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既沒有經濟
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
提示語：馬克思說：人類社會對自身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財富占有者剝削勞苦大眾的經濟關系，特權階層壓迫弱勢群體的政治關系……
變革人類社會不公正的“關系”!——這是解讀毛澤東不可稍有偏離的唯一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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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偉大不在于建立新中國。
毛澤東的偉大在于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超越。
毛澤東親手創建了“毛氏皇朝”，卻用自己的拳頭打碎了這個“皇朝”;毛澤東親手創建了共產黨政權，卻一把火燒透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大動亂”，將這個“政權”搞得天翻地覆，支離破碎。
毛澤東說得分明：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見劉源：《“四清”疑團》)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甚至比遵義會議更重要。他發動這場‘革命’時就已經決心打碎這個他在遵義會議上挽救的黨和親手創建的共和國。”(李遜：《1967年1月上海紀實》)
這是毛澤東的自我否定。
古今中外，難道有比這樣的自我否定更偉大的自我否定嗎?
文化大革命昭示毛澤東的人民英雄本色，到死，不改為天下窮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初衷：“‘君子動口不動手’，最好的辦法是用口。善講不聽，就會武講。沒有武器的，怎么搞呢?勞動者手里有工具，沒有工具可以拿石頭，石頭都沒有，有兩個拳頭。”(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這哪像統治者的“圣諭”?——分明是革命領袖宣言人民的心語。
文化大革命更昭示毛澤東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升華，他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熱忱期待，捧出一顆忠誠于人類解放事業的赤子心。
毛澤東因此不朽!
毛澤東因此超越總統首相、帝胄君王。
“文化大革命”矗立起毛澤東豐碑。它與耶穌的十字架、佛陀的菩提樹、穆罕默德的《古蘭經》、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十月革命同輝，昂然于人類歷史風云。
文化大革命確立了毛澤東主義。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開端。它以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邏輯論證，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階級斗爭嘛。”(《毛主席重要指示》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下同)
這是怎樣的階級斗爭?
——徹底顛覆舊制度!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談話中反復提出：‘要把十八層地獄統統打破，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一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一邊?’‘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 (費振剛、董學文主編：《毛澤東圈注史傳詩文集成》)
1966年夏，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完成了對毛澤東之為千古偉人的抽象：“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的靈魂就是造反。”
毛澤東將這個“造反”具體化：“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祝賀。”(《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信》)
1967年初，上海工人階級奪權，毛澤東隔空擊掌：“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于整個華東，對于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見何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毛澤東擎起列寧主義之旗。
列寧說：“機會主義恰恰在最主要之點不承認階級斗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并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斗爭。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斗爭空前殘酷、階級斗爭形勢空前尖銳的時期。”(《國家與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空前殘酷、空前尖銳的階級斗爭。
“階級斗爭”，向誰開火?
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公有制對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毛澤東說：“現在階級斗爭這件工作基本結束了。……我們全黨要來搞建設。”(見席宣：《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57年反右斗爭，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設定階級斗爭對象：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見席宣：《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這個論斷是牽強的。因為，社會主義“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私有了。”(列寧：《國家與革命》)那么，沒有了私有制，沒有了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當然沒有以私人資本掠奪勞動者的剝削階級;又哪來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
薄一波批評：“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并沒有占有剝削他人的生產資料，地主、民族資產階級也不再占有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已不是以一個完整的剝削階級而存在。所以兩個剝削階級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是不合邏輯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1958年武昌會議，毛澤東彌補理論的欠缺，將資產階級修正為“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他說：“作為政治上同思想上的地主階級跟資產階級，這個東西還存在。”(見席宣：《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提升政治思想上的階級斗爭到共產黨內：“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于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 黨內斗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斗爭。”(《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
這個論斷依然牽強。葉永烈指正：按照政治思想區分階級和黨內存在階級斗爭的觀點，“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失誤，是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上從歷史唯物主義滑向歷史唯心主義的開端。”(《“文化大革命”簡史》)
階級是一個經濟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中國，何來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應該從經濟關系中，特別從生產資料占有的關系中，才能說明階級的存在和特征，也才能提出判別和劃分階級的標準。”(葉永烈：《“文化大革命”簡史》)
因此，鄧小平主持《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理直氣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
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出歸納：“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的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那么，毛澤東的“理論”有沒有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
1962年，毛澤東尋覓這個“基礎”：“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余都還存在。”(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1963年，毛澤東推進一步：“在黨員、干部隊伍中，不少黨員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這是求索的猜想。然而，科學猜想常常是科學發現的前奏。事實上，毛澤東已經模糊地切到了“資產階級”的脈搏。
1964年，毛澤東開始捅破理論的堅壁：“大批官僚資產階級壞干部”的存在，造成了“我們國內嚴重尖銳的階級斗爭”。(見鄭謙：《毛澤東與鄧小平》
1965年，毛澤東豁然開朗：“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十三條》)
階級斗爭的對象明朗化：從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和民族資產階級，到意識形態領域“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進而逼視“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最后鎖定“黨內資產階級”。
十年“文革”，毛澤東拼將生命的最后一搏，留下永駐史冊的政治遺言：“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毛主席重要指示》)
階級斗爭的對象明朗了。
然而，階級是一個經濟范疇。這個“對象”有沒有經濟基礎呢?進而言之，政黨是階級的抽象，黨內可以有派，黨內如何有階級?
毛澤東如何突破理論瓶頸?
——誰占有生產資料!
毛澤東拽出了“黨內資產階級”的經濟尾巴。他在沈陽冶煉廠材料上批示：“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要多些……”(見葉永烈：《“文化大革命”簡史》)
列寧說過：“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范圍內，也就是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國家與革命》)
其實，即使在生產資料的關系上，也大體是形式的取消。
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
新中國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嗎?
毛澤東不容分說：“我看所有制沒有解決，至少是大部分，不講全部的話。”(見葉永烈：《“文化大革命”簡史》)
新中國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澤東道出兩個“差不多”：一個是“中國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一個是新中國“跟舊社會差不多”。他說：“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毛主席重要指示》)
毛澤東打碎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虛幻。他說：文化大革命“從中央一直搞到工廠、機關、學校。過去這些都不在我們手里，大都在國民黨手里，都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里，而且他們還有后臺。”(見席宣：《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康生解讀：“資本主義復辟，在工廠方面，關系很大，因為它是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工業向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它們形式上是‘公’，實際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實際上是‘舊’;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見王年一：《對上海“一月革命”的幾點看法》)
毛澤東的中國，難道是資本主義所有制?
事實是嚴酷的。在“全民所有”的招牌下，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日益擴張壟斷特權對生產資料的攫奪;在“社會主義”名目下，黨內走資派日益發展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階級的生產關系。
很清楚，向資本主義異化并非始自鄧小平，而是新中國內在的強勁潮流。改革開放不過認同了這個潮流，明確鼓勵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然而，中國不是資本主義。“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
那么，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因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絕非簡單排斥，而是相反相成，共存共亡，對立同一。馬克思、恩格斯論定這種同一性：“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共產黨宣言》)
余金成、王蘭垣在《社會主義走向振興的世紀》中謹慎地說：“在資本主義的計劃發展和福利改革中，依稀可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影子;而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法律規范中，也不難找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痕跡。”
其實，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強勢存在，但它表現為資本主義形態;在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強勢存在，但它表現為社會主義形態。
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經受資本社會化、生產社會化的蠶食，被迫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決定著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
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斷經受等級與特權的蠶食，被迫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決定著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對立中同一。毛澤東厭惡的“商品交換、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其為資產階級法權，形成社會主義時期保存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溫床;其為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則成為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向共產主義平等過渡的助推器。
同一在對立中存在;對立變革同一。毛澤東說：同一“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于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矛盾論》)
如何“轉化”?
誰占居主導，誰就決定了所有制的屬性，決定了對另一方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決定了對被動方的“轉化”。
而矛盾非主導方化“被動“為”主動“的強烈沖動，則以其顛覆矛盾主導方的現實作為，使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變革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成為可能，也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復辟成為可能。
這是兩種生產關系的斗爭。
這種斗爭貫穿于雙方的“溫情”合作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確立之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呱呱墜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誕生之初，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華麗轉身。
這個“華麗轉身”就是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立同一的物質載體。
革命實現了對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明確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導地位;然而，“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向前邁進的第一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而已。” (列寧：《大難臨頭，出路何在?》)
沒收官僚資本為國營資本，并不能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高度提升的生產力、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綜合素質，“全民所有”就不能不被虛擬化。毛澤東鐘情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盡管閃耀新世紀之光，卻不能不經受現實的失敗。
不止社會主義國有化，資本主義國有化同樣如此。美國羅斯福時代和二戰后西歐諸國一度興起的公有化熱潮，也終究淪為官僚特權者的溫床而破產。
經濟規律不可抗拒。
100多年前，恩格斯已經指明“國有化”的二重性：“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換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于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在由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準備階段。”(《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注釋》)
盡管國有經濟對于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砥柱中流，卻不能遮掩一個事實：它不是股份經濟發展成熟的的產物，而是落后國家的強制行為。
“全民所有”，實際是“政府所有”;“人民主權”，實際是國家壟斷資本對勞動者的雇傭。它通過管理者建立與被管理者的生產關系，受制于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商品交換無非私有財產的交換，也就是對私有者與私有者之間經濟關系的事實確認。那么，勞動力依然具有商品的屬性，而企業管理者假公濟私，依仗“國家資本”的壟斷地位，成為“私有經濟”的強勢群體，即官僚特權階層，也便成為難以遏制的趨向;它們對“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實行反噬，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矛盾的次要方面向主要方面轉化，推動社會主義所有制向資本主義所有制畸變。
這個“畸變”，在毛澤東生前曾“猶抱琵琶半遮面”，悄然于“人民主體”的名義下;而改革開放以轉換機制、拍賣出售等方式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不過將其公開化了。
毋庸置辯，國有企業保存并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而利益集團相互間的親密認同，則聚起一個特權化的資產階級——走資派。毛澤東激烈定性：“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比資本家還厲害。”(《毛主席重要指示》)
走資派—— 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的政治代言。
讓歷史作結：毛澤東關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科學論證，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建立在堅實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上。
不止毛澤東。
事實上，劉少奇同樣論證了這個理論。
在八大“政治報告”中，劉少奇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分配問題上;國家在“按勞分配”上的失誤，也就是少勞多得，或多勞少得，分配上的不公，阻礙生產力進步。
劉少奇就差捅破窗戶紙。他其實已經看到：在公有制的框架里，通過分配領域的利益轉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形成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侵蝕。
隨后，劉少奇遵循經濟規律，幾乎預言了“黨內走資派”的滋生。他警告：“剝削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不是可有可無，隨人的意志就能鏟除的。違背規律人為去消滅它，必然還產生新的剝削，甚或自身也將變成新的剝削者。”(見王光美：《與君同舟，風雨無悔》)
這“新的剝削者”， 與毛澤東定義的“走資派”，異曲同工。
中國共產黨兩位卓絕的領袖并立于歷史風云，從對立的不同側面向著同一聚焦：資本主義被強制“消滅”，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國營企業重新“萌發”; 私有制被強制“消滅”， 特權私有在公有制猖狂孳生;資本家剝削被強制“消滅”， 在共產黨內產生“走資派”剝削。
這并非個人、集團的品質優劣，而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恩格斯：《反杜林論》)
這是經濟規律。不同的是，對它的認同，劉少奇是主動的，毛澤東是被動的。
劉少奇把握了“剝削”的必然性，他容忍“剝削”，甚至一定程度上鼓勵“剝削”，以求助推經濟進步，最終消滅剝削。
毛澤東對“剝削”則如芒在背，忍無可忍：“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毛澤東“擔心他在北京的畢生事業可能最終不是為世界上最合理的社會、反而為一個極度的剝削制度奠立基礎。”(肯·利伯塔爾：《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毛澤東“堅信革命處在嚴重的危機關頭，認為革命最終將象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那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斷送。”(克·霍林沃思：《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
毛澤東擔憂：“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嚴峻的歷史課題困擾毛澤東和共產黨人：資本主義復辟有沒有必然性?走資派有沒有必然性?
在社會主義時期，既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伴生物不乏生機，那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政治代表——走資派也便活力依然;既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長期存在和不斷產生，那么走資派也長期存在和不斷產生。
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源在經濟土壤中。馬克思說：“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社會主義政權的創立，能夠擺脫資本主義復辟的命運嗎?
鄧小平存疑：“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毛澤東也存疑：“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毛澤東預感：“我擔心，我死以后，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然而，資本主義復辟固然其勢洶洶，社會主義革命同樣不可阻遏。
毛澤東高瞻遠矚：“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一定會出馬列主義。”(見曹英：《紅色檔案系列之二：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紀實》)
毛澤東大氣磅礴：“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見王洪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毛澤東為中華子孫立法!“既然所有制問題沒有解決，許多單位的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存在資本主義的關系，那么發動‘文化大革命’，開展奪權斗爭，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了。”(石仲泉：《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和毛澤東對它的誤解》)
毛澤東定義文化大革命：“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見王年一：《對上海“一月革命”的幾點看法》)
毛澤東將他的畢生心血鑄成指引人民反抗特權剝削的永恒航燈，訴諸歷史，訴諸人民：“一百年后還要不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偸且徊糠秩擞X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毛主席重要指示》)
人民與走資派的階級斗爭，是世紀性的持久戰。
這個持久戰以公有制顛覆私有制、公有觀念顛覆私有觀念的堅定指向，表明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然而，這個持久戰又大量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它以“團結—批評—團結”為宗旨，拒絕林彪、江青們沉迷于傳統觀念為“權力斗爭”的熱衷。鄧小平模糊地捕捉到這一點：“社會主義社會目前和今后的階級斗爭，顯然不同于過去歷史上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對以往階級斗爭形態的超越——
它肩起兩千年前耶穌背負的十字架，將其震撼世界的空靈與崇高，置放在馬克思學說的科學基座上;它激勵一切人，呼喚良知，洗滌靈魂，救贖自我;它展開人民與走資派之間的階級斗爭，表達思想革命的深刻內涵。
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開宗明義：“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1966年8月《十六條》，即《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篇首立論：“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在根本的意義上，文化大革命是“為改變大部分黨員和非黨員頭腦中的傳統觀念以及封建主義和非社會主義思想而進行的意識形態運動。” (迪·威爾遜：《周恩來》)
在深廣的視角上，毛澤東“在向比劉和鄧更大、更模糊的敵人開戰。……他正在把社會主義現實當作日益滋生官僚主義的土壤來處置。”(R·特里爾：《毛澤東傳》)
社會主義現實——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土壤。
在這塊土壤上，“走資派”和“走社派” 沒有絕對的分野，而是在對立中同一。所謂同一：“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各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向轉化。”(毛澤東：《矛盾論》)
社會主義不能離開資本主義獨立存在;走社派不能離開走資派獨立存在。
同一的主要特征是轉化。“走資派”在人民實踐中自我救贖，可以轉化為“走社派”，這為許多老干部的思想歷程所證實;反之，“走社派”放棄思想革命，可以轉化為“走資派”，這同樣為許多老干部的思想歷程所證實。
進而言之，人民大眾和走資派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鴻溝，雙方在思想觀念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巴金有幾分自知之明：“不肯深挖自己的靈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態，就不能理解這所謂十年浩劫。”(《〈隨想錄〉日譯本序》)
魯迅的解剖更無扭捏：“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整個社會對金錢的膜拜，形成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強力支撐;特權剝削的肆無忌憚，基于廣大民眾對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認同、和對等級金字塔構建的官僚體制的傾心。走資派不是誰加于中國社會的，它是中國社會的現實產物。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法哲學原理》)
走資派是合理的。
因此，文化大革命固然傷及一些人，但絕非針對個人，而是為著鏟除一切已存的和不斷產生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
馬克思寫道：資本家“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盡管階級對立表現在人的身上，并通過人予以變革。但人“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因此， 他明確指出：“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列寧寫道：“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第二國際的破產》)
毛澤東寫道：批判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把它當做敵我矛盾去處理，而必須把它當做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
這一脈相承的辯證思維，足為啟迪。
胡繩在《回首文革·代序》中質問：毛澤東發動文革，“也有時發生反文革的傾向。開始他把鄧小平當做第二號走資派，后來他啟用鄧小平，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
其實不矛盾。
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對立中同一。他維護走資派。
1966年，毛澤東批評江青：“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運動發動起來了，你們有功，你們現在驕傲。老干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毫無經驗……”(見曾濤：《正義的抗爭》)
1967年，毛澤東提出：“劉少奇看來九大還是選他當中央委員。”(見黃崢：《“劉少奇專案組”始末》)
1968年，“毛澤東說，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鄧力群：《介紹和答問》)
1974年，毛澤東重用鄧小平，解放大批老干部，明確了走資派在中華崛起中的重要地位。
1976年，毛澤東甚至把他百年身后事托付給走資派。臨終前，他要鄧小平主持搞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在這個前提下，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是被鄧小平拒絕。
從“打倒走資派”到寄厚望于“走資派”，十年文革，難道是一個輪回?
毛澤東期待輪回。
否定之否定。不是回到原來的起點，而是螺旋式發展到更高級的程度。也就是說，走資派經過群眾斗爭疾風驟雨的洗禮，完成靈魂深處的革命，領導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偉大崛起。
走資派是批判對象;更是教育對象、團結對象，甚至是依靠對象。
憑什么?
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這是一篇令毛澤東很費躊躇，修改14遍而斧痕猶存的文章，但它卻是文化大革命的奠基之作。它對階級斗爭的論述雖不免抽象，卻初步構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框架，設定了人民群眾向走資派進行斗爭的基調。
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對立的同一體。
社會主義意味著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意味著階級消失;因此，只要社會主義占居主導地位，便意味著階級矛盾及其集中體現——人民與走資派的矛盾，一般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頗有分寸地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毛主席重要指示》)
事實上，資產階級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反動沒落。
因為，生產力只有在資產階級手中才達到高度發展的程度。“從這一方面來說，資產階級正如無產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恩格斯：《流亡者文獻·論俄國社會問題》)
薛暮橋回顧：“在經濟十分落后的中國，應當有一個較長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不宜匆忙消滅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 因為，“五十年代的新中國，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遠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其實，不僅“五十年代的新中國”，便是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都不同程度地有著發揮的空間。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生產力的適應性、資本壟斷與集權對國際資本競爭大格局的重要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幾千年傳統觀念的親和性，成為社會主義時期走資派不斷產生和存在的基本根源。
“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重要構成。毛澤東論證：“為什么一些右派分子進來加入我們的領導機構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只有左、中，而無右，就不完全。”(《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走資派是合理的。走資派也是不合理的。“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來說已經是不合理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這個“不合理”性就是對社會主義的銷蝕。走資派淡化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為特權剝削和資本主義復辟開后門，成為資產階級及一切貪污、盜竊、腐敗、墮落的政治庇護。
毛澤東說：“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走資派“代表資產階級”，抗爭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國有資本的使命是創造財富回饋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以形式的“雇傭關系”推進與落實“社會公有”的實質;如果國有資本以其強勢來剝奪社會，管理者壟斷權力畸變為與被管理者完全的雇傭關系，即資本關系，那么，社會主義便必然地淪為權貴資本主義，而走資派也便必然地聚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本營。
可怕的是，這個異變會在“普世價值”的自詡中完成——中國社會主義淪亡。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深層次立意，便是通過向走資派發動的進攻，開展思想革命，堅定顛覆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社會主義指向。
這個革命，怎能狹隘地指稱為個人權力之爭?
這個革命，為著徹底變革人對人的剝削關系——“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本質訴求。
毛澤東覺得，他的“大多數同事都已落伍，他應責無旁貸地承擔起教育他們的工作，……以保證共產主義目標的實現。”(R·特里爾：《毛澤東傳》)
——陳毅是“大多數同事”的典型。
陳毅與毛澤東對話。
陳毅：“看戲嘛，無非是娛樂。”
毛澤東：“那也要看是什么樣的娛樂。我們總不能讓資產階級占領社會主義的戲劇舞臺。建國這么多年來，一直是舊戲統治著我們的舞臺，這種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里面存在著一個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存在著一個方向問題和路線問題。”
陳毅：“那我就不好說什么了。”
——江青是“大多數同事”的另類典型。
江青與毛澤東對話。
江青：“文化部確實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他們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不貫徹你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建國都這么多年了，還在那里熱衷于搞舊的東西，文藝根本不是為工農兵服務。”
毛澤東：“他們這些人，還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啊!”(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陳毅失于理解毛澤東顛覆舊文化的高遠。
江青摘取了毛澤東顛覆舊文化的皮毛。
在理論上發展毛澤東的是張春橋。
張春橋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中，將毛澤東消滅資產階級的主張推向極端：“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
兩個“一切”， 無所不包，勢吞時空。
毫無疑問，這是共產黨人徹底顛覆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公然亮相，是社會主義否定資本主義歷史呼聲的激情表達。
然而，高處不勝寒。張春橋們無以復加的極端，把毛澤東和他的文化大革命托上云端。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汪洋大海中，如此“全面專政”，不過形成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否定，成為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對廣大人民群眾發動的戰爭。
不能說張春橋的文章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九大期間，毛澤東就‘接班人’的問題與林彪談過話，毛澤東對林彪談到，你年紀大了以后誰來接班，曾提到張春橋的名字。” (劉志男：《九大至九屆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和矛盾》)
如果說，張春橋們激進的“書生意氣”再現了知識分子革命家的根性：尖銳的原則之爭卻常?？斩矗瑸槔碚摰某绺邊s常常陷于權力之爭，缺少與人民大眾血肉相連的階級感情;那么，毛澤東的激進更多的是留給歷史的宣言。
暮年毛澤東無力讓自己的生命之火重光，他將對勞動人民的滿腔深情，聚成“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最后一呼，無限張大了“反抗壓迫、反抗特權剝削”的崇高訴求，留得丹心一粒，長照汗青!
薛 遒
原標題：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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