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理論探索

　　【內容提要】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探索中，毛澤東堅持運用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思想方法觀察和研究社會主義社會，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初步構建了較為系統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體系，科學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理論前提、理論基礎和理論主題，以獨創性的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在當時為黨領導人民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為后來中國的改革實踐奠定了基本原則，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和寶貴歷史經驗。

　　黨的十八大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看作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和積累的重大成就，并作出了道路是實現途徑、理論是行動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的科學論斷。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進一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全黨“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基礎上獲得的制度創新成果。20世紀50年代確立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是黨領導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局部執政時期制度建設的基礎上而進行的全局性制度創新，這一制度創新的重大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理論作為思想基礎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入研究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造性探索和重大理論貢獻，對于科學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大理論成果的辯證關系，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

　　毛澤東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普遍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提供了理論前提。從思想歷程和邏輯關系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理論探索，是以分析和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矛盾作為起點的。所謂“完善”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即以不完善的存在為前提;而所謂“不完善”，就是說還存在一些缺陷，相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有不相適應的地方，甚至還存在一些影響發展的矛盾和問題。在毛澤東看來，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因此，正視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這個看似抽象的哲學問題，就成為毛澤東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獨創性地構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理論體系的邏輯前提。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作過明確的論述。列寧在成功領導為鞏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斗爭和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作出了總體性的科學論述，他指出：“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斯大林雖然領導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但由于他在理論上把對抗和矛盾混為一談，把列寧所說的對抗的消失等同于矛盾的消失，否認了矛盾就是對立統一、就是斗爭性和同一性的有機結合這一本質規定性。這種片面性、絕對化的思想方法，導致斯大林在理論上長期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然而，沒有矛盾的蘇聯社會怎樣發展?斯大林認為，全體人民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高度一致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這一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實踐中導致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客觀存在的矛盾特別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得不到及時克服與化解，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積極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以及社會活力的增強，這是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得以鑄成的重要認識論原因。盡管斯大林在逝世前一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對他長期堅持的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的觀點有所糾正，但正如毛澤東所說，他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仍然是“吞吞吐吐”，既沒有把它提到總體性的高度來認識，也缺乏清晰的理論分析和科學的哲學概括。

　　斯大林逝世后，針對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主張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對斯大林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評價。他指出，對于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同時還講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斯大林的錯誤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有斗爭，只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會而已。此后，毛澤東多次談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其目的就在于要以蘇為鑒，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進行新的理論創造，寫出新的理論著作，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他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具有標志性的理論成果。前者著重探討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后者著重探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關系和思想關系;貫穿在這兩篇著作中的一根紅線，就是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研究和揭示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關系，從哲學方法論上提出并闡述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觀點，進而從發展道路上試圖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建設新路，從而擺脫蘇聯模式的消極影響。在毛澤東的視野中，分析矛盾和探索道路是互為表里的，分析矛盾是探索道路的理論支撐，探索道路是分析矛盾的實踐指向。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毛澤東作了這樣的總結：“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從對立統一的高度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作了更為系統深刻的分析，并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的觀點。他指出，對立統一規律的普遍存在和推動事物發展的思想，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在考察社會主義社會時卻不能把辯證法這一根本規律貫徹到底，暴露出理論和實踐的嚴重脫節。毛澤東在描述當時的情況時寫道：“對于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毛澤東反復強調和充分闡明對立統一規律的普遍性，就是引導人們客觀正視和主動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在正確處理社會矛盾的實踐中進一步增進人民的團結和統一，以便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共同的思想基礎。

　　二

　　毛澤東系統闡發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基本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始終，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囊括了社會形態的基本結構，決定著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整體面貌和運行狀況。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造成了社會制度的變遷，不斷進步的社會制度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又使社會基本矛盾在具體內容、表現形式和解決方式上日趨和諧與更加文明。從正視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普遍性入手進而揭示其中的基本矛盾，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成為毛澤東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理論的客觀依據。

　　馬克思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科學概念已經成為現代文明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闡發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思想構成了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但是，毛澤東之前的經典作家都沒有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合稱為社會基本矛盾，更沒有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概念。毛澤東在總結概括馬克思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基礎上，首次提出和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科學概念。早在1937年，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就使用了“社會的基本矛盾”的概念;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于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多次肯定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是貫穿人類社會始終的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這里，“仍然”一詞的使用表明了社會基本矛盾的普遍性;而把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主義社會聯系起來，形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科學概念，則克服了斯大林長期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為我們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殊性提供了可能。

　　在毛澤東看來，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其理論著力點在于研究和揭示它的特殊性：其一，從矛盾的狀況看，盡管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但是相比較而言，“相適應”無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適應即“相矛盾”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好的，是同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相適合的，那些同生產力發展相矛盾的只是某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環節。而資本主義的根本制度不合理，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其所謂“適應”也僅僅限于體制的層面。其二，從矛盾的性質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表現為在全體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則表現為在經濟利益根本對立基礎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敵我矛盾。從矛盾的解決方式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制度的范圍內完全可以自行解決，即在黨的領導下，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有步驟、有秩序地不斷得到解決;而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則必須通過社會革命的方式才能解決，即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資本主義在發展中所采取的某些調整措施，只能在某種程度上暫時緩和矛盾，而不可能徹底解決矛盾。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統一的思想，為我們深入探索和科學解析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制度為什么要完善和發展?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普遍性所決定的，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還存在矛盾，還有許多不完善之處;社會主義制度為什么要自我完善?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之間是基本適合的，是非對抗性的、可以自行解決的矛盾。這就從社會基本矛盾的深層次上把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區別開來，成為我們在實踐中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根據。

　　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性質上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因而只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有效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毛澤東明確提出和系統闡發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他認為，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敵我矛盾已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日益凸顯并大量存在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全黨都要著眼于我國社會基本矛盾的新變化，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并運用正確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為了促使全黨努力掌握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門科學，毛澤東初步構建了較為系統的人民內部矛盾學說。他不僅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科學概念，而且概括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表現;不僅指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區分的相對性，而且闡明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法。特別是他提出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方針，已經成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指導方針。其中，在經濟領域實行的“統籌兼顧”方針，不僅成為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始終堅持的重要戰略方針，而且被科學發展觀所繼承，成為堅持科學發展的根本方法;在文化藝術領域實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在不同黨派之間關系上實行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已被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成為建設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重要指導方針。毛澤東提出采取正確的方針和科學的方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其目的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奠定堅實的群眾基礎。

　　三

　　毛澤東科學論述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發展生產力的關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確立了理論主題。毛澤東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科學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從社會制度的層面看，就是為了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以貫之的理論主題。正如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的：黨帶領人民實行改革開放，“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毛澤東闡明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根據。在毛澤東的著述中，反復強調并充分論證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這一關系社會主義制度合理性的重大問題。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具有優越性，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是基本相適合的，因而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以較快的速度發展。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根據，也是其合理性之所在。這表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是順應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抉擇，也是毛澤東作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科學論斷的客觀依據。毛澤東還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除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外，“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建筑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黨領導人民在20世紀50年代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等基本制度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先進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在實踐中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些基本制度。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優勝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為我們在實踐中始終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提供了根本的政治立場。

　　毛澤東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必須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之間是基本適合而并非完全適合，現在適合也不意味著永遠適合。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從本質上說，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是辯證統一的，我們既不能因為社會主義制度還存在某些不完善的方面而否定其根本制度，也不能因為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優越而對其不完善的方面視而不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才能使這一社會制度獲得無限生機和光明前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就是我們黨在接力探索中不斷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毛澤東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主要奠基人，在充分肯定這一嶄新社會制度優越性的同時，對其不完善的方面也作了初步的探索。他指出，在生產關系領域，“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系，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里面，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這些問題，是同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在上層建筑領域，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國家機構中還有某些官僚主義作風，在國家制度中也存在著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些又是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只有切實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才能促使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從而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前進。毛澤東認為，社會基本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社會基本矛盾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不斷轉化的過程。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由起初的基本相適應到在生產力的不斷推動下變得逐步不相適應，矛盾雙方由最初的平衡狀態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轉化為不平衡狀態，這就需要采取毛澤東所說的“革命”、“改革”等手段來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使其達到新的適應和新的平衡狀態。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他更明確地使用了“社會制度改革”的提法。這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發展在認識上的重大突破，為我們在實踐中通過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并進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毛澤東指出，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社會主義制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就是為了推翻舊的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奮斗目標和所要實現的社會理想。但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我們堅持和發展這一社會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制度又成為推動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社會全面發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有力手段。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物質基礎，又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體現。正是在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意義上，毛澤東充分論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毛澤東深入分析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的方面和環節，而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環節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1956年1月，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1957年2月，他又指出，與革命時期不同，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在毛澤東看來，革命就是要把生產力從舊制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在同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合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條件下，我們沒有理由不在這一先進的社會制度下更好地發展生產力。這些極為寶貴的思想，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也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供了根本的理論支撐。

　　四

　　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中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的開創性探索及其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科學闡述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理論前提、理論基礎和理論主題，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進一步延伸，又成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準備，它不僅在當時為黨領導人民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為中國后來的改革實踐奠定了基本原則，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和寶貴歷史經驗。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挫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從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視野對改革開放前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艱辛探索及其取得的理論成果、巨大成就和嚴重挫折作出全面總結和科學評價，其目的在于強調不同歷史時期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連續性和一致性。社會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連續性和階段性相統一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從不斷探索、長期積累到成功開創的發展歷程。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正確理解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之間的辯證關系，指出兩者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既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簡單等同。我們充分肯定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實踐中的理論貢獻，就是為了闡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在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沒有前者的開創性探索，也就沒有后來的歷史性成就;沒有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開創性探索所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完善也就沒有思想基礎與理論前提。強調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連續性，并不是抹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階段性;并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在20世紀50年代就完全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那時就已經確立了。正像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重要基礎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斷探索和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這是我們在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歷史性飛躍的關系時所應始終秉持的科學態度。

　　當然，無須諱言，由于時代、實踐和認識的局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探索中，也難免出現過某些理論上的偏差與實踐上的失誤。這些失誤和錯誤發生的直接原因是我們當時實行了某些脫離實際的政策。政策是理論和實踐相互作用的中介。理論首先化為政策，政策運用于實踐，從而發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毛澤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我們黨在制度建設上曾經出現的失誤，歸根到底都同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和把握不夠全面、準確與徹底有關，理論的局限性造成了政策的某些偏差，最終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實踐發生失誤。比如，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程度的把握上，在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之間基本適合的同時，對它們之間不適應、相矛盾即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的方面未能引起足夠的注意，在基本制度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而具體制度與生產力的發展愈來愈不相適應的情況下，沒有能夠適時地進行改革，從而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在一段較長時間內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在對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任務的表述上，毛澤東用“解放生產力”與“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來區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同目的與根本任務，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不能由此而把解放生產力的任務僅僅劃歸于以往發生過的政治革命，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就不存在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只有通過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才能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強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者講全了。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的方面的認定上，其主導的方面是做出了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論述，但也有某些脫離生產力狀況的理論偏差。毛澤東在列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完善的方面時曾經指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制這點來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這表明，在毛澤東的視野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不相適合的重要方面，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還不夠“公”。這就脫離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為后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超越階段、急于求成的“左”傾政策的出臺埋下了伏筆，導致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發生了把某些不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東西當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原則加以固守，而把那些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鞏固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反對。在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方式上，雖然我們曾提出改革過于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初步構想并付諸實踐，但由于國內外復雜因素的影響，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逐漸發生了“左”的偏差，試圖用“一大二公三純”的指導思想解決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逐漸僵化的經濟體制，這不僅沒有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反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我們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解決上層建筑(主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就違背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性質的科學分析和解決矛盾方式的正確主張，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

　　我們必須看到，這些在探索中出現的失誤，由于歷史條件、理論視野和認識水平的限制實屬難免，是在探索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下出現的問題，它為我們黨逐步全面正確地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積累了寶貴的思想資源，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借鑒。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采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于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歷史教材。”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科學評價歷史人物時所采取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和實事求是精神。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58期，摘自2014年第6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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