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索爾提：全球資本主義第四次機體危機背景下左翼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

　　本文主要分析在目前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左翼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其中此次金融危機被稱為全球資本主義第四次機體危機。此前的三次機體危機已經導致了資本積累或是法國調節學派所稱的在調控模式制度下社會結構的根本轉型，它們都同時伴隨著沿著民主化、去民主化和再民主化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轉變，以及世界秩序的改變，后者包含激烈的國際緊張局勢。由此而提出的第一組重要但也是最普遍的問題是: 新自由主義形式下的資本主義已經到達了資本積累和社會再生產的極限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在走出危機的戰略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計劃是什么?資本主義第四次機體危機會導致資本主義積累體制、資本主義監管模式以及世界秩序出現什么樣的根本調整嗎? 很顯然，對這些問題的特定回答不僅會形成全球左翼和社會主義政治議程將要出現于其中的政治框架，而且它們能夠并將導致特定時空結構下的極為不同的社會主義戰略。因此，為討論并協調好社會主義戰略，最重要的是要對全球性危機的性質達成共識。

　　本文主要關注歐洲和北美，關注全球資本主義中這些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發展在更為廣闊的全球政治經濟相互關系中的意義和影響。所提出的主要觀點是: 從“西方”和美國霸權中的經濟和政治精英的角度來看，綠色新政是走出危機最全面且清晰的戰略，而部分生態社會主義左翼提出了一種更為廣泛的社會綠色新政方式，以之作為基于社會“底層—中間”聯盟的激進的走出危機計劃。2008—2009 年的新國家干涉主義意欲導致一種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可事與愿違，“胡亂應付”危機的國家干預是為了重建新自由主義，為了大規模補貼銀行和( 汽車) 工業使其回到原來狀況。不過，這并不是一個“奇怪的、不死的新自由主義”，只是顯示了( 左翼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 將新自由主義僅僅理解為一種“市場意識”和取消金融控制，而不是資本與勞動之間關系的一種事實上的歷史性轉變的局限性，這種轉變是建立在一種跨國和靈活的( 低劣的) 高技術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一種新自由主義生活方式基礎上的，它包括了從西方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向“熊彼特式的工作福利體制”的轉變。因此，此次危機只是顯示了在國家的作用，以及“新自由主義”政治精英在對待資本主義管理及其內在矛盾的總體上的實用主義方式等方面，理論上的新自由主義與實際的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不一致。

　　總而言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綠色新政在2010 年春夏時期已經失敗，在美國，它被一種以出口導向增長為主的“再工業化”戰略所取代，而在歐盟，它由被《經濟學家》稱為“不情愿的霸主”的德國主導的新中央化經濟治理體系所推動的“內部勞動力成本貶值”戰略所取代。由此而提出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 如果綠色新政是危機中最為明晰的主導性計劃和走出危機戰略的方案，那么應該如何解釋其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向全球緊縮政策時代的轉向? 作者認為應該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 1) 資本結構性權力的大幅加強; ( 2) 整體疲軟，社會與政治的分裂，尤其是歐盟社會與政治反對派發展空間的不平衡; ( 3) 由此導致的強大的右翼民粹主義，對危機的“西方”政治話語表達，它強化了向緊縮政治的轉變。

　　對全球左翼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政治和( 反) 霸權前景的分析假定了一種對全球政治經濟中更為廣泛的政治—經濟框架和積累一般條件的分析。由此提出了第三組問題: “西方”綠色新政的失敗以及新的“競爭性”的損人利己政策( beggarthy-neighbor policy) ——它從 “國家競爭狀態”的角度出發試圖為自己在同一個( 萎縮的) 蛋糕中確保更大的份額 ——的經濟后果是什么? 如果的確( 如英國首相卡梅倫所預言的) 西方會出現“十年緊縮”和由于西方數年乃至數十年的低經濟增長而出現“全球性衰退”，它們將如何影響歐洲和北美政治左翼的歷史和政治前景? 它將對階級的歷史和具體形成、消失和重塑，對工人階級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分裂以及對統治階級所需的分配空間產生什么影響? 以這個分析為基礎，圍繞應對跨越積累、生態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多層次資本主義第四次機體危機的具體且可操作的過渡性方案，可以建立哪類聯盟? 對于這樣一個觀點最重要的具體挑戰是什么? 它們怎樣才能在危機的不平衡發展成為進步改革最大障礙的歐盟國家之間，以及在歐盟、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跨國的聯系?

　　一、資本主義的四次機體危機及隨之而來的國際政治經濟變化

　　資本主義當前的危機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歷史中的第四次機體危機，具有全球影響。而此前的三次機體危機導致了資本主義全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結構的顯著變化: 1873—1896 年的大蕭條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從 19 世紀的放任自由資本主義向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希法亭所描述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轉變，而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分裂，最終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解體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爭斗，政治上則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信奉國際主義和革命思想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社會主義大眾型政黨的崛起。這轉而引發資產階級社會改革者試圖通過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方式緩和社會主義的威脅。最終，這場危機導致將工人階級“消極整合”進了社會帝國主義者的走出戰略中。

　　20 世紀 30 年代的危機導致了三條道路: 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道路的繼續( 它很大程度上不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 ;歐洲大陸的( 法西斯主義的和其他去民主化的獨裁政權類型) 道路;( 社會) 民主化的凱恩斯福特主義的新政式的美國道路。在歐洲從( 德國) 法西斯的戰敗中獲得解放以及緊接而來的冷戰背景下，凱恩斯主義調控的福特模式在“美利堅帝國”的“非對稱性超帝國主義”下在所謂的“西方”世界被普遍推廣，它將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與管理結合起來。

　　資本主義第三次機體危機期間，即 20 世紀70 年代所謂的“福特主義危機”( 從美國單方面放棄布雷頓森林規則到沃爾克沖擊) 中，( 全球化的) 資本主義再次改變。包括1968—1973 年間西歐工人運動的一次新的“抗爭循環”( cycle of contention) 在內的全球左翼進步運動在 1974—1975 年左右停止，并帶來了一次對資本的( 反) 攻擊，它引領了新自由主義理解的跨國高科技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通過對反福特主義“左翼”的吸納，新自由主義成為這一新階段的霸權話語，并最終通過( 準) 社會民主政黨——包括1993—2011 年克林頓總統期間的美國新民主黨、1997—2007 年間的英國新工黨以及施羅德總理時期紅綠聯盟政府的“新中間”——的“第三條道路”而被強勢推廣。

　　不久后，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開始被侵蝕。其政治上的主要表現是反全球化運動的出現，西歐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西方以反恐戰爭為名號的高壓管理和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以及“西方”新( 老) 左翼政黨的建立或重建( 如法國的新反對資本主義黨、德國的新左翼黨、荷蘭的社會黨、挪威的社會主義左翼黨、魁北克團結黨、英國的 Respect 黨等) 。2007年，資本主義陷入其第四次機體危機。我們又在目睹積累的社會結構及世界秩序結構的一次更為根本性的轉變。問題在于: 朝哪個方向轉變? 當前機體危機的政治和經濟將如何影響資本主義重組? 對于試圖克服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又意味著什么?

　　二、綠色新政的失敗，“西方”的緊縮轉變以及緩慢增長時代的前景

　　最初有人將綠色新政看作是應對資本積累、生態可持續、社會再生產以及重建美國的世界霸權等多重危機的最全面的政治計劃，于是來自各個政治光譜的學者都一致同意新政是最好或許也是唯一能夠走出此次危機的選擇。但出乎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意料的是，迄今為止危機并未導致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改變。奧巴馬提出的“后泡沫經濟”設想并沒有實現。無論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發源地北美，還是在西歐，新國家干涉主義并未標志著凱恩斯主義的回歸。相反，凱恩斯主義的調控形式被國家用以重構新自由主義。

　　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管理呈現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新國家干涉主義通過對銀行損失實行社會化的協調方式穩定了金融部門，這些刺激計劃本身規模并不足夠大，但卻帶來了經濟結構調整和新的增長模式。例如在美國，考慮到新的平衡預算憲法修正案，國家層面的經濟刺激計劃被地區或地方層面的反向緊縮抵消。奧巴馬政府危機管理政策與新政相比，其刺激計劃主要有三方面矛盾: ( 1) 整體規模還不足以填補經濟崩潰中 20 億美元的漏洞; ( 2) 通過國家對綠色能源產業進行的基礎創新補貼不足以啟動“綠色”經濟(刺激計劃中“綠色”技術因素只不過占 3. 5%，而中國至少也有 5. 3%) ; ( 3) 與羅斯福新政不同的是，它并沒有發展和恢復公共部門及公共部門的就業，相反卻導致了美國二戰后歷史上公共部門就業的最大的回落和嚴重的公眾服務危機。結果，在這一危機管理中，那些試圖使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轉向“綠色資本主義”——它以太陽能電池板、風力發電作為新的積累動力和以高速鐵路等作為加速資本周轉的手段——的力量失敗了。公共開支的居高不下加上“無工作的復興”和持續的高失業率，其主要影響是強化了國家低效率的觀念( 美國新的右翼民粹主義茶黨運動表達了這一點)。2010 年春在多倫多召開二十國集團( G20) 峰會期間，美國、加拿大以及歐盟轉向了一種緊縮政治，這是 20 世紀 30 年代以及 70 年代資本家應對重大資本主義危機的一般做法。

　　第二階段全球性的緊縮轉變等于是奉行損人利己政策，它們試圖通過削減內( 外) 部勞動力成本的方式恢復全球競爭力，奧巴馬在 2011 和2012 年國情咨文演講中提出所謂的“再工業化”戰略表達了這一理念。這是一種出口導向型的美國增長和競爭戰略，主要通過削減勞動力成本、自產能源和量化寬松政策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爭取在 2017 年前將出口翻倍。相對于歐洲乃至中國，美國的勞動力和能源等生產成本都已大幅降低。但從美國左翼的角度來看，降低工資和自動化浪潮使得任何想要回歸( 以高工資、高安全為標志的) 福特主義時代的就業幻想都會破滅。政治上，這意味著不僅任何的恢復都將是緩慢的并依然存在大規模的失業，而且還將強化( 而非緩解)美國勞動力的內部貶值和工作的不穩定趨勢。美國的工人階級從新的“再工業化”戰略中幾乎一無所獲。

　　歐盟的危機管理更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事實所決定的: 歐盟精英的一個重要共識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歐元區的瓦解。一個基本的觀念是歐盟的全球影響主要取決于歐元區以及一體化的加深。這也正是一些主張歐洲布雷頓森林體系( 允許貨幣貶值) 的激進社會民主和社會主義批評者們常常無視的: 有關歐元區未來的爭論不是從經濟意義上而純粹是從政治意義上討論的。歐盟( 以及在德國推動下歐盟主要成員國)在美國之前就開始推行緊縮政策。但由于貨幣聯盟的關系，歐盟各成員國不能采取內部貨幣貶值的策略。與美國聯邦和州之間的關系不同，歐盟并非一個“政治命運共同體”，缺乏那種經濟治理能力和政治合法性。雖然通過歐元債券和轉移性支付解決“歐元貨幣主義”道路上經濟不平衡問題多少是必要的，但政治上卻近乎不可能，這從目前德國中央銀行與歐洲中央銀行的斗爭中可以看出。

　　在歐盟，一種“新的嚴肅紀律的新自由主義的憲制主義”——它要求歐盟委員會成員國在稅收和社會政策協調問題上的一致——強化了“內部貶值”的戰略，也對歐洲左翼提出了巨大的政治和戰略挑戰。這種專制的危機憲制主義( authoritarian crisis constitutionalism) 的主要目標是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深化歐盟一體化，并建立一種新的競爭性緊縮的經濟治理。其主要機制是把銀行虧損轉嫁給公共部門，并在隨后主要是在歐盟邊緣地區國家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中使用休克療法，以釋放資本高于勞動的結構性權力。對歐盟邊緣地區國家福利國家和勞動力市場的重構以及對勞資談判結構的系統性的去集中化是剝奪這些歐元區邊緣地區國家工會權力的方式，這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已經達到了。其進程包括:( 1) 削減公共部門的工資; ( 2)通過各種方式大幅實行勞資談判結構的去集中化; ( 3) 使最低工資談判變成全國性的，目的在于降低最低工資( 例如在希臘) ; ( 4) 放松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包括工作安全保障和失業救濟金的減少; ( 5) 實行“征服”政策以及“剝奪式積累”政策，如提高退休年齡門檻。其結果是，20 世紀 80 年代南方不發達國家債務危機期間南方國家實行的那種結構性調整計劃和90 年代在東歐和俄羅斯實行的休克療法現在已經進入到歐洲中心的邊緣地帶。這種結構調整也已經從“歐豬”( the PIGS)國家( 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 發展到了“歐魚”( the FISH) 國家(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 。

　　不過，從左翼戰略的角度來看，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歐盟的這種新經濟治理會走得更遠。從統治精英的角度來看，其目標是深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一體化，并對歐盟制度體系實行經濟治理的集中化，或者用盧卡斯·奧伯恩德費爾( Lukas Oberndorfer) 的話說是將“三駕馬車機制推向所有領域”。因此，“歐洲 2020”戰略尋求不僅在歐盟的邊緣地帶而且也在整個歐盟強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治理結構。這是缺乏整體民主控制和責任的新憲制主義。首先，作為監管國家預算機制的“歐洲學期”要履行六個協定，主要通過所謂的“記分牌”測量宏觀經濟的不平衡，對新公共債務進行自動和強制性制裁。其次，歐元附加條約是對國家薪酬增長的直接干涉，目的是通過對全國工資增長的限制增強內部貶值，它設定了赤字國的主要不平衡責任。第三，與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正式諒解備忘錄，與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備忘錄，以及與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備用貸款計劃，相當于一個專制的經濟休克主義和經濟上的國家例外法律。兩者都追求相同的目標，即削弱國家或部門的集體談判結構，支持去集中化的集體談判結構，并對勞動市場及福利國家進行重構。這相當于承認歐元貨幣主義的一體化方式的失敗，而現在需要通過專制的危機憲制主義來予以加強。第四，2012 年 11 月出臺的競爭力一攬子計劃及其2013 年的擴展計劃在歐美核心國家實行了勞資談判體系和工資政策的結構性改革。無論如何，歐洲出現的不只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深化，更是一種激烈化，其中以新憲制主義形式表現的去民主化正在被一種以國家例外法律形式表現的去民主化所取代。這對于任何試圖克服歐洲左翼以及歐洲社會主義未來面臨的兩個主要挑戰的努力來說都十分重要。

　　三、全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兩大挑戰

　　抵抗運動的時空不平衡發展和工人階級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意識形態的斷裂是對世界社會主義未來的兩大挑戰。

　　歐美的危機以及迄今為止西方緊縮轉變在政治話語方面是如何表達的? 這一歷史事態對于社會主義左翼未來的政治意義何在? 盡管在歐美出現了一些反危機的抗議活動，但這些表面壯觀的事件隱瞞了一個事實: 在美國以及在幾乎所有的西歐國家，( 按照罷工活動和勞資沖突所導致的工作日損失來衡量的) 工人的戰斗性降至低點。更令資產階級評論者驚訝的是，在歐洲和北美，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主導了全球危機的政治話語表達。問題的關鍵在于，2010 年緊縮轉向和隨之而來的對公共部門工人的猛烈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與 2011 年全球反資本主義和反緊縮抗議活動相一致的，這并非巧合。導致這一系列抗議活動的并非社會媒體技術，而是新自由主義對大眾利益的激烈進攻，它導致了對進攻者的反擊。在美國，緊縮議程某種程度上是茶黨運動當道的結果，它促使 2011 年春天在威斯康辛州的抗議活動和同年秋天“占領華爾街”運動期間民粹主義向左轉變。類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也席卷了西班牙、希臘以及意大利部分地區，它們都是對歐盟三駕馬車諒解備忘錄框架下的緊縮措施的反應。來自左翼力量的新的大規模動員是否標志著跨大西洋社會主義左翼——它尋求一個超越目前經濟和政治上占主導的社會力量的緊縮政策的光明未來——的新的開始? 這些歷史性的社會動員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與歷史上的全球經驗不同，盡管這些緊縮政策存在明顯的經濟無效率并導致人道主義的后果，緊縮在政治上也存在明顯的不合法性，但這些抗議者中無人設法對歐盟的進程和對其國家政府做哪怕只是微小的改變。于是第一個問題是“到底什么構成了這個挑戰?”第二個問題則為“全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應該如何克服這些重大的挑戰?”

　　對于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姑且可以稱為政治抵抗的不平衡發展，事實上無論多強大的政治運動只要不轉化為持久的政治組織，最終都會瓦解，這可以解釋北美占領運動的興衰，那里的左翼大多缺少這種政治組織。但在南歐這類組織不僅存在，而且還在抗議斗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 盡管還不具挑戰性) 的作用。面對大規模群眾抗議和占領活動，南歐國家政府之所以還能夠獨善其身，原因似乎在于它們能夠奉行一種“跳級”策略。對外部和跨國力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央行等) 的依賴抵消了國家層面遇到的挑戰，結果就是合法性被廣泛質疑的政府可以通過歐盟核心國家的支持保障自己的安全和政治統治。

　　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歐盟經濟治理帶來了重新國有化和對國家政府權力的剝奪，最近它導致了歐洲左翼力量內部支持歐元解體的力量與要求改革或重建歐洲的力量之間的激烈爭論。這種討論停留在經濟和技術意義上，忽視了既存的歐盟權力關系和上述統治精英間存在共識的事實。對于統治精英來說，歐洲貨幣聯盟的瓦解是決不允許的，這是出于政治而非經濟的原因。歐盟和歐洲貨幣聯盟是對抗美國和中國政治霸權的先決條件。換言之，就是要運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民主的代價維持歐洲貨幣聯盟，這也是資本重新進駐希臘和南歐的原因所在。在這種條件下，以激進左翼聯盟( SYRIZA) 為代表的希臘左翼力量開始利用歐洲經濟和政治精英對于歐盟和歐洲央行瓦解的恐懼，要求債務延期。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并不能真正威脅歐盟統治精英，使其到期不償還債務并被驅逐出歐洲貨幣聯盟。

　　人們常常認為，反緊縮抵抗活動的不平衡發展問題是由于缺少一種歐洲化的政治抗議。的確，歐洲的任何重建都有賴于這樣一種來自底層的歐洲世界主義，它能夠克服歐洲內部持世界主義的精英與持歐洲批評觀的大眾間的階級分化。可現在的問題并不僅僅在于這些新的抗議活動很大程度上依然處于各國孤立狀態，更重要的是它們沒有得到能夠影響歐洲穩定機制的歐盟核心國家相應抗議活動的支持。由于南歐的左翼相對缺少選擇的余地，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工人階級不能等待德國的工人階級。希臘和南歐的任何進步通常有賴于歐盟核心國家的力量關系轉變。奧朗德當選總統的這一變化表明，在德國也必須發生這種力量轉變。沒有德國國內的力量關系轉變，南歐工人階級就幾乎沒有希望。缺少這一條件的政治抗議之聲雖然很大但卻是無效的。但這種持續性組織不能單靠政治意愿來創造，還必須有成熟的社會條件。由此而要問的一個核心問題是: 為什么一般來說在歐洲北部，尤其是在德國，反緊縮抗議之聲總體來說如此微弱，為什么危機期間的這類抗議活動大多限于單一事務，如( 日本福島核危機后的) 核能源問題?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發掘德國或者其他富裕國家對危機的政治話語表達。在德國或者其他北歐國家，工會動員的缺乏有其自身具體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對德國工會的有關調查顯示，工人對進步主義訴求的關注較高，但對社會團結方面的關注卻相對較低，甚至不如對男女平等的關注。正是由于德國左翼工會人士所稱的這種“社團主義模式危機”，危機開始后德國以及美國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抗議動員大部分都停止了。這種社團主義模式危機源自德國在危機發生之前的特定政治格局，它把一些出口產業部門的工會整合進了應對資本主義危機第一階段的國家干預主義管理中。

　　同時，工業部門新自由主義的彈性化帶來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兩極分化。在美國，汽車行業以減半的工資雇傭新員工引發老員工與新員工之間的對立，而德國按照施羅德政府“2010 議程”實行的不穩定臨時雇工制導致了核心工作和不穩定( 但同樣報酬的) 工作之間的分化。這種分化導致了被研究人員稱之為“排他性團結”( exclusive solidarity) 的現象。勞動力市場重組和借助工作福利制國家( workfare state) 進行的“二次剝削”導致了出口行業的產業工人與日益增加的低工資服務業工人( 包括私人與公共領域) 之間在薪酬結構方面的差距。高工資與低工資工人之間以及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之間日益增長的分化正在歐盟核心國家和美國發展，有破壞工人的社會主義戰略的危險，尤其是在擁有很大的市場權力和工作談判能力的高素質的專業人員的獨立工會出現以后。

　　四、經濟停滯、資本—勞動關系的敵對和克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兩大挑戰的前景

　　歐美左翼克服反緊縮運動不平衡發展挑戰和工人階級分化挑戰的前景如何? 左翼如何對這種挑戰作出一致的反應?

　　第一個挑戰顯示為彌合工會運動和有組織工會工人與不穩定群體“自發”占領運動之間的鴻溝。

　　歐洲和北美的經濟緊縮將導致長期的經濟停滯，而金磚四國的增長預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經濟上的這一格局以及全球性衰退給左翼力量戰略帶來了重要影響: 全球性產業后備力量將繼續增長，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一些新的自動化領域還存在發展動力的條件下尤其如此。這自然會削弱( 尤其是西方國家但并不僅僅是西方國家) 工會的集體談判能力，并產生壓低工資的壓力。這種發展趨勢可能會在更大的范圍內擴展。

　　美國和歐盟的緊縮轉變使得國家及其人民呈現出一種敵對關系。根據尼科斯·普蘭查斯( Nicos Poulantzas) 的著名理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是勞動與資本之間力量關系的一種凝聚，其活動相對獨立于兩個階級。但如普蘭查斯在20 世紀 70年代的國家理論爭論中所指出的，它之所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其所有重要的國家功能( 以及合法性) 都取決于它迎合私有資本主義企業的服務，這些私有企業在國家競爭狀態和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下行使著資本的時空權力。問題是社會主義戰略如何將這種國家轉化成非資產者的國家。

　　可在資本主義機體危機中，由于國家在再分配和通過這種方式進行社會和政治整合的能力受到限制，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缺少了階級中性，并更加強化了其特別的階級性。如一些左翼學者所指出的，國家相對于社會階級的自治只有在階級處于一種大致平衡狀態下才存在，而這種平衡形勢只有在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作出特別妥協的條件下才能出現。由此來看，當今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有兩個結果。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目前的主要斗爭領域是公共部門。由此首先提出的問題是，捍衛福利國家的公共部門的工會和社會運動將如何重新學習在以下條件下的斗爭: 勞資關系處于敵對狀態，而既有的社團主義制度結構和司法安排又限制了這種敵對斗爭的能力。其次，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危機對國家再分配能力的侵蝕是否為特定社會的組成，為社會底層與中間階層聯盟——這是捍衛大眾利益的普遍認可的前沿方式——的建立留有余地? 在南歐，通過勞動力量( 維護勞資談判結構的工會和反對強占的民眾) 與不穩定力量( 國際占領運動)的聯合，這種聯盟已經出現。問題是在全球衰退的條件下，克服北歐工人階級分裂和重建 “底層—中間”聯盟的前景如何。這方面，主要的問題是全球緊縮轉變是否會釋放“社團主義模式危機”，并允許反自由主義的態勢重新復活。

　　初看之下，北歐的政治局勢相當平穩。奧朗德領導的法國社會黨在 2012 年 5 月選舉勝利后的形勢表明，沒有德國國內的權力關系轉變，歐洲能夠實現的改變會是多么有限。而在德國，危機管理第一階段國家干預主義中“社團主義模式危機”已經轉變為默克爾總理目前所支持的所謂“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在德國，最低工資的實行被認為是保守主義者對左翼政黨要求的一種吸納。德國能夠在國外奉行專制主義而在國內遵行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部分原因在于默克爾能夠依賴施羅德政府時期( 1998—2005 年) 即已實現的內部貶值和競爭力恢復。

　　2013 年德國聯邦大選表明了這種“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的勝利。它體現了由保守主義領導的基于中上層階級聯盟的勝利，失敗的則是那些邊緣化和分裂的、往往也不參加投票的階級。因此，一些研究認為存在一種階級的分化，一方是那些有保障的、出口行業等領域的典型的穩定的雇員，另一方則是那些不穩定的產業工人、低收入的國內服務業工人以及底層不穩定無產者。“排他性團結”表示了同一個企業內部有保障和無保障雇工間的關系特征。在韓國，這種分化導致了一些不穩定雇員組成了獨立的工會。但在德國這類的發展并不成功。比如，汽車行業非正式工人的合同談判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結束，這也是德國金屬工業工會不得不介入并利用其制度性權力來為這些工人提供公平條件的原因所在。

　　由于兩方面的原因，在緊縮過程中歐洲中上層階級的聯盟還不大可能破裂。首先，如果全球緊縮轉變的結果是全球性衰退和長期經濟停滯的話，那么很明顯，在核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后院以及在德國和美國，其分配潛力都將受限制。這可以從目前德國大選獲勝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組成大聯合政府的談判中看出。社民黨在競選運動中要求增加對富人的稅收。結果是他們失去了增加教育和社會再生產方面的公共開支的政治目標。經濟停滯的延長加上來自歐洲競爭協議的財政保守主義的要求注定要導致國家以及地區層次上的緊縮。由此產生的問題( 也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是工人運動能否導致超越有保障和不穩定、工業部門與服務部門間的分化而強調所有工人的利益。其中的主要問題又在于，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正在收縮的典型雇傭工人、高工資隊伍能夠與其他力量聯合起來。一個條件是不穩定工人作為一個新的階級出現一種集體意識。這使得他們能夠在平等的條件下表達意志。對于工會來說，目標是必須停止工人階級這兩部分力量之間日益擴大的差異。一些研究認為，德國工人在“失業恐懼”的情況下會聯合起來，但在德國工業領域的“就業奇跡”下，這種聯合很大程度上也被破壞了。不過在德國，聯合工人階級兩翼的是“對勞動能力退化的恐懼”，包括與工作相關的壓力，工作引發的抑郁暴躁情緒等。通過這方面共同經驗的借鑒，德國可以在工人階級日益碎片化的情況下建立一個潛在的聯合。但重要的是左翼力量不可能僅通過表達一種突出不穩定和貧困化的“競爭底層”的辭令就能建立一個反霸權的“底層—中間”聯盟，因為這些辭令只是反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部分工人階級的生活經驗，并不反映那些葛蘭西稱之為“生產性的社會集團”的經驗，而沒有后者任何社會主義戰略都注定會失敗。

　　同樣的聯盟也可以圍繞歐盟的新經濟治理建立起來。迄今為止，工會領導層依然只是在歐盟層面才接受他們在國家層面決不會接受的一些侵蝕集體談判的協定。不過，在歐盟的去民主化和整個歐洲工會力量被削弱的新形勢下，是有可能出現整個歐洲捍衛工人階級地位的斗爭的，盡管歐洲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不再會認可重新國有化。因為歐盟在工資政策方面新的干預主義最終必然會引發有關歐元危機的討論，而在 2012 和2013 年的選舉運動中這些并沒有討論。可以通過“保衛民主”的方式來對專制資本主義發起攻擊。的確如此，因為專制主義和去民主化定會在即將到來的斗爭中更加惡化。這與歐盟必須面對一個基本困境的事實有關: 現行緊縮議程的非法性和對它的集體抵制使得在歐洲以專制的方式實行一種新的危機憲制主義成為必要，但它同時進一步損害了歐盟精英的政治合法性，并在左右翼中都培養了反歐盟的政治力量。利用激進中產階級的右翼對這種“專制主義的惡性循環”的回答是: 離開歐元區，重返民族國家。左翼也必須關注、突出這種對民主的侵蝕，并給出自己的政治答案，其中的部分內容就是用保衛民主的語言表達，并自下而上地重建歐洲。(寇靜娜 編譯 林德山 校訂)

　　(譯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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