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國家成長與生命成長遵循同一規律——《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自序

　　國家成長與生命成長遵循同一規律

　　——《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1]自序

　　張文木

　　關于印度的發展及印中比較，最近幾年成了熱門話題。在一次采訪中，我曾說：“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2]這招來批評。[3]批評反倒使我就這個問題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我閱讀了不少文獻，查閱了大量數據，最后得出的結論仍是：“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有首歌的歌詞說“一句話，一輩子”，友情如此，學術亦然。我想我對我的學術命題，是要終生負責的。

　　從結構比較到制度比較，是我進行中印比較研究的切入點，而促成這樣的想法是我曾經歷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醫院取體檢結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輪椅車的殘疾人。等取到結果，我發現這位坐在輪椅車的先生的各項化驗結果與我的大體相同，有一些比我的還要好。出醫院大門時，我回視躑躅于后面的這位殘疾人，心中自問，如果僅憑這些化驗數據而不看人的身體結構，難道可以說明這位殘疾人比我更健康，更有發展潛力嗎?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國家發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數及外貿數量、外匯存量等“最新數據”比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著大誤區。國家發展研究，如果不從結構差異比較入手，而僅從表面經濟指數差異比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準確的結論。

　　事實上，國家的成長與生命的成長遵循同一規律。[4]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徹底性，印度獨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資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約未來國家成長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國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獨立后社會改造不徹底的后天因素。這使印度未來的發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數，但這種發展卻不會對社會生產有良性的利潤反哺。結果是國家經濟的“造血機能”即生產者主體因 “營養”反哺不足而陷入“貧血”乃至“供血”動力萎縮境地。最終只有靠外來“供血”來維持其表現為GNP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可以增加就業卻不能同比增加國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長帶來的利潤中的相當部分在流通領域，乃至生產領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敗或用于非生產性金融投機，還有一部分國民利潤在與海外投資者和海外市場形成的利潤逆循環中，為居于高勢能的資本中心國家所吸收并轉化為這些國家的國民財富。最后只有少量國民財富通過政府包辦即公共開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國家經濟生產主體，同時也應當是支撐民族市場的主體即多數勞動者的自身簡單再生產條件。這種通過財政開支支撐的勞動者最低生活條件僅有保證社會政治穩定的作用，但卻沒有培育、深化和能動拉動民族市場的作用。同等的消費支出，在印度有相當部分為政府包辦拉動——這與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居民消費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購買力，居于人口近半數的窮人消費實際已失去了拉動和培養印度民族生產力的作用。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由國家包辦的低消費為國家建設積累了巨額資金并據此實現了中國國民經濟體系的結構性改造，通過這種改造中國徹底消除了龐大的利用私有權截流國民財富的寄生階層。而在印度國民經濟改造的結果反倒加強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而不是國家的力量。除主權獨立外，中間人大量截流生產利潤和國民財富的社會結構，與殖民地時期相比，印度并沒有發生變化。在因大量的貧窮人口導致的民族市場萎縮的同時，原來殖民地時期通過外貿順差完成的印度國民財富向英國資本中心國轉移的利潤逆循環流程，在印度獨立后，則通過貿易逆差再版出來。半個多世紀中只有兩個年度的外貿少量順差的記錄表明，外貿長期且日益擴張的貿易逆差成了印度國民財富國際化的轉移的穩定路徑。這個路徑的存在與擴大的程度又與印度民族市場的萎縮程度為正比。而民族市場的萎縮又導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同樣陷入的發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內的各行業在獲得驕人的增長數據的同時，國民經濟的生產環節卻沒有保持持續增長的利潤反哺。沒有持續上升的人民購買力，其結果是在國內少數富人和國際資本對印度年度利潤的截流和財富大規模瓜分中，國民經濟不僅沒有獲得增長性發展;相反，卻在萎縮性“增長”中還透支了本國的未來發展潛力。印度與中國五十多年發展所產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在進行印度和中國比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獲是對“民族市場”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長期以來，學者對“民族市場”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認為“民族市場”概念應是以“國內市場”概念為基礎的。但“國內市場”卻是由特定范圍的基尼系數變化規定的。即基尼系數越接近0的數值范圍，國內市場就越充分；相反，則就說明國內市場的萎縮：萎縮的程度與基尼系數接近1的程度為正比。假設基尼系數為1，這時國內市場就失去了公眾消費；而沒有公眾消費，“國內市場”的概念就失去了意義。可見，僅憑“國內市場”概念還不能支撐“民族市場”概念。由此筆者引出“人民市場”的概念。人民是占國家公民多數勞動者群體，是國內公眾消費的主體成分。只有人民消費，從而人民購買力的存在和發展，才有國內市場的存在和發展。由此依次推論的概念邏輯是：只有以“人民市場”為前提，“國內市場”才可能是“民族市場”的前提。由此筆者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差別不在于“民族市場”，也不在于“國內市場”，而在于“人民市場”。“人民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概念形成的核心環節，也是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市場是以基尼系數最大化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資本優勢的西方國家利用資本全球化實現了日益擴大的國內基尼系數的國際化轉移。它們在長期的殖民掠奪中確立了優勢資本的地位，并利用其優勢地位在資本全球化中從南方國家獲得源源不斷返還到本國的超額利潤，以此降低國內的基尼系數，并由此保障了國內中產階層的增長和資本增值的并行發展。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惡果片面地被轉移到南方國家：在北方國家國內市場一天天好起來的同時，南方國家的國內市場則一天天地爛下去。歷史表明：國內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是激烈的階級革命國內化，國際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則是“恐怖主義”全球化。當前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數國際化的外觀形式。

　　前幾年我們公布了個統計資料說“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5]但這里沒有告訴是在什么樣的基尼系數范圍內的“人均水平”。比如1 000人中有一人月賺10 000元，其余999人都沒賺錢，若平攤，名義上就可以說人均月收入100元。但這不能得出人民由此富裕的結論，相反，如在這樣高值的基尼系數內，國家已踩上政治大動亂的紅線。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人均收入”計算必須介入基尼系數。不介入基尼系數，就反映不出真實的國民富裕的“人均”程度。

　　通過對印度的研究，我對國有制企業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與印度的情況一樣，國企在我國遭到批評的重要理由是“經營不善”或“效益不佳”。但與私營企業不同的是，國企不僅要有利潤指標要求，更重要的是它還要承擔社會公平的指標。而后一指標的實現則需要相當的隱形成本支出。這往往使國企在單一的利潤指標前與私人企業比失去了競爭力。國企當“保姆”，私企掙利潤。這不僅是印度，也是所有國家的國企在與只有硬性的效益責任而無硬性的社會公平責任的私企競爭中連連慘敗的根本原因。因此僅僅用絕對利潤指標來比較國營和私營企業效益，是不合理的。因為國營企業創造的不直接表現為利潤效益的社會公平環境，即使從純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其貢獻也是巨大的。

　　最后值得說明的是，在這個項目研究和出版中，我得到了科技部調研室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王青同志和中國科技文獻出版社的李正德同志的大力幫助，對此我深表謝意。溫鐵軍先生慷慨將他關于印度問題的調查報告轉我作為本報告的附錄，對此我深表謝意。

　　2005年4月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

　　【注釋】：

　　[1] 拙著《印度國家潛力及其評估》，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2趙憶寧：“冷眼靜觀印度民主”，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40527/jd/200405260022.asp。

　　3參見：“走向救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轉型——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http://www.tylf.net/show_topic.asp?num=829。

　　4 “政治體也猶如人體那樣，自從它一誕生起就開始在死亡了，它本身之內就包含著使它自己滅亡的原因。但是這兩者卻都能具有一種或多或少是茁壯的、而又適于使本身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得以自保的組織。人體的組織是大自然的作品;國家的組織則是人工的作品。延長自己的生命這件事并不取決于人;但是賦給國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組織，從而使它的生命得以盡可能地延長，這件事可就要取決于人了。體制最好的國家也要滅亡的，但比起別的國家來要遲一些，假如沒有意外的偶然事件促使它夭折的話。”[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12~113頁。

　　5 國家統計局18日發布五年中國經濟發展“成績單”：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躍居第四位，人均國民收入從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番。按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http://news.qq.com/a/20070920/000296.htm。

　　附文：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

　　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深知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會有全國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會有全國的現代化。3

　　新世紀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國比較研究似乎成了國際國內的熱門話題。4西方學者吉爾伯特•艾蒂安專著《世紀競爭：中國和印度》，影響較大。5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也發布報告稱，印度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6印度人也一掃尼赫魯時期的憂慮，直稱“20世紀屬于西方，中國在21世紀想成為世界的領導，但本世紀未來的歲月屬于我們印度”。7從中國方面看，對印度的關注反映了中國人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深層考慮，同時研究和準確地評估印度的潛力和未來發展，正確地借鑒印度的經驗，對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有益的。

　　一、從中心到外圍：印度國家發展近代中斷及其原因

　　與中國大體相同，印度擁有古老的歷史與國家經濟發展的天然條件，來自西北部的雅利安人(Aryan)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這里;他們與當地人的結合創造了古典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此后，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紀再次征服了這塊土地，隨后是12世紀到來的土耳其人，以及15世紀末到達此地的歐洲商人。印度在歷史上的孔雀王朝時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馬拉雅山，南到邁索爾，東抵阿薩姆河西界，西達興都庫什山的南亞大國;中世紀莫臥爾王朝時期(1526―1857)，印度的版圖曾再次接近這一規模。英國統治印度期間，英國以印度為中心，使自己在亞洲的勢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區，南至印度洋，東至東南亞的范圍。獨立后的印度，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在北部的喜馬拉雅山區、中央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與巴基斯坦、中國、尼泊爾、錫金、不丹、緬甸和孟加拉國為鄰，瀕臨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8海岸線長5560公里。多條河流發源于或流經印度。印度屬熱帶季風氣候，氣溫變化較大，氣溫因海拔高度不同而異。漫長的海岸線有利于商業的發展，而廣大的國土面積和熱帶季風氣候適于農業發展。2001年印度土地面積29732萬公頃，而耕地面積16175萬公頃，占印度土地面積的54.4%。而同期中國耕地面積僅占土地面積13.5%。9

　　印度是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其古文明形態保留時間僅次于中國的國家。生發于四大文明古國并泛延于整個古代世界的農業全球化10曾使中國和印度成為古代世界的超級大國和文明中心。但是當歷史進入19世紀時候，這兩個國家卻迅速衰落并在半個世紀之后，就從農業世界的中心國家逐漸進入資本世界的邊緣和外圍國家。從1600年到印度獨立的1947年間大多數時間里，英國發展各項指數，除人均GD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國鎮壓印度民族大起義并在印度建立直接統治之后，英國對印度的掠奪程度急劇擴大。11此外，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使印度勞動處于殖民統治和封建主的超度盤剝的生產關系之中。其中非勞動者占據國民收入的相當大的部分。不僅如此，與莫臥爾王朝時期相比，在非生產階層中還被強行介入的宗主國派駐殖民地的官員。他們瓜分了5%的國民收入。而為社會提供財富的生產領域的勞動者，則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較低的份額。12值得說明的是，上述財富分配只是稅后分配，而稅收更是英國剝奪印度國民財富的重要部分。英國在印度的無度行政開支、英國對緬甸和阿富汗戰爭的費用、1873年以后印度貨幣貶值和國內開支方面增加的負擔，都得由印度人民來償付。13主要稅收包括土地稅、貨物稅、鹽稅、印花稅和鴉片稅，除鴉片稅外，其余稅收均落到印度各階級頭上。其中土地賦稅是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它增加了農業生產者的負擔。14以孟加拉的土地稅為例，在莫臥爾帝國時期，該省區的土地稅只占全省年收入的40%-48%，而在1795年，東印度公司征收的土地稅竟占該省區收入的85%，造成印度對英國的大量欠款。15

　　不僅如此，英國還以宗主國的名義從殖民地印度攫奪相當部分的財富，下表是1868-1930年間從印度白白流向英國的勞動財富。

　　英國從印度“攫奪”的財富(1868-1930)

　　年 份 印度出口順差占其國內生產凈值的比重(%) 印度出口順差占英國國內生產凈值的比重(%) 1868-1872 1.0 1.3 1911-1915 1.3 1.2 1926-1930 0.9 0.9

　　資料來源：[英]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曉鷹、許憲春、施發啟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頁。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認為上面的資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為接受外國統治的后果，即印度資源流入到英國的情況。從1868年到20世紀30年代，印度的資源流出量大約占其國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說約五分之一的印度凈儲蓄被轉移到了英國，本來這筆儲蓄可以用于進口資本品”。16印度經濟學家達拜•瑙羅吉在他的論文“印度的貧困”(1876年)中將英國從印度攫取財富的途徑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歐洲官員將他們的存款匯往國外，還有英國人為支付在英國本土和印度的各種需要而在英國所作的開支，如在英國國內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資;第二是非官方歐洲人的匯款。”這意味著印度的出口必須比它的進口多得多，以便滿足經濟流耗的要求。17印度出口物資都是糧食和農業原料。“為了實現商品賬戶上出超，即使在饑荒年糧食出口也必須維持在原有水平”。181899-1907年曾任印度總督的冠松勛爵也不得不承認“沒有印度就沒有大英帝國”19。

　　在殖民經濟和封建經濟的雙重盤剝下，盡管印度經濟的GDP在獨立前的近百年間(1857-1947)有了較大的發展，20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則在百年間增長率僅為0.5%,幾乎停滯。21印度經濟因發展而不發展：較快發展的結果則是為英國資本快速提供高額剩余價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會的基礎性勞動。這嚴重阻礙了印度民族資本的原始積累并中斷了印度民族資本自主形成過程。印度成了為英國資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營養”的奶牛。其結果是居于人口多數的勞動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較多的勞動產品而得到合理即維持其生存與發展的“營養”持續反哺。印度社會基礎因此持續萎縮。

　　近代中國與印度有著相似的經歷和命運。“19世紀之前，中國比歐洲或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從5世紀到14世紀，它較早發展起來的技術和以精英為基礎的統治所創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歐洲的水平”，“1820年，中國的GDP比西歐和其衍生國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但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的100年間，中國經濟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國在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22其間中國經濟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結構：外國在華資本控制了中國與近現代產業相聯系的絕大部分投資。1936年，外國產業資本占中國產業資本的57.2%，其中在東北占84.6%。23他們壟斷和控制了中國生鐵產量的96.8%，煤產量的65.7%，發電量的77.1%，棉花產量的64%，卷煙產量的58%(1935)，鐵路里程的90.7%。24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對華戰爭，并對中國經濟資源進行直接的軍事掠奪。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國土地的1/3，農業生產能力的40%，工業生產能力的92%。25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官僚資本大大加強。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以與西方資本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主的官僚資本已控制全國銀行的70%，產業資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鐵路、公路、航空運輸和43%以上的輪船噸位。據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清產核資統計，全國國營和公私合營企業資產原值191.6億元，其中大部分為沒收和接管的原國民黨官僚資本的資產;而1948年中國12.3萬戶民族工業資產凈值僅20.08億元。26國民黨戰敗逃到臺灣之前，通過擴大財政赤字進一步掠奪國民財產，1948年最后四個月，國民黨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78%。27中國經濟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重盤剝下已失去了民族資本獨立增值和民族市場良性發展的條件。而國際資本、國內官僚資本和封建地主對中國經濟超度壓榨又使中國的民族資本長期處于持續萎縮狀態。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增長，成了中國印度兩國悲劇性命運相同的方面。而社會革命，即反對殖民壓迫和爭取獨立主權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國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共同和惟一出路。

　　值得說明的是，盡管印度和中國經歷了相同的歷史命運，但比較而言，在兩國獲得民族革命成功之前，雙方經濟發展還有明顯的差異。1820年印度和中國在世界GNP分布中分別占15.4%和32.7%，到1952年，印度為3.8%，仍低于中國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分別為1110億和2286億國際元(1990年)，1952年，分別為2266億和 3057億國際元(1990年)中國遠高于印度。28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長率及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中國則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國GNP每年平均復合增長率分別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復合增長率分別為0.10和-0.08。291948年，在原煤、發電、鋼材、生鐵、水泥、硫酸等產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國。30這些數據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時期的印度盡管在經濟GNP總量和經濟發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國，但在發展綜合潛力方面，印度領先于中國。了解這一點，對于理解后來印度又遠遠為中國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

　　二、印度獨立：低成本卻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革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但印度獨立革命并沒有使其獲得預期的經濟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魯為領導的國大黨所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種利益使作為生產者多數的印度人民不能成為自己產品的直接市場，從而縮小了印度民族資本形成和民族市場形成的條件。因此，已取得勝利的革命并沒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充分條件。這是與中國1949年革命本質不同并由此造成兩國未來發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進一步深入了解這一原因產生的背景，則不能不從比較這兩個國家的民族革命和以土地改革為主的民主革命所造成的不同“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31來考察。

　　與歐美國家相同而與中國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因而是反映資本家和地主利益的革命，但與歐美國家不同而又與中國革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下落期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上升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波及世界的工業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政治動力。工業革命在大不列顛登陸并取得勝利后，就反轉影響歐洲大陸并對歐洲的封建體制造成解構性沖擊。這引發了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和40年代的歐洲大革命。這場革命喚醒了歐洲大陸、美洲大陸和日本等國，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資本全球化的沖擊中完成本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轉型：19世紀60至70年代德國俾斯麥完成國家統一、俄國完成農奴制改革、美國實現統一的國家主權和統一的民族市場、日本明治維新完成從封建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型。與此同時，在中世紀農業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級大國地位的印度、中國等，反滑入附庸于資本中心的外圍地區：它們不僅沒有跟上這場國家轉型的浪潮——這大概是由于他們超穩定社會結構和超強的國際地位反使其不易隨環境改變而變革，而且還在這個浪潮中不斷受到來自英國及完成國家近代化轉型的國家的打擊。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英國實現了對印度的征服和對中國戰爭勝利。這使印度和中國被迫進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歷史進程并由此在這兩個國家出現了最初的無產階級。這又反過來為印度和中國的未來不同的發展道路埋下了伏筆。

　　再從兩國內部分析，20世紀初印度與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工農運動均有較大發展，世界出現了代表工農利益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兩國革命道路發生了分野：英國對印度的完全的和強有力的控制不僅使印度的工農運動沒有形成獨立的和強大的政治力量，而且還使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在英國殖民統治和當地封建力量的雙重壓力下——變得更加軟弱，以至“非暴力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爭取獨立的最高形式。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國成了國際資本鏈條中的“薄弱環節”32。20年代末與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民主主義旗幟下分野的國民黨背叛工農利益并迅速倒向西方國際資本，蛻變為代表買辦勢力的政治派別。國民黨政府在國內通過犧牲工農利益、在國際通過向資本強國讓渡國家利益方式，換取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33與日本明治維新后的國家發展道路截然相反，蔣介石時期的中國是亞洲地區較早選擇拉美發展道路的主權國家，其結果是民族資本大規模衰落，34財政赤字持續飆升，35農民、工人和中小資產階級大規模破產。36與后來印度的發展道路相比，蔣介石時期的中國發展道路是拉美道路在東亞的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魯時期的經濟則幾乎是中國蔣介石時期的道路在南亞大陸的另存形式。

　　拉美道路的本質是用犧牲本國工農利益和向資本中心國家讓渡民族利益的方式來發展本國經濟，其結果一般都是工農在日益嚴重的貧困中開展階級斗爭：斗爭的規模和激烈程度與該國拉美化的程度為正比。蔣介石時期國家經濟拉美化的結果是從另一面為代表中國農工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統治作了政治準備。與印度相反，國際資本對中國松散間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國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成為可能。從印度后來的發展后果看，中國共產黨取代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不僅僅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大事變，它更是中國歷史的大幸運。與印度相比，這種幸運更多地是由于中國較先品嘗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國家不幸。正是這種不幸才使中國人更為堅定地選擇了代表中國占人口多數的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37只有有了代表工農利益的政權,中國才能進行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并由此形成統一的國家經濟和民族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1949年中國革命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發生于東亞的集美國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雙重意義為一體的偉大歷史事變。與美國兩次革命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使美國百年內完成的社會革命在中國幾十年內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從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中國崛起并初步實現國家經濟現代化轉型與美國相比的時間差及與印度后來發展的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證明。

　　馬克思和列寧曾對印度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抱有大希望。馬克思在《波斯和中國》、《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后果》等文章中樂觀地預言：

　　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38

　　列寧則在晚期口授的日記中也認為：

　　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大多數的人口，最近幾年來也非常迅速地卷入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來，世界斗爭的最終解決將會如何，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來，社會主義的最后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39

　　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除了俄國、中國外，發生在印度的工農革命并未導致反映印度工農利益的黨而是為英國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產者利益的國大黨成為執政黨。造成這種歷史差異的原因在于英國對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統治，這使印度在發軔于英國的全球性的資本鏈條中沒有像俄國和中國那樣成為其“薄弱環節”。在俄國和中國革命中，工農政黨逐步登上歷史舞臺并上升為執政黨。在印度英國用血腥暴力肢解、鎮壓工農運動的同時卻有意容忍無傷大雅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利益的國大黨。其結果是二戰結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大黨被英國推上主要執政黨的地位。40 1947年8月14日印度獨立，新政府共14名閣員，國大黨占8名，非國大黨占6名，共產黨被排除在外。1951年底印度共和國成立后首屆聯邦人民院和立法院大選。大選后國大黨在人民院和立法院中占總席位分別為74.4%和68.4%。41這時的印度國家政權成了地道的“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42

　　與中國高成本的政治革命結果正好相反的是，印度獨立，這場低成本的政治革命注定要使國家未來發展付出高成本的代價。

　　三、土地改革：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自然資源天然供給量和貯存量的絕對有限性，決定生產勞動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絕對手段。而人類生產勞動形成的絕對條件就是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絕對結合。這種結合有自然結合與強力結合的方式。財產私有制度出現后，強力結合便是人類歷史常見的方式。比如歷史上的羅馬人對地中海的征服、蒙古人對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的征服、克倫威爾對愛爾蘭人的征服、歐洲人對印安第人的征服、英國人對印度人的征服等都是這強力結合的歷史形式。一部分人通過壟斷生產資料形成對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并由此形成對這部分人的政治統治，這就使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在人類早期的絕對的自然結合變為相對的人為強力結合，并由此在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占有者之間以及不同的生產資料占有者之間形成復雜的財富占有關系。43

　　但是，所有權并不是社會財富本身，而只是社會財富的占有形式。所有權并不創造價值，因此也不是財富的源泉。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私人所有權卻可以刺激勞動者個體的能動性及其私人積累財富的積極性，但如果構成社會勞動基礎的生產者的勞動成果被不同的私有者“截流”數量過于巨大從而使勞動者得不到合理反哺時，社會勞動也就開始萎縮。萎縮的程度與財產占有者對生產者勞動成果的“截流”數量為正比。

　　研究國家發展及相應國力的關鍵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數表現，而在于研究其利潤的歸宿及其對社會勞動者反哺程度。馬克思說：“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44勞動者也是消費者，他既是產品生產者，又是實現自己產品的基本消費群體。從這個意義上看：人民是國家的主體，不僅僅因為人民是國家生產的主體，同時他們更是國家消費的主體。只有社會產品反哺社會勞動者即人民的時候，這個社會的發展才是良性的和可持續的。當國家經濟持續增長而這種增長成果卻不能合理地反哺生產者，甚至不能維持生產者自身的生存延續，社會財富又越來越多地集中于沒有多少消費潛力的少數人手中，這時的國家發展就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接踵而至的就是社會危機。這時生產力就會提出變革生產關系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印度和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基于這個原因發生的。

　　土地是人類生存的第一資源，生產關系的最初版本就是人地關系。45因而也是古今形成生產關系，從而階級關系的原生酵母，更是現代資本形成的原生酵母。大凡國家改造和社會改革，多以土地改革為起始。因此，與基因鏈的優劣決定生命發育的終極結果一樣，國家土地改革的后果，也就命定了國家肌體發展，尤其是傳統農業大國肌體的終極潛力。印度與中國民族革命成功后第一基礎性的國家改造工程就是土地改革。其結果差異則奠定了兩國發展速度及其潛力的差異。

　　如果將土地革命分為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階段的話，印度的土改不僅沒有社會主義土改內容，也沒有像中國那樣的徹底的民主改革的內容。獨立之初印度國大黨認識到從英國人那里繼承下來的封建土地關系是獨立前印度農業陷入慢性危機的主要原因。為此，根據1948年12月全國邦稅務部長會議的決定和國大黨土改委員會1949年的報告建議，各邦開始按照中央確定的廢除柴明達爾中間人制度等原則，制定本邦土改法律。1953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員會，由計劃委員會成員和內務部長、糧食部長組成，作為土改指導機構。土地改革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結構中阻礙農業生產的因素;二是使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直接與勞動者結合，創造條件使農業經濟實現高效高產。土改內容包括三方面，分兩階段實施。

　　一是廢除柴明達爾等中間人制度。獨立前印度存在三種土地租佃制度：柴明達爾租佃制、馬哈瓦爾租佃制和萊特瓦爾租佃制。在柴明達爾等土地租佃制度下，代為殖民政府收稅的柴明達爾等實際上成了在外地主，對租佃土地的耕種者進行殘酷剝削。在殖民政府收取的農業稅收和柴明達爾等從事收稅的管理費外，柴明達爾等在外地主還隨意提高租金，加強對佃農的剝削。印度政府通過廢除這種中間人制度使耕種土地的農民直接與土地聯系，并直接向政府交稅。在獨立后長達30年的時間里，印度政府從地主手中買地共花去67億盧比，約將577萬公頃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46

　　二是改革租佃制度。“高額地租是印度土地結構的共同特征”。47英國統治時期土地租佃不僅在印度農業中十分普遍，而且除公開租佃外，印度農村中還盛行非正式或口頭租佃。土地供給是確定的，而人口和貧困人口卻與日俱增，佃農受到地主持續提高的地租剝削，而且租期極不穩定。手工業的衰落，進一步加重了對土地的依賴，從而加重了租金剝削。從1953年起各邦政府通過了系列有關“租佃改革”的法案，其主要內容是“公平租金”和“保障租佃關系”。獨立后印度政府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實行了租佃制改革，具體措施包括固定租金、保障租佃，并授予部分佃農的永佃權等。根據各邦的具體情況，各邦政府規定的租金占農業收入的比例有所不同，大體保持在農業收入的1/3到1/6。同時，為了方便農民交租，還決定把過去長期實行的實物地租改為貨幣地租。為了保障土地租期，印度政府還規定，允許地主以自耕名義收回土地，但重新收回土地時必須為佃戶保留維持生活所需最低面積的土地，且不能驅逐佃戶。此外，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政府也要求佃農購買土地，使佃戶直接與國家發生關系。這也是土改第一階段的內容。

　　三是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這是土改第二階段的內容。國大黨政府在1959年1月那格浦年會上通過了實行“土地限額”的決議，要求各邦政府在當年年底前制定出相應法案令。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各邦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的法律，規定超出限額以外的土地，由國家交給村評議會，并由村評議會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或農業合作社耕種。此舉意在限制大地主對土地的壟斷。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員會又確定調整最高限額。以五口之家為一個分配單位，規定最高限額為最好土地10英畝到最劣土地54英畝之間。1975年7月1日，印度政府宣布了二十點經濟綱領，提出土地最高限額制，并要求加快對超額土地的分配和登記注冊工作。1977年人民黨上臺，要求加快土改步伐，通過調查，改革土地法上的弊病和漏洞。規定每戶農民最低土地持有限額為2.5英畝。

　　土地改革是印度民族革命成功后，實現民主革命的基礎工程。就其深度、廣度及革命的徹底性而言，印度土改的效果簡直與中國判若泥云。究其原因還在于各自革命的領導權性質存在的本質差異。與中國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國民黨注意到但無法解決農工問題的原因相似，尼赫魯國大黨也看到了徹底的土地革命對于印度的未來具有關鍵的意義。48但是，由于國大黨本身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資本家階級占據的議會席位形成的對尼赫魯政府的制約，這使國大黨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設計，也無法實現。與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由于基礎是建立在封建官僚買辦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也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徹底有效的土地革命的道理一樣，印度國大黨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終不得不以“具有雷鳴般的熱情”開始，而以“沒精打采”的結局告終。49

　　盡管如此，印度的土地改革還是在相當程度上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從1951-1952年度到1978-1979年度，印度農業生產平均增長2.8%，是從1900-1901年度到1949-1950年度平均增長的3.5倍。5060年代以來，印度開展“綠色革命”運動，印度糧食播種面積從1950-1951年度的9730萬公頃，到2000-2001年度的11980萬公頃，增長了23.1%;到70年代糧食就基本上達到自給。51但是，在生產關系變革的方面，“除了廢除了柴明達爾以外，就全國而論，其他各項實際上并未認真執行”。52而正是這方面的失敗，不僅使印度的土改成果大打折扣，而且還由此鑄定了印度在后來半個多世紀中落后于中國的歷史命運。

　　獨立初期，不到農村人口15%的地主、富農卻占有85%的土地，其中不到人口2%的大地主，卻占全部土地的70%;而占農村人口85%以上的貧苦農民僅占15%的土地。其中占農村25%的農戶卻無立錐之地。土改后，這種土地集中在極少數大地主手里的情況有所緩和。如下表所示：

　　印度經營占有者數量和經營面積(1970-1986)

　　類別 數量(萬) 面積(萬公頃) 1970-1971 1985-1986 1970-1971 1985-1986 邊際占有(1公頃以下) 3600(51) 5700 (58) 1500 (9) 2200(13) 小占有者(1-4公頃) 2400 (34) 3100(32) 4900(30) 6200 (38) 中等占有者(4-10公頃) 800 (11) 800 (8) 4800( 30) 4700(29) 大占有者(10公頃以上) 300 (4) 200 (2) 5000 (31) 3300 (20) 總計 7100(100) 9800(100) 16200(100) 16400(100) 注：括號內的數字是各欄占總數百分比 資料來源：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頁。

　　上面提供的數據可分三類。第一類是同類人數比例增長遠遠高于相應的土地面積比例的增長。這主要表現在邊際農類中。土地持有者數量從1970-1971年度的7100萬增加到1985-1986年度的9800萬，大約增長了38%，而經營面積僅大約從1.62億公頃增加到1.64億公頃，增加了1.2%。土地面積增長遠遠低于土地持有人的數量的增長。其間持有1公頃以下的邊際占有者從51%增長到58%，增加7%。而其持有土地面積從9%增加到13%，只增加了4%。持有土地增長低于邊際農的數量增長。這表明，占農業人口1/2以上的“這類耕種者土地少，繼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印度農民貧困化的加重表明邊際農或接近無地勞動者的數量正在擴大”。53

　　第二類是同類人數比例降低的同時，所持土地面積比例卻大規模增加。這主要表現在小土地占有者類中。在土改中受惠最大的是占地1-4公頃的小土地持有人。這部分人數占土地持有人的1/3強。在1970-1985年間，小土地持有人在總土地持有人數中從34%下降到32%，而所持有土地則從30%增長到了38%。這說明土改使地權大規模地向小地主轉移。

　　第三類人數與所持土地面積比例同時減少。這主要表現在占地4-10公頃之間的中等占有者與占地10公頃以上的大土地占有者類別中。中等占有者人數在這15年間，從11.2%下降到8%，占有土地面積則從31%下降到29%。大占有者人數則從4%下降到2%，而所占土地面積也從31%下降到20%。

　　土地改革的上述結果基本也就確立了獨立后印度的農業生產關系金字塔結構：

　　1985-1986年度，占土地持有人數2%的大地主占據著印度的20%的土地。占土地持有人數8%的中等地主則占著29%的土地。二者之和則是占10%的土地持有人卻擁有49%的土地。另一方面，占持地人數58%的人，卻只有13%的土地。如果算上持有地條件大大改善的小占有者，占持有地人數90%的人，只擁有51%的耕地。即使如此，印度的土改方案在許多方面只是法律上的原則規定，在各地執行方面不僅差異很大，而且還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對于諸如極高的地租額、農業雇工(主要為受歧視迫害的賤民)、極端落后的契約工和高利貸剝削等方面的問題，卻在土地改革中沒有觸及”。54

　　下表反映的是1961年到1971年間，印度農村地區財產分配比例。

　　1961-1971年印度農村地區財產分配比例

　　人口組別 所占財產百分比 1961年 1971年 下層30%人口 2.5 2.0 　　其中最底層10%人口 0.1 0.1 中間層40%人口 18.5 16.1 上層30%人口 79.0 81.9 　　其中最上層10%人口 51.4 51.0 資料來源：《第六個五年計劃》第8頁。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25頁。

　　我們看到，截止1971年，81.9%的財產掌握在30%上層大地主手中，而占70%的中下層只掌握著18.1%以下的財產。也就是說，印度農業創造的國民財富的主要部分為上層少數人所截流，而真正生產者同時也是生產產品的最大需求者即中下層農業勞動者，則得不到合適的利潤反哺。這說明，印度土地改革仍是一場排除殖民經濟代理人后，印度富人之間的財富再分配，而印度人民并未成為這場革命受益的主體。除了柴明達爾中間人被廢除外，其余則與英國殖民地時期的社會結構沒有本質差別?？?bull;馬克思一語中的，他說：“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55印度國大黨領導并取得勝利的民族革命的結果就是這樣。

　　生產的主體不能成為消費的主體，而消費的主體卻不是生產的主體，這兩個主體嚴重錯位，是整個第三世界，也是印度國家經濟因發展而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印度民族革命后所實行的民主革命并未解決因社會生產成果不能反哺生產者及由此造成的生產力萎縮的問題。土改后，廣大農民的貧困化程度不僅沒有減輕，反而長期保留下來。

　　中小農民在世界歷史上永是一個最不穩定，因而是必然要發生兩極分化的階層。印度土地改革后，農業生產力在緩慢上升的同時，農村家庭債務總額也在逐年上升。印度儲備銀行在1951年和1971年進行了3次農村債務調查，全國抽樣調查組織1981年進行的全國第37次抽樣調查表明。在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間，估計農村債務已從195.4億盧比上升到619.3億盧比。農村債務1961-1971年十年間增長97%，1971-1981年也增長60%。耕種者的債務增長比率比非耕種者的債務增長更快。如下表所示：

　　印度主要家庭未償還農村債務總額

　　農村債務(億盧比) 增長(%) 1961 1971 1981 1961-1971 1971-1981 耕種者 167 .0(85) 337.4 (88) 573.7 (93) 102 71 非耕種者 28.4 (15) 47.4 (12) 45.6 (7) 66 -13 總計 195.4 384.8 619.3 97 60 (100) (100) (100) 注：括號內的數字是各欄占總數百分比 注：括號內的數字是各欄占總數百分比

　　資料來源：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頁。

　　值得說明的是，1971-1981年20年中，“非耕種者的債務是負增長率，似乎與現實不符。根據這個事實就只能解釋：抽樣調查沒有考慮高利貸者和地主提供的大量現金和實物貸款，這些是作為債務勞役被迫勞動”。56但耕種者債務比例20年中從85%上升到93%，而同期非耕種者的債務比例從15%下降到7%的數據，至少反映了印度農業勞動的主體部分長期得不到其勞動成果反哺，以至使勞動難以為繼的現實。

　　更為可怕的是，在印度耕種者的借貸結構中，高利貸是農民借款的主要來源。如下表所示：

　　耕種者從不同機構的借貸(%)

　　1951-1952 1961-1962 1971 1981 1.非組織(小計) 92.7 81.3 68.3 36.8 (1) 高利貸者 69.7 49.2 36.1 16.1 (2) 商人 5.5 8.8 8.4 3.2 (3) 親戚朋友 14.2 8.8 13.1 8.7 (4) 地主和其他 3.3 14.5 10.7 8.8 2.組織借貸 7.3 18.7 31.7 63.2 (5) 政府 3.1 15.5 7.1 3.9 (6) 合作社 3.3 2.6 22.0 29.9 (7) 商業銀行 0.9 0.6 2.6 29.4 總計 (1+2項)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頁。

　　從1951到1971年20年中，高利貸在耕種者借貸總額中的比例在各種借貸來源中一直居于絕對主體地位。從1971-1981年10年中，由于國家合作社和商業銀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貸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鄉村高利貸者至今還占優勢”。57小農由于缺乏償還能力，缺乏貸款信譽，不能大規模應用新技術，當然也就不能從自己的生產中獲得較大的收益。信貸組織特別是合作社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過期未還貸款。過期未還貸款率，合作社大約是40%-42%，地區農行是47%。而借款未還的多是無助小農，這迫使一些金融機構貸款傾向大農。由于大農具有良好的償還能力，合作社和商業銀行事實上更愿意向大農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貸款，這迫使小農必須從高利貸或其他非組織的資金市場按12%-75%的利息借錢。58其結果導致日益嚴重的小農破產和兩極分化現象的產生。這也是印度一些地區比如比哈爾、西孟加拉、奧里薩和安得拉邦等農民暴動延綿不絕的直接原因。

　　導致土地改革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國大黨的所依賴的階級基礎本身就是土地改革的對象。因此在改革中他們為自己留下了許多變相保存，甚至增值其財產的余地。例如各邦法律規定柴明達爾可保留“自營地”，而對“自營”的概念的解釋又極為寬泛。北方邦1950年制定的廢除柴明達爾法四年后才生效，給了柴明達爾足夠的時間通過驅逐佃農擴大允許保留的“自營地”。這導致一度出現柴明達爾奪佃高潮。北方邦柴明達爾擁有土地3300萬英畝，以“自營地”名義保留了約700萬英畝。結果改革后這些柴明達爾搖身一變又成了大地主。這些人擁有500英畝、700英畝，乃至1000英畝的大地主并不少見，原柴明達爾制下的次佃農、分成農和農業雇工依然受剝削。在租佃改革方面，國大黨遇到的阻力比廢除柴明達爾制還要強勁。因為這不僅損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且還損害了富農，甚至中小地主的利益。他們在國大黨中、各邦立法院和政府中把持著各種權力。他們利用法律的不同解釋拖延改革進程。有些邦給土地出租者留下充足的逃避法律規定的時間。有的地主對佃農的佃田頻繁調換。更普遍的情況是地主紛紛以自耕名義奪佃，或逼使佃戶“自愿”退佃，使要求地主收回出租土地要有限制的規定形同虛設。比如海德拉巴實行土改后，原來的佃農中有2.6% 農戶被合法奪佃，22.1% 被非法奪佃，17.5%“自愿”退還佃耕地，三者共達42.2%，只有12%農戶購買了佃耕地，剩下的農戶保留了原來的佃耕地，得到了多少不同的佃權。在孟買，1947-1953年，佃農中有近20%的農戶失去佃耕地。大量佃農在地主奪佃的威脅下，為保住佃耕地，不得不接受更惡劣的佃耕條件。59土地最高限額的改革除了遭到大地主的反對外，在法律規定的條款中也留有他們可鉆的漏洞。比如法令對甘蔗農場、果園、牧地等實行豁免，有的邦將最高限額設的范圍過大，結果使最高限額法令頒布后國家很少獲得用于分給無地農的土地。60M .L .丹特瓦拉教授對土地改革的總體評價是：“印度大體上已經頒布了土地改革，在不久的將來這些考慮是正確的方向，然而由于執行不力，實際結果一點也不滿意。”61

　　農業改革的失敗最終導致印度農業長期處于的萎縮性增長狀態。如下表所示

　　獨立后印度主要作物耕種面積增長(萬公頃)

　　作物種類 作物耕種面積增長 年均增長率(%) 1949-1950 1964-1965 1990-1991 1949-1965 1967-1991 1 全部糧食作物 9900 11800 12800 1.4 0.2 水稻 3000 3600 4300 1.3 0.6 小麥 1000 1300 2400 2.7 2.0 粗糧 3900 4400 3700 0.9 -1.0 豆類 2000 2400 2400 1.9 0.3 2 全部經濟作物 2300 3300 3900 2.5 0.4 油籽 1000 1500 2400 2.6 0.3 甘蔗 150 260 370 2.5 -0.4 棉花 490 840 740 3.3 1.5 馬鈴薯 20 40 90 4.4 3.6 全部作物 12200 19100 16700 1.6 0.3 資料來源：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獨立以來主要作物產量的增長

　　作物種類 作物產量 年均增長率(%) 1949-1950 1964-1965 1990-1991 1949-1965 1967-1991 1 全部糧食(萬噸) 5500 8900 17600 3.2 2.9 稻米(萬噸 ) 2400 3900 7500 3.5 2.6 小麥(萬噸) 600 1200 3500 4.0 5.3 粗糧(萬噸) 1700 2500 3200 2.2 0.4 豆類(萬噸) 800 1200 1400 1.4 0.7 2 經濟作物 — — — 3.5 2.6 油籽(萬噸) 500 900 1800 3.3 2.1 甘蔗(萬噸) 5000 12200 2400 4.3 4.3 棉花(萬包)* 300 600 1000 4.6 1.8 馬鈴薯(萬噸) 200 400 1500 4.3 6.7 全部作物 — — — 3.1 2.6 *每包170公斤

　　資料來源：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

　　1956-1996年印度農業(含林業、漁業)實際復合增長率(%)

　　1955-1956 2.85 1960-1961 3.21 1970-1971 5.10 1980-1981 0.80 1985-1986 2.91 1990-1991 4.12 1995-1996 2.9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Profile of India 1999, Deep & Deep Publication PVT.Ltd.

　　,New Delhi,p.5.

　　我們看到，獨立后印度農業從耕地面積，主要作物及增長率方面均處于萎縮性增長狀況。對此，印度尼赫魯曾試圖選擇社會主義方式解決反哺勞動者的問題，他一再強調，農業若沒有很大改善，工業化就得不到足夠的原料和商品糧的供應。而如果農民收入低，糧價高，就會造成購買力低下，市場狹小。糧食進口要大量占用國家有限的外匯，以致沒有足夠的外匯購買發展重工業基礎工業必需的設備和原材料。工業發展的全部計劃能否實現，取決于農業生產率能否大大提高。1954年7月，國大黨全印委員會通過《計劃發展》決議，其中提到要逐步指導國家經濟發展成“社會主義經濟”。1955年1月國大黨阿瓦迪尼年會根據尼赫魯的提議，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的決議》。其結果是他的良好愿望在遇到黨內大地主大資本家階層的激烈反對，以至他連中間偏左的路線也難以推行。

　　印度獨立革命，使印度在獲得了獨立的國家主權的同時，也留下了舊時代的龐大的私有產權;而印度的土改不僅沒有鏟除這寄生于生產流通和分配領域的私有產權反而還變相保留甚至新增了私有產權。這種低成本的革命卻使印度在國家現代化之初就面臨著幾乎是不可承受的制度成本。這種由龐大的私有產權關系結織而成的非生產性巨額成本，是未來印度國家低效發展的總根源。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62而印度在獨立之初就將國家經濟建立在“上下交征利”的基礎之上，這對印度未來的影響幾乎是毀滅性的。

　　看到印度不徹底的土地改革所造成的惡果，我們就更能體會出毛澤東同志于20世紀50年代在中共黨內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那場大爭論(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印度國大黨內也在進行著關于道路問題的激烈爭論)中所堅持的快速推進集體化的決策，對中國未來發展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意義。當時毛澤東批評那些提出“確保私有財產”和“四大自由”的人們，“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63與同期中國比較，尼赫魯的土改行了小惠而失了大義，64其結果不幸讓毛澤東言中，印度后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確是一條“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65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所依靠的是貧雇農和下中農，團結中農，走集體經濟的道路，用階級斗爭的方式打破任何地主階級恢復封建剝削生產關系的企圖。“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省外，全國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661956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6.3%。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系基本消滅。隨著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整個社會的生產關系只剩下最簡單的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依靠復雜的產權關系寄生于社會生產之間阻礙社會勞動成果直接反哺社會勞動者的產權交易費用基本消除，農民債務更是不復存在。在徹底廢除勞動與勞動成果之間的剝削環節后，勞動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勞動者和用于國家基本建設的安排。1952年中國農業集體積累總額為15億元，67其中生產性積累為11億元而非生產性積累為4億元。68到1985年增長到325億元，69其中生產性積累和非生產性積累分別為297億元和28億元。701953年至1985年間中國農村集體及其他所有制經濟積累總額年平均增長速度為8.1%。71農村集體經濟及其他所有制生產性積累總額指數，72 1953年為80%，其中生產性積累和非生產性積累分別為81.8%和75%，到1985年已增長為1312.2%，其中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積累分別為1936.2%和411.4%。73

　　這種為印度尼赫魯渴望但又做不到的生產性積累遠高于非生產性積累的社會生產條件，只有中國這樣徹底廢除了龐大的寄生于生產、流通、交換、分配領域的產權關系的國家才能實現。在國際資本包圍的情況下，對剛獲得獨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而言，只有高積累，才可能有切實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中國50年來農業成就如下表所示：

　　中國農業生產、勞動生產率、農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速度(1953-1985)

　　年份 年平均增長速度(%) 農業

　　總產值 農業

　　凈產值 農業勞動生產率

　　(按總產值計算) 農民消費水平 1953-1978 3.2 2.2 1.2 1.8 1979-1985 10.1 8.0 8.9 9.6 1953-1985 4.7 3.4 2.8 3.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頁。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農業在這一時期提供的剩余產品，有相當一部分通過價格“剪刀差”轉為國家基礎建設的原始積累。也不能否認在“極左”的時期，農民的消費幾乎處于近似管制性狀態。但由于國家切斷了流通和分配中的私有權寄生因素，農業剩余產品只在掌握土地所有權的國家與勞動者農民集體兩大領域交換和分配。但無論如何，農業在工業化初期為國家提供了剩余產品因消除了產前產后的中間產權多次分配因素，其制度成本大幅度減少，這使得同等農業產值，在中國對工業化的貢獻率要遠遠大于印度。

　　四、印度工業與民族市場日益脫節及其后果

　　印度土改的失敗對印度未來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對印度經濟造成最大的損害是它從根本上摧毀了印度形成人民市場的任何可能，從而使印度幾乎永遠失去了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繼而民族市場對印度經濟，尤其對其工業經濟及其技術的拉動和孵化培育能力。本來就狹小的國內市場的持續萎縮，又迫使印度工業日益依賴國際市場，其利潤因無法反哺國內社會勞動而被迫與海外市場形成于印度民族經濟無益的體外“利潤逆循環”機制。這反過來又在印度形成一個強大的代表國際資本利益的資本家階層。其結果則是印度經濟發展與其國民購買力脫鉤，經濟發展成果沒有用于反哺印度民族自我發展，而是為西方國家資本所吸收。因發展而不發展，成了印度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

　　尼赫魯對這樣的發展后果始料不及，因為他在一開始就試圖避免這種結果。尼赫魯的國家經濟發展思想中有些目標與中國建國初期，甚至與蘇聯初期提出的一些發展目標相似。印度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還基本上是一個應急計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之際，尼赫魯已逐漸形成了他的經濟發展思想。這就是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實行進口替代方針，迅速將以生產消費資料為主的印度工業結構改變為門類齊全的重工業、輕工業均衡的工業結構，建立完整工業體系，保證工業的高速增長;大力發展國營工業，使之盡快占據國民經濟制高點，在比重上逐漸超過私營資本，成為社會主義類型社會的堅強的物質基礎。74這個思想成了后來印度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基礎。

　　在尼赫魯的工業化思想指導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進工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通過贖買的方法把大型私營企業變成公營企業。利用財政投資和外國援助等方式，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公營企業。建立了包括原子、電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術工業在內的門類齊全，而且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從1953年到1980年工業生產獲得相應增長。如下表所示：

　　印度工業主要部門總產值、生產年平均增長率

　　部門 1978年工業總產值(億盧比) 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

　　1953-1960 1961-1970 1971-1980 工業部門總計 4523 7.3 5.8 4.1 　　采礦業 　157 　6.1 　3.9 　4.1 制造業 　4065 　7.2 　5.4 　3.8 電煤氣和水 　300 　— 　— 　—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和社會統計資料1950-198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頁。

　　但是，與中國工業發展道路正好相反，印度工業化的過程最終成了印度具有買辦性質的大資本家實力增強并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過程。1956年工業政策決議規定重工業部門只能由政府建立新企業，但因政府財政困難只得允許私人在其中一些部門建立新企業，對現有的私營重工業原來作出的10年國有化的規定被擱置;政府承擔起興建有利于私營企業發展而私人企業又無力興建的重工業和基礎設施任務;進口替代戰略和嚴格限制進口為私營企業提供了需求和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私營企業的發展雖然在經營領域和興建新企業方面受到了限制，但在這個限制的框架內也受到多方面的支持與鼓勵。這使私營企業特別是獨立時已經形成的壟斷資本的發展，有了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好環境。大資本家們利用這個機會置產興業，結果在獨立后10多年時間里經濟實力有明顯的增強。像塔塔財團、比爾拉財團這樣的實力最雄厚的財團到60年代初生產能力更為擴大，控制了更多經濟部門，財富的積累扶搖直上。塔塔財團1954-1959年進行了增產100萬噸鋼的擴建計劃，1957年生產了全國鋼產量的70%。50年代又建立了4個發電廠，50年代末其所屬公司與外資建立合作關系的有56家。1951-1958年以塔塔為首的印度最大的4個財團所控制的公司股本從10.586億盧比上升到17.086億盧比。同期內在全部私營公司股本總額中所占比重從17.9%上升到22.34%。其中塔塔財團1951年總資產為11.6億盧比，到1966年增至50.54億盧比。同一時期比爾拉財團的總資產也由10.4億盧比激增到29.3億盧比。一批原來屬于二流財團如薩胡賈因、瓦爾昌財團、馬法特拉爾財團等，到1964年都成了擁有總資產4至7億盧比的大財團。原來的小財團如基洛斯卡財團、馬亨德拉財團等原來只不過一兩千萬盧比的資產，到1964年居然也都擁有總資產1億至2億盧比，60年代初各地區又出現了數發百計的新生的小財團。75

　　1960年8月22日，尼赫魯在人民院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印度“一五”、“二五”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增加的42%，這些增長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個以馬哈拉諾比斯為首的委員會，要求調查印度社會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財富和生產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員會提出自己的報告，指出：“計劃經濟的執行造成了印度工業中大公司的增長。公營機構如工業金融公司、國家工業發展公司等提供的貸款促使印度工業中私營部分，特別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長。”76 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個以最高法院法官K.C.達斯•古普塔為首的壟斷調查委員會，次年10月委員會提出報告并得出結論：70家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其中包括16家外資控制的壟斷財團)在工業壟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70家壟斷財團共壟斷588種產品，占調查的產品總數(1298種)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財團，其次是比爾拉財團，再次是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英資控制)、薩拉巴伊財團等。委員會通過對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權分析，初步確定了印度經濟中帶有壟斷性的83個企業集團。又把其中總資產超過5000萬盧比的75個集團列為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這75家財團總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資產為260.595億盧比，全部實收資本約為64.632億盧比。它們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營公司總產(555.15億盧比)中占46.94%，在實收資本總額(146.54億盧比)中占44.1%。77最后委員會得出結論指出印度政府為國家迅速建立工業化制訂的計劃經濟“被證明是導致(經濟)進一步集中的一個令人信服的因素”。78私人壟斷經濟的發展，導致社會勞動成果日益成為私人企業所截流甚至壟斷。下表數據集中反映了這一點。

　　1950-1982年印度公私營部門各在國內凈產值中的百分比(%)

　　部門 1950-1951 1960-1961 1970-1971 1987-1982 1.公共行政和國防 4.5 4 7 9.6 2.公營部門企業 3 6.6 7.5 15.3 3.整個公營部門(1+2) 7.5 10.6 24.9 24.9 4.私營部門 92.5 89.4 85.5 75.1 資料來源：印度中央統計局：《國家財政統計》(1970-1971至1984-1985和1990)。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

　　上表表明，印度獨立后的三十多年間，盡管國營企業產值增長很快，但私營企業仍是社會生產利潤的主要截流者。下表則從國內總儲蓄和國內總資本形成中的份額變化繼續說明這一點：

　　印度公私營部門在國內總儲蓄和國內總資本形成中的份額(計劃經濟平均數)

　　五年計劃

　　(1951-1990) 計劃期間平均值

　　(單位：億盧比) 占總儲蓄百分比 按市場價格計算占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 公營 私營 總計 公營 私營 公營 私營 總計 　　　　　　　　　　　　　　　　　國內總儲蓄

　　“一五”(51-56) 16.9 87.4 104.3 17% 83% 1.7% 8.7% 10.4% “二五”(56-61) 27.3 136.8 164.1 16% 84% 2% 10.4% 12.4% “三五”(61-66) 67.9 218.5 286.4 24% 76% 3.4% 10.9% 14.3% 年度(66-69) 73.1 383.8 456.9 16% 84% 2.4% 12.5% 14.9% “四五”(69-74) 134.1 657.9 792 17% 83% 3% 14.4% 17.4% “五五”(74-79) 383.0 1418.2 1819.2 21% 79% 4.6% 17% 21.6% “六五”(80-85) 660.9 3006.2 3667.1 18% 82% 3.6% 16.5% 20.1% “七五”(85-90) 781.5 6262.0 7043.5 11% 59% 2.3% 18.1% 20.4% 國內總資本構成 “一五”(51-56) 35.8 72.4 108.2 33% 67% 3.5% 7.2% 10.7% “二五”(56-61) 87.1 115.4 202.5 43% 57% 6.6% 8.8% 15.4% “三五”(61-66) 168.7 166.2 334.9 50% 50% 8.4% 8.3% 16.7% 年度(66-69) 221.2 308.4 529.6 42% 58% 7.2% 10.7% 17.3% “四五”(69-74) 332.4 495.7 828.1 40% 60% 7.2% 10.9% 18.1% “五五”(74-79) 779.1 979.9 1759.0 45% 55% 9.5% 11.7% 21.2% “六五”(80-85) 2012.2 1916.5 3928.7 51% 49% 11.1% 10.5% 21.6% “七五”(85-90) 3686.8 4179.4 7866.2 47% 53% 10.7% 12.1% 22.8% 資料來源：根據印度中央統計局的《全國財務統計新輯》1988年2月號。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頁。

　　從1951年至1990年三十年間，盡管國營部門國內總儲蓄有很大的發展，但私營部門一直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在國內總資本構成中也占據著相當的優勢。也就是說，是私人經濟占據著國民財富的主體。而“印度私營部門的禍根在于，它有一部分人是由高利貸者變成的企業家，這些人只將工業發展視為賺錢的手段，其他一切都不顧”。79

　　國家對工業化發展控制不足不僅導致國家對私人資本的依賴，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對國際資本的依賴。這在對印度每年生產的國民財富在反哺勞動者之前，在地主、資本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個外來的財富截流者。

　　1973-1974年間，在印度外國公司有540個(其中英國公司319個，占外國公司總數59%;其次是美國公司88個)，外國公司資產為179.1億盧比， 1978-1979年多國公司減少到358個，但外國公司資產卻增長到240.1億盧比。與1973-1974年比公司減少了66%，而資產卻增長了74.6%。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多國公司分公司

　　公司所在國 公司數量 公司資產(億盧比) 1973-1974 1978-1979 1973-1974 1978-1979 英國 319 189 123.9 165.9 美國 88 64 38.1 53.5 日本 21 17 2.4 6.4 法國 8 7 2.3 5.1 荷蘭 6 5 2.6 2.4 南斯拉夫 3 3 5.3 0.5 其他 95 73 4.5 1.3 總計 540 358 179.1 240.1 資料來源：《公司新聞評論》，1980年6月號。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頁。

　　1973-1974年度，1978-1979年度在農業、礦業、加工制造、建筑、公用事業、商業、貿易、金融及服務等領域中，外國公司投資在商業貿易和金融領域最為集中，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的多國公司分公司的產業分布

　　產業 公司數量 資產(億盧比) 1973-1974 1978-1979 1973-1974 1978-1979 農業及相關活動 115 85 22.3 22.7 礦業和采石業 7 7 3.7 3.5 加工和制造業 80 47 22.0 15.1 建筑和公用事業 32 21 4.6 10.2 商業、貿易和金融 154 68 123.1 183.8 交通、通訊和倉儲 39 35 0.4 0.6 服務 113 95 2.9 4.2 總計 540 35.8 179.0 240.1 資料來源：《公司新聞與評論》。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頁。

　　表中商業貿易和金融業中外國資產所占比例最高：1973-1974年度為69%，1978-1979年度進一步上升為77%。而加工制造業則從12.3%下降到6.3%，這說明國際資本在印度的投資多屬投機而非生產性質，他們對改善印度工業技術沒有興趣。下面的數據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印度私人公司向國外匯款(億盧比)

　　年份 利潤、股息、利息 專利權和技術費 總計 1960-1961 1.14 (48.5%) 1.21 (51.5%) 2.35 (100.0) 1970-1971 6.94 (72.8%) 2.59 (27.2%) 9.53 (100.0) 1977-1978 10.09 (67.9%) 4.77 (32.1%) 14.86 (100.0) 1979-1980 9.30 (70.1%) 3.96 (29.9%) 13.27 (100.0) 括號內為所占匯款總額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P.莫霍南•皮萊的《印度技術依賴的變化趨勢》，特里凡得瑯研究中心主編的《勞

　　動報》193卷。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

　　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79頁。

　　表中在“利潤、股息、利息”和“專利權和技術費”兩項匯款中，從1960年到1980年，

　　專利權和技術費的匯款數額從51.5%下落到29.9%;而利潤、股息和利息的匯款則從48.5%

　　增長到70.1%。這說明在印度的國際投資更多地是一種食利性而非生產性投資。這種情況80年代以后有所改變，但到90年代末國際投資又迅速從技術密集型領域退出。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產業分布(1980-1997)

　　產業分布 1980年5月 1990年5月 1991-1997年 投資總額(億盧比) 投資總額(億盧比) 投資總額(億盧比) 種植業 3.85(4.1) 26.50(9.8) 49.01(0.33) 礦業 0.78(0.8) 0.80(0.3) 155.76(1.06) 石油和電力 3.68(3.9) 0.30(0.1) 4239.05(28.91) 制造業(1-8) 81.16(87.0) 229.80(84.7) 5451.35(38.28) 1.食品和飲料 3.91(4.2) 16.20(6.0) 757.48(5.17) 2.紡織品 3.20(3.4) 9.20(3.4) 237.00(1.62) 3.機器和機械工具 7.10(7.6) 35.40(13.1) 328.30(2.24) 4.運輸設備 5.15(5.5) 28.20(10.4) 710.82(4.84) 5.金屬和金屬產品 11.87(12.7) 14.10(5.2) 732.25(6.08) 6.電氣和電子產品 9.75(10.4) 29.50(10.9) 790.72(5.44) 7.化學和附屬產品 30.18(32.3) 76.90(28.4) 1007.59(6.88) 8.其他制成品 10.00(10.7) 20.30(7.5) 880.89(6.01) 服務業 3.85(4.1) 14.00(5.1) 4590.86(31.32) 總計 93.32(100.0) 271.40(100.0) 14662.18(100.0) 括號數為占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1985年、1993年〈印度儲備銀行公報〉;1997年12月《印度投資中心新聞通訊》。轉引自文富德、陳繼東編著：《世界貿易組織與印度經濟發展》，巴蜀書社2003年版，381頁。

　　從1980年起，在印外國投資大幅向制造業集中。1980年，制造業占投資總額的87%，而服務業為4.1%;到1990年制造業略降到84.7%，服務業略升到5.1%;在1991年至1997年間，制造業領域國外投資卻猛跌至38.28%。而在技術成本較低的服務業中，國外投資則接近制造業為31.3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技術密集的制造業領域，從80年代到90年代末，外資直接投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化學和附屬產品，從32.3%下降到6.88%;其次是金屬和金屬產品，從12.7%下降到6.08%;機器和機械工具，從7.6%下降到2.24%;電氣和電子產品，從10.4%下降到5.44%;其他制成品，從10.7%下降到6.01%。近20年中惟有技術成本較低而利潤較大的食品和飲料產業外資投資保持上揚，從4.2%上升到5.17%。這說明，80年代之后，外資逐漸從技術密集產業領域退向低附加值的產業：技術密集的程度與外資退出的程度大體成正比。

　　尼赫魯在其任內的經濟發展中放縱私人資本的結果是使其成為國家經濟活動中的主導

　　力量，但印度政府并未能由此得到相應的財政回報。

　　私人經濟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國家由其得到的稅收卻呈累退狀態。印度稅收有三大來源，

　　即所得稅、財產稅及商品稅。前兩種屬于直接稅的主要稅種，后一種為間接稅的主要稅種。

　　1951-1952年度，對收入及財產的征稅占各邦稅收總額的47%;商品稅占各邦稅收總額的

　　53%。但到1992年度，直接稅下降到總額的17%，商品稅則上升到總額的83%。80直接稅

　　涉及大資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稅則涉及百姓生活。印度對個人所得稅實行累進稅制。其目

　　的在于減輕人民負擔，縮小兩極分化。但印度的稅收結構變化表明，印度政府在大資本面

　　前步步后退，而不得不將財政負擔轉嫁到中低收入階層和一般勞動人民身上。其結果只能是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加深，國家財政赤字日益擴大，國家干預經濟的能力日益萎縮，政府對社會公正所作的承諾日益失去信用。國家稅收的累進制度最終蛻變為對中小階層增加負擔的制度。

　　沒有人民支持的政府是軟弱的，沒有人民消費力的國家經濟是不可持續的。片面生產力的提高并不是國家力量提高的標志，而不受控制的私人經濟則必然導致國家生產力的片面發展。只有國家生產力與消費力同步提升的全面生產力才是國家力量的提高。在絕對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不斷增值成了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而資本增值的前提離不開其產品的市場實現率。這樣商品與市場的關系便成了利潤實現程度及資本增值成程度的關鍵。私營企業以利潤為絕對目的的特性對國家生產力的片面發展可能是有利的，但對國家全面生產力即生產與市場統一的生產力發展則是不利的。在私人資本為主體的生產關系中，為了利潤，生產絕對要壓低消費;而失去了有效的消費，生產就失去了有效市場;而失去了有效市場，生產就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81而消費的主體就是國家全體勞動者為主體的公民或人民，82從這個意義上說，全面的生產力，就應當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生產力;人民是國家最大的消費群體，所以人民市場，從而統一的國內市場和民族市場，則是國家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和生長基礎。

　　印度土地改革的失敗，對印度的未來造成致命性的損害在于它弱化了工業發展的根基即民族市場。民族市場的基礎是國家的人民市場。由于國內國際私有權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領域的層層截流，使作為生產主體的全體勞動者在為社會提供財富的同時卻得不到相應的反哺。其結果便是日益增長和高比例的貧困人口在印度的長期存在。

　　1973-1974年印度計劃委員會把農村和城市的貧困線分別定為每月49.1盧比和56.6盧比。世界銀行采用由全國抽樣調查和印度統計局確定的貧困比例的評估方法。由此1977-1978年度的貧困線標準是農村55.2盧比，城市68.6盧比。1983年農村為89盧比，城市為112.2盧比。世界銀行還將低于貧困線75%的水平確定為極度貧困的標準。據此計算出1970-1988年印度貧困和特困人數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1970-1988年印度貧困人口數及所占比例

　　貧困人口數(億) 貧困人口比例(%) 貧困線以下 1970年 1973年 1988年 1970年 1973年 1988年 農村 2.368 2.521 2.522 53 44.9 41.7 城市 0.505 0.647 0.701 45.5 36.4 33.6 全印度 2.873 3.117 3.223 52.4 42.5 39.6 極度貧困線以下 農村 1.346 1.281 1.236 30.1 22.8 20.4 城市 0.284 0.315 0.329 25.6 17.7 15.8 全印度 1.630 1.596 1.565 29.8 21.8 19.2 總人口 5.476 7.332 8.137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研究報告：《印度：貧困就業和社會福利》(1989)。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15頁。

　　我們看到即使到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計劃即將結束之際，印度全國仍有40%的貧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從1970年到1988年印度貧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時絕對貧困和特困人口數量卻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國家貧困線人口所占比重為28.6%(中國為4.6%)，印度日均消費1國際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達34.7%，(中國2001年為16.6%),日均消費2國際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國2001年為46.7%)。83

　　這樣高比例的貧困人口無論如何也不能支撐印度工業擴張的可持續性。數據表明，1960-1961年度，印度社會底層的50%的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僅占農村工業消費品總額的19%和21%，而20%的農村和城市上層富人卻占農村工業消費品總額的55%和54%。1973-1974年度，這種比例仍無改變：農村底層的50%人口占工業消費品的21%，城市底層50%的人口占工業消費品的20%;而只占人口20%的農村富人和城市富人卻各占工業消費品的53%和54%。84失去人民消費從而失去國內購買力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業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支撐。這可從下表1950年到1985年30多年間印度三大產業凈產值增長的情況中得到反映。

　　按生產要素成本計算的國內凈產值的增長率(按1970-1971年度價格計算)

　　部門 國民凈產值的年增長率(%) 1950-1951

　　至1960-1961 1960-1961

　　至1976-1977 1970-1971

　　至1984-1985 第一產業 3.0 1.6 1.8 農業 2.9 1.5 2.9 林業 2.3 4.6 4.0 漁業 5.5 4.4 5.7 礦業與采石業 5.8 4.8 1.8 第二產業 5.4 5.0 4.2 制造業 5.7 4.8 4.5 建筑業 4.3 4.5 2.2 電氣、供氣與供水 10.9 10.1 7.6 第三產業 5.9 4.6 4.8 貿易交通運輸 5.4 4.9 5.1 公共管理與防務 4.9 7.2 9.2 其他服務行業 3.2 1.9 6.8 總計:國內凈產值 3.8 3.2 3.7 資料來源：根據印度中央統計局白皮書《1970-1971年度至1976-1977年度國民核算統計》(1979年1月)和印度儲備銀行《1985-1986年度貨幣與財政報告》編制。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頁。

　　我們看到30多年間，印度工業增長率持續下降，這與第一產業農業萎縮性增長的進程

　　是一致的。這里應當注意的是，在這30多年中，印度制造業增長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第三產業。第二產業中制造業增長率持續遞減。這說明印度工業增長率的提高不是靠工業技術和生產領域而是靠非生產性的防務領域和流通服務領域拉動，因此其間的GDP的提高，并不表

　　明印度工業在這30年間的進步。下面的材料進一步證明了這個判斷。

　　1950-1990年印度按生產要素成本計算的國內凈產值分布情況(按1980-1981年度價格計算)

　　部門 百分比分布 1950-1951 1970-1971 1980-1981 1989-1990 I第一產業 58.3 47.8 41.2 35.2 農業 50.1 41.8 36.4 31.5 林業 6.4 4.3 2.8 2.4 漁業 0.7 0.7 0.9 2.4 礦業與采石業 1.1 1.3 1.3 1.3 II第二產業 15.5 21.2 23.0 25.5 制造業 11.4 15.3 17.0 20.0 建筑業 3.4 5.2 5.2 4.3 電氣、供氣與供水 0.3 0.7 0.8 1.2 III第三產業 26.6 31.0 35.8 39.3 貿易交通運輸 10.7 13.8 16.4 — 金融與房地產 7.3 7.3 8.4 — 社會服務和勞務 8.6 9.9 11.0 — 總計(I+II+III) 100.0 100.0 100. 100.0 資料來源：根據《國民核算統計》(1990)、《1980-1981年度至1985-1986年度國民核算統計新系列》(1988年2月)和CSO《快速估算值》(1991)編制。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頁。

　　上表反映了印度獨立后40多年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即產值主要集中在流通領域。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由26.6%增至39.3%，高于前兩個產業。其中貿易交通運輸領域的產值比重由1950-1951年度的10.7%增至1980-1981年度16.4%，社會服務由8.6% 上升到11%。金融與房地產由7.3% 增長到8.4%。而40年間農業產值比重由58%下降到35.2%，而工業僅從15.5%增至25.5%。這說明印度產業泡沫化傾向日益嚴重。

　　過于龐大的私有產權加上泡沫化經濟，導致國家發展成本及其對貨幣的需求無謂增大，這反過來又拖累了國家經濟發展。“二五”計劃公營部門投資的資金來源預定：25%靠國家財政收入結余，25%靠發行公債和儲蓄籌集，其余50%計劃依靠財政赤字和外援解決。但在具體實施中，有些指標難以落實。公營部分計劃投入的資金特別是外匯不能完全落實。由于進口糧食需要外匯，計劃執行不到三年，就爆發了外匯危機。英鎊存款動用了80%，外匯儲備從74.6億盧比下降到14.2億盧比。政府只得壓縮投資，嚴格控制進口。其次，在實施計劃的過程中政府籌集的資金也不能落實(主要是原來估計的稅收落空，政府不得不增加財政赤字并爭取外援。“二五”計劃以前的八年中，印度接受外援48億盧比，“二五”期間猛增256億盧比。外援以美援為主。外援在公營部門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的9.6%上升到22.48%，由于壓縮進口，結果鋼鐵、重型機器、化肥、重型電機、水泥等許多產品的產量指標都未能完成。社會兩極分化進一步加重。“三五”期間從國外籌款239億盧比，占公營部分總支出的約28%。到1966年印度的外債達250億盧比。尼赫魯不無遺憾地說：“計劃的執行幫助了富人而沒有使窮人受益。”85前5個五年計劃(1951-1979年)設想的總支出為6980億盧比，第六個五年計劃(1980-1985)打算投資9750億盧比，但實際投資在11000億盧比以上。這迫使印度政府長期實行財政赤字政策。86對此，學者們看得明白，經濟學家普納布•巴丹說：

　　印度經濟低增長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結構。國家對工業資本家階級、富農階級和白領工人在內的自由職業階級安撫政策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資金用去滿足占統治地位的有產階級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時，資金也就耗盡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滲透經濟各方面的因素是三個有產階級工業資本家、富農和自由職業階層的沖突。結果形成了用以滿足統治聯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補貼和優惠制度，致使用于資本積累的資金被吞蝕，非發展費用無限制地繼續增加”。87

　　印度裔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tya Sen)也一言中的，他說，

　　印度的失敗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長上。88

　　分配問題說到底還是生產關系問題。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獨立之初不徹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來不得不付出的幾乎是天價的國家發展。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工業的發展。由于中國土地改革的成功，農業為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支撐動力。如下表所示：

　　中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年份 農業勞動者占社會勞動者的比重 農業總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 農業凈產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產值占輕工業總產值的比重[1] 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額的比重[2] “一五”時期 81.3 38.2 50.6 83.5 75.0 “二五”時期 69.0 23.9 36.9 76.5 71.5 1963-1965年 82.1 31.7 47.2 73.3 67.9 “三五”時期 81.4 30.8 45.2 68.7 75.6 “四五”時期 78.5 25.7 39.6 70.9 68.0 “五五”時期 73.7 24.4 38.4 68.8 55.9 “六五”時期 68.9 28.1 43.0 68.9 43.0 [1]按不變價格的總產值計算。

　　[2]按外貿部門業務數字計算。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頁。

　　我們看到中國從“一五”到“六五”期間，盡管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在普遍下降，但其對工業的增長仍起著“半邊天”的作用。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產值占輕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一五”到“六五”期間一直保持在65%以上。

　　其次，由于廢除了私有制度，中國農業對工業的貢獻還通過特殊的“剪刀差”形式表現出來。這從國家內部解決了中國工業化初期階段不可回避，而印度國家發展始終不能解決的“原始積累”難題。

　　據測算，中國農業部門每創造100元的價值，通過剪刀差轉移到工商業部門的價值量，1957年是23元，1978年25.5元。1979年糧食統購價格提高20%，超購部分提價20%，超購加價從20%提高到50%。綜合價格一次提高幅度達49%。即使這樣，農業轉移出去的價值量仍為10元。另據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計劃經濟25年間，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總額估計在6000億-8000億元。而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國家工業固定資產總計不過9000多億元。89學術界可能對這些數據有不同的估計，但“中國的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主要源于農業”90的判斷離事實應不會太遠。

　　正是由于中國實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國才有可能在城鄉之間實行這種特殊的價值轉移形式，這種形式又使中國政府有可能在不依賴國際和國內私人資本的條件下擁有充足的資金投資工業和國家基本建設，并由此創造出世界工業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如下表所示：

　　中國基建投資中農、輕、重投資比例(單位：億元)

　　年份 基建投資 農業投資 輕工業投資 重工業

　　投資 占基建投資的比例(%) 農業 輕工業 重工業 “一五”時期 588 41. 8 37.5 212.7 7.1 6.4 36.1 “二五”時期 1206 135.7 76.6 651.7 11.3 6.4 54.0 1963-1965年 422 74.5 16.5 193.7 17.7 3.9 45.9 “三五”時期 976 104.3 42.6 498.9 10.7 4.4 51.1 “四五”時期 1764 173.1 103.0 874.9 9.8 5.8 49.6 “五五”時期 2342 246.1 156.3 1075.5 10.5 6.7 45.9 “六五”時期 3410 172.8 234.5 1312.5 5.1 6.9 38.5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頁

　　我們看到，從“一五”到“六五”，工業基建投資一直是以高于農業基建投資的倍數的規模上進行，這如果沒有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轉移到工業上的資金，中國工業的這種擴張式的投資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使這樣，中國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產值占輕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這可以算是歷史上工業化進程中的奇跡了。這個過程，可能是痛苦的，但從長遠國民經濟結構改造的效果看，卻是值得的。1953年毛澤東同志對此事前有一個比較客觀的估計。他說：“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91比較印度工業道路漫長低效的歷程，我們會清楚地看出，中國當時提速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進程的選擇顯然是正確的，這對中國未來的歷史發展作用是關鍵性的。92如下表所示：

　　中國印度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

　　國別 1971-1980 1981-1985 1971-1985 1991-1994 世界總計 4.1 1.9 3.3 0.6 中國 9.1 10.7 9.7 23.9 印度 4.1 6.3 4.8 3.5 資料來源：1971-1980年;1981-1985年;1971-1985年三期數據來源：《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7)，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頁。1991-1994年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輯：《世界經濟年鑒》1996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頁。

　　中印工業生產指數比較(1985-2002)

　　地區和國家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9 2000 2002 世界總計 109.7 125.7 122.5 122.4 122.8 122.7 113.6 121.2 120.3 中國 176 358 411 524 671 846 148.0 162.5 194.3 印度 142 209 213 221 223 240 125.6 131.9 143.2 1998-1994年數據1980年=100;1999-2002年數據1995年=100 資料來源：

　　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輯：《世界經濟年鑒》1995年，1996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頁。中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頁。

　　我們曾在本報告第一部分根據印度和中國1820-1952年的一系列經濟發展數據得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時期的印度盡管在經濟GNP總量和經濟發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國，但在發展潛力方面，印度領先于中國”的判斷，但由于印度土地改革的失敗和工業領域私人資本的壯大發展，印度在相對擺脫了封建的和殖民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束縛后，其生產力又再一次步入新的具有濃重買辦色彩的國家資本主義陷阱。生產關系再次束縛生產力，致使印度在獨立之初就沒有將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和看好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使印度在與中國競爭中迅速落后于中國。

　　對此，印裔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有過公正的評價，他認為：

　　“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并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么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93

　　阿馬蒂亞•森是一個對自己祖國有深厚感情、在政治上對中國有偏見、在經濟學領域又比較客觀的學者，因此，他對中國的評價在進行印、中比較研究中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五、原小則鮮94：竭澤而漁的國家財政

　　攜帶著大量私有權而誕生的國家，如果沒有國家對私人資本的有力控制和巨量的高額國際利潤回流以補償國內隨發展而不斷擴大的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那么私有權對這個新興國家而言，就不會是動力，而是國家發展的包袱。英國、美國、乃至日本都是沿著前一條路線發展起來的，而印度及拉美許多國家走的則是后一條發展路線。誠如毛澤東所言，這條路線“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95在前類私有制國家中，私人資本在刺激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國家帶來的社會分化，而這又由海外經濟政治的擴張帶來的大規模利潤回流而得到補償。96在后類象印度這樣的私有制國家中，私有資本刺激了國家經濟的同時，卻沒有能力反哺由此產生的日益分化和萎縮的社會與民族市場。結果只有以犧牲勞動者的利益，從而犧牲民族市場的方式，與前類國家的資本結合并成為前類國家的附庸。

　　蘇聯、中國則是沿著限制，乃至消滅私人資本并由國家控制經濟力量的社會主義道路獲得快速和獨立自主發展的。在這類國家中，國家通過平均消費的方式，將國民財富不經任何產權分流而直接轉為工業化初期急需的“原始積累”。與蘇聯解體的結果不同的是，中國是在保持著國家對經濟和社會控制的前提下，既避免了拉美道路又避免重蹈蘇聯覆轍并獲得經濟持續發展的。97

　　與歐美國家和蘇聯、中國這兩類國家發展道路不同而與拉美一些國家的發展道路相同，印度取得民族革命成功后卻在民主革命問題上卻步不前，除一些宣言式的民主設計外，在生產關系領域中又造就了一個龐大且主導國家經濟的私人資本集團。一方面私人資本創造的生產力巨大擴張，另一方面日益萎縮的人民購買力使人民日益失去市場主體地位。在政府巨大財政開支的保護下人民生活守著最低的消費底線，主動的人民購買能力異化為被動的政府采購能力──這就是外國商人進入印度如不經過政府采購便會一無所獲的真正原因。這與美國居民最終消費快于政府最終消費、日本、西歐等主要國家兩種消費大體同步增降的模式完全不同。981960年到1980年，印度私人最終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80%下降為69%，而同期政府最終消費則從7%增長為10%。991971年至1980年，印度政府最終消費年均增長率為5.7%，而同期印度私人最終消費年均增長率為2.9%。1001990-2002年，印度政府最終消費增長了368% ，而居民最終消費則增長了 311%。101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印度貧困人口在持續增長的同時，印度消費支出也在增長的原因。政府用日益增長的財政支出包養了數量日益擴大的貧困人口。與私人企業不同，政府主管的國有企業，不僅要有利潤指標要求，更重要地是它還要承擔社會公平指標的要求。而后一指標的實現則需要相當的隱形成本支出，這往往使國有企業在單一的利潤指標前與私人企業比失去了競爭力。這不僅是印度，也是所有國家的國家企業在與只有硬性的效益責任而無硬性的社會公平責任的私人企業競爭中連連慘敗的根本原因。印度經濟學家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對國營經濟的評價公平且有價值：

　　如果把私營部門企業的這種財務狀況同中央政府企業的相比，結論是顯而易見的：私營部門企業只比公營企業好一點。如果我們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私營部門企業只有一個目標“最大利潤”，而公營部門企業還必須滿足許多目標并受到許多制約，就更是如此了。102

　　筆者認為，這兩位經濟學家的見解，對評價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益也是有益的。國有企業擔負著社會公平的責任，這本身就需要更大的隱型成本支出，因此僅僅用單一和絕對利潤指標來比較國營和私營的經營效益，是不合理的。因為國有企業創造的不直接表現為利潤效益的社會環境，即使從純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其貢獻也是巨大的。

　　印度國企的所謂“經營不善”，103也導致國企天然承擔社會公平責任的能力喪失。在印度這樣的私有權主導的社會中，這又迫使政府必須為社會公平承擔起越來越大的──這與國企破產率為正比──財政支出并為此對貨幣產生越來越大的需求，在滿足社會公平的前提下以調動其他社會資源。資金的不足又反過來迫使政府被迫實行規模越來越大的財政擴張政策。結果政府成了私人資本之外的日益旺盛的社會對貨幣需求的總代理和龐大的窮人群體的總“保姆”。

　　印度財政支出分為經常賬戶支出和資本賬戶支出兩個部分。前者包括國防、行政支出、有形資產的保養和維修支出、折舊費等純消費性支出;資本賬戶下的支出有債務款、貸款的還本付息、更新改造等增值性支出。印度中央政府財政支出顯示的數據結構表明，印度政府的財政支出中主要部分還是非資本性支出。如下表所示：

　　印度政府經常支出、資本支出及其占支出總額的比例 (單位：億盧比)

　　時間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 經常支出/支出總額 (%) 資本支出/支出總額 (%) 1950-1951 35.0 18.0 66.0 33.9 1970-1971 318.0 249.0 56.1 43.9 1979-1980 1191.6 587.1 67.0 33.0 “六五” 9850.2 5679.0 63.4 36.6 “七五” 23927.4 11658.7 67.2 32.8 1990-1991 7351.6 3178.2 69.8 30.2 1991-1992 8229.2 2912.2 73.9 26.1 1992-1993 9270.2 2991.6 75.6 24.4 1993-1994 10816.9 3368.4 76.3 23.7 1994-1995 12290.2 3937.0 75.7 24.3 1995-1996 13632.8 3582.3 79.2 20.8 1950-1951年度、1970-1971年度的數據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22頁)并根據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其余資料來源：RBI各項公告;中央政府預算備忘錄(RBI銀行)。轉引自中國財政部“財政制度國際比較”課題組編著：《印度財政制度》，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上表可見印度中央財政中經常支出占據著絕對主體地位，大大超過資本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工業化建設之初就面臨巨大的非贏利性的財政支出，這種支出竟占1950-1951年度的66%，而贏利性支出則占33.9%。這巨大的支出多用于消化社會與私有產權間的巨大摩擦并由此成了國家的財政包袱。如果說這只是建國之初國家不得不面臨的暫時現象，那這也不算什么，問題是這種情況在印度后來的發展中反而有增無減。經常支出從80年代后期占總支出的67%上升到90年代下半期的79%，而同期資本支出則從33%下降到20.8%。這說明政府財政促進國家發展的功能萎縮，政府近成一個入不敷出的赤字消費機構。

　　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在于具有資本擴大再生能力的私人大資本企業，卻不是國家稅收的大戶，而資本擴大能力有限的中小經營者卻承擔日益沉重的納稅壓力。

　　印度的稅收(1950-2003)

　　(單位：億盧比)

　　年度 直接稅 間接稅 稅收總額 稅收總額占GDP總值的百分比(%) 1950-1951 23.0 43.0 66.0 6 1960-1961 42.0 104.0 146.0 10 1970-1971 110.0 359.0 460.0 14 1980-1981 369.0 1610.0 1979.0 17 1990-1991 1102.4 4515.8 5757.6 10.1 2000-2001 6919.7 11868.1 18706.0 9.0 2001-2002 6919.7 11612.5 18706.0 8.2 2002-2003 8308.0 13128.4 21626.6 8.8 資料來源：1950-1981年數據參見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頁;1990-199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數據來源參見印度財政部網頁：

　　Economic Survey，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3.pdf

　　印度稅收有三大來源即所得稅、財產稅及商品稅。前兩種屬于直接稅的主要稅種，后一種為間接稅的主要稅種。直接稅涉及大資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稅則涉及百姓生活。納稅的主要部分由本應是贏利最多且有支付能力的大資本家階層暗轉為支付能力日益萎縮的中小經營者和一般勞動者，其結果必然是財政缺口愈來愈大，持續增加內外債務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選擇。104如下表所示：

　　印度中央政府的公共債務及其占GDP比重(1950-2003)(億盧比;%)

　　1950-51 1980-81 1990-91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內債 202.0 4845.1 28303.3 110259.6 129486.2 149958.9 占總額(%) 99 81 90 94 94.8 96.2 外債 3.0 1129.8 3152.5 6594.5 7154.6 5961.2 占總額(%) 1.5 1.9 10 5.6 5.2 3.8 公債總額 205.0 5974.9 31455.8 116854.1 136640.8 155920.1 　　　　　　　　　　　 各項債務占GDP比重 (%) 內債 — 35.6 49.8 52.8 56.7 60.7 外債 — 8.3 5.5 3.2 3.1 2.4 公債總額 — 43.9 52.7 55.9 59.9 63.1 1950-1951數據來源：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41頁。

　　其余各年度數據來源：印度財政部網頁：Economic Survey

　　http://indiabudget.nic.in/es97-98/chap21.pdf;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3.pdf

　　印度獨立之初經濟建設立足于國內，政府債務以內債為主，到2001-2202年度外債持續上升，與1980-1981年度比，外債總額增加了5.3倍，比1950-1951年度增加了2384.9倍。但這并不能解決印度政府的財政困境。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外債大規模增長的同時，內債則以更大的規模擴張。2003年印度政府內債是1980-1981年度的31倍，是1950-1951年度的742倍。以至在2002-2003年度政府債務總額竟占當年GDP的63.1%，在外債大幅增長的同時，其中內債仍占GDP的60.7%。這樣的內債規模，在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中，如果沒有勞動者多數被迫大規模出讓(減少)國民收入和政府不斷向有產者讓渡特權則不能解決。

　　印度政府債務持續高居難下的后果又進一步導致財政赤字的持續擴大。政府采取赤字財政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夠獲得用于實現五年計劃的必要資源。當僅靠稅收和國民借款不足以彌補赤字時，缺口部分就由靠借債彌補。如債務仍不能滿足政府的財政需要，擴大赤字財政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財政赤字(1955-2003)(億盧比) 1955 1960 1965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35.1 64.9 123.6 135.5 160.0 217.6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7年 1978年 1980年 169.8 246.4 348 412 535 930 1980-1981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4-1995 1995-1996 773.3(5.7) 4463.2(8.3) 4017.3(5.7) 6025.7(7.4) 5770.5(6.1) 4601.0(5.8) 1996-1997 1997-1998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6226.6(5.0) 3760.6(6.6) 10471.6(5.4) 11881.6(5.7) 14095.5(6.2) 13130.6(5.3) 括號內為該年赤字占GDP比例 資料來源：

　　1955-1980年數據：《國際經濟和社會統計資料》(1950-198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頁。

　　1980-2003年數據：印度財政部網:Economic Survey

　　http://indiabudget.nic.in/es96-97/TAB21A.HTM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2.pdf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1.pdf

　　從上表可以看出，印度財政赤字基本上主導和推動著印度的財政預算，其規模越來越大。印度政府支出預算的增長速度快于GDP的增速，而且在GDP中的份額呈上升趨勢。在1950-1951年度的以現行價格衡量的GDP中，全部支出僅占GDP的5.66%，到“七五”時，財政支出總額已占GDP的20.64%。105 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從1980年到2003年間，一直在5-6個百分點上下浮動。

　　但是，赤字財政并不是創造國民財富，而只是透支國民資源的手段。當赤字財政走得太遠時，就要破壞支撐國家財政的經濟基礎。

　　財政赤字導致通貨膨脹，通脹引起價格上漲和貨幣購買力下降，如下表所示：

　　印度貨幣購買力變化趨勢(1950-1982) 年份 消費物價指數

　　(1975=100) 消費物價上漲率(%) 　　 貨幣購買力 年下降率(%) 相當于1950年幣值數 1950-1960 25.5-31.2 2.0 2.0 0.817 1960-1970 31.2-57.9 6.4 6.0 0.440 1970-1975 57.9-100 11.5 10.3 0.395 1976 92.2 -7.8 -8.4 0.428 1977 100.0 8.5 7.8 0.395 1978 102.5 2.5 2.4 0.386 1979 109.0 6.3 5.9 0.363 1980 121.5 11.5 10.3 0.326 1981 137.3 13.0 11.5 0.288 1982 148.1 7.9 7.3 0.267 來源《國際經濟和社會統計資料》(1950-198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頁。

　　通脹使政府陷于兩難：通脹結果又推動生產成本上升。如果要阻止價格上升，這又會反過來使投資贏利和投資熱情同時降低。在因貧困人口巨大而使國內市場日益萎縮從而投資機會日益減少的第三世界國家中，政府財政赤字長期高居不下的后果，只能是導致印度政治的頻頻“地震”;政府頻頻更替又加劇了每屆政府竭澤而漁的財政擴張政策。

　　與印度比較，中國生產關系成功改造大大強化了政府控制和利用財政的能力。從1950年到1980年30年間，中國財政收支大體保持贏余狀態，財政赤字擴張只是在開放，尤其是中國進入市場經濟之后才出現其增長高居不下的勢頭。106與印度政府最終消費快于居民最終消費的情況相似，從1950年到1980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增長了4.12倍，政府最終消費則增長了6.09倍。但從1981年到1998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增長了13.2倍，同期政府最終消費增長了12.5倍。107這說明，中國政府財政計劃經濟時期包辦居民基本消費的功能正在減少。由于印度國民財富不能反哺多數勞動者至使印度龐大的貧困人口數量長期存在的現實，包辦窮人基本消費是印度政府至今拋不下的沉重的財政包袱。不僅如此，中國財政與印度財政有本質區別的是，由于建國以來生產關系中的私人產權關系的基本消失，中國的財政，即使在赤字擴張的情況下，支出的主要部分都集中流向生產領域即在印度財政項目中被稱作的“資本支出”領域。數據顯示，在建國之初的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國家財政并沒有在生產資料交易領域作出過多的支出，直到1980年前，政府的債務支出也在絕大多數年份被控制在相當低的比例。108從財政稅收方面看，中國稅收的主要來源是工商稅、增值稅，而企業所得稅在相當的時間內也是比較低的。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的企業主要是以國有企業為主，企業利潤幾乎為國家全額所得并直接用于其他部門的基礎建設。但從2001年開始，中國企業所得稅大幅增長，成為僅次于增值稅的納稅大戶，這可能是中國大幅進行國企改革的結果。109

　　中國和印度所有這些差別的產生，都應從中國建國之初所有制改造比較徹底的歷史經驗中尋找答案。只有在徹底的生產關系改造的前提下，才能產生具有強大宏觀調控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具有宏觀調控能力的政府，有限的國家資源才有可能達到最有效的配置。

　　六、外資外貿：印度國家利潤外向逆循環的重要通道

　　行文至此，有人會問，畢竟印度每年GDP都在增長，難道這不是發展?

　　接著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國民財富在增長的同時，為什么印度的貧窮卻沒有相應下降，印度發展了半個世紀為什么窮人隊伍仍如此龐大。那么，我們不得不在半個世紀后再次追問1960年尼赫魯曾經提問過的老問題：“這些增長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110

　　上面我們研究了印度經濟結構及相應的分配結構。我們看到除了農業、工業再生產必要的積累，及由政府包辦窮人最低微的生存保障及包括國防在內的公共支出外，印度還有相當部分的年增利潤通過不對稱的對外貿易及其與資本中心國家形成的單向反哺即資本中心國絕對受益的交換流向西方發達國家。印度龐大的貧困人口長期存在而導致國內市場持續萎縮，這又迫使印度大資本尋求并依賴海外市場和國際資本，其結果在印度國家經濟體上，外接了一個與資本中心國的利潤逆循環即利潤外哺型管道。而推動這個利潤逆循環流程的主要是外資貿易等部門。

　　資本全球化進程將世界分為資本中心與資本外圍兩大部分。處于資本外圍的國家，如果要想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如果不想像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在徹底消除私有制后暫時退出世界資本體系并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獲得發展，那它就不得不面對現代化起始階段資金和外匯短缺的致命困難。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一是簡化產權結構，降低產品價格中的產權交易成本，在降低國內消費并擴大出口的同時，限制消費品的進口，由此穩定地增加外匯收入和相應的購買并消化國外技術產品的能力。但這只有在產權結構較為簡單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中才能較容易實現。蘇聯、中國等國家就是沿著這條路在世界資本體系之外與資本中心國家進行交換的。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國家經濟不易對國際資本產生絕對依賴并由此為國際資本所控制。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111另一條道路就是，由于保留了龐大的私有產權并由此降低了社會革命的成本，與此相應的代價就是增大了發展成本。龐大的私有產權糾紛需要巨量的貨幣供應來化解，其結果就必然導致對國際金融的依賴，國家經濟由此也容易陷入債務和國際收支赤字的雙重陷阱。如果國內民族市場狹小并持續萎縮，這時國家經濟就必然從對國際資本的相對依賴轉化為對國際資本絕對依賴及由此必然產生的以國際資本為主要獲利方的利潤逆循環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國家的發展成了不發展的原因。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被迫走上了這條道路并由此與西方資本形成了長期的利潤逆循環關系。與英國、美國及蘇聯、中國等國家不同，印度在現代化起始階段選擇了低成本的革命及由此產生的高成本的發展道路，與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尼赫魯的愿望相背的是，印度竟也沒能逃出拉美道路的命運。

　　印度獨立之初接受外援意在彌補國內儲蓄不足、提供外匯和增加技術進口。隨投資率的上升，外匯開支增加并很快超出國家財政能力。從1972-1973年度以來，印度面臨嚴重的外匯危機，由此爭取外援就成了制約國家發展的問題。如果外援利用得不好，那它就很容易轉化為外債問題。下表反映了印度30多年間外援流入量及還本付息情況。

　　印度70至80年代外援流入量及還本付息情況（單位：億盧比）

　　1979-1989年資料來源：印度政府《經濟調查(1991-1992)》編制，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頁。

　　上表表明，外援對印度而言日益成為債務包袱：表中所列18個年度中，還本付息數額超過外援總額一半的竟有14個年度。1972-1973年度、1978-1979年度本息竟占外援總額的80%以上。這樣帶來的后果是凈外援的同比減少。從1969年到1991年間，印度凈外援流入的總額在增長的同時，其在外援總額中的比例卻在下降，從54.2%降為36.1%。其中有1/3強的外債是以利息的形式償還的。這說明印度國家經濟已陷入以債還債的債務“利潤逆循環”慣性運動之中。下表顯示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持續惡化。

　　印度1990-2003年度外援流入量及償還情況。（單位：億盧比）　　

　　印度財政部網頁：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64.pdf

　　我們看到從1990-1991年度到2002-2003年度期間，外資流入印度已表現出絕對“利潤逆循環”特征。其間，用于還債的總額從占外援總額的68%，猛增到79.3%.;凈流入量與外援總額之比在同期內從32%狂落至20.7%。這說明印度每年從海外得到的外援已失去了積極的援助作用并日益異化為消極的債務負擔。在日益增長的外援數額中，可資有效利用的部分只有約25%。其余約75%則以利息或其他形式返流援助或投資國。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外債清償（億盧比）

　　資料來源：印度政府：《經濟調查(1988-1989)》。轉引自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頁。

　　上表表明，印度現代化從一開始就在背負國際資本的高額剝削中前行，而幾乎占債務一半的而又不能拖延的利息償還使印度所得外援的作用大打折扣。利息數額的增大是由于印度對高利息的商業貸款需求所致。

　　印度的外債（1984-1991）（億盧比）

　　資料來源：印度政府：《經濟調查(1991-1992)》。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頁。

　　從1984-1991年，印度得到的國外政府貸款從占貸款總額67.2%下降到66%。而商業貸款則從18%上升到26.6%。這種狀況在1991年至2003年間并未好轉。如下表所示：

　　印度主要外債（1991-2003）（億盧比）

　　根據印度財政部提供的數據計算。

　　參見印度財政部網頁：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84.pdf

　　我們看到，從1991年到2003年，印度從國家間政府借貸的中長期外債，在原有基礎上增長了2.1倍，沒有優惠條件的非政府外債翻番增長到4.2倍，商業借貸也同樣翻番增長到4.4倍。而后兩項恰恰是沒有優惠條件和高利息的債務。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核試后，從IMF流入印度的借貸突然中斷，這迫使印度的商業借貸總額大幅上升。這說明當政治上受到國際壓力時，印度對國際依賴反倒更深，更加不能自拔，而不是更加獨立自主。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印度的對外貿易。

　　印度的外貿也是推動印度國家對外“利潤逆循環”的領域。如果說，在英國殖民地時期，印度外貿是通過巨大的順差來反哺宗主國英國的。這時印度必須通過順差來平衡印度對英國單方的轉移支出，包括英國在印度的文武官員的工資和年金、英鎊借款的利息和英國在印資本投資的紅利。獨立之后，由于印度土改的失敗，印度農業在落后的生產關系的束縛下持續萎縮，農業生產的下降又限制了工業的市場。其結果是印度在從西方大量進口工業品的同時，其出口因工業生產力受到日益萎縮的國內市場的限制而不能吸收西方技術，從而使印度出口長期保持在以低附加值初級產品為主的水平，其結果是對外貿易長期保持居高不下的赤字，而國際貿易地位日降。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對外貿易（1949-2003）（億盧比）　　

　　資料來源：印度財政部網頁：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71.pdf

　　我們看到，印度在獨立后不久就陷入外貿逆差之中，這導致國家急需的外匯出現短缺。1966年印度實行年度計劃，并于6月將盧比貶值36.5%，以刺激出口。同時政府還宣布59個行業實行自由進口政策，但情形并未好轉。從1965-1967年間，貿易逆差從-59.9億盧比上升到 -92.1億盧比。1968-1969年，農業豐收，谷物進口減少貿易赤字大幅下降，1972-1973年度印度出現獨立以來首次的10.4億盧比的貿易順差。1976-1977年出現僅.6.8億盧比的外貿順差。“五五”計劃的最后一個年度(1978-1979)，國際石油危機的出現使印度貿易赤字上升，這迫使印度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申請巨額貸款。但貿易狀況持續惡化。此后印度貿易逆差便一發不可收拾。從“六五”第一年度的272.5盧比飆升到2002-2003年度4206.9億盧比。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從1950年的獨立之初至2003年的53年的漫長歷史中，印度國家外貿竟只有個年度的順差，這在世界大國經濟發展史中也算上是一個“奇跡”!這無論如何已不能用“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得到合理解釋。

　　長期的外貿逆差嚴重損壞了印度的貿易條件，其出口在國際上的比重從1948-1949年度的2.2%下降到1976-1977年度的0.6%，這還不如印度獨立當年的2.2%。112如果以1968-1969年度為100，印度的貿易條件也嚴重下降。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貿易條件（1968-1969年度=100）　　

　　資料來源：印度儲備銀行：《印度經濟主要指標》1975、1977、1979。轉引自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印度經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頁。

　　巨大的貿易逆差最終導致印度同期經常項目赤字持續擴大。如下表所示：

　　1950-1999年印度經常項目收支情況（單位：億盧比）

　　*無形收支主要由旅游收入、投資收入和國外僑民匯款三部分構成。

　　資料來源：“一五”至“七五”數據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頁。

　　1990-1991年度至1998-1999年度數據參見：印度財政部網頁：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62.pdf

　　導致印度長期國際貿易從而國際收支巨大赤字的原因，與其說是政策性的，不如說是結構性的。與國家財政赤字的作用一樣，在特定的時期，尤其是在國家現代化初期需要大規模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利用后發優勢實現國家跨越式發展時期，外貿逆差對國家發展是有利的。但如果這種現象貫穿著國家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那就不是一般政策性調整問題而是結構性調整問題。經濟結構，如果是產業結構問題，這種問題可以通過改革解決;如果是生產關系鑄定的骨骼性結構問題，這種問題是在國家建設之初就已形成，在國家成長起來之后，除非發生社會革命，就不可改變。結構決定效益，也天定了國家發展模式。印度的財政赤字、國際收支赤字及貿易逆差的長期存在和持續擴增，與擁有巨大市場潛力，并且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巨大份額的英美國家存在的同類現象不同：在英美國家，由于他們擁有巨大的市場條件，他們的赤字和貿易逆差可以使來年的生產規模得到擴張并使國民財富在市場中形成擴大再生產的資本。而印度則不同。印度在前兩個五年計劃中大量進口，但卻沒有在后幾個五年計劃中轉化為資本及相應的生產力，也沒有由技術應用和創新而形成出口替代。這我們可以從印度的主要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結構得到明確的認識。

　　1951-1991年間年均主要進口商品（單位：億盧比）

　　資料來源：《印度儲備銀行公報》和印度儲備銀行《貨幣和金融報告》(1990-1991年度)，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頁。

　　我們看到，印度30年間進口產品增長量最大的是印度短缺的石油產品和技術含量較高的機器類產品。前者與20世紀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和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有關，后者則與印度對西方的技術依賴有關。而印度技術對西方技術依賴的原因又在于由于農業的萎縮而導致的印度民族市場的萎縮，而民族市場的萎縮又導致引進的新技術缺乏消化、實驗和創新的國內基地。在印度工業沒有多少國際市場的條件下，長期依賴西方就成了必然選擇的技術發展路線。對西方技術的依賴必然形成來自西方的高附加值進口產品與印度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交換及必然出現其間的外貿“剪刀差”現象。如下表所示：

　　1960-1992年印度主要商品出口額（單位：億盧比）

　　資料來源：《印度國際收支》，1948-1949年度至1961-1962年度，《印度儲備銀行》和《經濟調查》(1991-1992年度)，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頁。

　　我們看到，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印度出口額最大的依次為手工藝品、成衣、工程機械、皮革棉紗及其制品、茶葉等項。手工制品包括珠寶、化工產品、工程機械和鋼鐵。其中出口的主要部分是珠寶。“1985-1986年度至1989-1990年度，珠寶年均出口額為317.7億盧比，結果，最大的單項出口商品是手工藝品。在1990-1991年度手工藝品出口達616.7億盧比，其中寶石和珠寶就占524.7億盧比。”113這種情況直到整個90年代并沒有改變。2000年印度出口商品價值總額為15956.1億盧比，其中，農業品總值為2501.6億盧比，手工藝品為12753.2億盧比，其中輕紡工業品為最大宗為4017.8億盧比，占手工藝品的價值總額的31.5%;其次就是珠寶出口，為3271.6億盧比，占手工藝品價值總額的25.7%，其次才是技術含量較高的機器及運輸設備，為2225.1億盧比，占手工藝品價值總額的17.4%。114

　　這說明印度出口工業品技術含量較低，低附加值的工業品出口與印度高附加值的工業品進口局面正好形成一個價值剪刀差。而印度的國際收支逆差的持續擴大和長期存在，便是這種國際“剪刀差”的直接后果。如果說，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農業之間的“剪刀差”是為了國家基本建設的原始積累，而印度與西方國家之間長期保持著這種“剪刀差”則是印度對西方貿易間“利潤逆循環”即在表面平等交換的過程中印度向西方提供超額利潤的重要形式。中國國內“剪刀差”的結果是國家為進行工業化實現快速資金積累，而印度的對外貿易“剪刀差”的結果則是在利潤逆循環中反哺資本中心國家，并使本國在經濟基礎即國內市場在日益萎縮中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潛力。長期研究印度問題的中國學者孫培鈞、華碧云、張敏秋、高鯤合著的《印度的壟斷財團》正確指出了印度經濟結構性的矛盾所在：

　　由于農業發展速度十分緩慢，更由于農村中封建半封建剝削依然存在，廣大勞動人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貧苦農民處于半饑餓狀態下，社會購買力極端低下，工業品市場非常狹小，致使工業生產能力大量閑置，設備開工率嚴重不足。日積月累，政府的財政困難日趨嚴重，外匯危機頻頻發生。 面對工農業生產比例失調、工業生產能力與國內有效購買力脫節以及財政虧空與外匯赤字的錯綜形勢，印度政府不得不向國外尋找商品和資本輸出場所。115

　　現在人們在談到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時，往往列出一大串印度近年來驕人的GDP增長速度，并以此證明“在21世紀前半期，印度將成為世界經濟大國還是可能的”。116但問題是僅僅GDP增長并不能說明問題。如果增長并不能有效地轉化為國民收入和國民財富，那這樣的GDP就對國家的發展，除了維持就業外，就可能反倒不利。這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們這里指出的是“國民收入”和“國民財富”而不是一般意義的收入和財富，而是屬于本國公民而非他國公民，屬于本國而非他國的財富。 國民收入與國民財富，首先是“國民的”而非“國際的”。其標志就是這種由國家全體國民生產的財富首先是反哺國家和全體國民而不是反哺世界其他國家和他們的國民。僅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說國家的GDP增長是有意義的。以此為標準，印度的GDP增長很難說是積極意義上的國家發展和國民財富的增長。

　　與幾乎是和印度同時起步的中國作比較，我們會對上述結論有更深刻的認識。由于中國經濟結構改造從遠比印度深刻的生產關系改造入手，這使得中國比較徹底地消滅了在半殖民地時期，因過多的利潤截流而使國內市場萎縮的私有制生產關系。使生產與消費直接統一并在政府有力的宏觀調控下協調發展。生產只有在可持續消費力的支持下才會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而只有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支撐，國家外貿才可以擺脫與西方發達國家交換中的“剪刀差”和“利潤逆循環”命運。從1950年到2003共計53年間，中國只有19年的外貿逆差。它們分別集中在1950-1955年、1960年、1975-1976年、1978-1981年 、1984-1989年和1993年間。而這些年中國大多處于經濟轉型或調整期，這期間的財政擴張政策是可能理解的。與印度的需求一樣，新中國建國之初，現代化正處起步階段需要大量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其次是1977-1980年，此時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啟動，中國需要擴大進口。發生在這兩個時段的貿易逆差有利于中國經濟。從1984-1989年中國經濟出現泡沫化現象，這一時期的的外貿逆差加重了國民經濟泡沫化程度，并在1989年引起社會動蕩。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政府擁有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這使中國能在1990年迅速調整國家投資政策并于次年消除外貿逆差并在未來年份保持有史以來最高的順差額。117

　　在進出口商品結構方面，中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上升較快。根據中國海關歷年進口商品分類金額，初級產品進口小于工業制成品進口。在初級產品中進口量較大的是非食用原料類和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類。在工業制成品中，進口額較大的是機械及運輸設備類。在同期出口商品中，增長最快的是工業制成品：從1980年到2003年初級產品出口，從91.14億美元，增長到348.12億美元，增長了2.82倍而同期工業制成品出口則從90.05億美元增長到4034.16億美元，增長了43.80倍。這說明中國大體已實現了從初級產品出口轉向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但與印度相似的是，中國出口的各項工業制成品中，雜項制品始終處于出口的“龍頭”地位。而工業制成品進口中的“龍頭”地位，則由技術含量較大的機械及運輸設備長期獨占。118這說明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中的技術含量較同類進口產品低，還是處在以資源換技術的地位。這種外貿利潤“剪刀差”現象在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存在著的。但中國并沒有象同期印度那樣形成對西方技術愈卷愈深的絕對依賴關系，而是合理地處在進口替代向出口替代的轉型的進程之中。中國這種轉型的初步實現，不能不歸因于20世紀50年代比較成功的生產關系改造，從而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和國內市場的有效開發。而生產關系的徹底改造是印度與中國在半個世紀之中產生差距的關鍵原因。

　　七、印度IT：依附于國際資本中心的外圍產業

　　20世紀90年代始，印度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很快。1970-1971年度，印度信息技術產業的產值不足17.3億盧比，119到2002-2003年度猛增為9700億盧比。如下表所示：

　　印度IT產值增長基本情況（1997-2003）（億盧比）

　　資料來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報告，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由上表看到，從1997年至2003年間，2002-2003年度印度IT產值比1997-1998年增長了2.02倍，總額中軟件出口在原有基礎上增長了6.1倍，而軟件內銷量才增長2.9倍。附加值較高的戰略性電子產品增長最慢，只在原有基礎上增長了1.8倍。占產值總額主體部分的是附加值較低的日用電子產品，增長了0.82倍。這說明印度IT業增長是靠海外市場拉動，而且推動IT出口的產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產品。印度IT產業的這種依附性的特點，在下表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印度電子產品出口情況（億盧比）

　　資料來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報告，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上表表明，近年迅猛發展的印度IT產業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經濟自主推動而是由國際，尤其是由資本中心國家的經濟需求拉動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項目中，西方從印度進口需求最小的是戰略性IT產品，需求量最大的則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產品。從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戰略IT產品出口竟只有1億盧比，而從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戰略性IT產品竟沒有數據。是沒有統計，還是西方對印度不再有此類產品的進口需求，我們不得而知。但這至少表明，國際資本中心國對印度IT產品的需求對提高印度IT產業的技術，尤其是有利于鞏固國家安全的核心技術的進步，不會有太大的幫助。而造成IT產業這種依附性發展的原因又在于長期處于萎縮狀態的印度民族市場，40%左右的貧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產品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和IT技術的國內培育和開發條件。這可從與自主型的中國IT產業的比較中看出。

　　中國沒有被稱作IT大國，是由于中國IT產業沒有像印度那樣過度依賴海外市場。1990年到2002年印度千人中擁有計算機從0.3臺增長到7.2臺，同期中國從0.4臺增長到27.2臺。120沒有國內硬件消費的支撐，軟件消費就不可能有國內市場。2000年，筆者曾在印度尼赫魯大學作訪問學者，到財務處交費時，只見財務報表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半個房子堆的都是賬本。整個大廳沒有一臺電腦。我到該校國際政治系，只有一臺386型的電腦，還經常不工作。我等一個電子郵件往往要等一兩個小時，打字員用的打字機跟英國工業革命時候的差不多，工作起來響聲很大：整個行政大樓都是這聲音，跟工廠一樣。這種情況說明它國內IT產業缺乏國內市場支持。中國IT產業由于有相對強勁的國內市場支撐，中國的IT技術也有了相對好的培育開發條件。這最終導致印度與中國在國際高科技競爭中大幅拉開距離。如下表所示：

　　印度和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制成品出口額的比重（1990-2002） （%）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頁。

　　IT人才是IT產業的核心。從某種意義說，IT人才培育也是IT產業的一部分，這在印度是一個發展較好的部門。但由于印度民族市場吸收人才的產業潛力有限，這兩大部門實際上也成了向海外資本提供人才“產品”的新部門。與印度經濟快速發展與其外向利潤逆循環流速同步的現象一致，印度教育與IT業較快發展與人才失業和流失海外的數量也同步增長。1978年印度科技人員失業人數從1978年的23.7萬上升到29.07萬。其占全印科技人員總數的比例分別為12.2%和14.9%。印度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失業人數1980年29.07萬，1985年初為24.41萬，分別占參加經濟活動的高校畢業生總數的14.9%和9.9%。1978-1979年度印度大學生失業人數為69.55萬。1982年升為142.65萬，失業率為10.2%和15%。121印度雖然培養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但外流現象十分嚴重。20世紀70年代有78%的留學生在美國定居，80年代印度理工學院計算機、航空機械和應用研究專業的畢業生80%到美國深造。截止1990年印度在國外謀生的科學家和熟練工人有41萬，其中知名度高的科技人才有3000人。據估計，2000年外流科技人員54萬。122據《美國商業部2000年數字經濟》報告，過去10年，每年H1B簽證123的平均60%左右是頒發給信息工業技術的勞動力。美國信息學會統計報告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02年，幾乎每年頒發的H1B簽證的一半都被印度人領走。124印度軟件業產值中63%都是來自美國的訂單，高度依賴美國經濟。印度的軟件出口到100個國家和地區，其中60%以上出口到美國。印度有軟件公司近3,000多家，從業人員達40多萬，在美國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國人多達30萬人，硅谷40%的網絡公司創始人是印度移民，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軟件工程師多達10萬人。125

　　印度IT教育發展最快，報考IT專業的生源如潮，究其原因并不是印度國內對IT的需求很大，而是資本中心國家IT產業快速增長牽動了印度知識分子出國需求傾向。在印度知識界，學有所成的最榮耀的光環是出國定居，尤其是能在歐美國家定居。對一般百姓而言，家里有人拿到美國的綠卡是很自豪和高興的事。126

　　如果將教育比作產業，與外貿赤字長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一樣，造成印度外向教育培養的“人才赤字”即國家人才大量出國而返回較少的原因是國內人才市場有效需求不足;與產品總要尋求市場一樣，教育產品即國家人才不能為國內市場吸收，如果不考慮主觀自覺因素，就必然會流向其他國家，尤其是資本中心國家。國內人才市場的有效需求是由國內經濟有效增長的程度拉動，而國內經濟有效增長又由國內市場有效購買力的增長拉動。在印度，由于國內有效購買力的萎縮，必然導致印度經濟領域的主要部門即工業、農業、科技、外貿，乃至教育等產業對國際市場，尤其是對資本中心國家的市場形成日益嚴重的依賴關系。這最終使印度國家從經濟基礎到意識形態——盡管印度政府力圖避免──不可避免地向資本中心國傾斜。這種傾斜又使所謂的“印度民主制度”不僅沒有成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反而成為越來越多的政府不作為，尤其是在重大問題上不作為的借口。127

　　八、分析方法、理論歸納與評估結論

　　“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28

　　造成國家經濟萎縮性發展及其相應的貧困增長的原因，不在于國家GDP總量而在于決定國民財富分配的所有制結構。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其各種著作中不僅表明了這一觀點，并為此提出一套分析貧困的方法。他在《貧困與饑荒》(Poverty and Famines ——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書中寫道：

　　除非一個人自愿挨餓，我們可以說，饑餓現象基本上是人類關于食物所有權的反映。因此要說明饑餓現象，就必須深入研究所有權結構。

　　所有權關系是權利關系(entitlement relation)之一。要理解饑餓，我們就必須首先理解權利體系，并把饑餓問題放在權利體系中加以分析。這一方法既可應用于貧困分析，也可更具體地應用于饑餓分析。129

　　人們總是使用食物供給方法，它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政策失敗。權利方法則強調不同階層的人們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這種能力表現為社會中的權利關系，而權利關系又決定于法律、經濟、政治等的社會特性。130

　　本著作所使用的權利方法具有一般性，而且，我認為，在饑餓和貧困的分析中，這一方法也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說它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話，也是因為我們傳統的思維模式在作怪，即只考慮到實際中存在著什么東西，而不考慮誰在控制著這些東西。131

　　阿馬蒂亞•森沒有從生產產品供應總量而是從對生產產品的所有權結構構成的國民權利結構來剖析貧困產生的原因。他用大量的饑荒案例說明饑荒并非由糧食短缺而是由于需求與消費的分離。有需求的人沒有消費的支付能力，而有支付能力消費的人則沒有與其占有產品的等量消費需求。由私人占有權造成多數人消費權利的失敗而非供給不足，是貧困產生的根本原因。阿馬蒂亞•森用中國的例子對自己的結論作出反證。他說：

　　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在人均食物數量沒有明顯增加的條件下消滅了饑餓。這是先消滅饑餓，爾后增加人均食物數量的一個典型。饑餓的消失反映了權利制度(entitilement system)的變遷，社會保障系統的建立以及──更為重要地──通過就業保障制度來保證人們能夠掙到足以避免饑餓的工資。132

　　中國消滅饑餓的前提是消滅了龐大的剝削階級，阿馬蒂亞•森沒有明確的點出這個問題，但他認為中國的上述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

　　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并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的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這里觀察的，不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后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經濟后果。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就像印度最近認識到的那樣，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

　　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么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后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國受益于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133

　　阿馬蒂亞•森對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成就的觀點是他深入研究得出并至今不變的。這可以從2005年2月17日他在香港的一次講演中對中國現行醫療衛生管理體制提出的一些批評性看法中得到反證。報道說：

　　幾千年來，世界各國從中國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特別是在過去的20多年，中國的經濟改革提高了很多人的收入，使大量人口擺脫貧困，從而為全球貧困人口的減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這位經濟學家也表示，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些做法并不都是好的，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他說：“在中國進行極具想像力、而且非常成功地增加了個人收入的經濟改革的同時，在給人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方面出現了一些放松，醫療保健突然之間成為個人的事情，中國從一個加拿大式的醫療保健系統轉向類似美國的系統。在這種情況下，這并不一定是一個進步。” 阿馬蒂亞•森說，其實，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教育和醫療服務上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鑒的。他說：“事實是，作為一個貧窮國家，中國把基礎教育以及基本的醫療服務擴大到一個難以想像的水平，在當時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盡管赤腳醫生等做法后來受到批評，但是醫療服務在全國的覆蓋度是相當驚人的。”阿馬蒂亞•森說：“我認為，醫療服務的削弱付出了代價。提供醫療服務正是全世界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所學到的一些主要的經驗。作為中國的崇拜者，我提出的是友好的批評。如果我把自己置于給中國提供建議這樣一個不現實的位置，我想說的是，必須審視整個醫療保健的問題。中國是世界上個人必須自己購買疫苗的少數國家之一。” 這位經濟學家還指出，在中國90年代的改革中，除了醫療服務被削弱以外，貧困人口的減少也比80年代緩慢，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卻急劇擴大。不過，他說，這些問題所得到的關注比向社會提供醫療服務的問題要多。134

　　盡管阿馬蒂亞•森本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在其著作中已接近得出貧困是一個需要政治手段介入才能解決問題的結論。盡管阿馬蒂亞•森不僅對中國革命，乃至對革命本身，持有許多自由主義成見，135但他從所有權結構及其社會改造的后果追溯中國成就產生的原因的方法是正確的，由此得出的結論也是接近事實的。盡管阿馬蒂亞•森在其著作中回避了印度貧困及印度與中國深層比較問題，但從其分析國家貧困問題的方法中，也可讀出印度在與中國長達半個世紀的發展比較中落伍的原因在于由兩國不同的土地改革模式產生的不同的所有權結構及由此派生的社會權利結構的結論。

　　建立在價值與使用價值對立基礎上的資本使人類的天然消費資本化。國民消費資本化的過程必然是國家資源透支性利用和國民生活貧困化的過程。當資本對國民消費形成絕對主導時，如沒有海外利潤的大量回流和補償，國民生產主體即勞動者的貧困化也就達到極端并迫使資本再生產因在國內市場狹小而轉向海外，以便在更大的即國際的范圍汲取高額利潤。為了保持高額利潤，處于資本中心的國家必須通過經濟政治手段使處于資本外圍的國家發展及其成果成為反哺資本中心國家的要素。換言之，將資本外圍國家的國民財富轉化為資本中心國家的資本積累和國民財富，是資本全球化的本質。

　　與資本全球化進程相伴前進的是第三世界貧困化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國家在不同時期，積極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資金、技術、市場等有利條件以提高國家獨立生產能力并由此減少了對國際資本的被動依賴，使國內市場成為真正的國家主導而非國際資本主導的市場，國民財富成為反哺本國大多數國民而非反哺國際資本中心國家的手段。歷史上拿破侖時期的法國，俾斯麥時期的德國，華盛頓、林肯時期的美國，乃至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都是沿著這條道路崛起的。136

　　還有另一些國家，在參與資本全球化的同時，卻失去了國家經濟政治的獨立性，其生產因國內資金、市場和技術長期短缺而被迫與國際資本和國際市場形成絕對依賴關系，其國民財富最終異化為國際資本的另存形式。這種經濟增長是靠自耗和透支國內人力、市場和礦物質資源并持續向國際資本大量讓利來實現的。市場和技術掌握在他國手里的國家，就不得不通過對外大量“供血”以換回市場和技術，其結果，就正如拉丁美洲那“被切開的血管”137，盡管國家“身體”在增長，但只能是萎縮性增長，其內在的營養增加只能使自身成為一架更好的“血液”外供機器。但如因營養反哺貧乏而使造血機能萎縮，以至無血可供，這時對西方資本而言，這個國家就失去了剝削的價值。近代史中，非洲和拉丁美洲中的多數國家就在這條道路上陷入貧困、荒蕪以至被西方所拋棄;現代史上，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的中國也是在這條路上衰落下去而又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崛起。印度獨立后則一直在這條路上進行著沒有希望的滑行。

　　最充分的市場只能只扎根于人民的市場，因為只有人民市場才可能是生產和消費最直接結合的市場。而只有充分的市場，才可能是民族經濟發展的充分前提。20世紀40年代末，印度獲得獨立主權，在印度政府有愿望但沒有能力建構像中國那樣解決生產與消費直接結合及由此產生的強大的民族市場形成的前提。生產與市場是分離的：GDP在增長的同時，社會貧困也在擴大。結果大量利潤被中間人層層截流從而使國民消費異化為少數人的消費。人民作為國家基本勞動群體在為社會生產的同時卻得不到國民財富的相應反哺，而大部分國民財富卻為占人口10%乃至5%少數富人和國際資本層層瓜分。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 森對中國革命有許多偏見，但對印度的問題卻能一語中的。他說：增長率下降不是探求的正題，印度的失敗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長上。138

　　決定國家發展效果和潛力的并不應當是表現出來的GDP或GNP直觀指數，而應當是背后支撐這些指數的利潤流向。由于印度土地改革失敗致使在流通和分配領域滯留大量的利用私有權食利的階層，這個階層又在印度議會中擁有相當的席位，這使他們處于“上下交征利”139狀態中的既得利益得到政治上的保障。政府在“票數”面前，永是“弱勢群體”。其結果是印度獨立以來幾乎所有有利于國家和廣大底層群眾的重大決策，比如尼赫魯提出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相關加強國家控制宏觀經濟力量、削減剝削階層、消除貧困等決策，以及英迪拉•甘地及其后繼人拉吉夫•甘地在其執政期間不惜用激進的另組國大黨的方式貫徹尼赫魯的社會公平思想、在經濟領域全力推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限制富人的政策，在議會中幾乎全被擱淺或在執行中被虛化。在印度決定國家命運的不是占多數工農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利益的議員、閣員乃至被各利益集團操縱的選票。

　　國家發展也是主權國家的一種國際權利。這種權利的性質在印度獨立之初就由國大黨內代表大地主和資本大財團利益的集團所鑄的社會結構所規定。而這個結構又規定了表現為國民財富的年度生產利潤在分配領域為擁有私有權的地主、資本家、國際資本及官僚買辦階層所瓜分程度。而每次經濟大發展帶給國家的不是生產主體的大反哺而是這些階層更大的利潤瓜分。鑒于資金短缺及政府財政對國內國際財團的依賴，印度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除了空洞的社會保障目標外，幾乎無所作為。由于國民財富不能反哺生產者，占人口多數的生產者失去進入中產階層的可能，國內市場也就失去了占人口多數的人民購買力的支持而陷入萎縮性增長狀態。國內市場的萎縮不僅制約了國內購買力的增長，它同時又迫使擁有巨大生產能力的印度資本財團尋求海外市場，并不得不最終形成對西方資金和技術的絕對依賴關系。

　　由于印度在土改中沒有觸動土地大私有者階層，在后來的幾個五年計劃中又擴大和鞏固了大資本家階層和買辦階層，這些階層構成的所有權結構截流了生產利潤，這大大削弱了社會產品對社會勞動的反哺、社會購買力對民族市場支撐，以及由此二者推動的國家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與中國五十多年發展比較，印度和中國之間存在差距不在于發展本身，而在于由建國初就鑄定的不同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列寧說“任何社會制度，只有在一定階級的財政支持下才會產生”。140 印度的社會制度是由資本家與地主階層提供的財政支撐的，這樣的制度自然要反哺他們而不是反哺人民。而沒有人民及由人民購買力支撐的民族市場，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就會日益萎縮并最終導致本來高于中國的發展潛力，在獨立50多年后反大大落后于中國歷史結果。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統計，1913-1952年間，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0.1%,而印度為-0.3%。從1952年起，印度迅速被中國甩在后面。1952-1978年間，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3%,而印度為1.7%。此間，中國實行壓低國民消費，控制外貿，集中財力進行基本建設。這為中國奠定了支持未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后中印差距再次拉大。1978-1995年間，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0%,而印度為2.8%。141

　　如果我們再將研究視野從18世紀初擴大到20世紀末近300年的大歷史時段，全方位地來考察和比較印度與中國的國家發展變遷軌跡，就會進一步發現，徹底的政治革命在國家發展進程中所起“歷史的火車頭”142作用。

　　1700-1995年印度與中國經濟水平比較　　

　　資料來源:：根據安格斯•麥迪森(Angrus Madison)《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楚序平、吳湘松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數據整理。

　　國家的成長與生命的成長遵循著同一規律。從上表“國民總產值”、“人均國民總產值”、“在世界國民總產值中的地位”、“國民總產值增長率”、“人均國民總產值增長率”五個方面對1700-1995年間印度與中國的發展進程作大歷史比較，不難看出，從1952年是中國與印度在上述五個方面的差距全面拉開的第一個關節點。這一年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并開始向社會主義所有制過渡，而在印度馬拉松式且沒有結果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剛起步。正是發生在建國之初的不同的社會改造結構造成的不同的資源“初始配置”模式，鑄定了印度──相對于中國而言──先天不足的“經濟胚胎”，這種“經濟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國家經濟基礎即民族市場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潤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撐經濟發展的購買力。正是由尼赫魯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國家生命體中鑄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個世紀的發展落伍于中國。而這一點也是全球化進程中兩種發展即自主型模式和依附型模式產生的基石性原因。英國、美國與蘇聯、中國是前一種自主型模式的范本，拉美諸國及印度則是后一種模式的范本。歷史表明，拉美模式對大國的發展而言，是一條“因發展而不能發展”，因而是沒有前途的發展模式，而印度在獨立之初恰好就不幸地選擇了這樣一種發展模式。

　　生存和發展是現代主權國家的在國際社會中天然享有的民主權利。如果說，1952年至中國改革開放前，是中國為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時期——這一時期也可視為新中國在國際上為其爭取生存權利的時期，那么，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更是在毛澤東建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之上再次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也可視為新中國在國際上為其爭取發展權的時期。從上表1978-1995年的各項數據的比較中，我們也會看到在這一時期印度再次被中國大幅拋在后面。印度兩次落伍，究其原因，正是印度獨立以來建立的社會經濟結構(即主流話語中的“社會制度”)導致了當代印度國家發展權利的失敗。印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關于第三世界國家“權利失敗”問題的結論應驗了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43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強勁的國家“反哺農業”的政策走向，144如果這個政策得到有力貫徹實施，可以預見，印度發展自1952年、1978年后，將再破落伍底線。

　　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分析，本報告對印度的未來國家發展潛力評估得出下列結論：

　　1.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相對于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145在生產分配領域，英國人在沒有消滅舊的封建階級的條件下，又給印度送來了新的國民財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統治官員。印度獨立后盡管廢除了服務于殖民統治的柴明達爾制度，但卻變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階層，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資本家階層。在國內市場日益萎縮的條件下，資本家及新興有產階層中新增出為國際資本服務的買辦階層。這些階層隊伍如此龐大以致他們利用私有權瓜分印度年度利潤之后，社會生產者主體即勞動者階層所得無幾。由此而言，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后所建立的只不過是殖民地時期的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后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經過五十多年的痛苦掙扎性選擇，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貫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與中國比較，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146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再次落伍于印度。147

　　4.最后，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148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149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 鑒于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150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

　　印度，英國在退出世界之前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151自被英國皇室拋棄后，既不斷進行“民主”整容，也送給西方大量“彩禮”，但被甩在資本外圍的印度始終沒有——恐怕將來也不會——得到西方的“愛情”。

　　【注釋】：

　　1趙憶寧：“冷眼靜觀印度民主”，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40527/jd/200405260022.asp。

　　2 參見：“走向救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轉型——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

　　http://www.tylf.net/show_topic.asp?num=829。

　　3引自2005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閉幕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http://cn.news.yahoo.com/050314/355/29w69.html

　　4“印度經濟十年難追中國龍象之爭在歐美學界升溫”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ocDigest/Economy/2005_3_10_21_25_2_166.html

　　5[瑞士]吉爾伯特•艾蒂安(Gilbert Etienne)著，許鐵兵、劉軍譯：《世紀競爭：中國和印度》(China-Inde Le match du sidcle)，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

　　6 “印度經濟潛力還未完全顯現 或取代中國火車頭”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newspapers/2005/02/homeway070205.html

　　7 2001年3月5日印度內政部長阿德瓦尼在安達曼群島首府布萊爾港視察時講話。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2/85/20010306/409546.html

　　8 不包括中印邊境印占區，錫金和克什米爾印度實際控制區。

　　9 據《國際統計年鑒》(2004)第30頁提供的數據計算。

　　10 筆者認為：“全球化”并非工業社會的專利。在此之前，人類歷史剛經歷過以四大文明古國為輻射源的農業全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居于強勢地位的農業國家和民族最終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農業國家和民族，由此使自然農業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居于優勢和主體地位，其中農業霸權國家依其高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農業資源(土地、人口、技術等)在其創造的貢賦體系中，吸吮其他弱勢國家的資源。其他民族也曾對這種農業全球化浪潮進行過和平或暴力的抵制，這種抵制也曾對世界形成巨大的沖擊，比如公元10世紀中亞游牧匈奴人對歐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紀游牧蒙古人對歐亞大陸農業民族及其王朝國家的沖擊，其結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這些非農業征服民族無一例外地被農業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參見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頁。關于“農業全球化”的討論，還可參閱彼德???A?考克萊尼斯(Peter A. Coclanis)："來自過去的教訓——歷史語境下的農業全球化"，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編：《現代化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1 1600-1947年印度與英國的宏觀經濟比較(略)

　　12 印度在英國統治末期的社會結構 (略)

　　13 20世紀20年代初，印度國防開支占國民總開支與總收入的比例高于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南非、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美國、日本。如表所示：(略)

　　14 魯達爾?達特、K•P•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頁。

　　15 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印度經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頁。

　　16 [英]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曉鷹、許憲春、施發啟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頁。

　　17 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

　　18 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頁。

　　19 轉引自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近代部分 上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2頁。

　　20 參見前表“1600-1947年印度與英國的宏觀經濟比較”。

　　21 1860-1950年間印度人均收入增長率(略)

　　22 [英]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曉鷹、許憲春、施發啟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0頁。

　　23 1936-1948年中國資本估值(單位：萬元)(略)

　　24 董志凱主編：《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25 董志凱主編：《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頁。

　　26 董志凱主編：《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頁。注：文中“元”所指幣種不詳。

　　27 董志凱主編：《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頁。

　　28印度和中國在世界GNP總值分布中的地位及經濟發展水平比較(1700-1952)(略)

　　29中國和印度GNP及人均GNP的增長率(1700-1952)(略)

　　30 1949年中國和印度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比較(略)

　　31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

　　32 “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環節被突破，但是無論如何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無產者占百分之多少、農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頁。

　　33 1890-193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水平，人口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略)

　　34 1948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處境進一步惡化。實行金圓券時，民族資產階級先是被迫繳出金、銀、外匯，接著又被迫按限價拋售物資，損失慘重。在物價不斷狂漲的條件下，不僅貨物脫手后再也買不回下一個生產過程所必需的原材料，就連記賬、核算都無法進行。于是，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幾乎全部癱瘓，僅存的資金也被資本家抽了出去搶購物資，或進行金融投資。1949年，中國工業的生產量與歷史上最高年產量相比，煤減少了一半以上，鐵與鋼減少了80%以上，棉織品減少1/4以上，總的來說，平均減產將近一半。參見：況浩林 編著：《簡明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頁

　　35 1937-1943年國民黨政府財政赤字(略)

　　36 1919-1929年間中國農村兩極分化加劇。下表是廣東新會的各類農戶的變化，該表反映出農村兩極分化加劇的趨勢。表中9畝以下和160畝以上的農戶增長了，而處于中間的10-39畝和40-159畝的農戶減少了。

　　37 當然歷史上也有許多代表工農利益的政黨在取得政權后背叛工農利益的案例，但列寧、斯大林及中國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則始終將工農聯盟作為國家政治的基礎，將工農利益作為國家的核心利益。這完全是由他們那一代人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成熟的革命經驗決定的。

　　3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2頁。

　　39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頁。

　　40 印度民族運動領導人M.K.甘地在回答英國記者費曉提問時，直截了當承認國大黨的經費“實際上全部”來自印度的富翁。美國作家弗蘭克爾在她的著作中披露了塔塔、比爾拉財團對國大黨提供資金的情況。比爾拉財團首腦C.D.比爾拉同甘地、尼赫魯和巴特爾等國大黨領袖人物之間的密切關系更是路人皆知。獨立前C.D.比爾拉在國大黨同英國殖民當局的政治交易中，實際上充當掮客的角色。參見：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頁。

　　41 林承節著：《印度獨立后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史》，昆侖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頁，78-79頁。

　　42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頁。

　　43 馬克思：“在歷史進程中，掠奪者都認為需要通過他們自己硬性規定的法律，來賦予他們憑暴力得到的原始權利以某種社會穩定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頁。

　　44 “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墒峭瑫r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媒介運動。生產媒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4頁。

　　45 “人地關系緊張是土地制度變遷的重要前提。”溫鐵軍著：《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頁。

　　46 文富德著：《印度經濟發展、改革與前景》，巴蜀書社2003年版，229-230頁。

　　47 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頁。

　　48 1936年4月印度國大黨在勒克瑙召開第四十屆年會上提出了一項土地綱領，認為“國家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問題是農民驚人的貧窮、失業和債務，這些基本上是由于過時的和壓迫的地權制度和田賦制度，而近幾年來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劇了這個問題。這個最終解決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國主義的剝削、徹底改變地權和田賦制度，以及國家承認有向農村失業群眾提供工作的義務。” 1945年9月、11月，國大黨國家計劃委員會先后開會討論土地問題，還提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合作社”和“取消國家和實際耕種者之間各類中間人地主”的土改方針，指出：“必須組織合作社來耕種開墾的荒地和由國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勵組織其他形式的合作農業;不承認國家和耕種者之間的各種中間人地主，他們的各種權利以及土地財產所有權被付與必要的令人滿意的償金以后由國家征收;在現有田賦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對來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進稅，對實際的小耕種者適當減輕田賦負擔。” (轉引自黃思駿著：《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頁)

　　49 “土地改革計劃開始具有雷鳴般的熱情，但是，這個熱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執行變成了沒精打采的事情。”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50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印度經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頁。

　　51文富德著：《印度經濟發展、改革與前景》，巴蜀書社2003年版，第79-80頁。

　　52 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印度經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0頁。

　　53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頁。

　　54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印度經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頁。

　　55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72年版，第262頁。

　　56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頁。

　　57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頁。

　　58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83頁。

　　59林承節著：《印度獨立后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史》，昆侖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9頁。

　　60 如安得拉邦的上下限為27-324英畝;拉賈斯坦為27-216英畝。

　　61 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62 “征交”，相互爭奪。“孟子•梁惠王上”，見劉俊田等譯注：《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頁。

　　63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64經濟學家普納布•巴丹說：印度經濟低增長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結構。國家對工業資本家階級、富農階級和白領工人在內的自由職業階級安撫政策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資金用去滿足占統治地位的有產階級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時，資金也就耗盡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滲透經濟各方面的因素是三個有產階級工業資本家、富農和自由職業階層的沖突。結果形成了用以滿足統治聯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補貼和優惠制度，致使用于資本積累的資金被吞蝕，非發展費用無限制地繼續增加”。(《印度經濟》(下)第281、284頁)

　　65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頁。

　　66董志凱主編：《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頁。

　　67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68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頁。

　　69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70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頁。

　　71 按可比價格計算。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頁。

　　72按可比價格計算，以1952年為100。

　　73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頁。

　　74林承節著：《印度獨立后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史》，昆侖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

　　75 以上資料取自林承節著：《印度獨立后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史》，昆侖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03頁。

　　76 印度教育部：《印度國際報告》，第3卷“經濟結構和活動”，第502-521頁。轉引自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45頁。

　　77資料來源：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5-46頁。

　　78 《壟斷調查委員會1965年報告》，轉引自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頁。

　　79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頁。

　　80印度各邦政府國庫賬中各種稅收及其比重(單位：億盧比)(略)

　　8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4頁。

　　82 這里筆者有意識將“公民”與“人民”作出區別。前者是法權的劃分，在國家憲法中公民不分階級或階層而只依納稅人身份的劃分。后者是國家公民中基本多數的主體性劃分。比如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工人農民是公民的主體，而在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中產階級則是公民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是公民的主體部分。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應當是以人民生產和消費為出發點和服務目的市場經濟，首先是服務于人民利益而非利潤市場經濟。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上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頁)在今天，“為什么人的問題”也應當是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根本問題和原則問題，是旗幟問題和道路問題。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就得依靠人民，服務于人民;而走拉美式發展道路，則要以犧牲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換取國家的附庸國的地位和少數人的利益。

　　83 中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頁。

　　84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頁。

　　85資料來源：林承節著：《印度獨立后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史》，昆侖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7、168、171頁。

　　86參見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頁。)

　　87 參見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284頁。

　　88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頁。

　　89溫鐵軍著：《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

　　90溫鐵軍著：《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

　　91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頁。

　　92 20世紀50年代，既是印度和中國選擇國家發展道路的重要的歷史時期，也是兩國分道揚鑣的時期。1955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清楚地表達了他拒絕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并加速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想法。他說：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經驗，鼓舞著我國人民，它使得我國人民對于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充滿了信心。可是，就在這個國際經驗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贊成我黨中央關于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步驟應當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而這種方針，曾經在蘇聯證明是正確的。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的問題上可以采取現在規定的速度，而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而應當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這就忽視了蘇聯的經驗。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問題，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曾經遇到了的，蘇聯是用有計劃地領導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我們也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解決它。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F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蘇聯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孤立地互不聯系地去看這些問題。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這種經驗，蘇聯也已經提供給我們了，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182頁。)

　　鑒于印度發展的后果，現在看來，毛澤東當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提速社會主義改造進度的決策是正確的和富有戰略遠見的?？梢哉f，中國未來偉大的國運由此奠定。

　　93 阿瑪蒂亞•森著，任頣、于真譯：《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頁。另外，新中國的經濟文化迅速發展主要成就在安格斯•麥迪森寫的《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也有全面客觀的介紹。

　　94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

　　95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頁。

　　96 “美國的儲蓄與消費之間的缺口是靠外資流入來填補的，這表現為美國經常項逆差與資本項順差之間的對等關系，即美國必須從國外籌得足夠的款項才能滿足國內日益擴大的消費。” 王建：“美元霸權的終結與保衛美元的戰爭——無可挽救的美元危機”，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6120

　　97 對此小平同志看得明白，他說“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F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頁、第311頁)

　　98 1961-1980年印度及西方主要國家私人和政府最終消費年均增長率(%)(略)

　　99《國際經濟和社會統計資料》(1950-198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頁。

　　100 《國際經濟和社會統計資料》(1950-198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

　　101按當年價格計算，參見中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頁。

　　102參見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98頁。

　　103印度公營和私營部門投資利潤率比較(1980-1990)(略)

　　104 “印度政府外債規模的增長與其收支難以平衡相關”。中國財政部“財政制度國際比較”課題組編著：《印度財政制度》，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105中國財政部“財政制度國際比較”課題組編著：《印度財政制度》，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4頁。

　　106 中國全國財政收支總額(1950-1998)(略)

　　107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提供的數據計算。

　　108中國全國財政主要支出項目(1950-1998)(單位：億元)(略)

　　109改革開放前中國全國稅收收入(1950-1975)(略)

　　110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頁。

　　111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1991年6月版，第1016頁。

　　112參見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印度經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頁。

　　113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頁。

　　114 印度財政部網頁：Economic Survey 2003-2004，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73.pdf

　　115 孫培鈞、華碧云、張敏秋、高鯤合著：《印度的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頁。

　　116文富德著：《印度經濟發展、改革與前景》，巴蜀書社2003年版，362頁。

　　117 1950-2003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人民幣：億元)(略)

　　118 1980-2003年中國全國海關年出口主要商品及其金額(億美元)(略)

　　119張雙鼓等編著：《印度科技與教育發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頁。

　　120 中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4)，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頁。

　　121 文富德：《印度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頁。

　　122 “直擊印度軟件業:突破外包 向價值鏈上游進發”，http://finance.tom.com/1001/1003/200393-20850.html

　　123 H1B簽證為非移民簽證，通常是給持F簽證的留學生，在美國大學畢業取得學位后，留在美國實習，由雇主出具Labor Condition Certificate勞工證明，有效期3年，可續期3年。當局給這些人合法身份在美國居留，可由勞工證明轉辦綠卡移民身份。

　　124 張雙鼓等編著：《印度科技與教育發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頁。

　　125 “直擊印度軟件業:突破外包 向價值鏈上游進發”http://finance.tom.com/1001/1003/200393-20850.html

　　126筆者在2000年曾在印度作訪問學者，曾在一小餐館就餐，那天女老板高興得不得了，說她兒子拿到美國綠卡了。出國和當國家公務員是印度多數大學生的愿望。

　　127 戰爭是包括國家制度在內的國家綜合力量潛力和效率的最集中的體現。印度近現代史凡三百余年，其中對外實施的對英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國家戰爭中，只有在對巴基斯坦作戰中取得優勢和勝利。究其原因在于近代史中印度的絕對分封的封建民主制度被英國的工業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所打敗，而現代史中印度的絕對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又被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所打敗。“有恒產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見劉俊田等譯注：《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頁)中國人民對毛澤東中國的認同是中國進行的徹底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結果。1959年，毛澤東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朋友介紹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情況。

　　128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

　　129 阿瑪蒂亞•森著，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6頁。

　　130 阿瑪蒂亞•森著，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98頁

　　131 阿瑪蒂亞•森著，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4頁

　　132 阿瑪蒂亞•森著，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3頁。

　　133 阿瑪蒂亞•森著，任頣、于真譯：《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頁。

　　134 “諾貝爾獎得主談中國醫療保險問題”，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finance/2005/02/200502190001.shtml

　　135福利經濟學兩大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假設：完全競爭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狀態都是帕累托最優。第二基本定理說，給定任何一個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必定存在資源稟賦的初始配置，使得從這一初始配置出發所實現的一般均衡的資源配置，恰好就是給定得那個帕累托最優。第二定理認為無成本的轉移資源，進行再分配，可以基于效率最大化處理資源配置問題。一般歷史經驗是，資源的無成本，或低成本轉移幾乎沒有例外是在政治革命的條件下實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所說的“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是有道理的。

　　136 M.M.波斯坦、H.J.哈巴庫克主編：《劍橋經濟史》對亞洲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的印度、中國和日本三國發展有客觀的比較和分析：“直到19世紀末，在制造業生產規模上印度還遠遠領先于日本，這主要歸因于印度棉麻工業的早期發展。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印日之間的差距在縮小，大約1910年后日本就開始領先。從此以后日本的發展比印度快得多。大約1937年，日本制造工業指數為550，印度為240(兩國均以1913年為基年)，此時日本的工業產量是印度的近3倍。”“中日工業發展的一個主要的不同之處在于日本工業的發展主要依靠本地民族企業的發展，而中國直到1937年，大多數規模較大的工業企業或者是外商獨資的，或者是外國企業參與的，包括一些廣泛涉足金融、商業和工業的綜合性企業，這對于中國現代工業的區位有深遠的影響。”“盡管從表面上看，西方對印度的經濟沖擊的后果與中國和日本相似，但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是在一個目標明確的政府的領導下，在19世紀的第三個25年開始了經濟生活的現代化進程，而且其工業很快就發展壯大起來。” M.M.波斯坦、H.J.哈巴庫克主編，王春法譯：《劍橋經濟史》(第六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27、822、821頁。

　　137 [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王玫等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138 轉引自魯達爾?達特、K???? 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頁。

　　139 “孟子•梁惠王上”，見劉俊田等譯注：《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頁。

　　140列寧：“論合作制”，《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3頁。

　　141 1913-1995年印度與中國業績增長比較(年均復合增長率)(%)(略)

　　142“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頁。

　　143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

　　144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對中國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是有長遠考慮的,這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基本經濟制度,給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第二個階段,就是實行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方針,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我們現在開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參見：“總理提窮人經濟學稱沒農村現代化就沒全國現代化”，

　　http://cn.news.yahoo.com/050314/355/29w69.html

　　145 “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頁。

　　146 這里需說明的是，我們平常只注意中國國土陸地面積大于印度，但沒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適于居住和耕種，印度居民可以比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國則有近1/3的土地面積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帶。這些地帶人類生存條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國東中部地區。不僅如此，中國在城市化快速推進主要集中于中東部地區，耕地面積銳減的同時，人口也在增長，這更加重了耕地資源的短缺。2001年中國耕地面積僅占土地面積13.5%，而同期印度則達54.4%。(據《國際統計年鑒》(2004)第30頁提供的數據計算)2000年筆者從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科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見十幾層高樓，農村則少見像中國這么密集的村莊。

　　147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社會結構也出現某種拉美化征兆。表現比較明顯的有四個方面。

　　一是反映近些年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基尼系數增高并超過印度。中國1979年的基尼系數為0.33，1988年為0.382，1994年為0.434，而到2001年則上升為0.45。這接近同期阿根廷的0.52和巴西0.58的水平。基尼系數就是被國際間普遍認同的衡量貧富差距的一個權威指標。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表示“相對平均”;0.3-0.4，表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而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6，表明該國家就有發生動亂的潛在危險，因此又有人稱0.6為“動亂線”。學界一般認為，中國的官方數據低估了基尼系數的實際水平。學者們普遍認同中國基尼系數的真實水平應該在0.5或以上。而印度1997年基尼系數為0.38，到2000年則降為0.33，即中國1979年的水平(來源：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版、2004年版，

　　第194、202頁;《國際統計年鑒》;“中國貧富差距碰到警戒線”，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490)。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稱，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姑且不論這種數字是否準確，但透露的信息至少告訴我們，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這一群體在13億人口的大國所占的比例不到1%。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10%的人掌握著60%的有價證券和40%的銀行儲蓄;90年代末，20%的人擁有80%的銀行儲蓄;而現在，1%的人擁有50%以上的社會財富?！缎仑敻弧饭嫉?003年“中國400大富豪”調查報告顯示，400多名富豪擁有3031億元資產，相當于人口數千萬的貴州省3倍以上的GDP。根據民政部門的統計，2003年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2100萬人，而中國農村未解決基本溫飽的人口有3000多萬，低收入人群(即人均年收入低于100美元)為6000多萬，幾個數字簡單相加，人數便超過了1億。2004年7月17日，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公室主任劉堅認為：2003年未解決基本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更為嚴重的是，貧困人口與其他農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貧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2622元。兩者之比為1：4.12，與1992年的1：2.45 比較，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擴大。

　　其二，是中國社會對貧困缺乏切實的救助措施，使得貧困人口維持生計都極為困難;同時貧困人口的大量產生，與極少數富人過分擠占社會資源密切相關，可以說，改革開放既造就了富豪，也制造了窮人。20世紀90年代以來，窮人的增長速度遠比富人要快得多。據聯合國統計，中國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美元，這就是說，中國目前仍然有2.35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而不是世界銀行所說的8800萬，更不是按我們自己的標準所說的3000萬。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對貧富問題做過比較多的量化研究。他認為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已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國際警戒線。這種判斷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結論是一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過數年長期跟蹤，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并于2004年初完成了調查報告，其結論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世界最高。《中國財政》曾經披露過一組統計數據：2000年，高收入家庭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這說明，中國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少數人占有社會大量財富，大多數人處于相對或絕對貧困之中。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貧富懸殊最大的地區之一。2003年深圳各占10%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年均收入分別為7.5萬元和5200元，兩者相差十幾倍。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萬—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農民占中國國民總數的7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調查，農民在我國財富總額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也就是說，我們的城鄉人口比是1比3，財富擁有比例是96比4;農民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顯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農民真的是一貧如洗，因而農民構成了我國窮人的主體。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資料顯示，截止2003年底，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保守的估計在1500億元人民幣以上。國家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數字顯示：目前全國職工約2.07億人，其中進城的農民工約9000萬人，這就是說，平均每個農民工被拖欠1500多元。而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全年不足2000元，1500多元在農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他們的基本生存權。(來源：“令人困惑的貧富中國”，http://blog.blogchina.com/article_71366.595319.html)

　　其三，是中國近些年的財政擴張政策導致中國債務總和占GDP的比重已過60%，已超過國際普遍認可的50%的安全線。(資料來源：“經濟學家厲無畏分析宏觀形勢積極財政政策應淡出”，

　　(http://www.cas.cn/html/Dir/2004/07/26/6683.html)

　　最后，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生產也出現較嚴重的萎縮性增長現象。1978年中國GDP增長率為11.7%，農業增加值增長率為4.1%，2003年中國GDP增長率為7.9%，農業增加值增長率降為2.8%(劉國光等主編：《200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頁)。這在相當程度上正在削弱著中國的民族經濟和民族市場的根基。

　　148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日前發布報告稱，印度具備的經濟潛力不遜于中國，從長遠來說，其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據悉，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大型咨詢和情報機構背后都有NIC的影子，其中也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日前發布的報告中，NIC承認了中國眼下的絕對經濟優勢。NIC指出，根據兩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和吸引外商投資的數據來看，在經濟上，印度同中國還不可同日而語。僅從近幾年來說，印度的累計增長率就落后了中國20%。NIC同時指出，一批專家在接受其訪談時均指出，印度的經濟潛力還未完全顯現，一旦充分發揮，印度將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報告認為，印度的資本市場繼承了其前宗主國英國的一套成熟體系，在高科技領域擁有一大批擁有全球競爭力的優秀公司，而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隱憂正是其“危機四伏”的金融體系，經濟也嚴重依賴外商投資，缺乏一批有核心優勢的本土公司。報告最后也“直言不諱”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問題。NIC認為，相比印度能夠取得的經濟增長速度，其目前的增長速度至少要低2~3個百分點。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習氣還很嚴重，營商環境不甚樂觀。這使得國際投資者對于這個潛力巨大的國家仍然心存猶疑，處于觀望姿態，從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資(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國。同時，印度的政黨斗爭過于激烈，使得政府無法一以貫之執行一個穩定的經濟政策。

　　(資料來源：“印度經濟潛力還未完全顯現 或取代中國火車頭”，《印度時報》比較兩國：印度有對華優勢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632639.html。

　　149 2000年間筆者去印度進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許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極簡單的事情如計劃生育、汽車排氣標準、增減工資福利、街道擺攤等，都在一次次討論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試驗的決策，據悉，卻是在只有極少數政治家知道的情況下成功實現的。

　　150 “根據上世紀英國對印政策的經驗，從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將是本世紀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選擇。如果說當年英國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話，那么，將來世界霸權國家則最有可能從印度南部下手。從地緣戰略需求看，對世界霸權國家最有利的是將印度的版圖限制在北緯15度以北即泰米爾納德邦以北地區，將印度的有效國力限制在北緯20度以北即孟買以北，尤其是東北部地區。印度在世界霸權國家的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僅限于用它阻止中國力量進入印度洋及從西南方向拖住中國向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發展。”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頁。

　　151 《霧都孤兒》是狄更斯(1812-1870)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說的是一個不知來歷的年輕孕婦昏倒在街上，人們把她送進了貧民收容院，第二天，她生下一個男孩后死去，這個孤兒被取名Oliver twist。十年后Oliver twist成了棺材店的學徒。他不堪虐待，逃到霧都倫敦。小小的孤兒在逆境中掙扎，幸而他由于本性善良而得到了善良的人們幫助，他一次次化險為夷，終于能和愛他的親人團聚，他神秘的出身也真相大白。孤兒奧立弗失去母親后坎坷人生，最終獲得愛情與幸福的故事。

　　(全文完)

　　(本研究報告受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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