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遠：國有企業改革不能搞私有化

　　國有企業改革不能搞私有化

　　摘要：

　　國有企業的歷史方位發生過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從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作為剝奪剝奪者的手段轉變為落后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手段，第二次是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附屬物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獨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者。在第二次轉變后，國有企業利潤分配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利潤留成轉變為利潤上繳。當前國有企業私有化主張不是要改革國有企業，而是要消滅國有企業，本質上是推動國有企業官僚資本化和新殖民地化。

　　關鍵詞：國有企業 歷史方位 利潤分配 私有化

　　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首先明確國有企業歷史方位的兩次轉變，在第二次轉變完成后，國有企業的主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昔日的利潤留成轉變為今日利潤上繳。當前打著反壟斷和提高效率的幌子深化國企改革，本質上是推行國有企業官僚資本化和新殖民地化。

　　一、國有企業歷史方位的兩次轉變

　　在唯物史觀看來，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歷史性規定，不能將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關系永恒化。在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首先要確定的就是國有企業的歷史方位，這是把握國有企業性質和作用、內在矛盾及其演化的依據。但是，不少觀點恰恰是脫離歷史規定來談論國有企業，例如在“國進民退”討論中，一派觀點認為“國進民退”是社會主義的復興，將當今國有企業等同于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消滅私有制手段，完全抹殺了國有企業在今天特定的歷史規定;另一派反對“國進民退”，認為這是改革的倒退，國有企業的壟斷造成了腐敗和權貴資本，造成了貧富分化，所以必須繼續改革國有企業，這種觀點世紀是將改革時期的國有企業歷史規定永恒化了。所以，有必要考察國有氣壓歷史方位的變化?？v觀國有企業發展，其歷史方位先后發生了兩次根本性轉變：第一次是從馬克思恩格斯沒想的作為剝奪剝奪者的手段轉變為落后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手段，第二次是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附屬物轉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獨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者。對國有企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的判斷都不能脫離這兩個轉變所體現出的歷史性。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是將國有化作為消滅私有制的手段來看待的。他們認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接著“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針對最先進的國家，《宣言》提是“剝奪私有制的十條措施，其中第一、五、六、七條是國有化主張。第一條是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第五條是“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第六條是“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第七條是“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按照總的計劃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這里涉及的國有化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經濟行為，通過國有化建立的國有企業是同資產階級私有制相對立的經濟關系。不過，需要特別指出，馬克思思恩格斯設想的國有化僅僅是革命手段，由此建立的國有企業并不是共產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基礎是自由人聯合體。國有化建立的國有企業是通向自由人職合體的過渡點，這種國有企業內部的經濟關系絕不能等同于工人解放和自由人聯合關系?，F在我們要探討這種國有企業的內在矛盾。

　　我們從國有化后自由人聯合體的內在矛盾來把握作為剝奪剝奪者手段的國有企業的內在矛盾。自由人聯合體按照馬克思的論述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理論界對于馬克思的這一設想歷來爭訟不已，這里無意介入，只是滿足于指出：馬克思在這里明確區分了“所有”和“占有”兩個概念，也就是個人所有與共同占有是未來自由人聯合的兩個方面，構成一對矛盾。共同占有，公共占有機構行使的占有權由于是從個人所有派生并集合而來，因此占有權的行使受到個人的控制，這種內在矛盾所決定的生產和分配原則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批判商品拜物教時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中有更為具體的說明。在自由人聯合體內在的這對莫頓中，個人所有控制共同占有，是工人解放和實現全面自由發展的前提。自由人聯合體是由剝奪私有制建立的國有企業演化而來，這種國有企業的內在矛盾是國家機構代行占有權，工人個人擁有所有權。在馬克思設想中，共產主義社會國家已經消亡，當然不存在國有企業，無產階級在國有化后，“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差別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的時候，公眾權力就喪失政治性質。”到那時，“代替那存在這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政黨都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實行國有化，以國有企業代替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私有企業，實現對私有制的剝奪。但是，由于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在落后的俄國和中國首先取得勝利，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和侵略，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在實現國有化后隨即消失，國有企業建立后也并沒有因“公眾的權力失去政治性質”而消亡，相反國家權力日益強化，國有企業必須大力鞏固和發展。國有企業的歷史方位發生了第一次變化，即從剝奪私有制的革命手段轉變為捍衛勝利后的無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利用國有企業來推動工業化，追趕文明國家。國有企業的長期存在和日益強化，必然將國家行政關系帶人企業，形成不同于自由人連體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的經濟關系。國有企業以國家迅速工業化為主要目標。國有企業經歷第一次歷史方位的轉變，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形態轉變為顯現實形態，從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手段轉變為對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手段，從實行一次性剝奪剝奪者后就歸于消亡轉變成作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經濟制度基礎而長期存在。這個轉變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所帶來的總問題的一部分。

　　經歷第一次歷史方位轉變后的國有企業有著自己內部的特殊矛盾，即否定了個人所有，代表國家的公共機構不僅行使了生產資料共同占有權，而且行使了本來由個人行使的所有權，國有企業之“有”是所有權與占有權的合二而一。國家將個人所有權集中道公共機構手里，這種個人失權和國家集權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是同動員全國資源迅速推進工業化、以捍衛工人階級政權緊密相連的，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的附屬物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問題在于，個人所有權被褫奪的結果，一方面企業成為政府機構附屬物，另一方面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繃襾砭S持。在企業內部矛盾中，個人因失去權力而無力制約公共機構的權力行使，國有企業不再是工人通往自由人聯合的中介環節，生產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勞動者的全面發展，個人成為國家人機器上的螺絲釘，生產目的由行使所有權和占有權的國家來決定，在革命勝利后的初期就是迅速推進工業化。個人所有權在國有企業中的喪失，決定了國有企業此后的發展方向，聯想到后來國企改革中工人完全被動下崗，充分證明了工人缺乏個人所有權;另一方面，國家集權又為日后管理層侵吞國有資產奠定了制度基礎。

　　作為剝奪私有制的國有企業，盡管經歷了第一次歷史方位的轉變，工人的個人所有權被集中到占有者手里，但畢竟顯示了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的性質，這就是工人獲得的各種福利：終身就業、公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分房等，這些權益曾被作為國有企業優越性加以宣傳，但這些福利不是建立在工人個人所有權基礎已而是建立在國家所有權和占有權基礎上，因而不是表現為工人自己必要勞動的成果，而是表現為國家的恩賜，不是表現為不可剝奪性，而是表現可以被收回和買斷。歷史方位發生變化后的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經濟制度的基礎而為國家所重視，作為工人享有將多的福利形式而為普通民眾所向往，于是“個體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國營”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征，但這種國有企業無論如何不能作為工人自我解放和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制度安排了。毛澤東敏銳的注意到了這種集權性質的固有企業的問題，不滿意以馬格尼托格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批轉了著名的“鞍鋼憲法”，試圖探索工人為主體的新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經濟關系，但在工人缺乏個人所有權和維持國家對所有權和占有權的條件下，通過“兩參一改三結合”只能一時緩解而不能根本解決這種國有企業的內在矛盾。

　　冷戰結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制度對抗讓位于制度共處，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工業化基礎也已確立，按照指令性計劃規定國有企業生產和動員全國資源以推動工業化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逐步緩解。制度共處與和平競爭要求雙方有共同的競比平臺，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總體有利于資本主義制度，因而這個平臺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來提供，而是由資本主義制度來供給，資本關系自然成為構建這一平臺的基石。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改革全部資本化，轉變成國有資本，雙方競比的就是資本保值增值的能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國有企業的歷史方位發生了第二次轉變，即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附屬物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

　　在歷史方位的第一次發生轉變后的國有企業，由于國家掌握了所有權和占有權，企業成為政府的附屬物，這是必然的。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首先轉化為價值形態，按照“獨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者”的要求，這個價值形態的生產資料又轉化為國有資本。國有資本的出現，是國有企業第二次歷史方位轉變的根本標志，這在正式文件中得到表現。國有資本是一種生產關系，切莫把它當作物來看待。國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化是國企改革的產物。國有資本這個概念的提出有一個過程。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提出了“資本”“資本市場”“公有資本”等概念。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國家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對企業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和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完整提出“國有資本”的概念的是1999年9月22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最大問題的決定》，其中一段兩次提到“國有資本”概念：“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多種有效的實現形式。國有資本通過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組織更多的社會資本，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對于“國有資本”概念的理解見仁見智，這里不去做討論，只是滿足于指明：國有資本也是資本，具有資本的基本特征;資本的基本特征是價值增值，資本自身是一種價值，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是一種生產關系，而不是一種物，反映的是資本所有者無償獲取工人剩余價值的關系。國有資本也要增值，也要獲得剩余價值，后者是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為國有資本所有者無償占有;而且國有資本所有者并不認為這個剩余價值是工人剩余勞動的產物，而是當作自己全部預付資本的產物，于是剩余價值在觀念上取得了利潤形式。在上述中央文件中，一再提到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要以“保值增值”為目的，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甚至把“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指導方針。這說明工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不是國有資本運作的目的，為實現國家工業化而按指令性計劃生產也不是國有資本的目的，國有資本的目的是“增效”，為此甚至不惜讓工人“下崗”“減員”，以利為本取代了以人為本。所以，單純把國有資本理解為“增值的價值”是不夠的，必須理解成是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工人成了資本吮吸剩余價值的對象，成了雇傭工人。整個國有企業改革皆在為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鋪平道路，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這條道路基本鋪就。

　　第二次歷史方位的轉變體現了轉變前國有企業的內在矛盾運動的特點。首先是國家集權，這使得國有企業的改革權掌控在國家手里。從最初的放權讓利，到兩步利改稅，再到承包和租賃經營，改革的主體始終是國家，國企改革自上而下，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公司制，主要推手是國家機構及管理層，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都來自上面。其次是工人的無權，這使得國有企業改革成為使潛在的無權狀態顯性化的過程。工人是“企業主人”和“領導階級”但無權狀態決定了國企改革方案的制定與實施，在最好的條件下指示由管理層吸收一點工人的意見而已，改革工人處處陷于被動地位。這里講的工人無權是無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不是福利權，但福利權由于沒有個人所有權為基礎，所以在改革中輕易就被破除。終身就業權被當作低效的鐵飯碗而砸掉，公費醫療被取消，福利分房被住宅商品化所取代，免費教育被廢除，種植工人是“被”改革的對象。

　　第二次轉變的結果是國有企業內部關系的雇傭化。國有企業運作目的是資本增值，工人是雇傭勞動者。國有生產資料成為吮吸雇傭勞動者剩余勞動的吸收器。工資是勞動力價格，按勞分配蕩然無存。

　　經歷二次轉變后的國有企業歷史方位，是我們判斷國有企業性質的作用的依據。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它占主導地位和發揮主導作用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制度要求。這顯然忽視了經過兩次歷史方位轉變后國有企業已經成為資本關系的史實，將經典作家設想的國有企業同現實的國有資本混同起來。又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靠行政壟斷獲取高額利潤，政企不分導致腐敗和權貴資本，造成貧富分化，以此否定國有企業作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消滅私有制的合理性，同樣抹殺了國有企業的歷史性。在“國民進退”的討論中，離開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已經轉變成國有資本這一歷史方位，無論在所謂左派那里，以及所謂右派那里，都發生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論調。

　　二、從企業留利到利潤上繳

　　2010年12月29日，財政部發布《關于完善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有關事項的通知》，從2011年起，擴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并將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類型由2007年公布的三類調整為四類，除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和中國儲備棉管理總公司兩家央企外，其余央企上繳比例統一提高5%。國有金融企業未被納入預算實施范圍。通知規定，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分四類執行，第一類為企業稅后利潤的15%，第二類為企業稅后利潤的10%，第三類為企業稅后利潤的5%，第四類免繳國有資本收益，此外，從2011年起，將教育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所屬企業，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直屬中國電影集團公司，文化部直屬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公司、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公司、中國動漫集團公司，農業部直屬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公司、廣東省農墾集團公司，以及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和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

　　另據新華網報道，國務院資委副主任黃淑和說，2010年中央企業利潤總額預計將超過1萬億元，經濟增加值也將達到3000億元左右，實現同比成倍增長。此前國資委主任、黨委書記王勇也表示，前11個月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達14.9萬億元，同比增長34.7%;實現凈利潤8022.6億元，同比增長50.1%。，從財政部2010年5月所公布的《國有資本預算編制情況》，2007年至2009年，共收取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1572.2億元，占央企數年來產生的萬億利潤的比例極小。

　　為何要讓央企多繳“紅利”?流行的說法有三個：一種觀點認為央企紅利上繳比例偏低，留下來的利潤太多，一些央企員工待遇又太高，致使老百姓意見很大。提高央企紅利上繳比例，有利于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另一種觀點認為，央企不能僅僅考慮經濟效益，更要考慮社會效益，作為全民企業，央企應該為國家多作貢獻。國家可以把央企上繳的紅利用來充實社?；?，搭建公共研發平臺，推動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調整。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央企利潤的相當一部分來自壟斷，是壟斷利潤，應該上繳，以平衡收入分配差距。

　　這幾種觀點在現有的國有企業體制下，都有一定道理，但都忽視了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的，如果說地方國有還不能真正代表全民，央企則是完完全全的全民所有，因而它的一切資產和利潤都是全國人民的，怎么會出現上繳利潤問題呢?顯然，需要上繳的利潤，其所有者已經不是全民了，那會是誰呢?

　　眾所周知，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歷經三十多年了。改革前，我國只有全民所有制企業，但采取國家經營的形式，國家對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實行統收統支體制，從1978年開始，國“營”企業變成國“有”企業，一字之差，企業的個民主體地位被國家所取代。這與私“有”企業變成民“營”企業的軌跡正好反向。國有企業改革又先后采取了放權讓利、兩步利改稅、承包制、公司制改造和股權上市。與此同時，國有經濟布局進行了調整，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從競爭性行業逐步退出，向關系國際民生的重要要行業與關鍵領域集中，國有企業總數大為減少。經過這些改革和調整，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從全民轉變成國家，又從國家轉變為企業利益集團。統收統支體制下，國有企業的資產和利潤完全屬于全民;放權讓利階段，國有企業的主體已經變成國家，但企業獲得了流程利潤;兩步利改稅之后所以要把利改成稅來征收，表明國家主體地位已大為削弱;承包制是個轉折點，企業的主主體地位開始轉變為企業承包者，承包者的短期行為迅速使國有企業利潤喪失，結果2/3的國有企業陷于虧損，在虧損的另一面形成一個新的承包者利益集團;到公司改造和股權上市，國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私有化改造使企業利益集團不僅成為私有化了的國有企業的主人，而且也成為為私有化的國有企業主體。改革初期國家給企業讓利，主體的變化一旦完成，企業就需要給國家繳利了。

　　從企業留利潤上繳，這個轉變的線索在事后看來是清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央企給國家交利是把錢從左口袋放到右口袋，沒有多大意義，繳與不繳，繳多繳少都無所謂。此論無視央企主體的現實變化，缺乏實際解.釋力。如果真是這樣，為什么利潤不100%上繳呢，又為什么小全部免繳呢?這種觀點甚至對國家政策都起到了扭曲作用，當金融危機襲來，政府投資4萬億試圖靠國有企業來維持經濟增長時(所謂“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受自身利益支配，竟然將這些資金投入股市和房市，這充分說明企業集團利益和國家利益根本就是兩回事。經濟學概念是對經濟矛盾的反映，企業留利和利潤上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都反映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利益矛盾，所不同的是，倉業留利反映的經濟矛盾中國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利潤上繳則反映了企業利益集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體變化是事情的本質，而不是上繳比例多大的問題，也不是央企向國家作貢獻的問題，經濟學不是研究經濟主體單方面奉獻的學問，而是研究經濟主體之間利益矛盾的學問。

　　既然國有企業的主體已經不再是國家，央企何以需要繳利呢?這只能從國家和企業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出發才能得到解釋。從國家方面來看，既然可以向央企投資，就應當要求分利;從企業利益集團來看，繳一點利既可以獲得在土地劃撥、貸款審批、技術和人員使用、市場營銷、出口等方面的好處，又可以遮蔽大眾的眼睛，使人誤以為國有企業主體仍然未變，名實棚符，真可謂一石二鳥。

　　如今的央企，在國有經濟整體布局調整后已經形成行業壟斷，這是個不爭的事實。馬克思在分析平均利潤時指出，平均利潤一旦形成，單個資本家獲得的利潤不再同本企業生產的剩余價值相一致，整個資本家階級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時，是按照預付資本的大小以相同的利潤率分得利潤的。這就是說，企業獲得平均利潤就已經不是本企業創造的價值了，而是整個工人階級創造的，至于壟斷利潤則是將全社會生產的剩余價值做了有利于壟斷企業的再分配而已。2011年央企利潤同比增長了50%以上，除了土地、房產增值，就是靠壟斷價格，不可能靠正常經營取得，壟斷利潤是真正的全民創造，理應歸屬全民，但在新的利益集團形成后，只是提高了5%，而且金融類國企未被納入。

　　國有企業改革的真正問題不在于明確國家和企業的關系，而在于明確企業的全民性質。全民所有制是斯大林的發明創造，雖然和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相差較遠，但畢竟屬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范疇。只有首先恢復國有企業的全民性質，才能進一步探索“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三、“先殺豬呢，還是先殺驢呢?”

　　關于這個問題，本山大叔的回答是“你先殺誰都不好使”“因為他已經從一根筋發展到兩頭堵了”。關于國企為什么要私有化，理由也是個“兩頭堵”：低效率和壟斷地位。如果央食效益好，那就是壟斷地位造成的，要堅決打破壟斷，允許民資進入;如果央企效益下降，那就是低效率，同樣要引入民資參與競爭。問題是，央企的效益不是上升就是下降，有了“兩頭堵”，怎么樣也逃不掉被私有化的命運。

　　最近一個月，“兩頭堵”的事情都發生了。清明節前夕，一種觀點認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就是要打破壟斷，溫州試點的有螳成功經驗要在全國推廣。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為什么呢?就是少數幾家大銀行處于壟斷地位，只能到它那兒貸款才貸得來，別的地方很困難。現在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這里，“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顯然用國企效率低無法解釋的，只能祭起“處于壟斷地位”來封堵。

　　三月中旬，財政部發布的《中央企業2011年1-12月經營情況》：

　　“1-12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銷售凈利潤為4.6%，比去年同期下降0.4個百分點。凈資產收益率為7.4%，比去年同期下降0.1個百分點。成本費用利潤率為6.5%，比去年同期下降0.6個百分點。中央企業銷售凈利率、凈資產收益率和成本費利潤率分別為4.8%、8.2%和6.9%，地方國有企業分別為4.3 %、6.1%和5.8%。”央企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數據顯然又不能用壟斷來說明，因為既然壟斷經營，不可能盈利，所以，只能舉起低效率的大棒。張維迎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就說“很少看到政府華琴能花有效率的”，結論是“國有私有化能使中國居民財富得到增長”。

　　央企的日子真的很難過。作為企業，盈利水平的上升和下降是兩種常態，是受多種因素支配的綜合結果，但在主張國企私有化的觀點看來，低效率和壟斷“兩頭堵”可以讓兩種常態變得不正常。盈利水平提高了不行，“獲利太容易”;盈利水平下降了也不行，效率太低下。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銀行獲利太容易”真的是壟斷造成的嗎?我國銀行業機構數量非常多，現在真正國有控股的商業銀行不超過六家了，還有兩家國有政策性銀行，其他的幾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均已被外資控股，110家城市商業銀行也有不同程度的外資參股。而在華營業性外資金融機構達到191家，其中已有84家獲準從事人民幣業務。如此眾多的銀行獲利都容易，一些非法融資機構獲利更容易。因此，獲利容易絕不是因為壟斷造成的。退一步說，即使是因為壟斷，這么多金融機構，何以大棒只揮向國有控股銀行頭上?照此邏輯，以壟斷為由指責一些外資控股銀行獲利太容易，是否應當收購為國有呢?這么多銀行在一口鍋里搶飯吃，國有控股銀行利潤高表明它通過幾十年來的積累和體制改革變得有效率了?，F在倒好，獲利能力能也受到指責，這太不公平了。其實，戴著有色眼鏡看國企，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獲利容易就是效率高的換一種說法，要挑它的毛病，當然得在效率之外去找茬兒，“壟斷地位”就是為國有控股銀行找的茬兒。

　　至私人企業從銀行那里借不到錢，這也與國有控股銀行無關。一方面，有那么多金融機構，國有銀行只占少數幾家，私人企業借不到錢為什么單單怪國有銀行?外資控股銀行、股份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為什么就不負責任，實際情況是，在國際金融危機面前，中國私有企業競爭力弱的本性顯露出來，融資的風險加大，不光國有銀行不愿借，其他銀行也不愿借，這說明國有銀行已經很重視風險管理，很注重提高貸款安全和效率，這恰好兌現了當初銀行企業化改革的初衷?，F在為什么要來指責它呢!如果在私有企業還貸能力下降的條件下硬要逼著國有銀行放貸，那豈不是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強迫嗎?國有銀行審時度勢，不該貸的不貸，這說明它已經形成了硬預算約束，很有效率。另一方面，站在私有企業立場來看，國有銀行有信貸資源，但沒有私企的份，的確有壟斷的存在，但這是銀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競爭中的壟斷有什么可指責的呢?市場競爭就是這樣，為自身利益最大化，所有的市場主體都會在資源、技術、人才和市場份額方面構筑自己的壟斷。這種壟斷是私有制的必然，誰會把自己的技術高速別人?誰會把自己的人才拱手相讓呢?誰會主動讓出自己的市場份額呢?這種壟斷是競爭的必然產物，和競爭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有市場競爭，必有壟斷。就像老子所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以壟斷來指責國有銀行，以壟斷單單指責國有銀行，實在太霸道。

　　僅憑過去一年國有企業與自身相比的幾個數據變化就得出結論，說國國有企業缺乏效率，同樣是不可靠的。央企與自身相比的幾個經營指標的回落，不能和盈利能力下降畫等號。從外部因素來說，宏觀經濟調控造成社會總需求下降，使得產業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而央企的投資方向很多都是過剩行業，最典型的就是鋼材行業。從央企自身來看，金融危機以來，央企一直在調整，想方設法保住增長業績。2011年通脹較為明顯，各項成本開支上升，和以往相比，成本費用增加較多。以電力行業為例，一邊是煤炭價格快速上漲，一邊是電力央企承擔社會責任，開足馬力發電。在煤電矛盾背景下，發電越多，虧損越大。這也是客觀原因。如果稍微拉長縱向比較的時期 ,2011年央企數據要比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好得多，說明了央企的適應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有所增強。

　　面對2011年的世界經濟環境不景氣，包括跨國公司在內，各類企業的盈利能力都在下降。但與跨國企業相較，中國央企的表現不是更差了，而是更好了。據《財富》雜志提供的2011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國上榜公司再創新紀錄，達到69家，新上榜的有16家。而2010年榜上有名的央企排名的名次也全部提前，這樣的成績單能算差嗎?按照效率原則，世界500強中的私有企業應當實行國有化才是正道，但主張國企私有化的人根本不管這一套。按照效率原則，不去在橫向比較中指責私企，反而在短期縱向比較中指責國企，真是“你先殺誰都不好使!”，因為這是一個圈套。

　　四、“閃電式改革”的實質是官僚資小化和新殖民地化

　　新一輪中國經濟改革，將“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作為重點工作，并提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相關實施細則的工作要求。2012年2月21日發改委召開由45個部門參加的會議，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部署落實，明確向社會出臺國有企業改革實施細則的最后完成時限，要求“倒排時間表，確保按時完成任務”。

　　這場被國外媒體稱為國有企業“閃電式革命”，極有可能形成新一輪國有資產流失，這是改革倡導者應當重視的。這次改革的理由是反對國企壟斷，目標是民營化。其實，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這在憲法中是明確規定了的，也就是說，國有企業本身就是全民所有的，再來一個“民營化”，用意很深。這里“民營化”之“民”與全民所有之“民”并非相同，不然，“民營化”就多此一舉。“民”原本是與“官”相對立的范疇，但在“閃電式革命”中變成了與“國”相對立，因此，跨國壟斷資本、官僚資本、私人資本都可以納入“民”的范疇。如此一來，“民營化”的本質就很清楚了。至于反壟斷，沒有哪個國家是針對國家壟斷的，西方反壟斷也只是針對私人壟斷。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基所在，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也是國家經濟安全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物質保障。尤其關乎國計民生關鍵領域和戰略產業的117家央企私有化，將造成1200余萬國企工人下崗，產生巨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還會使中國共產黨喪失執政的經濟基礎，對國家經濟安全構成重大危害。

　　央企現有實體資產50萬億元，金融資產100萬億元，民營企業根本無此實力并購，只能采取賤賣外賣的辦法，才能完成攻堅克難的“閃電式改革”。

　　國有企業的賤賣會導致部分官員侵吞國有資產，形成一批新的官僚資本。誰都知道，國有企業名為全民所有，實際所有權為國家擁有，而國家是只是一個機構.政府才是國有企業的實際掌控者。當政府行為能夠代表全民，國有企業的全民性質體現得就較為充分，反之，全民所有就會名存實亡。在國企改革史上，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制經營、租賃制經營、股份制、抓大放小、公司制改革等，無一不是由政府發動的，這一切表明政府是國企實際所有者，全民(包括農民)也好，本企業職工也罷，都不是國有企業實際所有者。國企歷史上的這些改革，幾乎每次都造成那些在政府部門擁有實際控制國企資產的官員近水樓臺，獲得第一桶金，這就是“原罪”。新一輪國企改革，很難想象由13億人平等共享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結果可以預料的是那些在政府部門有決策權和執行權的官員，可以通過國有資產低估賤賣而損公肥私。即便13億人平等瓜分也會出現像蘇聯解體時一樣，通過股市操縱而將股民每人1萬盧布的原國有股份收回，形成巨大的官僚資本。這是因為，龐大的國有資產不可能在實體資產上進行分割，只能通過資產股份化、股權證券化在價值上進行分配。一旦瓜分完畢，作為上市央企的股票價格就完全受資本市場決定，而后者同樣受政府及其官員控制。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輪央企民營化改革的出臺，極有可能淪為美國控制中國濟的一個重要戰略環節，成為“休克療法”在中國的運用，使中國淪為依附性地位。2月27日，世界銀行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訪問中國，發布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撰寫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該報告提出的“加快推進國有企業股權證券化，降低民營企業進入包括戰略性行業在內的相關行業的門檻”，很明顯，這與國內部署的國有企業改革在方向上驚人一致。一個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美國人為什么這么熱衷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他真的會為中國改革開放出力嗎?他真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嗎?新自由主義政策制定者們有能力將美國帶人危機卻無能帶出危機，如今到中國居然充當起“教師爺”來，豈非怪事!央企“閃電式民營化改革”恰逢美國轉嫁金融危機、歐洲轉嫁主權債務危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佐利克在報告中稱，如果中國不接受“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的建議，“可能會面臨經濟危機”。說得好聽點，是誤導中國改革;說得不好聽，是在威脅中國。

　　國企外賣不僅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而且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產業有可能受人控制。在央行收緊銀根國內資金緊張的條件下，國企民營化的資金從何而來呢?由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領銜的課題組撰寫的一份《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的報告正式公布，倡導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旨在為外資進入創造條件，而外資也做好了準備，美國為了轉嫁金融危機，出臺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量化寬松政策，實質就是通過印鈔票來增加貨幣，欲圖由此達到刺激就業、加快復蘇步伐的目的。美國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增加貨幣16000億美元。20J2年2月底，歐洲央行宣布的第二輪三年期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總規模5295億歐元(7134億美元)，加之2011年12月的第一輪LTRO為4892億歐元。兩輪合計，歐洲央行共計LTRO上萬億歐元，折合美元約14000億。歐美印發的貨幣需要有實體資產作支撐，否則會加劇歐美內部通膨與事業，中國央企民營化正是它們大快朵順的盛宴呢!倡導央介民營化，主張資本賬戶開發，“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幫歐洲就是幫中國”，這一系列動作，完全可能被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和歐洲長期再融資操作所綁架。

　　所有制的變革從來都是以嚴重的社會沖突為前提。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不可能順利進行;沒有結束“文革”的政治斗爭，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而國有企業改制中引發的諸多群體性事件，同樣是一種社會不和諧因素。今天，對央企實行民營化的政策，同樣引發了社會矛盾沖突。一些部門對央企民營化的抵制，獨立學者杜建國對佐利克發布報告記者會的攪局，以及互聯網各種反對文章都是證明。如果央企民營化付諸實施，央企管理層和千萬職工業會起來抗議。

　　自美國2007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實體經濟之所以能夠免于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巨大沖擊，龐大國有企業的存在是個關鍵性因素。面對日益嚴重的經濟衰退，各國都在加大國有經濟分量，我國更不應當采行國企民營化政策。目前央企所掌控的戰略行業和關鍵領域，一旦被外資控制，后果將極其嚴重，國民經濟將走上依附性發展道路，大量工人失業也不符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穩中求進”的原則。國有企業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國家作為全民資產的公共占有機構代行了所有者的職能，改革的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國家公共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全民的個人所有權，而不是一賣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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