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義是主導當今世界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它對非洲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新自由主義在非洲的興起是由20世紀70年代末非洲經濟困境直接促成的。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導下，非洲進行了一場以結構調整為中心的經濟改革，但是結構調整政策自身存在嚴重缺陷，最終導致非洲經濟改革的失敗，并陷入嚴重的發展危機。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結構調整 發展困境
新自由主義在非洲的興起
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表現。①早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西方學者就對該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其中較有影響的有諾姆·喬姆斯基、羅伯特·W·麥克杰尼斯等人，他們提出新自由主義是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基礎上建立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該理論體系強調市場對經濟的主導作用，主張建立一個以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私有化為核心的全球秩序，“華盛頓共識”是它的完成形態。②
新自由主義在非洲的興起與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非洲的經濟危機有直接聯系。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由于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機和國際原材料市場價格變動等影響，非洲很多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這給當時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了干涉非洲經濟發展事務的機會。
世界銀行于1981年發表題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速發展的行動綱領》，史稱“伯格報告”。③這篇報告明顯帶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認為非洲國家當時的經濟危機是由不恰當的經濟政策造成的，非洲國家必須實行“以農業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同時還應加強貿易、匯率制度改革，減少政府干預，提高國有經濟效率等。該報告的出臺為非洲即將開展的結構調整改革指明了方向，成為改革的指導性文件。④
同年，美國學者羅伯特·貝茨出版專著《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⑤，成為非洲結構調整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理論基石。該書從理性選擇角度對非洲農業政策和經濟衰退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研究，映證了“伯格報告”中最核心的理念，即“政府是問題而非方法”，因而應削弱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
隨后，世界銀行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開始對非洲的結構調整政策進行理論完善。1984年世界銀行在《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續發展而努力》等報告中將結構調整改革政策概括為：一是市場化，盡量使用價格等市場手段對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二是資本自由化，減輕政府負擔，大力推進私人經濟的發展;三是私營化，給予國有企業更多的責權，提高國有企業生產效率;四是貿易自由化，開放國內市場，減少對進出口貿易的歧視性限制。⑥這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在非洲已從最初的理論設想逐步形成了政策架構。
1985年10月，美國前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第四十屆年會上提交了題為《美國關于發展中國家持續增長的計劃》的改革計劃，將美國的對外援助同以非洲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綁定在一起。這表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援助戰略發生了重大轉變，⑦標志著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新一輪擴張。
1989年，美國學者約翰·威廉姆森在總結結構調整改革的種種經驗后提出了“華盛頓共識”。嚴格來講，“華盛頓共識”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其主張都是以新自由主義作為理論基礎的。對此，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華盛頓共識”對自由的市場經濟過于迷信，而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則認識不足，是一種不恰當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它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的失敗應負有重要責任。⑧
“華盛頓共識”的出現是新自由主義從最初的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的主要標志，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最終成為美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化、政治化的工具。此后，美歐等國開始普遍采用以經濟援助、貸款等附加條件，向發展中國家強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新殖民主義的作法。
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負面影響
早在結構調整之初，非洲國家就不認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理論。它們對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非洲的復興之路有自己的看法。這最早反映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拉各斯行動計劃》等各項計劃中。到80年代中后期，迫于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非洲大部分國家最終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將結構調整作為經濟改革的主要方案全面推行。非洲國家之所以最終紛紛轉向結構調整，主要是因為它們急需獲得西方的貸款，也是對結構調整方案存有一種“無可奈何之中的朦朧希望”⑨。結構調整改革最初的實施對非洲的市場化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其弊端也開始呈現。
首先，結構調整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短期內實現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穩定，并從長遠意義上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⑩但事實上，結構調整改革的目的并沒有實現，反而應對二十多年來非洲的經濟停滯乃至衰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⑾“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十年的結構調整改革，破壞了非洲的發展，使得非洲的經濟、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⑿
其次，結構調整方案要求非洲國家緊縮財政支出，減少對社會服務的投入，結果導致非洲國家陷入貧困和社會動蕩。按照結構調整改革的要求“債務國不得不不惜一切代價擴大出口而將自身的社會穩定置于一邊”。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債務國能夠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從而有足夠的外匯收入償還外債”，“通過出口獲得更多的外匯(以償還外債)，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作出的選擇，而不論這些國家是多么貧窮”⒀。
再次，私有化、自由化改革的失敗造成非洲國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當地經濟陷入萎縮，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對此，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國家所推行的實質上是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這種千篇一律的“四部曲”改革政策非但沒有推動經濟的增長，反而使非洲國家走進了“地獄般的困境”⒁。
最后，結構調整計劃還使非洲國家遭受經濟、社會、輿論的多重打擊。“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開出的藥方全面破壞了非洲經濟;另一方面，非洲人因為經濟改革的失敗而備受指責。當那些在非洲撈得盆滿缽滿的西方顧問滿心歡喜地去銀行提款時，非洲人卻不得不面對經濟全面崩潰的爛攤子。”⒂
結構調整改革的失敗促使人們深入思考新自由主義和非洲問題。學者張夏準指出，非洲并非注定欠發達。非洲確實存在一些影響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障礙，如氣候惡劣、民族分裂、人工效率低下等，但在20世紀60、70年代，非洲各國也曾經歷經濟較快速度的增長。這就證明結構性因素并非造成非洲經濟發展失敗的根本原因。所謂的結構性因素只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掩飾非洲經濟改革失敗的借口。事實上，非洲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的真正原因在于它這一時期所被迫奉行的自由市場政策。⒃這些政策是西方強加給非洲的，它們不僅將這些非洲國家突然拋入競爭激烈的國際秩序中，還導致非洲原本就少得可憐的產業部門徹底崩潰，重新回到過去對初級產品高度依賴的狀態。因而，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政策是西方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的發展陷阱。
張夏準在《富國陷阱》一書中借用李斯特“踢開梯子”的理論，對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動機進行了徹底揭露。他指出，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其早期崛起的過程中往往采用的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這一點和西方國家的宣傳完全不一樣。它們之所以要求發展中國家實行自由貿易市場的發展道路，就是要“踢開發展中國家賴以發展的梯子”。
新自由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陷阱
從獨立以來非洲的發展歷程來看，在獨立初期，大多數的非洲國家并沒有聽取新自由主義的建議，推行的是以國有化、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曾使非洲經濟、社會都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非洲國家在實行結構調整改革后，經濟卻陷入連年衰退。這說明接受新自由主義所謂的“好政策”事實上對發展中國家并沒有益處，相反，如果非洲國家堅持有效地執行從前的政策，也許會做得更好。
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各種市場經濟制度往往是經濟發展后的結果，而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甚至最權威的新自由經濟學家至今也無法搞清哪些才是非洲發展必需的制度，但卻最終通過多邊或雙邊的壓力強加給發展中國家。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所代表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強勢集團的利益要求。而結構調整改革就是20世紀末西方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關系最突出的表現。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非洲學者就已認識到結構調整改革實質上是西方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以經濟改革和債務重組為幌子，在非洲推行的一種“新殖民主義”掠奪政策。他們指出：“布雷頓森林機構和捐助國通過結構調整計劃直接對非洲國家的經濟進行干預，表面上看是為了幫助非洲克服它的危機，但是這樣的干預只能使非洲和全球體系之間的不平等和剝削關系繼續持續下去。”⒄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非洲國家對結構調整改革“新殖民主義”本質的認識逐漸深入。1986年非統組織峰會上，布基納法索前總統桑卡拉(Sankara)對該問題進行了揭露。桑卡拉指出：“那些借錢給我們的人，實際上就是過去強加給我們殖民統治的人，也就是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控制我們經濟和國家的人。今天，他們又假借捐贈的名義使非洲人陷入債務陷阱”，“而在這些債務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一個‘新殖民主義’體系”，“當前，在帝國主義的控制和統攝下，外債成為殖民主義者精心設計的重新占領非洲的工具。”⒅
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是推行“華盛頓共識”的“三劍客”。正如非洲學者阿賽德·伊希米(Asad Ismi)所言：“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不是(非洲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它們只不過是美國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⒆換言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殖民主義”掠奪政策才是非洲結構調整改革真正的幕后推手。
實際上，作為新自由主義在非洲的具體表現，結構調整改革方案在設計之初就存在嚴重缺陷。例如，“伯格報告”是在脫離非洲發展實際的情況下套用的西方經濟發展模式，使結構調整改革在實踐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矛盾與沖突。羅伯特·貝茨曾承認，他在解釋非洲問題時可能有些過激，其研究重點在于非洲發展的內部因素，對國際因素考慮較少。而此時期非洲所遭受的外部壓力非常巨大。20世紀70年代后，國際市場上曾出現美元貶值、糧食價格攀升、干旱、石油價格飆升、銀行利率大幅調整等情況，都對非洲的農業和發展問題造成很大沖擊。但作者對這些沖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非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卻缺乏必要的研究和思考。⒇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上述弊端，西方國家并非不知道，但他們仍迫使非洲國家嚴格執行這些政策。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把結構調整視為改善非洲發展狀況的經濟政策，而是將其視為爭奪非洲、鞏固西方對世界經濟控制的工具。
結語
嚴格來講，造成20世紀70年代末非洲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并非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是非洲國家在經濟困境中所做的無奈選擇。但不可否認，非洲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改革是失敗的。這表面上看是由結構調整制度設計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但其本質卻是西方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的一個發展陷阱，其目的是進一步鞏固西方對世界經濟的絕對控制。
經過多年的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已在非洲扎根。非洲各國普遍建立起以私有制為基礎、自由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體制。由此，非洲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依附也得以強化。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深，非洲對國際金融資本、跨國企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它們所遭受的新殖民主義的剝削也越來越多。
【作者為運城學院政法系副教授】
【注釋】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新自由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03年第6期。
②[美]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頁。
③World Bank: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n Agenda for Action. Washington, 1981.P
④舒運國：《失敗的改革—20世紀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結構調整評述》，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⒇[美]羅伯特·貝茨：《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曹海軍、唐吉洪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第1頁，第2頁。
⑥⑨⑾薩奇，陳沫：“緊縮型非洲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及其滯漲效應”，《西亞非洲》，1989年第5期。
⑦陳平：《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衰落：拉丁美洲經濟結構改革(1973～2003)》，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第180頁。
⑧[美]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后華盛頓共識的共識”，載黃平、崔之元主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86～102頁。
⑩Herbert Jauch,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Their origi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Namibia: Labour Resourc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LaRRI), 1999.
⑿⒅⒆Asad Ismi, Impoverishing a Continent: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in Africa, 2004, 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 Report, 參見www.halifaxinitiative.org/updir/ImpoverishingAContinent.pdf.
⒀[智]亞歷克斯·費爾南德斯·希爾貝爾托、[比]安德烈·莫門主編：《發展中國家的自由化—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度和經濟變遷》，陳江生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頁。
⒁張文海：“斯蒂格利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2期。
⒂Femi Akomolafe, "no one is Laughing at the Asians anymore", New African, No.452, June 2006, pp.48~49.
⒃[韓]張夏準：《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23個秘密》，孫建中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年，第108頁。
⒄阿卜杜拉·布拉杰：《非洲：從非統組織到非洲聯盟》，http://www.ecdc.net.cn/events/china-south2002/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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