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

　　內容摘要：本文從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際出發，對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若干基本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包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不同于其他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些問題，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等。

　　關 鍵 詞：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收入分配

　　作者簡介：劉國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和科學性

　　人們通常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現了科學性和階級性的高度統一，它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這是不錯的。人們又通常講，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般地講，這也不錯。但是要分析，廣大人民是劃分為階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這樣。現階段，廣大人民除了廣大的工農勞動人民，還包括小部分剝削階級。應當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不能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只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如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懷和照顧一部分剝削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合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正當利益，以團結他們為革命和建設而努力;不能無條件地毫不動搖地毫無限制地支持剝削階級，絕對不能為了牽就或成全他們的利益而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貧富差距的擴大，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就是這種損害的表現。這是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與共產黨的宗旨格格不入的。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也要貫徹這個立場，處處不要忘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在于它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運用的基本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把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統一起來。過去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一般采用規范方法，學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怎樣”，從給定的前提中合乎邏輯地推出結論。現在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當然也不能不關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應該怎樣”的規范，但首先要分析清楚初級階段的經濟“實際上是怎樣”的問題，即對客觀存在的事實及其內在聯系和規律表現予以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說明。沒有這種分析說明，就不可能對它面臨的問題有明晰的概念和提出可行的方案。我們要注意經濟學教學中的一個現實，即實事求是的實證分析，要比規范原理的說教更能夠喚起學習熱情和探索興趣。為什么某些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教材能在社會主義國家大行其道，吸引了不少學生，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卻在課堂里被邊緣化，甚至被學生嘲笑?我想，與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上存在的缺點可能有一定的關系。我希望有關教材能在這方面有所改進，比如說增加一些定量分析，用方塊事例解說一些經濟原理，等等，以達到更有效地宣傳馬克思主義。

　　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

　　按黨的有關文件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首先是1956年黨的八大明確宣布的。當時剛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把這一矛盾當做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新確認這一主要矛盾，后來引入了初級階段概念，就把它當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由于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大于落后的社會生產，才迫切要求我們聚精會神加緊經濟建設，所以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黨重點工作轉移決策的理論依據，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當前有一個理論上的疑難問題，就是出現了“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現象，即國內生產能力大于國內需求。這好像同社會生產落后于社會需要的主要矛盾有點脫節，很需要政治經濟學從理論上解釋一下。

　　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是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欲望，還是指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如果是前者，即主觀欲望，那么社會生產總是趕不上欲望的需要，由此推動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前進。如果“需要”是指后者，即有購買能力的需求，那么社會生產和人民消費需求的關系就要看是什么社會制度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社會生產與有效需求的關系受到資本經濟基本矛盾的制約，人民有效需求總是落后于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因此經常發生生產過剩并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下，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制度，再加上有計劃的調節和綜合平衡，一般不應發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問題。但在過去傳統計劃經濟下，因大鍋飯、軟預算體制，導致短缺經濟現象，往往出現有效需求過多而生產供應不足。這是傳統計劃經濟的一個缺陷。但無論如何，社會主義社會一般不應發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的與社會主義本質宗旨相扭曲的現象。問題在于現在初級階段不是完整的社會主義。除了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外，還允許私企、外企等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就滲透到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中來，發生局部的生產過剩和內需不足的問題。對于這次世界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過程中中國為什么被卷進去，為什么中國在這個危機中表現得比資本主義國家好，也要從上述道理來解釋，才講得通。

　　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決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萬分正確的。“經濟建設”或“經濟發展”要做什么事情?簡單地說主要是兩件事情：一是把GDP(或蛋糕)做大，經濟實力做強;二是把GDP(蛋糕)分好，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從全局來看，當然要兩者并重，但在初級階段確有先后次序，先做大蛋糕，然后分好蛋糕，也說得通;但到一定時候就要兩者并重，甚至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注重”的地位，因為不這樣做就難以進一步做大蛋糕。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現在我們已經到了這個時期。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在上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1](p1343)就是說從世紀之交開始，我們就應在做大蛋糕的同時開始注意分好蛋糕，并把后者放在經濟工作的突出地位。現在，兩極分化的趨勢遠比2000年時嚴重得多，更應把這一方面的工作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即中心的重點。當然，做大蛋糕還是很重要，仍然包含在這個中心里面，不過中心的重點現在應當是分好蛋糕，更加重視社會公平。這是全體人民切身關心的問題，也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宗旨。鄧小平還說：“分配問題大得很”、“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1](p1364)就是說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難，所以需要我們全黨高度重視，悉心研究這個中心之中的重點的大難題，解決這個大難題。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當前的許多論述根本不提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變相宣揚階級消亡和階級斗爭熄滅，這是不正確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哪些范圍?首先，在政治思想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這是很明顯的，毛澤東早已指出過了。現在在我國很時髦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普世價值思潮，不都是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領域的表現嗎?其次，在經濟領域，不僅在私有企業中存在著勞動和資本的矛盾，勞動人民受中外私人資本的盤剝壓榨，此起彼伏的勞資糾紛，而且在某些異化了的國有企業中，隨著工人階級重新被雇傭化，也可以看到高管階層與普通職工的對立。如果政治經濟學回避對中國新資產階級客觀存在的兩面性做科學的分析，只講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積極一面(這是對的)，不講他們具有剝削性的一面，甚至回避“新資產階級”的名稱，那還稱什么科學?客觀地分析初級階段中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事情。不錯，我們需要社會和諧，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是非對抗性的，它的解決不需要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采取劇烈的階級斗爭方式，而是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力量，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得到解決。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就淡化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默默地變相地宣揚階級消滅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這種理論只能掩蓋和縱容別人明目張膽地不斷地發動對勞動人民的階級斗爭，并使得代表勞動階級的共產黨在這種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面前陷于被動無力的地位。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嗎?但愿不是。

　　三、不同于其他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

　　社會主義本質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等社會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征。這個論述就生產關系來說是正確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釋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那次講的社會主義本質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生產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方面的特征是“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生產關系方面的社會主義特征確實是不同于資本主義等社會制度的特征;而生產力方面的特征則不能這么說，因為其他社會制度在成立的初期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描述過資本主義制度初期發展生產力的巨大功績：“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P277)

　　鄧小平這次談話之所以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包括在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是針對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還極其落后，而四人幫又在搞什么“貧窮的社會主義”，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提醒人們注意中國的社會主義更需要發展生產力，以克服貧窮落后的緊迫性。這樣講是必要的。如果設想社會主義革命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就不會有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當做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任務的說法，而只能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還有一篇講話涉及社會主義“本質”問題。1990年12月24日他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P1324)這是與南方談話中講的“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相通一氣的，都是講的生產關系，但是不包括生產力方面的東西。

　　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的地方并不多，只找到上面兩例。他大量講的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原則”、“兩個最根本的原則”、“最重要的原則”、“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概括起來一個是公有制為主體，一個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他反復地講這兩點，而這兩點同1992年南方講話所談的社會主義本質的生產關系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

　　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本質、性質、原則中的生產關系方面的東西，就是因為不同社會制度相區別的本質特征是在生產關系方面，不是在生產力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來研究生產關系;著眼于完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在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研究和闡述上，主要的工夫應該下在生產關系方面，強調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在于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它的根本原則在于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

　　事實上，目前的許多教材在社會主義性質問題分析上，也是對于發展生產力方面闡述比較周詳，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對于生產關系方面的闡述偏弱，這是不足之處。為什么會有這種偏向?其原因大概是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踐，實際上不能消除一切剝削，并且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向。一些就其性質來說不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只要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能夠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應該存在和發展。這是容許資本主義剝削因素存在于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理論依據。這樣，為了發展生產力，我們必須容忍剝削關系和它所帶來的兩極分化后果，甚至諱避談論剝削關系和兩極分化趨勢的存在。但這是同社會主義本質論不相容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踐的矛盾，使得這個理論的闡述者只好強化它的生產力方面，弱化它的生產關系方面。但是，鄧小平社會主義理論的重點核心還是在生產關系方面。不然，為什么他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這個理論上的假設也是就生產關系來說的。“失敗”是指在假設的情況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要遭受挫折，并不是指生產力，即使在那樣假設的情況下，生產力短期內可能有很大的發展。

　　我們怎樣才能解決社會主義本質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踐之間的矛盾呢?這是需要政治經濟學來研究和解答的問題。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要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有計劃按比例”并不等于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改革后，我們革除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病，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不能丟掉公有制下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規律。政治經濟學尤其不能忘記這一點。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在鄧小平“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都可以用”的南方談話精神下制定的。江澤民同志于黨的十四大前在黨校講話，列舉了改革目標的三種提法：(1)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2)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三種提法當時并無高下之分，都可以選擇。江澤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有計劃”三個字去掉了。但是江澤民隨即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能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問題。”[3](p647)。黨的十四大之所以在改革目標的文字上取消了“有計劃”三個字，而由江澤民在會前的口頭解釋中講明，這并不意味著取消社會主義的“計劃性”，這與當時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還相當嚴重而市場經濟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情況有關。為了提高市場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推動市場經濟概念為社會公眾所接受，才這樣提出來的——刪掉了“有計劃”三個字，加上“社會主義”四個極有分量的定語，而“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樣，黨的十四大改革目標的精神就很完整了。我當時就認為黨中央這樣做用心良苦，非常正確。可是今天對黨的十四大改革目標提法的精神能夠真正理解的人卻不多了。

　　現在，市場經濟在我國已實行將近20年，計劃離我們漸行漸遠。由于歷史原因，我們過去過于相信傳統的計劃經濟;時過境遷，一些同志從迷信計劃變成迷信市場，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十一五計劃改稱為“規劃”，一字之差就大做文章，說我們離計劃經濟更遠了。我并不反對“計劃”改稱“規劃”，反正都是一樣，但是難道只有“規劃”才有指導性、戰略性、靈活性，“計劃”不是也有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戰略性計劃、預測性計劃嗎?

　　在宏觀調控工作中，國家計劃對短期和長期的宏觀經濟的指導作用明顯減弱;計劃本身是政策匯編性的，很少有約束性、問責性的指標任務;中央計劃與地方計劃脫節，前者控制不了后者追求GDP情結;計劃的要求與實績完成的數字相差甚遠，完全失去了導向的意義。所有這些，影響到宏觀經濟管理的實效，造成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許多失衡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經濟學教材重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計劃性”很有必要。2008年黨的十七大重新提出“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就是針對我國經濟實踐中計劃工作削弱和思想意識中計劃觀念的淡化和邊緣化而提出的。我們不僅要在實踐中切實貫徹黨的十七大這一方針，而且要在理論宣傳工作中重新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恢復前述黨的十四大關于改革目標的整體精神。這首先是政治經濟學教材的任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制，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1985年巴山輪會議上，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建議我國建立宏觀調控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法國經濟學家阿爾約伯特說，他們法國就實行這種體制。所以宏觀調控下市場經濟并非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獨自的特色，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的。那么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怎樣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呢?除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區別外，就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計劃性，還有國家計劃的指導。少數市場經濟國家如日、韓、法曾設有企劃廳之類的機構，編有零星的預測性計劃。英美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只有財政貨幣政策等手段，沒有采取計劃手段來調控經濟。但我們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宏觀調控有幾項手段，最重要的是計劃、財政、貨幣三者。黨的十四大報告特別指出，“國家計劃是調控的重要手段”，沒有指財政、貨幣政策。不是說財政、貨幣政策不重要，而是財政、貨幣政策是由國家宏觀計劃來導向的。黨的十七大也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所以，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可分，是宏觀調控的主心骨。因此，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也可以稱為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的地方。

　　五、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些問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結構，堅持這一基本制度必須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單一公有制。這是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劃清四個重要界限里面的一條，十分重要。不過，要進一步弄明白，“私有化”和“單一化”這兩個錯誤傾向哪一個目前是主要的。單一公有制是過去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時代的產物，現在似乎沒有人主張那一套，有也是極其個別的極“左”人士。當前主要錯誤傾向不是單一公有制，而是私有化。有大量的言論和事實證明，當前私有化的危險傾向確實嚴重存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不能不看到這些大量的言論和事實。對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化兩種傾向各打五十大板，不中要害，實際上是把私有化錯誤傾向輕輕放過。

　　馬克思主義評價所有制的標準，并不只看所有制成分的比重，但也不主張不看比重。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降低，降得很低，以致趨于零，那還算是什么社會主義。現在連國家統計局局長都在講我國的經濟成分一直是公降私升，國有經濟比重一直不停地在下降，宏觀上并不存在右派精英攻擊的所謂“國進民退”。微觀上“有進有退”，案例多是“國退民進”。局部個別案例中的所謂“國進民退”，也并非沒有道理。總之，客觀上我國經濟這些年來一直是公降私升，“國退民進”究竟要退到什么地步才算合適?記得江澤民同志講過，公有制比重的減少也是有限制、有前提的，就是不能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現在有不少人對公有制是否還是主體有疑慮。解除人們疑慮的辦法之一就是用統計數字來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負起這個責任，解除公眾的疑慮，堅定人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信心。

　　基本經濟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還要求國有制經濟起主導作用。而要對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應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有經濟的作用不是像資本主義制度那樣，主要從事私有企業不愿意經營的部門，補充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不足，而且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國有經濟就應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礎設施和支柱產業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些行業和領域應該為“絕對的控制力”、“較強的控制力”、“國有資本要保持獨資或絕對控股”或“有條件的相對控股”，國有經濟對這些部門保持控制力是為了對國民經濟有計劃的調控，以利于它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除了幫助政府實行對國民經濟有計劃的調整外，國有經濟還有另一項任務，即保證社會正義和公平的經濟基礎，對那些對于政府調控經濟不重要，但是對于保障正義和公平非常重要的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也應該視同“重要”和“關鍵”的領域，要力爭搞好。[4]所以，不但要保持國有經濟在具有自然壟斷性的關系經濟命脈部門領域的控制力，而且同時要保障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的發展，發揮它們在穩定和增加就業、保障社會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務的作用，增強國家轉移支付和實行公平再分配的經濟能力和實力。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為什么不能在競爭性領域發展，利潤收入只讓私企獨占?所以，中央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經濟一向堅持的是“有進有退”、提高其競爭力的政策，而絕不是“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政策，像一些新自由主義的精英們堅持不懈地叫嚷的那樣。當然，競爭性領域應當對私營企業完全開放，盡量讓他們相互競爭并與國企競爭。這些都要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斬釘截鐵地講清楚。

　　私有化的主張者不僅要求國有經濟完全退出競爭領域，他們還要求國有經濟退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他們把國有經濟在這些行業領域的控制和優勢地位冠以“壟斷行業”、“壟斷企業”，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國有企業利用政府行政權力進行壟斷。有人主張壟斷行業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創造條件鼓勵私有企業進入這些“壟斷行業”。這正是私有化主張者夢寐以求的，因為這些壟斷行業一般都是高額利潤行業。應當明確，在有關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部門及自然壟斷產業，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沒有控制和壟斷，而在于誰來控制和壟斷。一般說來，這些特殊部門和行業由公有制企業經營要比私有制企業能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戰略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

　　行政性壟斷的弊病是應當革除的。革除的辦法與一般國企改革沒有太大的差別，就是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公司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法制和監管制度，等等。恢復企業利潤上繳國庫和調整高管薪酬待遇，是當前國企收入分配改革中人們關注的焦點。另外，還有一個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要使之成為真正代表勞動者權益的機構。如果職工真正有權監督國企重組，像吉林通鋼那樣的悲慘事情也不會發生了。

　　私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有其地位，包括私有經濟在內的非公經濟對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有積極作用。但是，私營經濟具有兩面性，即除了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積極一面外，還具有剝削性消極的一面。這后一面在初級階段是容許的，但它應當受到社會的約束。由于剝削追逐私利這一本質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后果，如勞資糾紛、兩極分化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不可不察，不可不研究。

　　針對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客觀存在的兩面性，除了引導它們在適當的行業合法經營、健康發展外，還要對其不合法、不健康的經營行為進行限制，對其經營的領域進行節制，如不允許控制命脈重要部門、不允許進入壟斷部門。這些部門天然是高利潤部門，而且關系國家和公眾利益，應當由公有制經濟來承擔，不能讓私人資本來發財。孫中山還有“節制資本”的口號呢!

　　六、關于收入分配

　　生產決定分配，不同的所有制關系決定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只有在生產資料社會占有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個人收入劃分為“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這一對概念的引入很重要，它是與另一對概念“按勞分配收入”和“按要素收入”相對應的，但有些交叉。人們講按生產要素分配時，生產要素包括了資本、知識、技術、信息、管理、土地等項。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把技術和管理當做“復雜勞動”來看待，其所得收入也應看做“勞動收入”或“復雜勞動的收入”。知識、信息、專利等可以是資本化的產權，可以轉讓，屬于資本的范疇，其所得收入也應視為資本收入。房地租收入也可以資本化，其性質可以等同視之。所以，個人收入劃分為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按要素分配收入實質上是按資本分配收入。這一概念的澄清十分重要。它立刻把初次分配的核心帶到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即V∶M的關系問題上來。由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不同經濟主體的收入獲得是與生產要素的占有狀況相聯系的，尤其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參與分配，在個人擁有非勞動生產要素的差異逐漸擴大、少數人財產性收入不斷疊加累積的情況下，初次分配的結果必然產生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出現分配的不公平現象。

　　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時，人們列舉了很多緣由，諸如城鄉差異擴大、地區不平衡加劇、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措施落后，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言之有理，也是必須應對的，但這些原因不是最主要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被有意無意忽略了。

　　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問題在于V∶M的關系，即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關系，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就涉及生產關系和財產關系問題了。財產占有上的差別往往是收入差別最重大的影響因素。即使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都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5](p231)西方經濟學大師的這一說法是公允的、科學的。如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語言，可以說得更加透徹。分配決定于生產，不同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決定了不同的分配方式、分配關系。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主要是按資本)分配，而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則是按勞分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來是這樣講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允許一些資本主義因素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所以允許同時實行按資本和其他非勞動要素分配，但這種分配方式只能處于從屬地位，為主的應是按勞分配。這是由所有制結構以公有制為主決定了的。

　　以上是規范的政治經濟學所論。但實證的政治經濟學卻發現，“現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已由按勞分配為主轉向按要素(即資本)為主”;[6]另一篇文章提出，“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可以知道，這一分配方式的變化所帶來的后果，就是隨著私人產權的相對擴大，資本的收入分配也相應擴大，勞動收入的份額相對縮小，從而擴大收入差距。絕對富裕和相對貧困的并行，秘密就在這里”。[7]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前述的一系列重要原因外，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跟公降私升、跟化公為私的私有化和過度市場化過程有著解不開的緊密聯系，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講清了收入差距擴大形成的原因，就可以找到治理途徑和政策措施。2010年以來，調整收入分配一詞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現在我國官方表述中。政府領導人多次講了改革分配制度的決心和方案思路。總的看來，在考慮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和縮小貧富差距時人們往往傾向于從分配領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與再分配領域著手，改變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等等。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做得還很不夠，還要加多措施加大力度，如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率的調整，財產稅、遺產稅、奢侈品消費稅的開征，并以此為財源，增強對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的支付，等等。但僅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還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還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關系上直面這一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從鞏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角度來解決這一問題，強化公有制的地位，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弱化私有趨勢來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最終地阻止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向兩極分化發展的趨勢，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這是非常深刻的論斷。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能丟了這個論斷。它指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私人產權的發展，容許按要素(主要是資本)分配收入，但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為前提，不能讓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為主體，也應該扭轉按資分配代替按勞分配為主的趨勢。那種讓私人資本向高利行業滲透(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連孫中山也反對這樣做)，那種突出鼓勵增加“財產性收入”(只能使富人財產越來越富，而大多數工農大眾從微薄財產獲得蠅頭小利)之類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都應該調整。只要保持和強化公有制這個主體，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否則，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本文原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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