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十七）

　　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十七）

　　（續：第五章 振興國有企業 ）

　　作者導讀：

　　目前，新自由主義在思想理論領域正在受到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堅決批判。然而，批判新自由主義這場意識形態領域反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階級斗爭是否取得勝利，最終要看在經濟領域是否扭轉了私有化趨勢，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否真正得到恢復和振興。

　　城市集體經濟是新自由主義危害的重災區，值得人們高度關注。恢復和振興城市集體經濟對于堅持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第六章將分析城市集體經濟的萎縮及其原因，對如何振興城市集體經濟提出對策建議。

　　第六章 積極發展城市集體經濟

　　以上兩章我們從整體和企業層面探討了如何振興國有經濟。以下將探討如何振興集體經濟。

　　新中國的集體經濟分城市集體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兩個發展特點不同的“板塊”。本章擬探討如何振興城市集體經濟。首先在弄清新中國城市集體經濟科學含義的前提下，簡要回顧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歷程;接著分析目前城市集體經濟嚴重萎縮的原因，闡述振興城市經濟對于發展國民經濟中的重大戰略意義，強調重新振興城市集體經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后論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健全城市集體經濟管理體制;并對各級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振興城市集體經濟提出對策建議。

　　一、城市集體經濟發展歷程的回顧

　　（一）城市集體經濟的含義

　　在探討如何振興城市集體經濟之前，有必要弄清新中國城市集體經濟的科學含義。

　　城市集體經濟具有集體經濟的一般規定性。集體經濟是生產資料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簡稱。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集體經濟是與全民所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并列的基本經濟形式之一。新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①]從生產資料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全稱看，集體經濟的含義包括三個基本要點：一是它屬于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范疇，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在勞動成果分配上，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三是集體經濟中的集體指的是“勞動群眾”集體，這意味著集體經濟是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為主要標志的。

　　通常所說的集體經濟，或者實行完全的勞動聯合，也就是企業資本不再劃出勞動者的個人股份，而完全歸勞動者自然人構成的集體所有，這個集體中的勞動者完全實行按勞分配;或者實行一部分勞動聯合，也就是勞動者之間自愿實行勞動聯合和私人資本聯合相結合，但是以勞動聯合為主，這也就是合作經濟。把合作經濟歸屬到集體經濟，這是因為勞動聯合為主。《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八條第二款對城鎮合作經濟的集體所有制性質做出了明確規定：“城鎮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②]應當說，新中國《憲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鎮集體經濟在內涵、地位、構成和表現形式上，已做出明確的權威性規定。

　　需要強調的是，合作經濟與私人合伙制在經濟性質上有根本區別，后者是少數人以私人資本的聯合形成企業資本，進行雇工剝削經營的私有制形式;兩者不能混同。

　　城市集體經濟是城鎮集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書把城市集體經濟與鄉鎮非農集體經濟分開論述，主要是因為城市集體經濟與鄉鎮非農集體經濟有不同的發展歷程;同時，在城市和農村仍然存在管轄區別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鄉鎮非農集體經濟一般屬于農村地區。

　　《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八條還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③]，這表達了新中國作為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發展城鄉集體經濟的根本態度。因此，全國人民尤其是各級中共各級黨政領導干部，都應當認真貫徹《憲法》精神，高度重視城鄉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認識，鞏固和發展城鄉集體經濟對于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擴大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自覺地為振興城鄉集體經濟做出應有的努力。

　　（二）新中國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歷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或解放區，就產生過集體經濟(包括互助組和多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它們是新中國集體經濟的前身;對它們的引導、支持和管理實踐，為新中國發展城鄉集體經濟積累了重要經驗。

　　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對新中國發展集體經濟的重要性作過精辟的論述，他指出：“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④]應當說，新中國城鄉集體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自覺推進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產物。

　　新中國的城市集體經濟，是經過開始于1953年，到1956年基本完成的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發展起來的。據資料，1957年全國有手工業合作社10.64萬個，491.9萬人;組織起來的手工業合作社社員勞動生產率比個體手工業戶高85%，顯示了“組織起來”的協作勞動能更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集體工業經濟(主要是城市集體經濟)產值年均增長率達到13.76%，到1957年集體工業總產值137.6億元，占全國工業的19.55%。在上世紀60年代和“文革”期間，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集體工業發展比較緩慢，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1977年以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工作中來，隨著大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返回城市提出就業的需要，城市集體工業絕對量有了顯著的發展。到1998年，集體工業總產值達到13179.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量的19.41%。[⑤]

　　城市集體經濟在1978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這一段時間，發展是比較快的。以上海市為例，1982年底，該市形成六類不同發展起源的城市集體經濟，第一類是區、縣、局的“老集體”企業，“經營方式主要為統負盈虧、工資福利參照國營企業、管理辦法近乎全民所有制企業”;第二類是市區街道集體企事業，“經營方式主要為獨立核算、盈虧調劑、固定工資、個人醫療、退休制度”;第三類是郊縣鎮辦企業，“經營方式雷同于街道集體企業”;第四類是1979年后各局興辦的集體企事業，經營方式參照街道集體企業;第五類是1979年后區、縣、局興辦的“新集體”企業，“經營方式主要為自負盈虧、多勞多得”;第六類是勞動服務公司、家庭手工業、臨時性勞動等。除了這些上海市自理的集體經濟以外，還有隸屬于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和全國工業合作聯社的上海市供銷合作總社和上海市工業合作聯社，以及上海市城鎮工業聯社和上海市專業合作聯社四種集體經濟組織，它們起到了上海集體經濟“集團軍”的作用。1990年上海市集體經濟在全市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曾達到24..2%。[⑥] 在這段時期，全國其他城市的集體經濟與上海相似。當時，在改革開放的氣氛下，不少城市政府管理部門領導集體經濟實行“優化勞動組合”、“除本分成制”[⑦]等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城市集體經濟曾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

　　可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開始下滑。提出要振興城市集體經濟，就是根據它從那時起直到目前的不良發展態勢提出來的。

　　二、城市集體經濟的萎縮及其原因

　　（一）城市集體經濟的萎縮值得關注

　　如果說近些年來整個公有制經濟出現嚴重削弱的態勢，那么城市集體經濟就削弱得更加嚴重。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集體經濟持續下降的不良態勢，這可以從第二、第三產業的集體經濟發展變化的有關數據來了解，因為這兩大產業中城市經濟占主要。只要重溫第三章引用的全國經濟普查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全國第二、第三產業的法人單位企業實收資本，從2001年到2004年，集體企業所占比重從11.3%下降到7.9%;到2008年末，又下降到占3.0%。

　　與私營經濟的急劇發展相比，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狀況就顯得更不景氣。全國經濟普查統計數據顯示，2004末年到2008年末這5年間，全國第二、第三產業法人單位的集體企業實收資本1.0萬億元，與2004年末持平，即增長為0;而個人資本7.8萬億元，增加4.5萬億元，增長138.4%;港澳臺資本2.1萬億元，增加1.0萬億元，增長87.9%;外商資本3.1萬億元，增加1.7萬億元，增長125.6%。從全國第二、第三產業法人單位的企業資產看，2008年末與2004年末相比，集體企業資產總額4.4萬億元，減少0.8萬億元，下降15.1%;股份合作企業資產總額4.5萬億元，增加2.6萬億元，增長141.1%;我們把集體企業和股份合作企業相加，資產總額8.9萬億元，共增1.8萬億元，共增長25.3%。[⑧]而私營企業資產總額25.7萬億元，增加17.0萬億元，增長194.9%;港、澳、臺商投資企業資產總額8.0萬億元，增加3.8萬億元，增長89.8%;外商投資企業資產總額13.5萬億元，增加7.3萬億元，增長118.0%。這就表明，在這5年，全國第二、第三產業中集體企業實收資本、資產的發展，與私有制經濟相比，處于相對的嚴重削弱狀態。國內大陸私營企業資產總額增加到25.7萬億元，資產增長194.9%;而集體企業資產總額才4.4萬億元，集體企業資產反而下降15.1%;集體企業加上股份合作企業資產的總額才增長25.3%，達到8.9萬億元，只是大陸私營企業資產總額的34.6%(8.9萬億元/25.7萬億元)。

　　令人憂慮的是，2008年末到2011年末，第二、第三產業的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狀況仍然沒有明顯好轉。由于國家統計局沒有公布多種所有制經濟在這段時間的企業實收資本、企業資產和就業人員方面的統計數據，我們只能從已公布的規模以上工業的增加值相對量來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到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的中國大陸私營企業每年比上年增長為18.7%、20.0%、19.5%，集體企業增加值每年比上年增長為10.2%、9.4%、9.3%。[⑨] 前者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后者的2倍多;而在2008年末，從法人單位企業實收資本、企業資產的絕對數據看，前者是后者的2.9倍(25.7萬億元/8.9萬億元)，由于企業實收資本或資產的數額與企業產值是呈正相關的，不言而喻，2011年末，集體企業與大陸私營企業在實力上的差距就更大了。

　　全國第二、第三產業的集體企業的狀況大體表現出各地區城市集體企業的發展狀況。近年來，已經較難了解到政府部門公布的城市集體經濟的明確統計數據。上海市政協網公布的一份調研資料顯示，從1990年到2004年的近15年間，該市集體經濟在全市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占24.2%下降到10.6%，年均遞減1%。[⑩]其他城市的狀況是與此類似的。

　　城市集體經濟出現的這種不良發展態勢，已經明顯背離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規定。按照這個規定，如果所有制結構相對穩定，那么國內各種經濟成分的增長速度應當是比較平衡的，而從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和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看，包括城市集體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發展速度應當相對地更快一些，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然而實際情況卻與此相反，這怎能不令關心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人們高度關注!

　　為什么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會出現這種狀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城市集體經濟究竟還要不要大力發展?這是必須回答的問題。

　　(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危害是城市集體經濟削弱的主要原因

　　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城市集體經濟管理體制上確實存在過“政企不分”的“第二國營”的弊病。這固然與“越大越公越好”的“左”的指導思想有關聯，同時，也是與新中國城市集體企業資本形成的復雜狀況相聯系的。

　　城市集體企業的資本，既有勞動者自然人在初創的合作社時期私人投入的股本轉化形成的，也有后來集體企業勞動者集體創造的積累基金轉化而成的，還有地方政府為支持城市集體經濟用國家的財政支出轉化而成的。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一方面，城市集體企業資本的這些不同的來源在所有權關系方面，并沒有清晰的劃分，這導致集體企業的勞動者不能自覺的把自身的經濟利益與集體資本的保值增值緊密的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當時城市集體經濟一般都向“國營”看齊，由市政府、區政府直接管理，后來建立小型集體企業也由街道辦事處實施行政性管理，這就使集體企業勞動者形成依賴地方行政管理的觀念，集體企業不能形成自主經營管理的機制，因而集體經濟的性質受到很大的扭曲。顯然，這種管理體制上的弊病對于充分調動集體勞動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是不利的。正因為如此，一旦國民經濟管理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化，集體企業出現不能適應的情況是很自然的。

　　但是，集體經濟的這種體制弊病一旦弄清楚了，要糾正是完全可能的。問題的關鍵是，應當把集體經濟被扭曲的集體所有制性質重新恢復過來。城市集體經濟以企業為單位，不像國有經濟那樣有國家整體和企業兩個層面。從原則上說，只要通過清產核資，確定一個企業的現有集體資本，把集體資本交給由勞動者自然人構成的集體來管理，原則上也就能糾正這種體制弊病。固然，在適應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具體細節上會存在許多困難，例如，由于時過境遷，集體資本的原始投入不容易理清，因而確定現有集體企業中的資本所有權歸屬會有困難;由于某些企業長期經營不善，已經負債累累，要維持集體經營確有困難，等等。但是，從總體上說，集體經濟既然是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形式，大部分集體企業一旦恢復集體所有制性質的本來面目，就能夠煥發出適應市場經濟的活力。一些具體細節上的問題，總可以隨著實踐的深入逐步設法解決。然而，在實踐中，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許多地方卻開始風行城市集體企業私有化。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私有化思潮推動下，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利，完全無視前一段時間改革特別是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經取得的良好效果，借口改革不到位，集體企業產權仍不清晰，開始自上而下地大力推行私有化“改制”。曾幾何時，幾乎各地都一風吹似地推行股份合作制轉向私人合伙制，進而完全讓主要經營者購買企業，一下子就把集體資本低價賣給私人了。[11] 這就等于要從根本上消滅集體所有制。在不少地方，根本不認真進行集體資產的審計、評估，等于拱手把集體的公有資本白送給了私人。從那時起，中國城市的政府部門對城市集體經濟的支持力度顯著相抵，甚至普遍取消了專門的管理機構，把集體企業轉歸輕工業聯合會這種中介組織管理，以往支持城市集體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終止實行，政府部門不再把500萬以下的集體小企業列入統計范圍。政府轉而支持私營、外資經濟發展，城市集體經濟就這樣被“邊緣化”了!

　　實事求是地說，全國城市集體經濟的比重嚴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一些掌握了改革領導權的人，由于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信念，盲目地相信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制優越論”，打著“改革”旗號推行私有化的結果。這其實完全是違反新中國憲法的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責任是無法推卸的。這種錯誤如不加改正，將必然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待續：第六章三、城市集體經濟的重要戰略地位）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04年特刊，3月15日，第81頁。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04年特刊，3月15日，第81頁。

　　[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04年特刊，3月15日，第81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2-1433.

　　[⑤] 參見陳士能.推進集體經濟改革創新 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在2005中國集體經濟高層論壇上的發言[OL] .http://info.jj.hc360.com/2005/09/28093315426.shtml

　　[⑥] 參見《上海集體資產深化改革的思路與對策研究》(本專題課題組2005.12.27)，上海政協網(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1721/node2215/node2298/node2302/u1a11284.html).

　　[⑦] 集體經濟“除本分成制”曾在四川重慶、江蘇南京等大城市中推行。理論依據是，集體企業的勞動者是自主聯合勞動者，其勞動力不是商品，因而生產成本與資本主義企業生產成本有根本區別。后者成本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c+v);勞動者工資(v)由市場決定，包括在企業成本中，資本家占有全部剩余價值(m)。而前者的成本不包括可變資本，只是不變資本(c)，企業根據按勞分配原則(扣除稅收、集體基金)把集體創造并在市場上實現的新價值(v+m)分配給勞動者個人，即勞動者可以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江蘇省委黨校李炳炎教授對此有系統論證，可見其近著.利益分享經濟學[M] .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9 .

　　[⑧] 這里，集體企業和股份合作企業共增25%，是根據現有數據計算出來的：(2.6-0.8)÷[(4.4+0.8)+(4.5-2.6)]=25.3%。

　　[⑨] 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9、2010、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分別見：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00225_402622945.htm;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⑩] 參見《上海集體資產深化改革的思路與對策研究》(本專題課題組2005.12.27)，上海政協網(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1721/node2215/node2298/node2302/u1a11284.html).

　　[11] 現在看來，已經十分清楚：在被新自由主義俘虜的心目中，只要生產資料所有權還沒有集中到私人手中，就是所謂“產權不清晰”。在這種觀念下的“產權清晰”、“改革攻關”、“所有制是改革繞不開的問題”等，都是“私有化”的同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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