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文化縱橫》2014年第四期)
一、兩個周期描述
上世紀90年代初是中國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又一個重要起點。從那時以來的經濟社會乃至思想狀況，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也構成了本文的論述框架。
從1991年迄今的二十多年，中國的改革和社會轉型，可以說是由兩個經濟周期作為基礎的。1991年的經濟增長率達9.2%，對比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呈現了明顯的復蘇勢頭。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后，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主要由于投資拉動，1992年經濟增長率越升至14.2%，達到本輪周期的最高點。之后緩慢下滑，到1998年以后陷入所謂“七上八下”的局面(1998年7.8%，1999年7.6%，2000年8.4%，2001年8.3%)。經濟全面緊縮，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稍后波及中國，加劇了這一進程。與最高點14.2%相比，這種落差是明顯的。但客觀地講，“七上八下”仍是相當高的增長率，所以有人懷疑這些數據，要求和同期的發電量進行比對，因為一般認為，發電量與經濟總量高度正相關。但是，與歷年不同，在1998年以后，國家統計局連續幾年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恰好缺少發電量的數據。[1]
與本輪經濟周期重疊的是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改造。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使國企成為市場競爭主體。隨著本輪經濟周期進入衰退期，大批國企陷于困境，1997年底，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虧損面達39.1%。在國企改革中，大批中小企業關停并轉，造成數千萬職工下崗，僅1997年，全國下崗人員總數即超過1000萬，占全部職工的近8%。[2]
到2002年，宏觀經濟結束“七上八下”的局面，增長9.1%，之后持續上升，隨著國企恢復活力并擴張成長，2007年經濟增長率達到本輪周期的最高點14.2%(恰好與上一周期的最高點相同)。[3]這一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造成世界經濟衰退，2008年后中國經濟連續下滑，2013年下降到7.7%，迄未結束。在本輪周期內，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超越法、英、德、日等國家，按匯率計算制造業規模于2010年超過美國，中國崛起已成為當代世界史的新趨勢。
作為重要的觀察點，兩個經濟周期交匯的時段，尤其需要關注。
二、世紀之交是劃時代的轉折點
這兩個經濟周期交匯的時段，也就是世紀之交，有幾個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現象值得注意。首先，伴隨國有企業的徹底改造，工人群體的身份完成了轉型。在計劃經濟時代和公有制體系內，工人享有就業、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社會經濟權利，因此成為政權主要的依靠對象。在“文革”和80年代末的政治動蕩中，工人群體都是一支穩定性的力量。但是，經過急劇的國企改革和下崗潮，到90年代末，體制內的傳統工人階級已轉型為資本邏輯支配下的雇傭勞動者。
第二，由于90年代后期經濟衰退的加劇，包括國企職工大規模下崗，農村剩余勞力進入城市第二、三產業的通道被阻塞;同時，鄉鎮企業陷于困境，繼而進行產權制度改革，集體所有制大多改為私營企業，農村貧富分化;另外，1996年糧食生產過剩，一方面生產成本連續增長，另一方面糧價低落，谷賤傷農。世紀之交，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導致“三農”問題爆發，成為公共議題。1999年12月，溫鐵軍發表《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一文，影響頗巨，此后“三農”研究成為社科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顯學。
第三，短短幾年內，經濟社會關系逆轉，為建國以來所罕見，它對城鄉社會秩序、心理秩序的沖擊造成了嚴重的失序失范，更是建國以來沒有先例的。被甩出改革和發展進程的大量弱勢人群本能地尋求各種精神安慰，尋找各種信仰，特別是那些為這個時代的民眾心理量身打造的所謂“邪教”。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信眾包圍中南海，下層社會以畸形的信仰對抗日益空心化的國家，這是精神領域的標志性事件。
第四，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后，中國逐步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經濟。1993年出口僅增長8%，匯率調整后，1994年即達31.9%，以后連年大幅擴張，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三要素之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實質是全面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承擔中低端制造業的產品生產，從而與美國的金融、高科技，歐洲的高端制造業，中東、拉美、俄羅斯的能源和原材料輸出，共同構成全球產業體系。至此，中國的對外開放到達了一個里程碑式的節點。
第五，經濟關系、社會關系根本調整，使“兩階級一階層”(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傳統社會宣告解體。作為這種變局的反映，2002年初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問世，反響劇烈。該著以組織資源(權力)、經濟資源(資本)、文化資源(知識)占有狀況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標準，把當代中國社會分為十個階層(class)：從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到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這意味著，當代中國的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同時，社會治理模式也隨之調整：1998年3月中央維穩工作領導小組成立，2000年5月組建其辦事機構中央維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往主要針對刑事犯罪的“嚴打”往往采取運動式、間歇性的方式，與“嚴打”不同，“維穩”實現了制度化、網格化、日常化。
第六，經濟社會關系的丕變在執政黨的綱領和核心文件中得到了及時概括和反映。2000年2月，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在世紀之交重新表述了黨的宗旨。之后，2001年紀念建黨80周年的“七一講話”又明確提出，私營企業主等“新的社會階層”，同樣“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2年中共召開十六大，浙江臺州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等民營企業家當選黨代表，而這種現象的首例，則是半年前中共廣東省第九次代表大會，18名新階層的代表高調亮相，被稱為“歷史性突破”。[4]對照十六大修改的新黨章，其總綱表述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后半句是十五大及之前黨章所不具備的新內容。另外，十六大黨章還將黨員發展對象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一項修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這意味著執政黨完成了深刻的轉型。
總之，隨著國企改造完成和中國加入WTO，世紀之交，改革與開放兩個方面同時抵達劃時代的轉折點。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執政黨轉型同步進行，它們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認識。
三、思想文化界的癥候
90年代以來，第一輪經濟周期，或者說，經濟社會急劇轉型，給同期的思想文化領域以強烈震動，其結果，在理論界出現了新左派，在創作界則產生了底層文學。關于新左派和底層文學，已經有許多論述，這里僅略做評議。
新左派不是一個邊界清晰的理論流派，它產生于90年代中后期，是對當時中國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進程的一種理論化的反應。一般地說，它側重批判資本和市場，相對淡化對國家和權力的反省。這其實微妙地表達了一種立場。所以，它更多關注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共同的問題，這種特點決定了它較多地借用西方左翼的理論資源，同時也影響了其文風。所以，行文風格和西學色彩其實都只是表象，基本立場才是實質和根本。在第二輪周期內，新左派的立場還將進一步演變，另見后文。
大約在90年代的經濟周期中，特別是在經濟下滑階段，形成了一個從主流社會脫落的龐大底層，并進入公眾的視野。底層文學出現在新世紀初，曹征路的中篇小說《那兒》(2004年)是較早的一篇。底層文學主要以同情的筆調去審視、刻畫上述十大階層中的最后三個階層——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或者說，以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民為描寫對象。但是，由于1985年以后文學“向內轉”，純文學觀念占支配地位，對于表現社會現實，當代作家們普遍缺乏思想和藝術的積累。這極大地限制了底層文學的成就，結果，其作品的影響基本上僅限于文學界，難以進入公共話題。例如，底層文學中的農村題材作品，與同期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2000年)或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2002年)等社會學著作相比，就影響力而言，沒有一部能望其項背。考慮到中國文學，包括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偉大傳統，底層文學的這種狀況的確是文學界失職的表現，準確地說，文學其實已經失去了承擔社會公共話題的能力。
因此，無論是新左派理論還是底層文學，與其說它們是對現實的剖析和呈現，不如說是那個時代的某種癥候。
四、東亞模式的延續和強化
2002年，中國經濟恢復增長。同時，國有企業經過改造，特別是經過1998-2000年的三年脫困，已成市場主體，盡管數量明顯下降，但實力向大型企業集中，總資產不斷擴大，收入明顯增長。舉一個近年的例子：2011年，在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有企業包攬前10名;該年500強中有184家民企，總利潤卻不及國企十巨頭一半。因此，“國進民退”的議論在新世紀初10年里一直不絕于耳。
在新世紀初開始的經濟周期內，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趕超發達國家。2010年GDP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同時制造業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世界500強企業中的中國企業不斷增多，2013年有95家中國企業榜上有名，中石化、中石油、國家電網分別位居第四、五、七名。中國“土豪”全球采購，已成為世界性的風景。
此外，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按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稅收來源后，國家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一般認為，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是衡量“國家能力”的一個顯著標志。1979年第一個比重為28.4%，1993年下降到12.6%;第二個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為1993年的31.6%。[5]但是到2012年，第一個比重恢復到22.6%，第二個比重為47.9%。[6]
在這種宏觀經濟的大背景下，2008年北京奧運會具有劃時代的標志性意義。尤其是其開幕式，富麗堂皇的恢宏場面以及美俄等國首腦的蒞臨，使其成為一次名副其實的全球性盛典，也儀式化地呈現了“中國崛起”這一世界性的主題。
值得注意的是，開幕式以2008人擊缶吟誦的場面開篇，充斥著古典中國的各種符號，連篇累牘，不厭其煩。這種情況在八九十年代是無法想象的。事實上，經過兩個周期，中國經濟自90年代初以來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大幅提升，自“文革”結束以來嚴重流失的民族自信心開始恢復。因此，從新世紀以來，文化保守主義就日益成為一種強勁的思潮席卷左右翼思想界，雙方都在向傳統示好，向傳統尋求資源和力量，例如左翼提出“儒家社會主義”，自由派提出“儒家憲政主義”。民間的思潮呼應了執政黨的核心理念，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理念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初步提出，以后逐步完善、定型，近年則被界定為“中國夢”的主要內涵。
自信心恢復的另一種表現，是“中國模式”的提出。2008年恰逢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國模式”作為泛左翼理論界的一個重要命題引人矚目，被廣泛議論。這個命題的“弱形式”還有“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表述，它是后來官方總結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學術版。以“中國模式”的提出和討論為標志，泛左翼——包括9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新左派，完成了國家主義的轉向。對于新左派來說，這是其原先的基本立場在“中國崛起”背景下的進一步延伸。
國家主義轉向也表現在民間輿論界，其標志性事件同樣發生在2008年。這年4月，奧運火炬在海外傳遞期間，由于受到反華力量阻撓，激發了海內外華人，特別是80后一代的大規模抗議。這些80后，時稱“四月青年”。之后，許多人以網絡為平臺發言維護國家利益，被稱為“五毛”，與反體制的“公知”相對抗，構成本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極重要的現象。
另一個群體同樣以80后為主體，這就是“蟻族”。這個名詞出自青年學者廉思的一本社會學調研報告，用來稱呼“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因為這個群體和螞蟻有許多相似的特點：高智、弱小、群居。[7]他們聚集在北、上、廣等大型城市的邊緣，被視為是繼農民、農民工和下崗職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蟻族”的出現，一方面意味著當代社會的底層化趨勢在向上方蔓延，另一方面，它與幾乎同時期出現的“富二代”、“官二代”等稱謂相對應，也表明了階層固化，富貴與貧賤都在向下一代傳遞。
2008年，也是本文所說的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第二個周期由盛而衰、從上升轉向下行的拐點。許多事件密集地發生在2008年或其稍后時段，例如拉薩314事件、512汶川地震、628甕安事件、楊佳襲警案、安元鼎黑監獄、鄧玉嬌殺人案、烏魯木齊75事件等等。一方面中國崛起，另一方面社會撕裂;一方面經濟技術取得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在很多領域仍采取傳統社會的治理方式。這種情形，這種特色，也將長期存在。
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方面高調反腐，整頓吏治，加強意識形態管制，成立國安委，全面樹立中央的政治權威;另一方面進一步市場化，例如撤銷鐵道部，設立上海自貿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把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調高為決定性作用，等等。實際上，這仍是東亞模式，即市場經濟+威權政治的某種延續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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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數據見國家統計局網站的年度數據和歷年統計公報。
[2]呂政、黃速建主編：《中國國有企業改革30年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134、139頁。據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監測中心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共2137萬人，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東北三省占25%。
[3]本輪經濟周期究竟始于2000年還是2002年，經濟學界有爭議，本文取2002年說。參見哈磊：《關于我國第五次經濟周期的界定及特點》，載《當代經濟》2010年第13期。
[4]此前，江蘇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曾當選15大黨代表，但森達當時還是鄉鎮企業，經2000年改制后才成為民營企業。
[5]參看周飛舟：《分稅制十年——制度及其影響》，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6]見國家統計局網站的年度數據。
[7]廉思：《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廣西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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