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十三）

　　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十三）

　　（續）第四章 搞好國有資本的整體監管

　　作者導讀：

　　目前,謀劃經濟改革的高層智囊機構有專家提出，“這次國企再改革”，是由“管企業”轉變為“管資本”，“即推動國有資產的實現形式由實物形態的‘企業’，轉變為價值形態的資本，包括證券化的資本”；并主張對企業的“國有資產”，“國家只保持最終所有權”。這種觀點科學嗎？能推動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嗎？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來分析，這是不科學的，不利于國有經濟做大做強的。本章以下的內容實際上批判了這種觀點和主張的負面作用：從搞好國有資本整體性監管的角度來看，只搞價值形態的監管而放棄使用價值的監管，這違背了馬克思根據唯物史觀揭示的勞動二重性的基本原理，具有片面性；把國家對價值形態的國有資本的監管，說成“只保持最終所有權”，這實際上把國有職能資本的所有者降低到非職能資本（生息資本）所有者的地位，將導致國有資本所有者（廣大勞動人民）喪失對企業國有職能資本的控制權、支配權；把物質生產領域的國有資本轉為證券形態的虛擬資本，這只會造成削弱國有職能資本的物質基礎及其作用。看來，處在高層經濟管理智囊機構的專家尤其是共產黨專家，應當確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自信，下功夫認真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原著，這樣才能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真正起建設性作用。

　　四、積極探索國有資本整體性監管的科學方式

　　明確了對國有資本實施整體性監管的對象和監管實踐的主體機構，還必須解決主體機構如何進行科學監管的問題。這只有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才能做出正確的回答。以下主要就國有職能資本的監管方式做些探討。

　　(一)確立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的觀點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國有資本的監管，必須在唯物史觀方法論的指導下，應用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深刻地指出，“這一點是政治經濟學的樞紐”。[①]應當從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角度及其相互聯系的觀點，來分析國有資本在市場經濟中的運動。

　　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受自然經濟觀的影響，中央經濟機構主要是從產品使用價值角度管理國民經濟，自上而下地規定國營企業產品生產的質量、品種、規格、數量等等，致使企業只能對上級要求的使用價值生產負責;而上級由于不可能全面掌握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信息，計劃規定往往具有主觀性和滯后性。這就導致企業不能根據社會對使用價值的客觀需求來組織生產，不能根據社會價值關系或市場價值關系的要求自主地提高生產效率，以致經濟管理體制僵化，企業缺乏活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克服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僵化弊病，關鍵在于從產品使用價值的管理轉向用勞動二重性的基本觀點來實施監管。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市場經濟形態的客觀要求。

　　（二）從價值角度對國有資本運動實施整體監管

　　這方面有如下基本要求。

　　1.從價值關系角度區分國有資本在運動中兩種性質不同的所有權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實現為價值的財富,才是現實的物質財富;只有實現增值的價值才具有資本一般的屬性。從整體上監管國有資本，就是要保證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這需要從價值監管角度，處理好從中央到經濟區域和地方各層級之間的價值所有權關系。

　　根據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一般運動規律，國有資本的總體運動可以通過W′—G—W′…P…W′這個商品資本循環形式，表現其流通過程。[②]其中，W′—G—W′(資本價值從商品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又從貨幣形態轉化為商品形態)是資本價值在一般流通領域的存在形態，在價值關系上發生的是商品與貨幣之間的所有權關系;…P…(生產環節)是資本價值在生產領域的存在形態，在價值關系上發生的是資本價值通過物質生產過程增加自身價值，這個過程包含著與生產力結合在一起的生產關系，核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資本所有者的權益要通過兩種不同性質的所有權關系來實現。

　　先看資本在一般流通領域(W′—G—W′)體現的商品、貨幣的所有權關系。這是市場主體彼此之間進行商品與貨幣之間的等價值交換關系，是一種平等競爭和自由交換關系，這種交換關系本身不會使資本價值增值；等價交換中賣者脫手的不是價值所有權，而是商品使用價值所有權。國有資本所有者在這種關系中，是作為商品一般流通的主體存在的。國有資本在運動中的這一層關系，不應當由中央和各級監管主體機構來運作，而只能由國有企業來運作。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本不能由各級監管主體直接投入生產、流通過程，而必須投入一個個企業，讓企業自主經營，才能使國有資本的生產過程適應社會需求，這正是與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根本不同之處。

　　再看資本在生產領域(…P…)體現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這是一種涉及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掌握生產過程以及生產成果分配的支配權、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如何結合的所有權關系。國有資本作為整體，在生產環節，顯然存在兩個層次的關系，一是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各層級的關系，二是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都屬于同一國有資本所有者下其實踐主體內部的所有權關系，在性質上不同于商品與貨幣之間的等價交換關系。國有資本的所有權存在這樣兩個層次，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必然現象。監管主體機構內部層級關系的存在，是由社會主義國有資本存在龐大數額決定的;而監管主體與企業之間這層關系，是由市場經濟關系決定的，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弄清社會主義國有資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管理特點。

　　2.從資本價值支配權層次關系的角度區分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之間的層級關系。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所有權關系中的若干層次：(1)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或“法律上的資本所有者”;(2)執行增殖職能的職能資本的“支配權”或“經濟上的資本所有者”;(3)由職能資本所有者(控制權或支配權)所支配的經營監管權。[③]以上(1)與(2)，(2)與(3)層次的權利根據不同情況，既可以合一，也可以分離。（1）與（2）之間在分離的情況下就是資本的貸出者與借入者之間的權利關系；（2）與（3）之間在分離的情況下就是股份公司的股東董事會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關系。在所有權做這樣分離的情況下，以上的前一種權利與后一種權利都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可見資本單純的所有權(1)處于最高的控制地位，當然，它要依賴后面(2)與(3)的權利關系才能存在。馬克思還揭示了土地所有權關系中的所有權、經營權的層次性。這些所有權關系中的層次與控制關系，看來是可以應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因為市場經濟形成的這種權利關系，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人們能普遍承認的規范。

　　用這種所有權層級關系的眼光來看，國有職能資本監管主體機構掌握的整體監管權，應當屬于（1）與（2）的結合，也就是掌握對國有資本的法律所有權及其職能資本支配權的監管。有一種流行頗廣的觀點認為，國家只要掌握國有資本最終所有權(實質是借貸貨幣資本的債權)就行了, 職能資本的支配權應完全交給企業。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如果國家只掌握國有資本的最終所有權或債權，則意味著，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只掌握國有資本法律上的所有權，而放棄對國有資本增值職能的支配權，也就是放棄經濟上的所有者(即目前人們所說的出資者)的權益。這樣一來，國有資本就只能作為借貸資本，而失去職能資本的功能了。國家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也就只剩下資本的借貸關系或債權關系了。應當明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貸出者與借入者之間所發生的，是一種商品化了的職能資本支配權的“買賣”關系，前者向后者轉讓貨幣資本的支配、使用權，后者支付這些權利的所謂“價格”即利息，[④]雙方的權利表現在自主地決定建立相互間的信用關系和利息率的確定上。一旦在雙方的競爭中確定了利息率，簽訂了合法的借貸契約，職能資本的支配權就發生了讓渡，貸出者便不能干預借入者如何支配資本。因此，只掌握資本最終所有權，就不能掌握企業對借入資本的使用、支配權,也就是說,不能決定借入資本按何種生產方式、按何種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發揮職能作用。不言而喻，如果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不掌握國有資本的職能資本支配權，就不能保證投入企業的國有資本按照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要求從事生產經營。這當然是不能允許的。

　　因此，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的各個層級必須共同掌握好國有職能資本的支配權。當然，這種支配權需要自上而下地在層級之間進行具體的權利劃分，各層級上下之間需要建立一定的組織紀律制度，這是需要實踐來解決的問題。但是，有一條原則是各個層級必須共同遵守的，這就是，決不允許流失國有資本，必須促進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3.從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角度控制總量布局。國有資本在宏觀經濟調控中是起主導作用的。因此，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應當根據國家計劃導向，統籌安排，調節國有資本在全國各地的布局和有效投入。

　　這里有必要提出，國有資本中央監管主體機構對計劃調節也負有一定責任。計劃調節固然主要是中央宏觀經濟調控機構(包括中央計劃機構)的職責。但計劃要符合實際，就需要根據市場供求關系判斷各產業、行業的分工比例是否以及如何合理，還要從現有生產力水平、自然資源、國際經濟競爭態勢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從長計議。這就意味者，中央計劃機構有必要通過國有資本中央監管機構，從面向市場的國有企業、到向它投資的基層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再從這種機構直到中央機構，建立多種信息收集和反饋系統。根據綜合信息的分析，中央宏觀經濟調控機構才能制定合理的計劃，國有資本中央監管主體機構才能根據這種計劃，比較科學地向各地下級機構提出投資取向的指導意見，這樣才能使國有資本在建立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中發揮出主導作用。

　　（三）要重視從使用價值角度對國有資本實施整體監管

　　控制國有資本投資的布局，要求以弄清市場供求、自然資源使用等綜合信息為前提，這實際上提出了對國有資本的價值監管必須與使用價值監管相結合的要求。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要求市場供求雙方的商品、貨幣在價值量上相等，這只有商品使用價值與購買者的需要在質上相符合才能達到。社會使用價值是價值實現的前提。可見，國有資本的投資監管，仍然要重視商品的使用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有資本監管主體機構應當根據中央宏觀經濟調控機構的計劃導向，把握好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的社會使用價值變化做出預測。應當注重兩類信息傳遞和匯集，一是市場價格波動的信息，二是使用價值的質和量的信息，包括它們的庫存、訂單等。二者都是調節供求關系的重要依據，只重前者就產生片面性。重視使用價值角度的監管，并不等于主張回到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而是遵循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的原理，尊重社會再生產的客觀規律，更好地促進市場供求平衡的必然要求。因為，估算社會需要的重要產品的使用價值量，如一定時期糧食、棉花、鋼材、水泥、煤炭等大宗商品的使用價值量，是可以根據市場購買力需求、儲備需要、人口增長等因素大體估算出來的。這樣做可以減少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從而減少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本監管的盲目性。

　　有必要指出，在國有資本投資的整體監管上，不宜把市場信息當作國有資本監管的唯一信息。市場信息具有暫時性和波動性，取決于既定的購買力和生產成果，但是它不能反映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消耗狀況，不能反映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的要求。因此，還需要從國情國力的總體狀況，從長遠與當前的結合上綜合做出全面的分析。

　　五、根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監管好國有資本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國有資本的整體監管，不但應當堅持價值監管與使用價值監管的統一，而且應當根據國有資本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根本屬性來運作。

　　(一)必須保證國有資本按社會主義所有制性質運營

　　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國有資本整體監管的重要特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對國有資本的整體監管，其監管服從于宏觀經濟調控，理論依據是凱恩斯主義。但是，必須充分地認識，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只是著眼于一般流通或者市場供求關系層面的調節，而不深入到資本流通的所有制關系層面，總體上以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為前提。它要求國有資本服從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實質上也不過是為了緩和生產社會化及其私人占有這個對抗性的基本矛盾而已，決不會要求國有企業內部的工人取得主人翁的地位。

　　然而，社會主義國有資本的監管，卻著眼于一般流通與資本流通的結合，必須深入到國有資本的所有制性質層面。從宏觀上，這要求整個國有資本自覺地發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作用，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從微觀上，這要求國有企業堅持“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三結合，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面向市場自主經營，取得高效益，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高效結合。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條件下，尤其有必要加強對企業領導人的嚴格要求。要求企業領導人樹立自己是工人階級先進代表的意識，防止與私人企業的老板相攀比。國有資本的監管機構對于企業領導人的任命，一定要強調又紅又專，要做工人階級的企業家。

　　（三）促進產業結構服從人民的消費需求

　　按照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從整體上監管好國有資本，必須著眼于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控制和調節好國有資本的投資方向。這就需要處理好產業結構與所有制結構兩者的對應關系，前者本質上是社會分工關系，后者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作為理論抽象，社會分工關系與所有制關系是兩個不同的范疇，但是在現實經濟中，兩者總是聯系在一起的，社會分工關系發展不能脫離所有制關系孤立存在，所有制關系也不可能脫離分工關系孤立存在。正因為如此，西方宏觀經濟理論脫離所有制關系來談產業結構的調節，就不可能真正解決市場供求的平衡問題。事實上，體現社會分工關系的各種產業發展的輕重緩急、一定產業的內部結構的建立，都需要結合所有制關系來引導。

　　我國的國民經濟應當是有利于人民的經濟，社會總產品首先是供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使用的，因此產品結構，從而產業結構的調節應當服從于絕大多數人的購買力。這就意味著，國有企業各級監管主體機構必須對國有資本的投資結構進行嚴格的分析和監管，以便促進生產消費品的產業結構適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分配關系。房地產市場、輕工業、服務業等產業的內部結構只有適應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由此帶動起來的、為這些產業提供設備及其他物質生產要素的生產資料部門的產業所形成的產業結構，才能符合實際的市場需求。國有資本的投向要在國民經濟中起到主導作用，就應當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經濟制度提出的這種要求。國有資本的整體監管如果忽視這種要求，就不能發揮好國有資本的職能作用。

　　這可以通過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兩個例證來說明。其一是房地產業內部結構的失調。由于國有資本及其土地過多地用于發展脫離一般老百姓消費力的高檔商品房，這不但導致了老百姓住房難的問題遲遲得不到順利解決，也導致了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房地產拉動的許多產業及其所消耗的資源，都在為住得起高擋商品房的少數人服務了，脫離了多數人的有購買力需求，導致許多產業的產能過剩。其二是只從對產業拉動作用的角度盲目發展轎車產業。國有資本過多地向轎車產業投資，等于把與轎車產業相聯系的一系列產業所耗費的資源和勞動力，都用于為目前能夠買得起轎車的階級和階層服務了。中國大多數勞動者目前還買不起轎車，這決定了轎車產業的發展一旦超出狹小的限度，就會因供過于求而使一大批相關制造業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難；這里還不談轎車過多在交通、占用土地、污染方面帶來的后果。高檔房產和轎車生產過剩，傳遞到貨幣資本的流通上，就變成了銀行的呆帳，在金融領域出現信貸失衡。這兩個例子從反面說明，國有資本要起到主導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作用，在對國有資本的整體監管上，就一定要堅持國有資本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性質，把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監管和投資的出發點。

　　（三）維護國有企業內部的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經濟學原理揭示出，一方面，資本流通必須以商品流通為前提，資本的運動在一般商品流通中進行，另一方面，商品流通的拓展以資本流通的發展為條件，資本流通的發展決定了商品流通的發展;一般商品流通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本流通中，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生產關系，使其成為現實性。搞好國有資本的監管，必須懂得這些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包含一般商品流通，就存在危機的可能性，要避免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惟有保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對分配關系，從而對市場供求實現平衡起到決定性作用。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才可以防止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所以，對國有資本的整體監管，不但要努力促進國有資本數量的不斷增長，而且要對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對由此決定的按勞分配原則加以認真、嚴肅的維護。這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深入探索的問題。這里主要提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要分清決定收入的企業經濟效益好壞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有些國有企業有機構成高、占用的資源多、設備好，他們的效益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相對優越的客觀條件帶來的，就不能作為按勞分配的依據。在對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做橫向比較的時候，應當通過一定的方式將這些非主觀因素帶來的收入差距扣除，主要依據國有企業成員發揮主觀能動性帶來的效益來計算他們的按勞分配收入，這恐怕是一個應當注意的原則問題。除了這種國有企業之間的分配公平之外，還要注意國有企業內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現在有些國有企業在經營管理層的收入分配上，有一種向私人老板看齊的不良傾向，造成了企業內部收入差距拉大，這是背離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要求的，是國有資本性質的“異化”，必須堅決糾正。當然，我們強調國有企業要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絕不是要搞平均主義，在企業可分配收入已定的條件下，國有企業的監管主體機構應當對國有企業內部的分配根據企業所在行業的經營特點，因地制宜制定具體的按勞分配方案，真正做到獎勤罰懶，激勵先進，對國家和人民做出特別貢獻的可以實行特別獎勵。

　　六、監管好國有資本必須著眼于發展社會生產力

　　（一）堅持依靠科技進步

　　在遵照國有制生產關系的屬性，從總體上管理好國有資本的同時，必須著眼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只有達到這種要求，才能真正顯示出國有資本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國有制的優越性。

　　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⑤]在當代，科學技術在生產力諸要素中起著首要的作用。國有資本的投資使用必須與依靠科技進步緊密結合在一起，高度重視對現代高新技術的自主開發與運用。必須堅決制止為追求GDP在低科技水平上盲目投資、重復建設。中國已經確立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國有資本的生產過程理應走在這條道路的前列。

　　（二）提高國有職能資本的國際競爭力

　　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必須提高國有職能資本或者通常所說的國有產業資本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這就要求通過國有資本的管理和應用，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維護民族自主知識產權、保護民族產品品牌和名牌，促進整個民族經濟增強競爭力。國有資本數大、內含科技成分高，在民族經濟的各種成分中，為增強國際經濟競爭力理應一馬當先，做出主要貢獻。為此，有必要對國有資本的布局做戰略性調整，以便促進資本集聚，搞好大中型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領制高點。我們理解的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是在這個意義上的戰略調整。這決不是新自由主義竭力鼓吹的“國退民進” 或國有資本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

　　應當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鼓吹對國際資本的所謂自由流動不必設防;把國有企業定位于所謂非競爭性企業，鼓吹國有資本只能投資在所謂非競爭性的“自然壟斷領域”，他們依據的理論不過是維護私有制經濟基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依據的事實不過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總資本家的國有資本的簡單、狹隘的使用方式。對于這些錯誤理論和觀點的實質，一些主持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干部是缺乏清醒認識的，他們把依據這些觀點形成的某些措施視為“改革”，這在實踐中造成嚴重后果。如前所述，到2008年，中國工業領域的28個產業中，已經有22個產業，排在前五位的都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國司或壟斷企業，這種狀況是令人憂慮和深思的。

　　要維護民族產業利益，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被動的狀況，除了可以在必要時運用國家權力，用國有資本收買外國企業股權，控制外國公司繼續追加在中國的的壟斷性投資等強制性措施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樹立社會主義國有資本是應當主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尤其是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資本這種觀點。在唯物史觀看來，當今世界是各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民族經濟利益在國際市場上各自獨立，存在激烈的競爭，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即使是不同國家的所謂“自然壟斷領域”中的企業，也是具有競爭性。最明顯的就是軍事企業，在國內可以說是非競爭性的，但是，在國際上恰恰是競爭性最強的企業。所以，說國有資本沒有競爭性，是一種麻醉社會主義國家管理者的觀點。我們決不能上當。為此，從總體上管理好國有職能資本，就必須確立國際競爭意識，科學組織投資布局，下決心搞活國有企業，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逐步地奪回失去的產業制高點。

　　(待續: 第五章 振興國有企業)

　　[①]資本論(法文版第一卷中譯本)[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7-18.

　　[②]馬克思指出，單個產業資本的商品資本循環公式可以“同時看作各單個資本的總和即資本家階級的總資本的運動形式”資本論(第2卷)[M].2004：112)，這個原理對國有資本也是適用的。

　　[③]參閱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Ⅲ分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75 .

　　[④]請注意筆者在價格上加了引號。馬克思指出：“利息是資本的價格這種說法，從一開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資本論(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396.

　　[⑤]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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