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重建毛時代的文獻和事實過程

　　我自己對毛時代這段歷史比較感興趣，花了很多時間來學習前賢和權威們寫的文章，自己也寫一些文章參與網(wǎng)絡爭論，經(jīng)常被人說是為壞人辯護。最后我有一個發(fā)現(xiàn)，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起來批判“四人幫”，報章上也說一定要肅清“四人幫”流毒，在“文革”期間，政治上最腐朽、最墮落的表現(xiàn)就是專案組方式辦案，我還沒有看到有一個人為專案組這種審查方式辯護，說這個好。

　　專案組的工作方法往往是領導拋出一個人，譬如“文革”初期拋出清華校長蔣南翔，說他執(zhí)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專案組就發(fā)動底下大量的積極分子，從“官二代”到蔣南翔手下的黨支部書記、系主任什么的，要大家提供各種揭發(fā)材料，工作組把各種揭發(fā)材料匯集到一起，果然證明他不是好人。這還不夠，還要涉及他解放前的歷史，內查外調之后發(fā)現(xiàn)歷史上還有這個那個問題，調查對象包括他身邊的人甚至他出生的地方，因為工作組是代表政府，有無窮無盡的人力、物力去做這些性質的調查，發(fā)動N多的積極分子進行揭發(fā)，最后下結論說“鐵案如山”，定性誰誰不是好人。從理論上批倒這個好像并不困難，但是要與這種專案組審查方式說再見還真不容易。不僅網(wǎng)絡上大量文章就用這個專案組邏輯去審查毛本人乃至毛時代，審查共產黨政府乃至于社會主義制度實踐，甚至一些學院派的學者，或者官學機構里的學官，都用這種專案組方法來講述那段歷史。

　　當然，這種做學問的方式有一個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能夠短平快地寫出一篇論文來。這種論文格式其實太常見了，說起來大家都熟悉：從某個權威人物的講話或者官方機構的結論出發(fā)，填充某個或者某些事實或者學術原理，最后得出結論，某人或者某制度果然很不正當。甚至黨史的書寫也是這么完成的。林蘊暉回憶某位黨史領導小組領導人的說法：必須按照重新確立的“黨的基本路線”去重寫黨史，而且，基本路線有所更新之后，整個黨史重寫工作也要跟進。這樣一來，結論已經(jīng)有了，剩下的就是挑選合適的材料并完成論證過程了。在共產黨執(zhí)政的前三十年里，“三大改造”就是過急過粗，“大躍進”更是“急性病”大發(fā)作，“文革”就更是沒有任何價值，需要徹底否定了。這些結論也不是不可以，問題在于：總要給讀者說一下決策是如何作出并在科層組織內部執(zhí)行的，過急過粗是什么層次的問題，都是通過一種“簡易記賬法”說是一種指導思想的錯誤。但是指導思想是如何在科層組織內部起作用的，也不是完全不提供證據(jù)，而不過是專案組那些“短平快”的方法，一些所謂的證據(jù)連“文革”期間的專案組材料都不如。要知道“三大改造”、“大躍進”和“文革”，這還是毛時代最重要的三大決策，都曾經(jīng)被冠以“總路線”的名稱。共產黨政權說是有“議行合一”特點，但是，決策環(huán)節(jié)和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還是分開的。一個重大決策從議論階段、凝聚共識到在會議上通過成為正式的政策，都有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官員參與，相應地還有組織上下級之間的信息匯集和挑選過程;在決策作出之后，還要通過從中央到地方各個行政層次的官員去執(zhí)行;相應地，在決策前期也需要各個行政層次的官員提供決策信息。然而，我們在當時看不到“自上而下的命令鏈”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鏈”的流動過程。關于發(fā)動“大躍進”的敘事就很可笑，竟然把決策和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根本甩開，排列了幾個領導人對于“反冒進”的不同看法和爭論，然后就說這就是“大躍進“決策的形成過程。至于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的敘事就更可笑了，說是有一種風氣或者指導思想“自動”地起作用，似乎共產黨政權的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有無限多種可能性，可以由執(zhí)行層次的官員任意選擇，不過是在特定時期大多數(shù)都選擇了那些壞的東西。這就導致一個疑問：共產黨到底是不是一個分工協(xié)作組成的科層組織?難道龐大的共產黨政府能夠脫離“命令鏈”和“信息鏈”去運作嗎?

　　與這樣的黨史敘事相搭配，“偷換概念”的把戲在黨史研究中特別流行。我在中學語文課上學到：寫議論文使用概念，其內涵必須前后一致，而不能偷偷改換。但是，我們看到黨史敘事和大量的論文中間，普遍地玩弄偷換概念的小把戲。根據(jù)我自己的閱讀經(jīng)驗，在許多人乃至權威黨史敘事中間，論述“大躍進”和“文革”都交替使用三個不同的概念內涵。

　　“大躍進”通常是在這樣三個內涵中間進行偷換：“大躍進”A(作為毛澤東推動的決策，主要內容是向地方和企業(yè)放權、產業(yè)政策改為“小土群”、“小洋群”、改進干部作風等)、“大躍進”B(主要是指“五風”：浮夸風、共產主義風、干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和瞎指揮)、“大躍進”C(時間段概念，有人指1958～1960年，也有人指代1959～1961年)。這種偷換概念的把戲玩起來，可以很方便地完成論證過程：毛澤東發(fā)動了“大躍進”A，“大躍進”就是B(列舉各種現(xiàn)象)，“大躍進”C餓死了很多人，因此，毛澤東要為餓死人負責。結果，在這種把戲中間，真正需要進行學術分析的內容卻被遺忘了，毛澤東的“大躍進”決策及其形成的制度，對于糧食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具體影響，反而沒有人愿意做認真的分析。要是不玩偷換概念的把戲的話，餓死人數(shù)的多少不構成重要議題。難道餓死10萬人就很好嗎?也正是在偷換概念的把戲中間，餓死人數(shù)的多少才成為一個具有優(yōu)先性的議題，餓死人越多，“大躍進”就可以直接地被判定不正當。

　　在“文革”敘事中間，同樣的把戲也存在，三個不同的“文革”概念內涵是：“文革”A(毛澤東提出繼續(xù)革命理論并在實踐中支持群眾建立各種組織去批判干部、奪權)，“文革”B(各種混亂現(xiàn)象，其中最頻繁被強調的是“受政治迫害”)，“文革”C(通常是指1966～1976年)。這一次常見的論證和邏輯是：毛澤東發(fā)動了“文革”A，造成了“文革”B，“文革”C期間的各種政治和經(jīng)濟損失，證明了“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而“文革”的實際過程，各種政治力量的凝聚、表現(xiàn)及其互動，實踐與理論認識之間的差距及其原因，這些真正需要學術分析的場域，反而成了需要遮蔽的“危險領域”，誰要是涉足這些“危險領域”，就要被扣上“為壞人辯護”的帽子。

　　研究黨史的時候，很多人確實沒有專案組的權力，也沒有專案組那些資源，但他們普遍懷有專案組的心態(tài)。一些人甚至潛意識地把所有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賦予自己，把自己視為檢察官和法官的結合體，任何質疑都要接受他經(jīng)過道德和法律的嚴審：你是不是想要為壞人壞事壞制度辯護?這樣的人和這樣的文章我看了非常多，甚至一些堪稱嚴肅的學者都未能免俗。懷有這種強烈的地位優(yōu)勢，實際上已經(jīng)設置了“信息輸入”的標準，凡屬不符合標準的信息被視為無效信息加以拒斥。一些公安局的偵查員就懷有這種心態(tài)，因為想要方便地收集犯罪信息和定案材料，就天然地傾向于逼供信，不交代罪行就動武，目的當然是要用最低成本(也就是最少的時間和精力消耗)完成信息收集過程。如果再疊加想要通過快速破案來立功受獎的心態(tài)的話，那就更要追求低投入、高產出的信息收集方式了。這種心態(tài)其實很多學者都有，尤其是對過去的歷史還有深刻不同政見的學者。他既然認定共產黨過去的制度實踐不對，甚至還有人得出“社會主義是二十世紀人類災難”的認識，這就基本上達成了公安局偵察員的第一個條件——抓壞人和犯罪分子。第二步就看人品了——愿意不愿意采用逼供信這樣的低成本手段就純屬一個愿意接受何種“投入產出比”的問題了。一般來說，獲得犯人口供比采用其他偵察手段獲取證據(jù)更方便和省事。

　　在“大躍進”和“文革”這樣的重大歷史政治事件研究中間，竟然流行采用偷換概念的方法進行論證——把三種不同的概念內涵混在一起去建構歷史敘事，從根本上取消通過建立概念展開分析的學術可能性，這比逼供信還要惡劣，近似于一開始就是沖著制造“冤案”來的。也正是在這樣的論證方式中間，巨大的數(shù)字本身就成為有主要意義的——在這種無法展開分析的概念中間，政策結果如何就直接等同于政策設計本身。也是在這個含混的概念使用中間，完成論證過程和列舉證據(jù)的方便程度還要高于專案組手法。對于毛時代歷史的重建過程，廣泛地采取偷換概念和專案組手法，拒絕把歷史和政治放置在科層組織的背景里進行分析，這顯然檢驗出一種權力與知識生產方式的關系。而且，這種離開組織背景分析政治的方式，似乎也有跨越國界的普遍性。官僚制的知識自從韋伯提出相關理想型之后，學術研究和知識積累都很緩慢，有限的經(jīng)驗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對企業(yè)組織的觀察基礎上。更為詭異的是，這個學科只是在社會學學科中間獲得了合法地位，寫作“組織社會學”或者“科層制”著作的都是社會學系的教師，而對于機會主義行為的分析則屬于經(jīng)濟學的一個流派。因為完全拒斥組織社會學領域的相關學術積累，在分析前蘇聯(lián)和毛時代的研究過程中間，研究者就獲得了很大的隨意性或者自由度，可以挑選相關的正面材料或者負面材料，支持一些整體性和宏觀性的結論。采用這種“用微觀材料支持宏觀結論”的方法，做出來的成果很難交流和積累，往往只能得到政治態(tài)度和看法相對一致的小圈子的認同。缺乏一個可以交流和對話的共同框架，學術共識和積累都很難建立起來，相關爭論倒是很激烈，但長期停留在口水戰(zhàn)階段。

　　對于毛時代的扭曲，近年來受到兩種策略的放大，一種勉強算是市場策略，一種是政治策略。有人以為說毛時代壞話，說得越邪惡就越能得到讀者的同情和接受，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名聲和事業(yè)——這種蘊含在讀者群中間的偏好或者需要，足以鼓勵一個人在回顧歷史時說點假話，這近似于經(jīng)濟學里面的“需求拉動”式的市場生產策略。而政治策略背后有一個認識上的公式：把毛時代說得越壞，那么美國式的制度就越顯得可愛，這就像一個天平，只要把一頭按下去，另外一頭就會自動地翹上來。本來廣泛存在的專案組心態(tài)，就已經(jīng)把毛時代放置在專案審查的位置上，采取各種低成本手段搜集證據(jù)并由簡易記賬法完成論證過程;再加上市場策略中間所蘊含的個人收益，懷有政治抱負的先生們的政治策略，這三個相互疊加的機制滲透性太強，要學術化毛時代就存在著大量的“誘惑”或者“干擾”，所以，要冷靜地討論這個時代的很多問題，或許還有很長的彎路沒有走完。

　　一個人的精力總歸是有限的，我對毛時代和毛本人很有興趣，所以花的時間也要多一些。在研究“文革”方面，我可能算是當今世界上花工夫最多的人之一，對毛澤東個人文獻的閱讀花的時間也不少。一些有批判意識的人，往往把毛澤東和毛時代看得很不重要，認為不值得投入時間去深入了解，這誘導了“專案組取證方式”的泛濫;我個人認為毛澤東和毛時代很重要，值得投入時間去認真閱讀和深入了解，但是缺乏批判意識和批判能力。這兩種狀況其實有相互結合的可能性，重建毛時代的文獻和事實過程，由那些愿意投入時間、精力去搜集事實和閱讀文獻的人去完成，批判性的分析可以由那些有強烈批判意識卻不愿意花時間的人士去做。也許是學界缺乏這樣的結合，我至今沒有看到一篇從學術上批判毛澤東階級分析和繼續(xù)革命理論的像樣文章。我在自己的閱讀中間形成一個看法：對毛本人的批判長期停留在私生活造謠或者權力欲譴責的低水平，是因為嚴肅的學術批判始終缺位的緣故。毛作為一個其政治和思想活動對于新中國歷史和政治有深刻影響的大人物，官學兩界長期未能給出恰當?shù)恼闻泻退枷敕治鍪且粋€重大缺陷。這也像是一個天平，嚴肅的學術分析和批判缺位導致過度依賴對私生活和權力欲的譴責。這種水平低于“文革”時期的紅衛(wèi)兵小報。毛曾經(jīng)批評說“不要把紅衛(wèi)兵小報辦成黃色小報”，批倒批臭走資派是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加以批判，而不是從私生活問題進行批判，還說“政治斗爭要嚴肅”;這個批評傳達下去之后，紅衛(wèi)兵小報的大批判有很大改進。學術化毛澤東時代是有可能的，只要走出專案組心態(tài)，就不會滿足那種“簡易記賬法”，這樣就有可能引進組織常識和初中生的邏輯，與那些市場策略和政治策略自覺保持一點點距離。

　　原出處: 《開放時代》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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