所以我們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是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在黨的十八大報告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里，在我們的《憲法》里，都是明確肯定這個基本經濟制度的。

　　現在我們知道，三中全會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這個提法首先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出現的，以后又在其他文件中也使用過，這次三中全會文件就突出地做了一些闡述。我們剛才講了，實際上從社會宏觀來講，當代資本主義和當代社會主義都是混合經濟，但是混合經濟里面關鍵是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如果是公有制占主體，那就是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如果是私有制占主體，就是資本主義混合經濟。所以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90多歲的薩繆爾森也早就講過，我們要發展混合經濟，但是他講的混合經濟仍然是私有制為主體的，當然他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就是私有制越多越好，不僅要占主體，而且是越多越好。

　　我們現在講的混合經濟怎么發展，根據中央文件，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講話，我們應當是既有非公經濟控股，也有是公有資本控股，特別是國有資本控股，非公經濟參與的一種混合所有制。如果要確?！饵h章》、《憲法》以及三中全會中明確的一些基本經濟制度，我們說在實際工作中，在宏觀層面、在全國層面，或者在絕大部分省市里面，都應當是貫徹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經濟?，F在有些地區和部門，有些學者主張主要發展非公經濟控股的混合經濟，如果這樣，全國范圍內大部分地區和部門都這樣做，我們說在整個社會宏觀層面上就難以確保公有制占主體、國有經濟占主導，所以對混合所有制的發展不能做片面的理解。

　　我們可以來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這個問題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今年在兩會中間，也就是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3月9日又到我所在的安徽代表團中來講話，又明確指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類似的話他在中紀委的會議上也說過，所以他認為混合所有制這個理論和政策非常重要，關鍵是要細化政策，政策要細化。

　　美國等西方國家懼怕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而中國共產黨強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國有企業是支持黨的，提供了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是我們的一個命門，不要被人家忽悠了，各種所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也要發展，有些領域開放了，不能搞壟斷，這是對的。國有企業經營也不是完全靠市場決定的，還要靠政治決定，這個政治決定就是要符合國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目標，他不能只追求經濟效益或者他的經濟效益相對差一些就把他完全賣了，這樣的話完全像私營經濟那樣做是不行的。

　　國有企業雖然發生了像中石油案那樣的腐敗問題，我們要舉一反三、加快改革、加強監督，管住、管好就是了，不能被有的負面輿論綁架，認為國有企業必然就是一種不好的體制，出路只有去國有企業化、去國有化，這是不對的。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的人格外興奮，說共產黨這回弄對了，把國有企業搞掉了，國家就有希望了，這是謬論。我們自己要把握住，我們要去掉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一些弊端，讓他們更好、更健康的發展。

　　最近，習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再次強調，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

　　這里面我們知道，過去有爭議，有些中高級干部認為國有企業和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沒有關系，以為只要共產黨領導，就可以經濟完全實行私有化或者說民營化、非公有化，這個是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也不符合數百年以來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

　　所以這里面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俄羅斯在改革中間有后來擔任代總理的蓋達爾，以及當時相當于我們國資委主任這樣一個職務的叫丘拜斯。他們兩位年輕的經濟學博士，當初就說搞非國有化、搞私有化，在改革前他們就要搞非國有化，改革后他們就公開說搞私有化、搞民營化，說主要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但是蘇東劇變以后，共產黨下臺以后他們就說了真話，他們說當初我們要搞非國有化、要搞民營化、私有化，為經濟效益是次要的，主要是讓共產黨不可能再上臺。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整個經濟都是由私人來掌握，那么實際上私人就必然掌握整個媒體，那么這些媒體整體說共產黨不好，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共產黨的領袖，妖魔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這樣無論公民怎么一人一票，最后公民就會受到輿論的影響、受到教育的影響。

　　前幾年我就預測到，如果是資本主義政黨掌權的話，不管是葉利欽還是普京，實際上共產黨的人數就不可能太多，因為剛剛劇變，還有一些特別是中老年人會留在黨內，但隨著他們的去世，年輕人就可能少，因為整個輿論是他們的、教育系統是他們的。所以私人經濟、非公經濟一旦在整個國民經濟占主導地位，媒體、教育都是被他們控制，這樣實際上你要靠普選上臺這個是相當相當困難的，黨員人數也很難增加。這并不是現在俄共的比如說各項政策不正確，我問過了，俄共在經濟政策上跟我們中共差不多，包括日本共產黨負責人我也問過，其實他們也是主張如果共產黨掌權就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強調公有制占主導，同時保留和發展各種非公經濟。但是為什么他們這兩個黨不能掌權呢?就是因為經濟基礎已經變了，資產階級不僅控制了經濟，而且控制了媒體教育等等，這樣的話選民就很難主動去贊成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他很容易被忽悠、被蒙蔽的。

　　其實我也問過美國共產黨的負責人，他也是這樣，他們的經濟綱領和我們中共差不多，但是他們在數十年內都很難掌權，選民也是很少，這個就說明習近平總書記從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強調了國有經濟、公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間支柱，是我們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下面有好幾種經濟成份或者說好幾種經濟基礎，但是其中占主要的、占支柱的是公有企業、是國有企業，這就糾正了有些學者和官員認為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沒有關系這樣一個長期流行的錯誤觀點。所以我們在理論上要認識到產權或者叫所有制的極端重要性，在實踐中我們在改革中要進一步把握在發展混合所有制中間的重點和非重點，這樣才能真正確保，不光是國有經濟，現在談集體經濟比較少，所以我們在農村方面，就是要重視和注意落實鄧小平在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一個雙層經營的農村經濟改革中間一開始和他晚年都多次強調兩次飛躍論，就是說社會主義農村和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有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就是從人民公社到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同時又包含集體層經營的這樣一個雙層經營的制度。第二次飛躍，他說就是要從這樣一個制度轉變為集體經濟，或者他有時候說方向還是集體經濟，方向還是集體化。而且他說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搞集體化，但是沒有條件的地方也不要行政措施硬搞，愿意搞的不要去阻止。在農村的集體經濟還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大方向，私人家庭農場可以搞，但不能成為主要方面，如果成為主要方面，那么農村就會變成像西方資本主觀主義國家變成資本主義大大小小的農場占主體，農業的社會主義、農村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會發生變化，也不利于真正做到“三個有利于”。

　　城鎮的集體經濟同樣要高度重視，集體經濟既具有國有經濟這樣一個效率和相對比較公平，同時又具有非公經濟和民營經濟的一種船小好掉頭，具有一定靈活性的特點，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一個產權理論或者叫所有制理論。

　　政治經濟學的第二個重要理論，就是分配理論。按照經濟學原理，分配關系是由產權關系決定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一個是生產關系，一個是分配關系。馬克思說，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當時馬克思時代就和現在我們社會某些流行的錯誤觀點一樣，認為資本主義或者叫私有制的生產方式是好的，但是分配方式不好，所以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里面再三講，分配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這一點很多人就忘了，完全是在當初馬克思批評過的只是再分配上面兜圈子，沒有認識到生產領域才是事物最本質的，而生產領域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產權關系。我們公有制為主體，就決定了整個社會可以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如果是私有制為主體的，那就決定了是按資分配為主體。所以我們所說的國家和黨的文件，包括三中全會、包括十八大的文件，都是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樣一個基本的分配制度，這樣一個分配制度很重要，因為按勞分配他是差距相對比按資分配要小得多，不容易導致貧富過分懸殊的分化，既不會產生平均主義，又不會產生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過分懸殊，不會產生像前幾年美國等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并且波及到80個左右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西方為什么信貸那么普遍呢?就是因為群眾購買力不強，而資本主義生產為了賺錢又大規模的生產，這樣生產的無限增長和人民群眾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產生了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就導致消費信貸的大規模使用和擴張，但是這個信貸的大規模使用和擴張，只是短期緩解這個矛盾，你搞了一二十年、三四十年以后這個矛盾依然激化，因為能信貸都已經信貸了，信貸完了他仍然是錢不夠用，怎么辦呢?他就會東西賣不掉，就容易導致經濟危機，他可能在流通領域先表現出來，在金融領域先表現出來，但是金融危機、商業危機的深層次根源還是生產的相對過剩，還是東西的賣不掉。

　　像2008年開始的，實際上是大量的住宅生產出來了，開發商生產出來以后賣不掉，開發商和銀行、和金融界聯合起來，就是所謂次貸，本來你這個還貸能力比較好的優級貸款，我應該主動貸給你。優級貸款是少數人，多數人還貸能力很差，這個就叫次級貸款。本來是不能貸給他的，因為你貸給他以后，一旦經濟有波動，他可能就失業，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他就斷供了，不能及時還貸，就出現了問題。但是各類資本家，特別是金融資本家和開發商，他們都要繼續賺錢，怎么辦?他們就合謀說，給還貸能力差的群眾公民也可以貸款，而且當時美國總統是支持這件事的，所以政界、商界聯合起來支持這件事，就留下了后患。

　　幾年以后，經濟一旦有波動，這個次貸危機就出現，次貸危機引起了整個金融界的大地震，金融界的危機又反過來作用于整個生產領域的經濟危機，然后特別是美國為什么有財政危機呢?因為他的行政開支并不減，他的軍事費用大規模上升，冷戰以后他的軍費還繼續上升，但是他的群眾福利又不愿意增加，或者增加很少，新自由主義還要減少群眾福利，資本家的稅又不愿意多收，小布什等還要減稅，要有利于大資本家、壟斷資本家，這樣他財政就發生危機了。軍費要增加，行政費用不能壓縮，福利減也減不了多少，特別是歐洲，歐洲的公民斗爭性比較強，所以你要減福利公眾就罷工，政治家就要下臺，所以他減但也不能減太少。這樣又要照顧壟斷資本家的利益，減稅也要減，如果這樣軍費增加、行政經費不變，福利就算減一點也減不了多少，減稅也會遭到某些反對，也減不了，這樣他手指就不平，于是出現了財政危機。如果美歐主動減經費，再減不必要的一些行政經費，他就可以繼續增加福利，或者他可以通過多增加，至少是不減少大資本家的稅，通過這樣他財政部會危機，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壟斷資產階級政府，所以他在這四個變量之間的選擇，經費、行政、福利和稅收方面，他肯定是采取有利于大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方針，所以他是背離了勞動人民，所以我們說資產階級政府他不是人民政府，他和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府區別實質性的關鍵就在這兒。

　　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為什么黨的十八大文件要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八項基本要求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以后，包括三中全會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反復強調共同富裕。為什么小平同志在晚年，在整個90年代多次提調，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是有5句話、36個字，有的學者只強調3句話，把中間2句話給省略了。比如說國務院研究中心的一位著名研究員，過去就建議中央只要談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而不提中間的兩句話，叫做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有的知名學者認為，鄧小平的新社會主義觀是不要公有制的，他說你看社會主義本質里面5句話、36個字里面并沒有公有制啊，這個觀點出來遭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嚴厲批評，因為這是斷章取義。因為鄧小平在別的地方反復講社會主義有兩個根本原則：第一是公有制占主體;第二是共同富裕，或者說不搞兩極分化。

　　社會主義本質的5句話似乎是沒有公有制，其實我們知道，在鄧小平的這個知識結構里面，他的原則里面消滅剝削就是消滅私有制，和《共產黨宣言》講的消滅私有制一樣的，只不過初級階段我們還不是一下子消滅私有制，還是要適當保留私有制，在鄧小平的話里面，是讓他起補充、起輔助的作用。黨的十五大提到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他再重要也不能成為主體、成為主導，否則社會經濟性質就發生了根本的逆轉。所以在鄧小平的話里面，消滅剝削，剝削就是私有制帶來的，公有制是沒有剝削的，公有制內部如果分配有不適當，按勞分配等等做的不好，那也不叫剝削，剝削是一個專有名詞，就是各類私有制帶來剝削，公有制即使有些分配政策不當，那是一個政策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不是一個所有制決定的必然如此分配。

　　就像最近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的財經領導小組開會，就通過了國有企業的一個薪水的辦法，總書記馬上就來抓這個事，這個事實際上從廣大干部群眾中間已經反映了十幾年了，我過去在中央領導中南海召開的理論座談會上也說過，為什么廣大干部群眾關于這個問題已經批評質疑了十年了，為什么有關部門還不動，還是批準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拿非常高的薪水。而他們主辦的一些報刊又說，你看國有經濟稅交的那么少，自己多分，總經理、高管的收入這么高，國有經濟職工的收益也普遍的比非國有經濟的職工收入要高，然后就說這是國有經濟必然帶來的，這個說明他已經背離了國有經濟趨勢，這樣的企業最好通通私有化。這就很奇怪了，即使你批準他拿高薪，你辦的報紙又認為這是必然的，事實上經濟學原理證明，這根本不是必然的，因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收入也比一般職工就是高出幾倍，你高出十多倍的或者高出二十多倍的都是有關部門批準的，所以這個意見反映了很多，現在總書記親自來抓財經工作，這是非常有必要的。黨的第一把手不僅是政治、文化、社會、外交、軍事方面的第一把手，也是財經工作領導的第一把手，現在看來很多工作總書記親自來抓是非常必要的，才能真正解決廣大干部群眾十幾年來議論的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

　　所以這就說明什么呢?很多問題是一些不良政策導致的，甚至于受新自由主義影響來產生的某些措施，所以我們要貫徹小平同志曾經也多次講過的，有錯趕快改、錯了就改這樣一個精神，而不能把人民群眾質疑某些不良的改革措施叫做反改革，這不對?總書記強調，要從人民群眾最期盼的改革來采取措施，我認為這個改革的思路、方法非常正確。事實上我們總書記親自抓了，比如說糧食的自給率這樣一個關鍵問題，也抓了信息安全這樣一個問題，等等，抓了科技創新驅動的戰略，等等。所以在分配方面，我相信新一屆的黨中央會逐步采取更多的措施來緩解貧富過分懸殊，來實現共同富裕、推進共同富裕。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曾經在十八大起草小組里面就有爭議，當時我們社科院的常務副院長，現在是社科院的院長王偉光教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就提出十八大應該突出寫一下“共同富裕”，當時有的起草小組成員是不贊成的，認為時機未到。而我們重溫一下鄧小平的講話就很清楚，鄧小平在9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都講過，說總有一天我們在本世紀末，要把共同富裕的問題作為中心議題來抓。在另一次講話又說，在本世紀末我們應該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說、來做，而鄧小平說的本世紀末是20世紀末、是上一世紀末，所以現在都21世紀了，又過了十幾年了，如果我們不采取切實有利的措施來緩解矛盾，推進共同富裕的話，那可能也不符合我們紀念鄧小平的含義。所以我們要真正搞懂真實的鄧小平理論、他的戰略思維是什么，剛才我們提到，一個是共同富裕，一個是農村和農業的改革發展的兩次飛躍論，這個在各界都是有爭議的。所以我們要堅持科學闡釋鄧小平理論，習近平很多講話是完全符合和積極推進落實鄧小平思想的。

　　實際我們說，從經濟學上說，多種分配方式本質上說到底也就是兩類基本分配方式，除了個體戶這個分配是自食其力，他既不屬于按勞分配，又不屬于按資分配，其他的企業，公有制的企業，非公經濟的企業，他只要不是個體戶性質的，本質上把多種分配方式都可以，說到底分解完了都可以，要么是按勞，要么是按資。比如說有人問，按技術分配屬于什么分配啊?我們要問，假定我在一個企業里面發明了一項新技術，企業獎勵我50萬或者100萬，這個獎勵什么呢?我認為是屬于按勞分配范圍。如果你把這50萬或者100萬沒有拿回去，而是折合成技術股放在這個企業里面，以后企業盈利了你又按股分配，那么這個技術股就是按資分配了，實際上是按私人的技術股份來分配，所以屬于按資分配。按經營才能也是這樣，如果你是擔任副總經理或者擔任一定的經營部門經理的職務，你有經營才能，這個分配屬于按勞分配，如果你是有股權的，你這個股權的分配還是屬于按資分配。

　　所以我們在改革中就是要繼續完善推進以按勞分配為主體，這樣一個按資分配為輔體，或者我們說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種基本分配制度。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問題，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他有一個錯誤的理論，就是認為經濟公平和經濟效率是反向替代關系，比如說美國的經濟學家奧肯寫了《平等與效率》這本書，國內有兩個中文版，我都看過，他在這個書里面把四個定義，內涵不完全相同的定義完全等同，比如說他的書是《平等與效率》，第一，把平等等于公平，這個倒也算了，我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等。接著他又說，公平和平等等于均等，這就有問題了，因為西方經濟學、社會學家講的均等，他是用收入的兩個指標來衡量的，第一個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基尼系數，基尼系數0.2，比較平均，0.3他們認為還是可以，合理的范圍內還是可以容忍的，0.4就比較高了，就超過了這個合理的界限，應當加以調整了，如果0.5、0.6那就更厲害了。

　　第二個指標，就是家庭收入分成五個等分，拿20%最窮的家庭收入和20%最富的家庭收入倍數，就看幾倍，如果你是十倍一下就比較合理，如果十倍以上相對就不合理，不合理的程度也是越來越大。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我要指出，這兩個收入的指標實際上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但是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為為什么要選五等分呢，不選十等分、二十等分呢?因為里面就受到他資產階級學者的階級局限性了，因為他知道發達國家因為城鄉差距較小，所以當他取五等分的時候，他的倍數關系比較小。比如說美國大體上是十三四倍，發展中國家經濟是二元經濟，甚至于三元經濟，城鄉差別非常大，所以我們中國現在的五等分大概要十七八倍，就超過了美國，基尼系數我們現在也是高于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這樣他就可以忽悠全世界、忽悠他們本國的學生和公民了，他就可以說你看他們社會主義國家有什么好，改革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我們公平，為什么?因為他把前三個概念等同了，公平等于平等、等于均等，均等又是由這兩個指標來衡量，這兩個指標我們都超過了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說我們的兩極分化比他們嚴重，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共產黨執政，沒有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其實我在96年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就寫文章指出，西方經濟學、社會學是偷換了概念。假定說平等是大體上等于公平的話，公平決不等于你們所說的收入的兩個指標，而且也不等于平均。我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總書記，從來沒有說過按勞分配是平均主義，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義，但是西方學者、政治家歪曲馬克思主義，有時候把按勞分配、按需分配都說成是平均主義。我們傳統體制只能說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按勞分配，也不能說傳統體制我們就是在搞平均主義。因為眾所周知，當時工人中間是有八級工資制，當時我父親拿的就是八級工資，工人中間最高級工資，后來當干部當然又拿干部工資，干部當時是有二十幾個等級的，當時的教師也是二十幾個等級，我們現在各行各業大體上也就是十個等級或者到二十幾個等級這個之間，每個行業不一樣，所以批評傳統體制也不能閉著眼睛瞎批，也要科學，如果否定計件工資，老是搞文革中間的36塊、32塊，這樣是平均主義。但是從改革前將近30年的實踐，總體上他還是一個按勞分配，當然他是計劃型的按勞分配，他是帶有一定平均主義色彩的按勞分配。這個按勞分配在我們市場經濟條件下就要轉化成市場型按勞分配為主體，就是既是按勞分配，這是說的實質，但是又是采取了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比如分配方式有區別，比如說我們可以招收職工雙向選擇，在雙向選擇的時候可以進行工資和收入的福利談判，他是采取了企業有自主分配的權利，政府要制定一個指導線等等，這樣一種做法都是市場型按勞分配，而且是貨幣化程度相對比較高，這和計劃經濟也是有區別的。所以公平和效率他是同方向變動，是互相促進的一種關系，也就是說越公平越有效率，除非你把公平理解為是平均主義，所以我在中國最高級的學術期刊中國社會科學等雜志上都有詳細進行理論論證的文章。

　　從黨的文件來看有變化，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兼顧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里面又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和兼顧公平，以后到十六大之前，已經有著名經濟學家，我們社科院的原副院長劉國光教授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提出，貧富分化已經較大，應該放棄這個說法。當時十六大報告起草小組，多數人沒有接受這個觀點，所以仍然寫了小優先。但是十六大以后的一年，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就再也不提效率優先了，以后十七大報告，包括十八大報告，包括三中全會文件，包括總書記的一系列講話，都強調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處理好公平要效率的關系，在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樣一個表述實際上又通過否定之否定，又采取了十四大報告的一個總的來說、兼顧說，而且在初次分配是兼顧，到再分配就是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了，實際上就帶有公平優先的這樣一個精神在內了，所以這里面是否定之否定認識更加深入，所以這個提法對我們下一步對財產和收入體制進一步的改革是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的。

　　我們想說明的問題是什么呢?就是根據經濟學常識，既然分配是由所有制決定的，所以你要根本解決財產和收入這兩個問題上一個分配不公或者差距過大，首先就是要在產權上面做文章，這里面又恢復到我們第一個大問題講的，你還是要堅持像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他不是在8月18日的講話里面提出了嘛，說中央企業負責同志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要強化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正確對待、積極支持這項改革，就是指薪水改革。這里面提到，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所以國有企業不僅是要做優、做強，而且要做大。特別是中央企業，但是各個省市也要掌握一批關系到國計民生和關鍵部門、戰略部門的國有經濟，這是在江澤民文學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他明確指出國有經濟就是共產黨執政的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所以最近的幾任總書記都是強調這個問題的，所以我們各級干部必須以黨的總書記和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作為我們實際工作最終的依據，至于有些地方、有些部門的某些政策和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總書記和黨中央的基本精神，這個還要和大家判斷，并且實事求是來進行推進改革，不能單純的為上，還要為實，就是從實際出發。我認為不管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總書記，他們關于國有企業、關于公有經濟的思路是一貫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現在是有激烈爭論的，大家也聽到過很多糙音和雜音的負面影響，習近平總書記講了，不要對負面影響所綁架。

　　現在我講第三個大問題，就是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調節理論，就是經濟調節理論。

　　我們知道，過去有個說法，叫市場與計劃這個關系，現在我們是提計劃與政府的關系，其基本內涵是一致的。經濟調節，也就是調節資源、調節供求、調節利益關系，這個調節在任何社會里面都存在。在自然經濟中間，我們知道他是靠自給自足的經濟，自給自足的經濟當時也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來調節他，比如說私有制的小商品經濟、私人經濟，或者發展到私營經濟，或者發展到機械和資本主義生產大經濟，發展到現在是社會主義大企業，不管是公有制、私有制，以及發展到跨國公司這種形式，實際上資源供求利益都需要調節，這個調節是讓市場機制去調節，還是由政府來調節，這里面就顯示出不同的經濟格局。

　　所謂市場調節，就是通過價格競爭和供求等機制的共同作用來調節商品和資源的供求，引導經濟資源在社會各方面流動，使其經濟利益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進行相應的分配，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和健康發展。這里面最主要的有三大機制，一個就是價格機制，通過價格來調節，第二就是，各類經濟主體之間有競爭，優勝劣汰，我們知道計劃經濟當時工廠里面有都一句口號，叫“比、學、趕、幫、超”，那個叫勞動競賽。市場經濟我們在一定方面仍然可以保留一種，特別在公有制內部可以保留“比、學、趕、幫、超”這樣一個精神。但是從基本面、主要面來說，他是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就是優勝企業重點不是幫助落后企業，他重點是他來占領市場，來排擠一些落后的企業，來消滅一些落后的企業，所以這個就帶有一定的競爭性或者殘酷性也好，當然這里面也不妨礙有合作博弈，就是互利的合作博弈、雙贏這種合作也是存在的，但總的來說他是優勝劣汰的。

　　供求機制，也就是他通過，如果經營這個資源能賺錢、賺的更多，那么生產要素，不管是生產資料還是勞動力，就流向了那個領域，那個產品的生產，那個產業部門。如果這個產品賣得好，大家都去生產他、經營他。所以這三大，當然還有貨幣供給機制，貨幣發行的流動的機制等等。所以這些機制他加起來發生合力，共同作用于整個經濟資源的配置，經濟行為。這樣一種經濟他是由市場調節經濟，他是有一定的優越性，這個優越性主要就是，比如說我可以把他概括成市場調節的功能強點或者說經濟效益有五點：

　　第一，微觀經濟均衡功能。就是說市場引導自主決策的個體這樣一個生產經營行為緊根現實需求的變化，從而能調節微觀層面共同關系極其平衡，我們知道市場上經常這樣東西買不到了，很快就有生產者進入這個領域來生產、來銷售，這個就調節他供不應求。這個東西多了，很快他就賣不掉，價格就下跌，價格下跌利潤就下跌，甚至于沒有利潤，生產企業、流通企業都不生產經營這個產品，就是這樣來調節的。

　　第二，資源短期配置功能。因為這個供不應求就發出信號，或者供大與求發出信號，資源迅速的流出這個部門或者迅速的撤出這個部門，從短期來說他的市場信號很有作用，可以調節資源的短期配置。

　　第三，市場信號傳遞功能。剛才講了，價格的傳遞、質量的傳遞、經營人才的傳遞、競爭強弱的傳遞、科技狀況的傳遞、經營管理能力的傳遞，各類企業大家互相摸情況，了解行情，特別是同行業和整個宏觀經濟信息，他來做出決策。

　　第四，科學技術創新功能。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引導生產經營者改進生產資料，提高科技水平和商品質量，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提高。

　　第五，局部利益驅動功能。我們知道企業要追求利潤最大化，追求利潤最大化就考慮他局部利益，考慮局部利益來組織生產經營，這樣他就有一個局部利益驅動的功能，在一定情況下有利于科技創新，有利于改進生產經營管理，這樣來促進經濟發展。

　　所以市場經濟這五大功能強點，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們從經濟學原理看，市場調節他也有功能弱點或者說有消極的一面。比如說他也有五點，我們把東西放經濟學的觀點概括起來，結合我們自己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缺點，容易偏離社會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比如說失業人數我們要控制，個體的企業不可能管社會的失業率過高，他是需要多少他就錄用多少員工，他不可能看面上的失業率多大，我來為他做貢獻，失業率過高我多雇一點職工，那不可能，因為他要追求本企業的局部利益。

　　同樣，比如說國家這個產品東西多了，你希望不要馬上再生產這個產品，但是企業可能覺得我這個設備要轉產別的很難，我還是繼續生產，我可以通過競爭搞好，實際上整個社會太多了，現有的一百家都在那里生產，都認為我能比別人搞的更好，客觀上最后就可能有比如說十家、二十家甚至于三十家的產品賣不掉，這樣就導致庫存大量增加，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就有困難，等等，這里面容易偏離宏觀經濟這個目標，總需求、總供給、就業等等。

　　第二個缺點，他調節的領域還是受限制的。他不可能一切所有的產業部門、經濟部門完全都靠市場能夠調節好，比如說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這些水、電、煤領域，如果你完全采用市場調節，這個效果就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某些領域，比如說教育這個重要領域，衛生、環境保護、文化保護、基礎研究、國防經濟等等，你完全靠市場去調節，那么就會出問題。

　　第三個缺點，容易導致貧富分化。這個我們剛才講了，如果完全由市場來調節財富和收入分配，特別是由非公經濟來處理這個分配問題，往往就導致貧富分化，馬太效應。

　　第四個缺點，產業協調的難度增大。完全交給市場來調節，國家如果政府不發揮產業政策這個重要的作用，調節的時間就長，你要產業結構的升級合理化這個就有難度，尤其對那些資本投入周期回收長、具有戰略性的產業、一切基礎性的產業，往往產能就很容易過剩。

　　第五個缺點，現實交易成本有時候會較大。因為你完全交給市場，有時候他收集信息，市場的信息有時候是透明的，是白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半透明，有的是黑色的，不透明，你并不能完全知道同行的外企企和整個行業或者整個國民經濟的所有信息準確的及時的知道，所以這樣的話你的搜尋成本、決策成本、最后決策的效果也會花費較大的代價。

　　所以亞當斯密講，要用市場來調節經濟這個無形的手，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亞當斯密作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當時他提有積極意義，但是后來資本主義實踐的發展也證明不完全適用，尤其是1842年、1845年開始的英國第一次的全國性的經濟危機，1857年世界主要國家發生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一直到上一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整個世界的大危機，包括08年以來的又一次上一世紀最大的危機之一，以及各類大大小小的危機都表明單純靠看不見的手調節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難以穩定持續健康的發展。

　　所以從30年代大危機，在經濟學上就出現了凱恩斯經濟學，主張要進行國家調節，或者他們用的國家干預，出現了30年代大危機應對的著名的總統羅斯福采取新政，這個新政和凱恩斯經濟學是吻合的，都是要加強對國家整個經濟的干預。干預的結果，是戰后實行了幾十年的凱恩斯注意和羅斯福新政的政策，這就是說要適當的發展國有經濟，因為私人不投資國家來投資，國家投資就是要辦國有企業。

　　另外，私人不消費，因為超級富豪受到生理和時間的限制，不可能消費那么多，東西賣不掉，那怎么辦呢?凱恩斯主義，適當要增加窮人的收入，因為同樣是比如說有1萬塊錢，你分給了超級富豪，超級富豪是不用的，或者他使用其中的1千塊，9千塊都存到銀行去了，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如果了1萬塊錢給窮人，窮人可能用掉9千塊，把1千塊存到銀行，9千塊就刺激了經濟的發展，消費推動生產發展，所以凱恩斯主義，貧富差距不能過大，以及某些地方需要增強一定的計劃性，或者我們今天講的規劃性，這樣就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包括資產階級左翼政黨、中左翼政黨，就是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瑞典社民黨，簡稱社會黨，這樣一個采用凱恩斯主義，使得戰后盡管也頻頻發生經濟危機，但是沒有出現30年代的大危機。

　　不過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占主體，加上私有經濟結合起來，經過幾十年的相當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繁榮的時期，增長相對較快的時期，其實和社會主義國家比他都是慢的，只是相對他以前來說相對較快時期，但是由于他基本矛盾沒有解決，所以到70年代，74年左右又爆發了一次滯脹，叫做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各取一個字叫“滯脹”，是一個專用名詞，滯脹的出現使得凱恩斯注意部分破產。因為按照凱恩斯的政策主張之一，就是通過大體上2%左右的通貨膨脹來刺激消費、刺激投資，他認為問題不會太嚴重，利大于弊，但是刺激了幾十年以后結果資本主義經濟刺激不起來了，經濟停止了，又發生經濟危機了，同時通貨膨脹倒不是2%了，而是7%、9%，甚至于更高，這樣出現滯脹，這樣凱恩斯主義破產。

　　凱恩斯主義破產，新自由主義趁虛而入，由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看中了新凱恩斯主義，就是要恢復亞當斯密和馬歇爾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最近幾十年我們黨中央重點批判的可以說批判第一對象的經濟政策、經濟理論。這個新自由主義他就是主張國家管的最好、政府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就是主張經濟完全市場化，叫唯市場化或者叫非調控化，認為政府就像守夜人，只要管管窮人的吃飯、管管國家安全就可以了，別的通通交給市場，就是經濟基本上不要干預，不要去調節他，出現危機也不要緊，總有一天會走出危機的。第二個化，私有化。認為私有化程度越深越好，化的越厲害越好。第三個化，經濟完全自由化。要維護美國和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不合理的經濟秩序，這樣一個舊秩序，要維持金融霸權發達國家控制的經濟霸權等等，反對發展中國家主張改變某些國際規則、國際慣例，更加兼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第四個化，福利個人化。反對福利政策，福利國家、福利措施，就是要個人拿出更多的錢，自己來解決福利問題。

　　本來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應當是政府和社會更多的來承擔福利問題，但是新自由主義他是倒過來的，你想現在英國就是減少教育費用，要提高上大學的個人所交的費用，像英國中學老師都罷工，因為他們不加中學老師的工資，長期不加等等，不加工資那你中學怎么進行呢?那你只能多收學費，醫療費用也是這樣。所以新自由主義是主張唯市場化、私有化、完全自由化和福利個人化，這樣四化。所以黨從2000年開始，黨中央不斷的發文件，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近中央文件又再次強調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包括新自由主義，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等等。

　　這是市場的功能強點和功能弱點，現在我們再轉過頭來講第二小點，政府調節的功能強點是什么呢?首先我們說廣義的政府調節是包括整個國家的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調節，也就是包括了各級政府和各級人大的調節，所以廣義的政府調節等于國家調節，如果是狹義的政府調節就不包括人大系統的調節了。我們這里講的政府都是指廣義的政府調節，所謂政府調節就是政府運用經濟、法律、行政、勸導等手段調節各類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以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目標。所以這里面，這個詞最近不太提，但是從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來說大家還是提的，就是政府調節也不是隨心所欲、雜亂無章、沒有內在規律可循的，他內含著按比例關系、內含著有計劃發展這樣一個內容、這樣一個規律。比如說各個產業部門都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產業政策當然我們這個計劃不是指令性計劃，我們現在叫規劃，規劃也就是計劃，不過換一個詞就是了。規劃產業的發展，規劃產業的發展首先就是哪些產業要有重點，哪些產業屬于淘汰產業，各類產業的地位不同，在某一時期五年計劃中間、五年規劃中間，或者當年的規劃中間，采取指導性調節或者是完全交給市場調節，或者個別的可能還有約束性的調節。

　　這里面所謂政府調節，我們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分析：

　　第一，宏觀層面，就是政府調節。首先一個變量就是就業，我們大體上現在政府每年控制在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左右，當然如果更低一點最好，還有物價的穩定，物價上漲，比如說我們希望不要超過在4%，也是在4左右，當然也可以更低一點，比如說社會總供給、總需求要均衡，比如說國際收支要平衡，比如說涉及到一個大的國際形勢，我們要不要采取某些措施，比如說我們企業要走出去，走出去政府部門要配套的跟上，出去某些政策，包括財稅政策，包括外匯政策，這些政策如果跟上了，他這個效果就更好了。所以宏觀層面政府有很多事要干，三中全會的文件里面也提出要健全宏觀調控系統。

　　第二，中觀層面，關鍵在于產業結構和區域發展、區域經濟。產業經濟學也是一門學科，區域經濟學也是一門學科，中心意思，他們一個是要平衡，平衡不是靜止的平衡，是在動態平衡，平衡發展也要有非均衡發展，但是差距也不能過大，我們開發西部、扶植中部、振興東北等等，實際上都是有個區域政策。當前我們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來解決某些產業的產能過剩這樣一個嚴重問題。改革以來，我們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中西部、東北部等區域經濟，包括最近兩年總書記非常強調的叫帶路經濟，長江帶，路上、海上絲綢之路等等，這些規劃和較快發展，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共同的來進行積極的調控。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人口資源環境也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關注的一個密切的調節的內容。

　　第三，微觀層面，政府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呢?也不是，微觀方面，用經濟學角度就叫規制，叫國家規制、政府規制。這是日本方面引進的，規制也就是在微觀領域制定一些條例、制定一些法規來加以調節，所以規制也可以叫監管、也可以叫管理等等，這個翻譯的詞不同，有的叫規制經濟學，有的叫監管經濟學，這個都是指各級政府的一種管理。

　　現在市場經濟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不能完全建立在市場主體的自覺和自律的基礎上，政府調節因為有其公正性和權威性，所以能夠更好的規制經濟主體的合法和誠信經營。比如說通過準入制度、懲罰制度、黑名單制度等等這些經濟和管理手段，來維護市場秩序。其中，事先、事中、事后的監管視情況不同而各司其則、缺一不可。我到四川大學講學，四川大學的校長是工程院院士，他在吃飯中間主動跟我說起，說如果只提事中和事后監管，事先不監管，可能以后事中、事后監管的成本就比較大，我說你這個說法符合經濟學原理，但是什么樣的事情應該是事先、什么樣的事情是事中、什么樣的事情是事后，這個要視情況來分類。例如，最低工資制度，勞動者的各項權益，環境保護的評估等等，利用政策法規來進行規范是非常必要的，有些方面是市場調節所做不好的。

　　所以，政府調節在中觀、宏觀、微觀上是有一些功能強點的，但是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一樣也存在失靈現象，比如說政府調節可能偏好不當，就是政府調節因為要靠官員來調節的，而官員各級干部可能他有偏好，如果他沒有經過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依法決策的話，他就可能偏離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目標。比如說GDP的過分偏好，會導致盲目投資、過度招商引資，忽視民生、忽視生態建設等等。第二，政府調節程序不妥。這個決策程序往往是非民主化，或者是措施延遲化，這樣就容易導致代價增大化。所以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依法決策、民主決策，而科學決策實際上是這兩種決策的一個結果，盡管他有獨立的內容，所以我們更加要強調依法決策、強調民主決策，這樣就容易導致形成一種科學決策。

　　民主決策，比如說在實際操作中間、我們在應用中間，習近平總書記從去年以來的講話也提醒了很多事情，比如說需要立法的就先立法后改革。過去我們改革中間有一種口號，當時的發改委有一個口號，叫做先發展、后規范，或者叫先改革、后規范，這個我是一貫反對的，我認為什么事你就是做好事，該立法的、該立出規章制度的也要先通過民主討論，定下一個框框，定下一個制度，然后再試點，再試行，再改革，改革中間如果需要調整，反過來再調整，所以不能進行盲目的試點，這個總書記講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政府經常發布課題，但是這個課題應當是發布給兩三個持不同意見的、持不同政策主張的課題組來研究，比如說當時上海發展F1汽車賽，當時我在上海市人大當咨詢專家的時候也就提出，我說這個不能說政府想搞了你就搞一個課題組，這個課題組肯定是同意你的觀點，你搞了，然后給有關領導看，然后黨政部門就來決策。如果我們需要長期的財政投資的話，應該是由同意的、不同意的、折中的三個課題組，各出短期、中期、長期的財務預算和各項綜合評估，然后重大項目再交給各級人大去投票，而不是由黨政部門自己來決定，這個是將來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應用性的、操作性的措施。

　　第三個缺點，政府調節的配套性有時候不足。還有第四個，政府調節的某些動力不足。所以政府調節也可能存在四大缺陷，這些缺陷就需要我們要克服官僚主義、地方部門保護主義，比如說機構過于臃腫、過度的審批，這個都是不行的，所以將來改革的大趨勢，中央部門以及下屬各個地方都要實行大部制，現在有些審批減少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總書記也強調，上面要辯證的處理，就是既不能錯位、越位，當然也不能缺位，這個就是說政府調節要科學、民主、依法，這樣才能做到高效。

　　第三個小問題，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雙重調節和互補作用。大家可以看，總書記在講話中間一向是強調“兩個更”，更好的尊重市場規律，或者說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是有的輿論、有的干部、有的學者講話一向是只講一個更，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的決定性配置作用，這個是不符合黨的文件和總書記講話精神的。因為經濟學的原理也告訴我們，這兩者，首先第一點，不能將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政府市場力量之間的簡單對立或者是較力，不能看是對立的此消彼漲的關系，實際上他們搞得好完全是互補的關系。第二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的基礎，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說他的基礎如果結合公有制占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樣就容易搞好，如果你是市場化加私有化，那政府的作用也很難發揮，這個市場也不容易搞好。

　　第三，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雙重調節作用，是國家經濟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中全會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對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做了闡述，其中就是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這個道路，要加強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設。國家治理可以包括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等等各個方面的治理，其中經濟方面的治理是基礎。經濟治理實際上也就是說，市場要發揮好一定的決定性關系，那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政府要發揮好作用，也離不開市場的作用，所以雙重調節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新自由主義基本上強調單純調節，他們認為市場化程度越高越好，實際上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和日本的市場化程度一樣，所以關鍵現在不是要大幅度的提高市場化的程度，而是要提高市場化已有程度的質量和效益，否則有時候給外界來看，甚至于認為市場化政府的作用還太小。比如說斯蒂格里茨，他是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擔任過克林頓經濟委員會的主席，也擔任過世界銀行第一任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他4月份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候就說，他說現在中國政府作用太小、市場作用太大，中國現在貧富差距太大，對私人資本有些收入也不收稅，他說這是不對的，在全世界都沒有的。還有另外一位美國剛才提到的，90幾歲的薩米爾森也曾經寫文章提醒中國，說中國應當在市場和政府兩個方面不要走極端，不要過分偏向哪一方面，應該走中間路線，應該把市場作用共同發展好。不僅習近平總書記各類黨的文件，而且國外凱恩斯主義、各種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中國目前問題的評論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所以關鍵現在是市場和政府各就各位，不是一個量多量少的問題，但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要各就各位，就是錯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現象并存的。比如說我們食品安全、藥品安全、藥品的價格等等，這些問題，即使最近一兩年也并沒有得到大幅度的根本的扭轉，這就說明政府有關部門需要發揮更有作為、更有效果作為的作用，所以不是簡單的政府的作用無限制縮小的問題，也不是西方講的一般所說的好像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改革決定的說明中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職能是不同的，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國在政府調節和治理的范圍領域力度和強度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這并不意味著否認市場在一般經濟資源，特別是在他的短期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們只有讓政府在保護市場經濟、服務市場經濟、監督市場經濟中間放的更開，必然要求管的更好，這樣才能使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又好又快的提升。

　　再講第四個大問題，就是經濟開放。

　　我們說經濟開放是生產關系或者經濟制度的第四個重要方面，因為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內在的要求是國民經濟實行內外開放，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優勢互補和推動經濟發展。開放與保護也是一對矛盾，也是存在正效應和負效應的，適度型和過度型的，可以分成這樣兩種類型，有正效益，開放也不完全是正效益，還是負效益。開放有適度開放，適合這個國家的，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也有如果你是過度開放或者過度的不開放，那都是有問題的。

　　發達國家和開放收益顯著的國家，往往在經濟開放之前或者開放之時這個過程中都十分注重自主創新、自立發展和經濟安全，突出開放的整體效益和長遠效益、以及開放的國民福利問題。所以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我們現在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就是要貫徹黨的文件提出的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所以這里面就是一種自主開放，把力量放在自己本國身上的或者叫自力更生為主導型的一種全方位的開放制度，這種新的開放制度要求處理好引進資本、引進技術、引進智力，同高效利用本國的資本、智力和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關系。要處理好實行內需為主，并與外需相結合的一種國內外的經濟交往關系，來促進引進，過去在相當長程度上是追求引進的數量這種粗放型的開放模式，向追求引進效益的精益型開放模式轉變，從而盡快的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工業的加工業大國向真正的工業大國，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這樣一個高端的經濟轉化。問題是，我們在實際運用的時候要注意什么問題呢?就是要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開放朝著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轉變，要開放創新模式，十八大報告提的這個方針我認為非常重要。

　　如果從冷靜的面對當前國內外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這里面要特別注意什么呢?要特別注意面對中資大量過剩的問題，你要適當控制對外資的依存度，就是一般的以招商引資數量論英雄的不行，這個做法要是選商選資，強調引資的質量，來積極提升中外資本協調使用的效益，否則就會出現西方經濟學講的引進外國資本的一種擠出效應，就是擠出本國資本的效應，當然技術上也可以有擠出效應，比如外資影響中資和中國技術的發展，一個叫益處，益處就是有好處的，一個是擠出，擠出就是盲目的排擠、不適當的排擠。

　　第二個，就是要構建創新性國家，應逐步降低、適當降低對外國技術的依存度，積極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日本和美國的對外技術依存度只有5%，他們95%都是自主創新的，中國原來是50%，另外一半50%往往是高新技術是依賴的，依賴進口的，現在我們要逐步的降低，國家也有降低的目標，來積極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有人認為，跨國公司研發總部都到中部來了，那好了，好像我們自主創新的任務就減輕了，不是這樣的，跨國公司研發中心的總部到中國來，他主要是廉價來運用中國的科技人才，然后進行科技創新，特別是適合中國市場需求的高科技的產品，然后高價以壟斷技術的價格來賣給中國人自己設計的產品。所以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尤其是想換高新技術、高端技術，這個戰略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結果市場喪失了一大片，但是高新技術實際上人家也不賣給你。

　　像高鐵，當時就做的比較好，為什么現在我們可以出國去賣高鐵呢?就是當時鐵道部他通過這個戰略和策略巧妙的打破了西方對高鐵的技術壟斷，就是你要是單純賣給我產品、不賣給我尖端技術，我就不引進你，這樣打破了法國、日本等國家的技術壟斷，再加上我們自主創新，所以現在我們的高鐵不僅發展快，而且可以大規模的出口。像轎車工業，這個就是失敗的案例，我們到現在關鍵技術還沒有掌握，像大飛機，過去我們也有經驗，改革開放有個失敗的案例就是大飛機，大飛機我們當時已經能制造了，但是麥道說跟我們合作，于是我們就相信了，就停止生產國產的打飛機，結果人家給你拖了20年，直到前幾年還是三位院士寫信給領導人，然后現在在上海搞了上飛公司制造大飛機，足足延遲了20年，所以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尤其像造船，我們為什么能夠比較強，這個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最近還提到造船、買船和租船的關系，所以現在我們用在軍事方面也是得心應手。但是我們像飛機的發動機，這些我們長期沒有及時的投入，想依賴外國，這個也是一個失敗的案例，所以技術方面這是很清楚的。

　　第三點，面對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能源相對不足，也要適當降低對外國資源、能源的依存度，來積極提升配置資源、能源的總體效率，像過去我們青菜、蘿卜價格，各個企業、各個地方政府完全自主，把稀土賣給西方國家，現在要不賣給西方國家了，人家還聯合起來在世貿組織打官司，結果中國敗訴。日本、美國這些發達國家本土的稀土不開發，他買了我們十幾年，一二十年，結果我們現在想適當減少進口，他還說我們違反世貿組織規定。連鄧小平都說過，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但是有關部門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所以這也是稀土包括煤炭，都是過去完全交給市場去決定，結果在資源配置上面吃了大虧。日本把中國，從中國進口的煤炭都埋在近海里、倒在近海里不用，做戰略儲備等等。

　　第四點，對出口導向經濟的某些弊端我們也要適當控制外貿依存度，來積極提升消費拉動增長的作用，外貿主要還是強調他的質量、他的檔次、他的高科技含量。

　　第五點，面對美國濫用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要適當降低外匯儲備度。外匯儲備不是越多越好，最近政府方面也感覺到儲備太多也是一個難題，來積極提升使用外匯的收益。所以在對外開放方面也要有一個經濟新常態，也要有一個像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創新開放模式，這里面總的來說，要在鞏固和完善一種自主開放、雙向開放的體系上面建立起低損耗、高效益、雙向互動、自主開放的精益型對外開放模式，統籌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更加注重經濟開放中的自主發展、高端競爭、經濟安全、國家權益和民生實惠，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持續健康發展。

　　以上四個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但是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體系很龐大的學科，他有很多豐富的內容，按照列寧的說法，政治經濟學是共產黨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我本人創新政治經濟學已經編出一整套完整的初級、中級、高級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三套一共三百萬字，由上海財大出版社出版，越南也翻譯了我其中的一部分教材作為他們的教師參考書，所以，有興趣的同志可以看這些教科書。大家也可以閱讀一批馬克思經濟學家所寫的專著或者論文，我想通過學習和深入研究，我們一定能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把中國國民經濟和民生搞的更好。

　　講的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作者：程恩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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