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的《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與新自由主義的誕生》(賈擁民譯,華夏出版社,2014年5月)全面描述了跨大西洋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演變,并對新自由主義公共政策在英、美的實踐流變、巨大影響及思想遺產作出深刻的分析。但是,書名為什么叫“Masters of the Universe”(宇宙的主宰)?譯者為如何翻譯而考慮再三,“宇畝的主宰”?“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人”或“只知道最重要事情的人”?最后建議譯為“識大勢者”,但出版社還是決定用現在的譯名(見譯后記)。實際上,瓊斯在書中雖然沒有直接解釋這個書名的含義,但是他在導論的開頭部分就說本書要細致描述新自由主義是如何主宰了英、美的政治生活(第2頁),然后在結論部分的第一句話是:“新自由主義改變了英國、美國及至全球的政治生態。”(404頁)因此,書名所強調的應該是主宰時勢之意,也符合全書一再論述的新自由主義如何最終掌控大局的思想。
通過深入分析和強調新自由主義是如何獲得“主宰”地位的,作為經濟史學者的瓊斯懷著強烈的意圖跨界進入思想史和政治史領域,而落到實處的就是觀念史問題。這在“導論”前所引的一大段凱恩斯的話就可以發現,“統治這個世界除了這些觀念之外別無他物”,這也是瓊斯的“主宰”論中包含的基本觀念。觀念的力量真有這么大嗎?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決策的歷史似乎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因此瓊斯的這部著作強調“從1940年代到1980年代,各種新自由主義觀念——關于個人自由、自由市場以及取消政府管制的各種觀念——是以什么方式轉變成了英美兩國的競爭綱領和勝選計劃的,這就是本書的主題”(第7頁)。他關注的是在歷史過程中,即某種觀念如何突圍而出并被某個政黨采納的過程,以及觀念是如何生成、演變和可能被扭曲的(12頁),就像人們常說的“最重要的是要改變觀念”。但是,如果像凱恩斯那樣為了突出觀念的重要性而認為“既得利益者的勢力被極大地夸大了”。這可能與我們的生活經驗極不吻合,我們恰好需要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以各種觀念作為旗號而永遠保持最大的勢力。瓊斯比凱恩斯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認識到從觀念到現實的過程中充滿了各種復雜和偶然的因素,沒有誰是注定得勢。
其實,這也不只是瓊斯的個人觀點,安格斯·伯金在《偉大的說服:哈耶克、弗里德曼與重塑大蕭條之后的自由市場》(傅瑞蓉譯,華夏出版社,2014年4月)中也表示了類似的觀點,即“新自由主義并不是在某些固定的預設前提的基礎上沿著一條直線從哈耶克發展到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競爭的過程,它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從而形成了一個曲折的發展軌跡”(丹尼爾·羅杰斯語)。這就是經濟史家跨界談觀念史的優勝之處。
瓊斯并不隱瞞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性立場,他認為19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義運動造成社會斷裂的嚴重問題,“最終也不過是某一部分人的勝利凱旋,而且這種凱旋還是以其他人承擔成本為前提的;總之,社會分裂成了贏家和輸家”(410頁)。但正如譯者所言,新自由主義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包括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書中并沒有受到任何有意無意的貶損,這一點非常難得。可以說,在目前對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批判聲中,應該思考瓊斯是如何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無論是批判還是清理,都應該學學瓊斯的樣子,認真分辨什么是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合理邏輯和多種語境。在全書的結尾,瓊斯提出要從更加寬容的角度來看待各種政治觀點,必須根據隨后出現的證據做出改變和修正:“任何信仰,即使是對通過自由市場表現出來的個人自由的俗世信仰,都不應該成為驅使人們不知變通地運用某個模型去應對現實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動力。必須回歸基于理性的決策。”(422頁)無疑,這是理性的、也是為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所包容的立場和態度。
目前的西方學界不斷有左翼的政治學、經濟學著述出現,并且往往激起很大的反響。頗有意思的是,皮克迪批判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猛烈炮火卻拜資本社會之賜而獲利甚豐。無論是批判資本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批判本身有其思想邏輯和現實邏輯,這是理性的批判所無法回避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并不難,難的是如何避免一不小心就把別的什么捎帶上,而且還使被批判的新自由主義顯得是小巫見大巫。
瓊斯強調指出的是新自由主義故意把貨幣主義政策與信奉自由市場混為一談,把經濟政策引向了總體性的政治與哲學觀念,這是造成危害的重要根源。這種批判無疑有其邏輯合理性,而且對批判本身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必須區分的是在什么層面上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之上所要倡導和維護的究竟是什么;應該警惕的是故意混淆作為社會經濟政策與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層面,借批判別人的經濟政策之名而行固化不義制度之實。
如果按照凱恩斯的說法,觀念改變世界,那么也可以說拒絕某種觀念就是拒絕某種改變。拒絕的方式很多,思想的批判是一種,但是真正有效的往往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現實中的物質力量。對某些批判人士來說,所謂的“批判”的實質就是一個權力話語問題而不是思想話語的問題。但也正是因為這樣,這種類型的思想批判既無法遵循合理的邏輯,也不得不故意混淆不同的語境、層面,從而只具有一種意義:表明了權力的敏感與態度,從而在一個社會的思想光譜上不斷打下權力話語的印記。原
標題:什么是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合理邏輯與多種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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