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哲學再認識:別冤枉馬克思
— 讀王小強論著有感(一)
閻海軍
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
— 摘自《中共十八大報告》
在道路問題的選擇上,中國人費盡了周折,也吃盡了苦頭。先前孫中山倡建共和,幾經摔跤,只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留下“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遺志。先生“中道崩殂”,蔣委員長“繼承”總理遺志繼續革命,學習西方“議會共和制”,依靠工人進駐上海卸磨殺驢“4.12”,把赤手空拳的共產黨殺得血流成河。越是“攘外必先安內”殺共產黨,共產黨越是如雨后春筍。28年斗爭下來,前赴后繼的共產黨硬是把“民主的委員長”趕出了大陸。1949年奠定國共分治局面,臺灣子承父業“議會制”,大陸人民當家作主被譽為“獨裁制”。30年后大陸否定“文革”搞“改革”,一路開放學西方,共產黨被越否越黑,越否越獨裁,甚至連子承父業的國民黨都成了自己的榜樣。改革開放一路暢行,反思“文革”一路反到了土改,為了倒干“大躍進”、“文革”的臟水,快把社會主義的“孩子”都潑出去了。60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中國又到了擇路而行的關鍵時刻。
一個國家該走哪條路?這一問題,所有的人都能回答。聽,廟堂的精英在說: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街邊的小販在說:我們的政府一黨制,沒有監督。答案一致,走美國化的道路。
問題真的這么簡單就能回答嗎?60年前四萬萬同胞中的絕大多數人為什么不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模式,硬要把人家趕到小島去?共產黨豈不是吃力不討好白干了一場。
要反駁中國問題美國化解決的謬論,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學者王小強洋洋灑灑數十萬言,花費心血十數年,成“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五篇文章。文章注釋扎實、旁征博引,用嚴密的論述從理論層面對中國未來道路進行展望、對當下理論困惑進行解答、對中國問題美國化解決謬論進行了徹底反駁。
“世紀交替,朋友聚會,王岐山提出改革到這份上,摸著石頭過河20多年了,應當從基礎理論層面,認真厘清思路了。中體西用最成功的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階段不可逾越。”這是王小強寫作“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系列文章的緣起。
筆者才疏學淺,通讀兩遍,倍感吃力,從中拎出幾個自己認為最關鍵的核心問題,算是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系列文章的學習體會。一、歷史哲學再認識,二、向西方學什么?三、無需補資本主義一課,四、大同之夢。
在歷史教科書中,人類社會必經歷原始共產主義、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的進化發展。在這一理論的主導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充滿了矛盾。
如果按照五種社會形態進化論分析中國,中國是沒有資本主義這一環的。缺少了這個環節,意味著進化不完整。這就涉及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合法性。我們知道,中共是在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武裝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并掌權的,中共是在掌權以后才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
按照五種社會進化形態框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國的社會主義顯然是早產兒,這也是今天中國“補資本主義一課”觀點甚囂塵上的原因。如果當初中國共產黨人緊扣五種社會形態論,就應該自甘沉默,靜候北洋軍閥混戰或者蔣家王朝父子二代世襲“議會共和”。但無地農民等不住,他們硬是被“極左”的共產黨“忽悠”裹挾著鬧革命,像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
為了認真認識五種社會形態,王小強放眼世界較真理,中外比,近古比。
歷史研究為現實服務。不管論證得如何,就算中國幾個社會樣樣俱全,嚴絲合縫了,依然無法解釋,為什么不是先進的中國,倒是落后的歐洲,創造了更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同樣的邏輯疑惑:原始野蠻的游牧民族毀壞羅馬,把歐洲推入千年“黑暗時代”,屬于更高級形態的社會進步?打破歐洲停止的是十字軍東征帶回文藝復興。歐幾里得、托勒密、阿基米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西方文明奠基人的著作,統統從阿拉伯文翻譯回來。恩格斯斷言:“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化的歐洲。”言下之意,現代歐洲并非必經“黑暗時代”不能繼續前進。多虧了好學不倦的穆罕默德,否則,接不上希臘羅馬奴隸社會落后的茬兒,歐洲豈不要在先進的封建社會永久黑暗下去?
較這個真兒,絕非雞蛋里挑骨頭。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推進,不能解釋歐洲從希臘羅馬的輝煌“進化”到黑暗的中世紀,不能說明為什么不在中古時代生產力最發達的中國產生資本主義,自然難以成為落后東方搶先實踐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1]
五種社會形態進化論是馬克思發明的,但他將此限于對西歐各國發展歷史的規律總結,而后來他的擁躉和他的反對者都漠視了這一點。
我在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現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
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括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 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因此,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2]
馬克思曾認真地提醒,“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括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但后人多漠視這段提醒。中國的部分馬列主義者篤信五種社會形態,中國的反馬列主義者也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論勸導中共放棄社會主義實踐,轉而搞資本主義補課。
中共勇于反思自我,勇于修正前人錯誤,但30多年改革開放下來,連賣青菜的菜販都認為美國模式好,補課少不了,這就有點過頭了。爭來吵去,核心是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王小強回到問題的根源處,澄清五種社會形態是馬克思對西歐社會發展的總結,不宜套用全人類各民族。特別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辨證歷史唯物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能動作用,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哲學工具。‘眾妙之門’在于把握特殊與一般的關系。一般從特殊中來,存在體現在特殊之中,卻不等同、不可直接還原特殊。一般對特殊的指導意義,在哲學抽象的方法論,不能當成代替具體實踐的先驗公式。”馬克思自己也曾脫離“五種社會形態論”預言:“在俄國,由于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至今還在全國范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3] 后來的實踐證明,俄羅斯沒有補資本主義一課,確實建成了敢于和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叫板、平起平坐的蘇聯社會主義。蘇聯之后,中國、古巴、朝鮮、越南……上百個國家搞共運,東風壓倒西風,地球差一點在20世紀全面赤化。
王小強皓首窮經,極力舉證:海外或國民黨背景,或反共、疑共,或超越國共之爭的無黨派華人學者如許倬云、錢穆、余英時、黃仁宇等,不但對五種社會不以為然,還反對以西方為主軸,貫穿中國歷史。恰恰是為“鐮刀錘子”宣誓的共產黨員們和扎根反共的中國人混淆了馬克思理論的特殊性與一般性,唯西方馬首是瞻。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對五種社會形態論的理論研究,讓中共執政合法性受到了反共反馬列主義者的指謫,反共者更是利用這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依據。借著補資本主義一課,極力將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引向“西方中心主義”或“西方主軸論”的序列。
王小強對“歷史哲學超歷史”的澄清和再認識及時且必要。這應當成為共產黨重視理論研究,厘清基礎問題,教育全黨深刻認識社會主義的契機。別再冤枉馬克思。
向西方學習什么?
— 讀王小強論著有感(二)
我們姑且同意五種社會形態論,斷定人類必須要從資本主義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那么,我們認可了唯美是從者的勸導,一心一意學習美國,那我們具體要學習什么呢?
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這是美國全球推銷的普世價值的核心內容。在這三個核心內容里,第一項內容中國已經搞了整整30多年。國企大面積改革,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所有制早已變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全國28個行業已有21個被外資控制。在農村,集體化、合作化由于人民公社過程中出現的“極左”實踐,一度被判了“死刑”,人們對它諱莫如深,堅持集體化的村莊也不被人看好。小崗村包產到戶成了英雄,但包產到戶后,村集體“軟、散、懶”,村莊“一年越過溫飽線,30年跨不進富裕門”。直到2005年,小崗村還有人住著茅草屋。全國農村大多數村莊和小崗村并無二致。
改革開放30年之際,小崗村的掛職干部沈浩實事求是,面對小崗的殘破,放下了包產到戶英雄村的身價,奔走于備受非議的南街村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沈浩在南街說:“學習南街村,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正當沈浩向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投向羨慕的目光時,那些“搭改革開放便車的人”除了依舊吹捧已經黯淡的“分田”成就外,還在向歷史的更久遠處倒退。在鞏固農地包產到戶小農模式經營導致農村經濟凋敝的舊神話的同時,正在極力鼓吹土地私有化將解決一切問題的新神話。
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這既使繼續務農的農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也使轉向務工、務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業遇到困難。[4]
有些人總是莫名其妙地擔心,認為土地一旦放開,許多城里人就會到農村去買地,然后呢,農民會不顧一切,為了換酒喝或者給孩子交學費把自己的土地賣掉,最后的結果是農民無家可歸了。我覺得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5]
類似以上的論調不勝枚舉,推動著土地政策的變動,土地流轉政策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小農模式的無以為繼,逼迫各界再次重新認識合作社的作用和意義,鼓勵合作社的政策也應運而生。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認為,合作社是解放小農的唯一途徑。
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6]
實踐證明,人民公社的合作化模式過于激進,脫離了當時中國社會實際。但近些年提倡發展合作社的過程中,很多合作社走了樣。結合土地流轉一些農業企業主導成立了虛假的合作社,與農民無關的合作社。真正帶動農戶,或者由小農自發“抱團取暖”的合作社并不多。在鼓勵土地流轉的過程中,大量土地被資本流轉,農民被迫失去土地。形成了資本下鄉,土地流轉,農民的后路被抄。在日趨加劇的城市化背景下,農民盲目進城,城里的工作一旦出現閃失,沒有土地的農民將變得無立足之地。“千年田換八百主”的歷史告誡我們,這是值得警惕的問題。
在土地是否私有的問題上,博弈還在繼續。允許土地流轉,但土地產權依然歸村集體所有。這讓倡導土地私有化的自由派學者極度不滿。但中農辦主任陳錫文則為之慶幸:農民工并沒有真正成為城里人,教育、就業、社保都沒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條退路,一旦城市經濟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國南方很多民營企業倒閉關門。2009年,大批農民工返鄉。好在回鄉的農民還有土地可以耕種。
興于土地革命,強于農民支持下的工業化,中共的成長是一段曲折的歷史,寫滿了農民的血淚,任何時候,不能忘了,他們是自己兄弟。
強調市場調節的政策沒能徹底解決“谷賤傷農”的痼疾,肉蛋奶價格的周期性波動,到頭來吃虧還是農民和市民。大起大落的價格,一個在生產環節賺不到錢,一個在消費環節花大代價。只有中間環節的商人穩賺不賠,永遠享受著市場經濟的紅利。當資本介入農產品的生產經營領域之后,我們看到的是比“谷賤傷農”更糟糕的“蒜你狠”、“豆你玩”。
市場化遍地開花。農地市場化,小農凋敝;國企私有化,工人下崗;城市經營化,處處圈地運動,從“嘉禾事件”[7] 到“平度拆遷血案”[8],野蠻拆遷,人命關天。農民為失地抗爭、市民為買不起房頭疼。30年下來,住房、看病、上學成了壓迫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
市場作用在于互通有無。不是說市場經濟不好,關鍵是不能迷信市場經濟,啥都搞市場化。就是市場化最徹底的美英,也在事關國計民生的經濟政策上執行著國有化或者強化著國家調控經濟的作用。比如美國“全民醫保改革”、英國鐵路私有化改革失敗后又回歸國有的例子,足以證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才是保障發展成果全體人民共享的好辦法。
中國老百姓最務實,要什么主義走什么道路不要緊,關鍵要自己得到實惠。共產黨帶領大家鬧革命,為窮人分了土地,農民很高興。任憑國民黨使勁渾身解數搞“民國范兒”愛得要死的美國化民主議會制,但無地農民還是不領情,要將國民黨喊成“刮民黨”。共產黨給大家分地大家高興,但共產黨搞合作化統得太死,再加上“大躍進”“放衛星”還餓死了人,大家反感“極左”。同樣,改革開放放活市場,經濟繁榮、商品豐裕,老百姓高興。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假冒偽劣、通貨膨脹、“新三座大山”壓人、“谷賤傷農”,人民不可能高興。
老百姓不懂經濟學原理,只看結果。30年改革開放下來,在“市場迷”主導的主流話語權教導下,連賣青菜的菜販也認可“我們還很窮,是因為市場化程度不夠。”
市場化程度難道真的還不夠嗎?28個產業有21個都被外資控制了。街邊的公廁都是私人承包經營,拉屎一元,撒尿五角。這還不夠市場化?
“市場迷”回答:不夠,因為國企還是政府的。另外,現在已經放開的市場“果子”都是權貴的,是權貴資本主義,民營企業沒有參與競爭的公平環境,小老百姓沒有占取重要行業的機會。這論調殺氣騰騰,直指政府。就連市場化本身鍛造提煉出來的“新三座大山”,責任也全在政府推行市場化經濟改革不徹底。“市場迷”倒騰來翻騰去,結論只有一個,沒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市場化。改革之意不在市場,在政治。核心是經濟市場化之后的政治民主化。
“市場迷”打著總設計師“摸石頭過河”的旗幟使勁推動著以私有化為核心目的的市場化改革,早已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告誡拋到了九霄云外。
“市場迷”言必稱美國,似乎人類的政經制度非美國不能走。要和“市場迷”論政經,不揭美國的老底,是不能說服對方的,更是不能教育大眾的。王小強的系列文章在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王小強是共產黨員,他說美國什么不行,什么不好,反共的“市場迷”或者受“市場迷”蠱惑的人肯定會指責他“極左”、“階級仇恨”,但王小強偏偏是用西方先生和共產黨政敵國民黨人士的高論舉例說明問題。嚴密論證了一系列重大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我認為有兩個: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現代化。
中國的“市場迷”恰恰錯誤地將這兩個不等式問題變成了等式問題,迷惑了大眾。
王小強強調,中國的歷史上,市場經濟發達得不得了,歷代政權重農抑商,依然有發達得讓馬可波羅嘆為觀止的市場經濟成就。市場經濟是中國人玩剩下的玩意,我們今天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難道是要回頭學自己嗎?
中國只是最近五百年衰敗了,這是興衰替亂的歷史發展規律。五百年前,中國基本上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中西的分野是在歐洲人利用航海技術發現了新大陸開啟的。中國的秦漢帝國與羅馬帝國比肩,中國將羅馬稱作“大秦”,其時的世界是兩足鼎立的局勢。到后來西方遠遠地衰落了。不說四大發明的尖端技術創新,單是城市經濟和城市規模,全世界別無二家。
中國早在公元前二世紀,咸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到六世紀,南京人口超過百萬。到18世紀,洛陽、西安、開封、杭州和北京,人口都超過百萬。到此時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出現過上百萬人口的城市。直到1810年左右,倫敦才成為中國以外的第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比南京晚了1500年。[9]
論發展真正的市場經濟,我們的祖先比西方更有資格。今天西方確確實實比我們發達,但我們要學習他的路徑是學不來的。西方發達的路徑是靠侵略發家的,這與中西思維方式不同有關,與中西文化脈絡有關。國民黨的史學大家許倬云認為:“中國文化關心人在人間和宇宙的秩序,歐洲文化關心自然;中國的心態是追求和諧于宇宙之中,歐洲的心態則是從對抗中求得勝利。”
中國沒有在近代自發發展出資本主義,并不是中國缺少市場經濟,而是由于崇尚仁愛、悲憫的中國人沒有像歐洲列強那樣憑借野蠻的屠殺、掠奪、霸權和壟斷來實現原始積累。同類的觀點,韓毓海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也有論及,“最簡捷地說:在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史上,中國代表著‘勤勞革命’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而西方則代表著戰爭投資或者以‘戰爭金融’推動資本積累的模式。學術界所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和西方的‘資本密集型’之比較,其所指亦不過是這兩種模式的具體表現而已。”
市場經濟本身缺德,故而中國重農抑商,也即尊重人類財富是勞動創造的。而喜歡爭上游、較高低的西方人在向中國習得市場經濟要領以后,將缺德的市場經濟推向了極致。中國發明金融體系用于和平經商、貿易便利,而歐洲人將其用于貸款打仗。
中國衰落的五百年恰恰是西方強大起來的時刻。中國明代主導的和平的“世界經濟”風帆正勁時,歐洲還處在無數小國無止無休的爭斗中。世界的中心在中國,歐洲人甘愿做中國的雜種,由琉球和恰克圖兩個中心分別形成的世界海洋貿易和大陸貿易異常繁榮,順應市場的世界經濟給所有參與的民族都帶來了豐厚的回報。
中國主導世界經濟的時代,經濟規則是溫和的,互惠的。而歐洲列強發現美洲,深刻改變了世界的格局。金融和軍事結合在一起狂斂世界財富的資本主義形成了,這個由歐洲主導的格局在市場的規則內逆向行駛,改變了市場的秩序,世界人民從此吃盡了歐洲人的苦頭。二戰后,美國更是打遍全天下,看誰不順眼,就揍誰。搞死別國領袖罪名統統專制反人類。李敖講話“臺灣蔣家兩代世襲不讓我講話,讓我下獄,在美國眼中不專制。大陸和蘇聯怎么做都是專制的。”更有一些至今世襲的君主國家,與美國動不動媾和,美國都不覺得“臟了”自己的民主本色。標準是雙重的,誰是民主誰是專制,只有美國人說了算;民主也好、專制也罷,只要符合美國人的利益都是正確的。美國人支持科索沃公投獨立,是人權大于主權;俄羅斯支持克里米亞獨立,是主權大于人權。這就是美國的普世邏輯。
世界經濟投機賭博玩壟斷,世界政治飛機大炮定輸贏,跟這樣一個不講理的國家學什么?難道要學習它的蠻不講理?用剝奪世界的果實養活自己一國的繁榮昌盛,維持自己一國的民主和諧,它從來也不準別人學自己的模樣,這才是真實的美國。
目標是現代化:無需補資本主義一課
讀王小強論著有感(三)
本來世界領先的中國,在最近五百年進入歷史的低谷。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的槍炮逼著中國人進入到了爬坡的歷史階段。西方領先的歷史格局里,話語主導權也落在了西方人手里,從文化、思想到歷史研究,西方中心論、西方本位論成了核心的核心。更有“歷史的終結”蓋棺論定資本主義,眼看著人類沒有了前途?
西方的優勝在于強盜般的掠奪。美國立國的基礎就是野蠻掠奪,美國至今的宏大依然是依靠強大的軍事存在和《投機賭博新經濟》(王小強專著)維系的。西方的牛氣的確來自資本主義,來自于工業革命,但絕不是源自市場經濟。從歐洲人發現大航道再到發現美洲大陸,殺印第安人搶美洲的地盤、販運非洲的黑奴在美洲挖金子,這兩件令人發指的勾當為歐洲奠定了發展基礎,也就是所謂原始資本積累。這樣血淋淋的崛起路徑,聽聽都很嚇人,別說重復一遍。今天發展中國家學習西方的原始積累之路,肯定是學不來的。搶地盤搞殖民地沒戲、抓別人勞動養自己的懶漢更沒戲。原始積累搞不起來,你再學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相當于無的放矢。更何況先進的技術人家不給你,中國改革開放30年,學來的先進技術有多少?搞技術的人最清楚。2008年以來,中國反復強調自主創新,又重彈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老調,顯然不是學習西方成果豐碩的表白。
先進的中國沒有進入更先進的資本主義,沒有實現工業革命。而落后的西方在“蠻族”入侵下跨越到了先進的社會形態。由此可以認為:中國完全可以由封建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歷史發展時期。因為蘇俄在“保存大量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直接進入到了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毛澤東還讓農奴制的西藏邁入了社會主義。
王小強認為: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從來可以有兩個極端的不同理解。一種理解是,美國模式全球普世。遵循蘇聯東歐轉軌的明確方向,資本主義的彼岸既定,“摸著石頭過河”避免馬失前蹄,“漸進”是為了路上安全。轉軌過程中的政策分歧,沒什么復雜,不過尋找到達彼岸的方法、步驟。另一種理解是,經過十年浩劫,撥亂反正,繼往開來。改革開放的彼岸 —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雖然沒有現成模式,照舊求索的目標。“漸進”是為了汲取大干快上和左傾盲動的慘痛教訓,用實踐檢驗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走一步看一步,蹚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特殊道路。鄧英淘強調,此乃陳云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本意。
近些年,有人大言炎炎:“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意外地發現,當年那些地主、富農并不都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佃農的關系,也并不都像教科書里講的那樣緊張;他們的財產也并不都是憑借權勢盤剝欺詐而來;他們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生產上的能手。”[10] 此類論調在“改革成就突飛猛進”的基礎上甚囂塵上,周扒皮勤勞睡不著覺半夜裝雞、劉文彩扶危濟困慈悲為懷、孫中山不愛國……實證研究證偽中共歷史、證偽中國歷史。反黨反共追根溯源,上升到反華夏文明反華夏歷史,反到最后中國的一切都有問題。長城有錯是人修的,就連黃河流到當代居然也成了罪河被人“河殤”。這奇談怪論就源自改革開放后人們對“摸著石頭過河”認識的偏差,源自對“與國際接軌”、“轉軌”認識的偏差。
王小強從古今中外先賢圣哲的宏論中旁征博引,一本正經強調:中國的土地有租佃;市場經濟缺德、商人低買高出永遠食利、土地自由買賣一直在讓小農破產、古代中國政府善于“高價買進低價賣出平抑市場”。對借著改革開放逐步形成的反共聲浪逐一進行客觀回應和辯論的同時,更雄辯地證實,我們無需“補資本主義一課”。
王小強梳理歷史,從秦漢到民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基本歷史事實不容置疑。中國的土地在啟動市場化改革的今天,因為有產權集體化所有的底線,遏制了兼并,但土地上的房子完全上演著類似土地兼并的盤剝小農的市場化交易。“無地的農民為了自己的‘小康夢’有買地的‘剛需’,無房的屌絲為了自己的‘小康夢’有買房的‘剛需’。先富一族看重的不是微薄的地租和房租,看重的是‘低買高賣’的投資效益。這才是‘肥田撂荒’和‘住宅樓黑燈’的原因。”[11]中國工薪階層普遍把一輩子的勞動積蓄壓在了一套房子上,任由地產商、銀行持續盤剝。和過去的小農為了土地而奮斗“小康夢”任由權貴富商地主盤剝一樣悲催。
我們的目標是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實現現代化絕非資本主義一條路徑。發達國家早已現代化,發展中國家先富群體也已現代化,但地球70億總人口當中,只要有一人沒實現現代化,就不能說全人類實現了現代化。現代化是目標,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無非是實現現代化的手段。手段不能成為目標。所以我們不需要補資本主義的課,我們迫切需要加緊現代化。我們的人民有豐腴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你不叫現代化也無所謂。資本主義走過的道路滿是剝削、壓迫、掠奪,甚至還有屠殺,這樣的實現現代化的手段過于血腥,更何況依靠資本主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并沒有讓自己的所有國民都實現現代化,所以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必須是鄧英淘所說的“多數人的現代化”。
大同之夢才是普世價值
— 讀王小強論著有感(四)
許倬云把中國錯失良機的責任推到了明清兩代頭上,這很有道理,明清要是把握機會,也跟著歐洲人去美洲分羹,有可能也能搞一點原始積累。但是殺人放火做強盜,實在不光彩。推責任于事無補,最關鍵的是要找腳下的路。
尋路工作從1840年以來,仁人志士一直在努力。是“五四”給中國帶來了希望,“五四”是黎明前的曙光,照亮了近代百年的國運。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中國難以招架,關鍵在民族不能獨立。孫中山和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沒有民族的獨立,無法談論民族的發展,無法談論其它。也就是沒有民權的獨立,民主、民生只能是妄談。國民黨費盡心機,都沒能實現民族的真正獨立。蔣介石經營了幾十年,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觀國家由外敵內奸控制的悲哀局面。只有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這一目標。
共產黨人的理想是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從來都是充滿挑戰的。從莫爾的理想《烏托邦》到康帕內拉寫下《太陽城》;從圣西門、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到歐文實踐社會主義新城;從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學社會主義到蘇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關于社會主義的求索一直伴隨著血和淚。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為了理想,實踐之路浮尸漂櫓。
20世紀中期,在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期,全球有一百多個國家號稱社會主義;到世紀末期,全球稱作社會主義的國家只剩下了寥寥幾個。中國成了社會主義的堅守者,中國也成了資本包圍攻擊的主目標。西風早已壓倒了東風。
《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近代康有為《大同書》也提出“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
李約瑟在〈中國社會的特征〉一文里也認為:重新調整內部結構遠遠比模仿外部世界更容易找到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遠遠比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更能與中國的過去相一致,因而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并且它將產生出一批完全不同的更高水準的管理者。
王小強引述南懷瑾觀點:“中國文化幾千年,必定會產生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的現狀也并不是結論哦!!”王小強梳理歷史作結:中國人千古執著大同夢。
習近平闡釋中國夢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大同理想,社會主義理想,兩者殊途同歸,都為了人世的平等。大同夢,中國夢。中國的使命,必當堅定大同目標,為了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美國將“民主、自由、博愛”作為普世價值向全球推銷,伊拉克的死傷枕藉、利比亞重建無望、泰國的政爭流血……美國指導下的“民主”實踐滿是災難。在一個階級社會里,沒有超階級的價值觀。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雙重標準”過多地自呈了其推銷“普世價值”的利益目的性。建設一個沒有人剝削人,大家共同富裕,充滿和諧的社會,才是人類的普世價值。
在信仰淪喪的近些年,網絡成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主陣地,網絡里為了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榮譽“刀光劍影”般戰斗的都是些“自干五”。在主流旁觀的語境中,王小強的發言充滿了“自干五”的味道,“自干五”的犧牲和愿望,沒有一分一厘的私利。王小強從改革開放初期為包產到戶“搖旗吶喊”,到如今充滿憂思從頭問道社會主義,秉持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術道義。與“自干五”相比,有些黨員反黨、黨校教授反黨、臥在體制內的公務員反黨,實在齷齪。好在18大以來,黨中央開始大抓意識形態,對歷史虛無主義進行了批判。反腐敗、倡新風的政治氣象正在重新聚攏。
當切·格瓦拉協助卡斯特羅奪取古巴革命勝利之后,迎接他的是部長辦公室。他心中的理想地卻是叢林,他心中只有繼續游擊。他用犧牲贏得了兩個世紀的人類崇敬。或許更遠。
當無產階級隊伍開進紫禁城,有人已經開始了比國民黨還國民黨般醉生夢死的生活的時候,毛澤東依舊穿著70多個補丁的睡衣在書房里不停地閱讀著世界、不停地思考著人類。眼看著曾經敢于舍命的戰友能走過生死關,但走不過享樂觀,他悲壯地揮動手臂,揮別了老戰友,尋找新的戰友。他號召人們學會斗爭,繼續革命。而他的戰友無法理解他不念舊情,無法理解他為何要將功高蓋世的英雄們等同于什么也沒做的草民。
當世界淪入物欲消費意識主導的資本強權時代之際,富豪的子弟本·拉登摒棄了優越的生活,鉆入了阿富汗的深山溝壑。他以游擊的姿態化身美男子。警醒了人類的21世紀。
偉大的理想主義者,都是與世界為敵的,因為這世界已經淪陷得太深。理想主義者正在孤獨中煎熬。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戎馬一生的鄧小平作為共產主義者,晚年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為中國提出了行進的道路方向。而王小強涉獵古今中外先賢圣哲的論著擺事實、講道理,回答了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道理。由此,王小強的文章是問道之作。王小強以“天下為己任”問道求理,一顆公心照耀黎民前路,至真至誠。梁中鋒認為王小強的作品“設立了相當高的閱讀‘門檻’。不關心民族復興天理人心天下興亡大‘道’者免讀,沒有一定學術素養且有恒心耐心者難讀,向書中求諸‘黃金屋、顏如玉’的就省省吧。”我缺乏學術素養,不求“黃金屋、顏如玉”,唯有一腔向往人間平等的心愿,讀罷王小強系列文章,自感理想沐身、前路更闊。
注釋:
[1] 王小強:〈問題提出:歷史哲學超歷史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一〉,《香港傳真》No.2010~3。
[2]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1頁。
[3]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32頁。
[4] 吳敬璉:〈讓歷史照亮未來的道路:論中國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年第5期。
[5] 熊培云:《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498頁。
[6]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0頁。
[7] 湖南省嘉禾縣在實施珠泉商貿城房地產開發項目時,縣委、縣政府濫用行政權力強制推進房屋拆遷,先后對11名公職人員進行了降職、調離原工作崗位到邊遠鄉鎮工作等錯誤處理,并錯誤拘捕李會明等三人。(資料來源:http://news.sina.com.cn/c/2004-06-04/ 20442719546s.shtml)
[8]“3月21號凌晨,山東平度市杜家疃村發生一起火災。四名杜家疃村的村民在帳篷里居住時,所在的帳篷突然著火,這起火災最終造成了一名村民被燒死,三人被燒傷。經過當地警方的調查,這是一起人為的縱火案件,幕后的主使者是當地的村委會主任和一名房地產承建商。這起惡性的暴力事件把公眾目光的焦點聚焦在了平度的拆遷問題上。”(見鳳凰衛視2014年4月3日《社會能見度》欄目。)
[9] 胡煥庸、張善余編著:《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62頁。
[10]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一冊(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7頁。
[11] 謝小慶:〈權力和資本都需要被關進籠子 — 讀王小強“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系列文章〉,《參閱文稿》No.2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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