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漸成社會科學界研究的熱點，但境外與國內部分學者將政治學和公共管理中的“治理”概念不加辨析地引入到研究中，提出治理主體多元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建設與治理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徑，借機否定執政黨的執政地位。這種觀念并沒有基于中國治理情境，厘清現行國家治理主體的結構與功能實現機制，實質是通過“借力打力”推進西式民主，從根本上忽視了執政黨在現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忽視了執政黨在未來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將給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帶來嚴重后果。
中國國家治理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大領域，并呈現為不同的問題表征：政治領域是急需建構的國家認同進程面臨“去中心化”思潮的沖擊;經濟領域是全球化背景下國內經濟發展面臨內外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雙重沖擊;社會領域是現行社會治理模式面臨人造風險的沖擊。綜合來看，化解上述問題都離不開執政黨的核心角色和主體功能。
首先看政治領域的國家治理。隨著血緣和地緣政治聯結功能的日漸弱化，國家認同成為民族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最為任重道遠、最為艱難復雜的工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政治責任就在于促成國家認同進程的有序開展和有效實現。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的原有權力邊界受到“去中心化”思潮的沖擊。中國的國家治理誠然要融入全球化之中，努力參與全球政經事務治理，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但也需要有效管控“去中心化”對民族國家主權結構的負面影響。作為我國唯一的執政黨，與西方選舉型政黨伴隨選舉的周期性出現與消失不同，中國共產黨有著明顯的功能優勢。因此，冷靜觀察與積極應對全球化時代“去中心化”對國家治理的沖擊，是執政黨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其次看經濟領域的國家治理。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對經濟資源進行高效配置，但并不能掩蓋其無法自克的自發性、滯后性和貪婪性，以及相應產生的地域上的馬太效應、階層上的利益對立和環境上的整體性衰退等嚴重后果。另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金融資本的貪婪本性在全球迅速擴張，但脫離技術和管理革新的虛擬財富增長終會破滅，由此對后發現代化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中國必須加以有效應對。從國內層面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已經形成了一批原有體制下的既得利益群體，如何打破這一群體對改革的阻礙是執政黨面臨的巨大難題。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應強調執政黨對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宏觀把握和中微觀治理，既要在全球產業鏈上占據有利的位置，獲得全球經濟的話語權，又要避免過度融入全球化浪潮而出現自我迷失、喪失經濟主權，更要打破既得利益組織和群體對改革的阻礙。所有這些都需要執政黨既能明晰全球化的進程，又能把握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進程，實現中國經濟融入其中的有序性和高效性。
再次看社會領域的國家治理。現代社會的諸多領域不可避免地面臨風險的沖擊，特別是人造風險沖擊。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和制度完善并不一定促成對人造風險的有效防范，反而有可能成為源頭。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言，不同于工業化時期以前人類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因為那些自然災害并非是人類的某些決策導致的，而風險則肯定源于人們的重大決策，當然這些決策往往并不是由無數個體草率做出的，而是由整個專家組織、經濟集團或政治派別權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發揮多元治理主體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形成治理合力是必要的，但應對如此復雜的風險社會，必然要有擁有超強資源整合能力和意志凝聚能力的組織承擔核心行動者的角色。另外，在社會治理中也要破除以往強控思維，努力實現社會管理的轉型，這種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理念上的包容性、功能上的服務性和體制上的高彈性。唯有如此，執政黨及政府的社會管理才能建構出相應的管理軟權力，從而更好地調和社會治理中的政社沖突和干群矛盾。
對中國而言，既要有效擺脫農業生產方式存續所導致的落后傳統性，著力提升良性的現代性，又要摒棄腐朽的現代性，規避現代性危機，并漸次化解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沖突。這種任務組合，對執政黨的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高標準、高要求。對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現階段尤其要關注兩大問題：一是傳統性延存導致的現代性不足;二是放任現代性全面主導。這就需要通過中底層的國家治理創新試點來為頂層設計積累經驗，規避不確定性治理風險，從而有效擺脫上述任務形成的窠臼，真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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