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以來，高尚全自稱一直從事發展改革的“調研，設計和領導工作”，沾沾自喜于自己“不少文章的主要觀點或政策建議被中央采納，對改革的進程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高尚全的改革論集》第1頁)莊嚴的人民大會堂，竟為此人開過慶祝其對“改革和發展的新貢獻”的座談會。
縱觀高尚全的資改觀，貫串著一條主線，那就是要在中國消滅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夯實經濟基礎。他對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就是國有經濟、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無關論。”
早在18大剛剛閉幕之后，他在《改革攻堅，堅持三個不能動搖》中就說什么：“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不能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但是，令煩惱的是“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爭議較大。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按照這個‘基礎論’，國有經濟只能進 ，不能退。”這就說明，“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 (深圳 特區報)2012年12月12日)他認為，這還了得，這就是“在理念上還沒有解決好”，是將國有經濟的定位搞錯了，將公有制的定位搞錯了。其實，國有經濟和社會主義并無關系。公有制的或多或少，甚至或有無或無，同社會主義并無關系;以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是大錯特錯。
高尚全的此種觀點究竟道理何在?根據在哪?請看高尚全的巧妙批判和論證!
高尚全說：“從歷史實踐來看 ，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記得2003年4月23日，我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文件起草小組全體會上發言時指出：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為什么沒有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下去?第二，上世紀70年代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那時都是比較高，英國為29%，法國為33%，意大利為30%，聯邦德國為30%，日本于1980年初達35%，但那個時代，沒有那個人說它搞社會主義。第三，從我們浙江的現象看，浙江地處沿海，國家投資少，當然國有經濟比重低了。雖然國有經濟的比重較低，但經濟發展很快，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很高，社會很穩定，因為大家都忙于創業。第四，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是沒有人說它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三個不動搖》)
這就是高尚全在中央召開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頂層設計”會上，振振有詞地胡謅出的所謂“四條論據”。時過十年，又原封不動地搬出來，再一次從“理念上”切割國有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以便在“改革攻堅”中，最終消滅國有經濟。
其實，真正的“站不住腳”的，正是高尚全自己。為此，對他的此種批判有必要作一番“批判的批判“。
(一)自知理虧，不敢直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高尚全宣布，那種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的觀點是“站住腳”的，那么，這種觀點究竟錯在哪里?
按理，高尚全應當針對對手的基本論據，擺事實，講道理，針鋒相對加以推倒。這樣，才能“從理念上解決好”問題。而高尚全卻奇怪得很。他對那些把國有經濟“定位”為同社會主義“有關”的觀點所作的批判，則完全回避對手的基本論據，不敢直面基本理論問題，“環顧左右而言他”，成了無的放矢的空炮。
眾所周知，忠誠的共產黨人堅持社會主義離不開國有經濟，沒有國有化，就沒有社會主義，有其基本的立論依據，主要是：
⑴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化生產力的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發展到“不相容”的地步;
②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行國有化，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征。
所以，他們認為，這些基本論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堅持和維護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和維護公有制經濟基礎，堅持和維護國有經濟。否則，就是背叛，就是假社會主義。
而高尚全徹底否認社會主義與公有化、國有經濟內在聯系，宣稱“時至今日，還有人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是大錯特錯，那就應就理應針對其基本“理論依據”，針鋒相對，一一推倒。但高尚全卻對此避而遠之，回避對手的理論依據，不敢直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卻又武斷地謂其“站住腳”，這種虛張聲勢，橫行霸道，凸現其理論之空虛貧乏達于極致!
(二)援引實踐標準，也難幫大忙。
高尚全既然不敢直面基本理論問題，懼怕馬列毛主義，那就只好求救于“實踐標準”。但這也幫不了他什么大忙。
他說：“從歷史實踐來看，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為什么?他振振有詞地羅列出的上述“四條論據”確是真正“站得住腳”的。
先看，高尚全說什么“上世紀70年代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比重那時都是比較高，英國為29%，法國為33%，意大利為30%，聯邦德國為30%，日本1980年達到35%，但那個時代，沒有那個人說它搞社會主義”。
他滿以為這種“歷史實踐”足以“證實”社會主義同公有制、國有經濟之間毫無關系。
然而，此種論點才是真正的“站不住腳”。
在有些資本主義實行“國有化”以后，確有人把它美其名為“社會主義”。恩格斯早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一個“注釋”中，就曾尖銳地指出：“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一種冒牌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氣習，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說成社會主義。”(《馬恩選集》第3卷，第435頁)
在這里，恩格斯劃清了資本主義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的國有化的界限。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公有制中的“公”是誰?“國有經濟”的“國”是什么?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無論什么國家，其實質都是階級統治的機器，資本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國家，乃兩個性質根本對立的國家。
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面被推到頂點。”(《馬恩選集》第3卷，第426頁)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不管“國有化”比重多大，這種名為“國有”，實則“理想的總資本家”的“私有”。因為“資本關系”，生產資料占有制照樣姓“私”，無產階級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仍受壓迫和剝削。因之，上世紀70年代，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不同程度的“國有化”，同社會主義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
恩格斯說得很好，不能“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那是“冒牌的社會主”。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國家無須國有化，不是說此種國有化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說實行私有化，反倒是什么社會主義。
須知，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有化”是一回事，社會主義必須國有化、離不開公有制基礎，則是另外一回事。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國有化。
高尚全先生怎能以上世紀70年代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比重較高，“沒有人說它是社會主義”，來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必須以國有化為前提?
再看，高尚全所謂我國浙江“國有經濟比重低”，仍是“特色社會主義”。他以此“證實”社會主義同公有制、國有經濟無關!這也真正“站不住腳”。
試問高尚全：你憑什么斷言江浙地區沒有國有經濟照樣是社會主義?難道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也是什么“社會主義”?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內在質的規定是什么?它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哪里?
《宣言》把社會主義的特征用一句話“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指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根本的質的規定性，是其區別于資本主義根本特征。
可見，在馬克思主義里頭，如果沒有公有制，沒有國有經濟，那就沒有社會主義;否定公有制，就是否定社會主義，消滅國有經濟，就是消滅社會主義。浙江地區推行私有化走到最前面，國有經濟所剩無幾，私有經濟幾乎獨霸天下。這就是高尚全三十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應當說，“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浙江地區已經是復辟了資本主義，哪里是什么社會主義。怎能反倒胡謅“歷史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與國有經濟無關呢?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特色社會主義”，那只能是“冒牌的社會”、“假社會主義“，是趙高式的“指鹿為馬”!
如其不然，那就試問：這樣的“特色社會主義”，同港澳臺的資本主義能區別得開來嗎?同俄羅斯的資本主義能區別得開來嗎?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能區別得開來嗎?
同理，高尚泉說什么：“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是沒有人說它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又以此推論出“社會主義”無須實行公有制，同國有經濟無關。
這就是中國發改委“領導”、兼職北大、上海交大和南京大學兼職博導的謬說、高論!簡直成了聞所未聞笑話!
按照高尚全的高論：“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基本消滅了國有經濟，但沒有人說它“不”，就是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與國有經濟無關，但如果有人說它“不”，越南豈不就不是社會主義?
實踐是檢驗人的認識的真理性的唯一標準。人的認識是否真理，不是看人們是否“說不”，而是依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在這里，高尚全將“實踐標準”玩弄成了“口說標準”。簡直荒唐可笑!
還看，高尚全所謂“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為什么沒有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下去”為由，邏輯出社會主義可以不以公有制為基礎，同這有經濟無關。這同樣是“站不住腳的”。
眾所周知，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后，百廢待興，無產階級國家“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建立了強大的國有經濟，從而為黨和國家建立了鞏固的經濟基礎。正是憑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迅速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世界第二大強國，奪取了戰勝了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偉大勝利。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功不可沒。
但由于蘇聯國內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和國外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影響，出現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黨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全民黨”、資產階級的黨，無產階級的政權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因之，原來蘇聯的“國有經濟”，早已不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公有制經濟，而蛻變成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私有制經濟了。這種的“國有經濟”，已經成蘇聯資本主義復辟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當然不可能“支持蘇共繼續執政”，不可能“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下去”。怎么以此論證出無產階級的“國有化”同社會主義無關呢?
而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原本就是辯證的統一。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承認這一點就是歷史的唯心主義;另一方面，上層建筑并不是消極的、被動的，它有著巨大的、能動的反作用。按毛澤東的講法，甚至在“一定條件下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所以，盡管列寧、斯大林建立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要求蘇聯國家、蘇共維護它、鞏固和壯大它，而蘇聯黨和國家相繼蛻變之后，則不僅不維護，反倒憑借權力不停地破壞、削弱、演變它。
所以，蘇聯倒臺前，所謂的國有經濟“沒能支持蘇聯社會主義主繼續下去”，也就是自然之理了。
社會實踐證明，曾經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一經解體，紅旗落地，全盤私有化，消滅了國有經濟，也就消滅了社會主義。原蘇聯解體的諸國，都把公有制的國有經濟看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既然實行了私有化，消滅了國有經濟，那就不再打社會主義的旗號，坦承自己是資本主義。
比之我國，人家坦白得多，實在得多，誠實得多。
(三)做賊心虛，不敢亮出自己的的真實意圖和觀點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高尚全自稱一直從事改革發展的“調研、設計和領導工作”，其宗旨就是要在中國消滅國有經濟，消滅社會主義，實行私有化，以復辟資本主義。只是所有這些，他都諱莫如深，“天機”不可泄漏。
《宣言》最后宣告：“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這是共產黨人和資產黨人的顯著區別之所在。原因在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代表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利益，他們是占人口的大多數，當然“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不僅如此，還亟須以此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而資產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占人口的極少數的有產者、剝削者，如果“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那就不能欺騙群眾，就混不下去。
高尚全先生就是這樣!他“從事經濟工作60年”，一度身處發改委高層，還兼職國內頂級名校的“博導”，當然深知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制，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必須夯實私有制經濟基礎，也當然懂得社會主義如同一切社會一樣，有其自身的經濟基礎，懂得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如其不然，他為何對公有制、國有經濟如此憎悢、仇視和敵對?又為何在三十多年改開中始終把矛頭對頭公有制，非要斬盡殺絕不可?又為何對私有化如此鐘情、熱愛和執著?但這樣的真實“觀點和意圖”，卻又萬萬見不得陽光。
就這樣，高尚全明明是遵照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卻又時不時裝作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樣子;明明熱衷于實行私有化，消滅國有經濟，卻又時不時言不由衷地嘟嚕著“以公有制為主體”口號;明明在制造兩極分化，并把它看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卻時不時釋放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畫餅;明明是頑強地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卻指鹿為馬地硬把資本主義說成“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欲說不能、口是心非、言行相背、自相矛盾、亦人亦鬼的窘境，完全是懾于馬列毛主義的真理光輝，懾于勞苦大眾的“民心”難違，懾于毛澤東制定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不敢公開“修正”。既然是做賊，又哪能不心虛!
高尚全是這樣，所有走資派何嘗不是這樣!
(201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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