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還需要馬克思主義——答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十大疑問》
疑問七：西方世界推崇“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當今許多人又把這些價值觀念視為適用于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顯然是與這些價值觀念有區別的，這是不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因在價值觀上“獨樹一幟”而喪失了指導意義？
我們看到，一些人一方面熱衷于推崇西方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因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與西方的“普世價值”不相一致而對之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這里既有必要認清西方的“普世價值”的實質，更有必要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真正內容之所在。西方國家口頭上奉行“普世價值觀”，實際上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惜損害別人的利益。當美國學者都承認美國實際上奉行“本國貧困兒童必須救助，別國的兒童可以殺害”時，談何“普世價值”?所有的冠冕堂皇，只是意味著西方的政客習慣于用道義性來掩蓋自己的利益。馬克思主義承認人類文明的價值共識：一種價值追求欲產生普遍性的指導意義，必然反映文明的前進趨勢，能有效地推動社會前進，必然反映人性的道義要求，必然具有強大的思想吸收功能。馬克思主義本身即是如此。我們要人類文明的價值共識，不要西方政客的所謂“普世價值觀”，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對人類文明恰恰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有些人只堅持西方的“普世價值觀”而我們依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這是不是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在價值觀問題上喪失了普遍的指導意義呢?回答這一疑問，必須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從理論上弄清楚價值觀念的普遍性與個別性之關系;第二，揭穿西方“普世價值”主張的虛偽性;第三，論證馬克思主義價值追求對人類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指導意義。
一、價值觀念的普遍性與個別性之關系
所謂價值觀是指人們對周圍的客觀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一方面，價值觀表現為價值取向、價值追求，凝結為一定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尺度和準則，成為人們判斷價值事物有無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評價標準。價值觀和價值觀體系是決定人的行為的心理基礎。
1.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堅持價值觀的現實差異與對立
由于人是分為個體與群體的，個體與個體之間有差異，群體與群體之間也有差異，所以價值觀在具體的層次上也是有差異的。當然，任何個體總是存在于一定的群體中，任何群體也總是由各個個體組成，因而只適合于某些個體或者有限的群體的價值觀，反映出價值觀的個別性;而那些適合于更大的群體以至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則反映出價值觀的普遍性。在討論價值觀問題時，從社會與人類的整個前景或者整體利益而言，我們可以去探索有著更大適應性的普遍性的價值觀;而面對某一價值主體(個人或者群體)的價值觀訴求，我們則應該先弄清楚其價值觀的個別性，分析其真正的動機，以確定這一價值觀對他人、社會、人類的真實意義。
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指出，費爾巴哈提出關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認為這種要求是適合于任何時代和任何情況的——這就是不加區分的“普世價值”主張。
但是這種要求從什么時候起被認為是適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在中世紀的農奴和領主之間，難道談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嗎?被壓迫階級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無情地“依法”變成了統治階級的這種欲望的犧牲品嗎?——是的，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現在平等權利被承認了。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中和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不得不廢除一切等級的即個人的特權，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來逐漸在公法方面實施了個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從那時以來并且由于那個緣故，平等權利在口頭上是被承認了。
因此，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承認超越歷史條件的“普世價值”的存在，而堅持價值觀的現實差異與對立。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就只承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個性發展和自由，宣布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
2.“普世價值”主張內含著概念與實在之間的關系
至于實際上存在的“普世價值”主張，馬克思、恩格斯區分了概念與實在之間的關系，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分析過去時代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生產時說道：
在貴族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概念是榮譽、忠誠，等等，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概念則是自由、平等，等等。總之，統治階級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所有歷史編纂學家，主要是18世紀以來的歷史編纂學家所共有的這種歷史觀，必然會碰到這樣一種現象：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只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說，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么，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
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指出，資產階級使用了諸如自由、平等之類的價值觀，就其代表資產階級自己的利益而言從本質上反映出價值觀的個別性，但是為了得到社會全體成員的支持(這意味著社會全體成員能夠接受自由、平等之類的價值觀)，資產階級賦予自己的價值觀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這可以理解為關于“普世價值”概念的表述。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表明，具體的“普世價值”述說主體并非真正在推行“普世價值”，而是另有意圖地推行自己的個別性價值觀。
從這一基本關系出發，我們必須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某一價值主體的價值訴求當成價值的普遍性要求，以此為標準強行改造其他的價值主體;一種是堅守價值的個別性，否認價值的普遍性，實質上是否認整個人類文明的共同前景。基于這一分析框架，我們來分析所謂“普世價值”的問題。這里，有必要區分出兩個概念：一個是指認特定價值內涵的“普世價值”，即認定那些價值是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另一個是“普世價值觀”，即在認定某些價值的普遍性意義的基礎上，強行在一定范圍內推行。我們認為，“普世價值”概念只能存在于前一種意義上。
二、西方“普世價值觀”的真實狀況
在當今中國，“普世價值”問題其實并非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而是存在一種明確而急迫的政治意圖，表現為不斷有人提出，西方的價值理念是適合于全人類的價值理念，中國應該按照西方的價值觀來改變自己，否則就是違背人類文明的共同準則。
1.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立場
一些人起勁地要求中國走上西方模式的“普世價值”道路，當然與西方對世界的統治意圖是有關系的，或者說，中國國內的這一思潮本身就是適應西方的戰略意圖而滋長的。早在蘇東劇變前后，美國學者福山作為西方新保守主義戰略家提出了名噪一時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蘇聯東歐國家退回到資本主義，這表明：我們正在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而是一種歷史的終結，即人類思想演進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
毫無疑問，“冷戰”結束后，美國感覺到用自己的價值標準統一世界的時機來到了，1990年4月，老布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聲稱，他希望成為幫助鞏固全世界出現的民主變革的總統，宣布美國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繼續向全世界提出民主與人權的標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布什政府在蘇聯解體上扮演了一個異常積極的角色。2005年1月25日，美國總統小布什在就職演說中說：“尋求和支持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在各個國家和各種文化下的發展成為美國的政策，其最終目標是結束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暴政。”他甚至煽動道：“面臨鎮壓、囚禁或者流亡的民主改革人士知道：美國把你們看做你們國家今后的領導人。”
當然，歷史的演進不會按照西方政治家的意圖而進行，對他們來說，提出一個“普世價值觀”，便有了行事的道義理念。比如說，美國、英國在新世紀以反對恐怖主義為理由，攻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為它們自己構筑了道義高地。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離任前在美國《外交》雜志2007年1-2月號上發表了題為“為全球價值觀而斗爭”的文章，說“這是一場關于價值觀和進步的斗爭，因此它必須贏得勝利。如果我們想要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就別無選擇，只能為之而戰斗。這就意味著要為了我們的價值觀挺身而出，并不僅僅是在我 們自己的國家，而是在全世界。我們需要為了這些全球價值觀建立一個全球聯盟，并通過它來行動”。布萊爾強調，“我們要顯示我們的價值觀并非是西方的，更不是美國的或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而是普通人性的價值觀，是全球公民有權擁有的世界性價值觀”。“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整個戰略是基于人們的毫無根據的不滿而讓他們分裂。而我們的答案則需要用一系列足夠堅定的價值觀來將人們團結在一起。這不僅僅是關于安全或是軍事戰略的問題。這是關于靈魂和思想，關于說服人們并向他們展示我們的價值觀對他們來說才是最好的。我們為什么還沒有成功?因為我們還不夠勇敢，還不夠堅持不懈，為我們所堅信的價值觀斗爭得還不夠徹底。”這就是西方人自己說出來的“普世價值觀”。
2.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虛偽性
根本的問題是，美國與西方到底是按照“普世價值”還是按照“普世價值觀”來行事的呢?按照“普世價值”來行事，那就要真正去實行民主、自由、博愛等，而按照“普世價值觀”來行事，那就是口頭上奉行“普世價值”，而實際上只追求與實現自己的利益，為此而不惜損害別人的利益。2003年，伊拉克被攻占之后，美國學者喬姆斯基以嘲諷的口氣寫道：
在上個千年的最后幾年里，人們看到了一場自我吹捧的好戲。這場戲極盡肉麻浮夸之能事，甚至超過了人類歷史上前幾次不甚光彩的自我吹捧表演。政治領袖們宣稱，要致力于崇高的“理想和價值”，建立一個“理想的新世界，消除一切不人道現象”。這種言論在人類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出現，委實令人心生敬畏。我們將要迎來一個文明與仁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所有的文明國家都將在美國的率領下(屆時美國將“處在最輝煌的時刻”)，本著“利他主義精神”和“道德熱情”，為追求崇高理想而努力。
甚至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也不相信美國政府所謂的“普世價值”。他在一本書中詳細地講述了美國監獄的狀況：
一大批成年男子和一些青少年男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被俘，然后轉移到關塔那摩監獄。在那里，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的520人已被拘禁三年多了，他們不能與他人接觸，既沒有法律咨詢的渠道，又沒有受到任何指控。美國的官員證實，許多人受到人身虐待。國際紅十字會考察了約25個美國監獄，發現并登記了107個年齡在18歲以下的囚犯，有些還只是8歲的孩子，他們普遍受到折磨與虐待。五角大樓的一位發言人表示：“年齡不是拘禁的決定性因素。”2005年4月，人權醫生組織報道說，“至少從2002年起”，對關押在關塔那摩的人，“美國實施了系統的心理折磨”，“給遭受折磨的囚犯人身健康造成嚴重傷害”。
2012年，卡特繼續揭露美國的“普世價值”偽裝，他認為“美國正在放棄它作為全球人權捍衛者的角色”，其表現為：
美國最高官員正在將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民眾作為海外暗殺的目標，這證明了美國在侵犯人權道路上走得有多遠，這使得美國無法再擁有道德權威了。
最近制訂的立法規定，美國總統有權無限期扣押懷疑與恐怖組織或“相關勢力”有關的人，這是一項可能在沒有法院或國會有效監督下被濫用的廣泛含糊的權力(這項法律目前受到一名聯邦法官的阻撓)，這項法律違反了言論自由權以及在證實有罪前應假定無辜的權利。
美國最近頒布的法律還取消了1978年《外國情報調查法》所規定的限制，允許通過未經許可的竊聽以及政府利用電子通訊手段來侵犯人們的隱私權，普遍施行的國家法律允許根據個人的外貌、祈禱地點或交往對象來扣押某人。
得到華盛頓最高當局的首肯，美國的戰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馬里和也門這些非戰區進行空襲，至少有幾百名無辜平民在這些襲擊中身亡。
同時，設在古巴關塔那摩的監獄目前關還押著169名囚犯，其中大約一半已經宣告無罪可以獲釋，但卻無望獲得自由。美國當局透露，為了讓他們認罪，少數(僅在軍事法庭)接受審判的人曾遭到虐待，一百多次關押進水牢，受到半自動武器和電鉆的脅迫，或者遭到性侵其母親的威脅。令人震驚的是，這些被告無法利用這些事實來為自己辯護，因為美國政府宣稱，這是在“國家安全”的理由下發生的。其他大多數囚犯甚至都不可能受到指控或審判。
對此，卡特感嘆道，我們的國家已經背棄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人權衛士領導角色，而且高層官員極力為這種背道而馳的行為作法律辯護。這是多么令人尷尬的悲劇!卡特同時批評美國存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傾向，在反恐怖主義名義下踐踏人權，放棄環保責任，不與地球上赤貧的人分享財富，一句話，美國并非處處按“普世價值”行事。
《光明日報》2012年7月20日發表的文章透露，紅十字國際委員會(CICR)2012年6月25日發表了《2011年度報告》，提供了如下數據：2011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向全球494.2萬人分發了食物，向約380萬人提供了基本生活援助，為680多萬人提供了醫療和相關衛生服務，創下歷史新高。2010年，該會的一線行動開支為10.66億美元，索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是花費最大的三個國家，分別為1.05億美元、9530萬美元和7330萬美元，占一線總開支的1/4強。
這一組數字讓人產生疑惑的是，1907年的《海牙章程》、1949年的《日內瓦第四公約》和1977年的《第一附加議定書》等現行國際公約，早就對外國占領者的責任和義務有明確規定。《海牙章程》第42條規定，領土如實際受制于敵軍當局，即被視為“被占領”。《聯合國憲章》也規定，一旦實際情況構成占領，占領法即適用，而不論占領是否合法。據此，占領是否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批準，占領的動機是什么，都不能成為占領者回避其義務的理由。根據上述國際法，占領者的義務包括：遵守占領地的現行法律，除非該法律對其安全構成威脅;確保公共秩序和安全;確保有足夠的教育、醫療機構運轉;確保占領地居民的食物供給。此外，國際法對領土主權、平民遷移、財產管理等也有規定。
有文章分析道：
如果說，索馬里因為內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加大援助尚可理解的話，那么，阿富汗、伊拉克成為該會的主要援助對象就難免讓人疑惑了。因為阿富汗、伊拉克去年仍在相當程度上處于美國和北約的實際占領下。首先，美國和北約國家都是上述國際法的簽約國，主要條款就是他們提出制定的。作為占領方，他們理應知道占領者的義務，也有履行其義務的能力。其次，美國和北約國家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的口號就是“人權高于主權”，旨在改善當地的人權狀況。他們占領后，理應迅速改善當地包括醫療、食物供應在內的基本生存條件。還有，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國家，都是世界上最富、自我標榜人權保護最好的國家。2010財政年度，僅美國國會通過的阿富汗、伊拉克軍費預算就高達1280億美元。既然這批占領者熟知自己的義務，又是扛著“解放”別人的大旗去的，也“不差錢”，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再將阿富汗和伊拉克作為援助行動的重點，就讓人看不懂了。
世界各國記者在阿富汗、伊拉克記錄的真實鏡頭告訴世界，無論是占領區還是后占領區，當地居民的人權狀況根本沒有得到改善，生活反而變得更加艱難，甚至連生命都難有安全保障。逛一趟街，去一次餐館，都有丟命的危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現狀昭示出，美國等西方國家并沒有將占領區的人權、民主放在心上。人權、民主等西方國家整天掛在嘴上的所謂“普世價值”都是用來維護其世界統治地位、實現其最大利益的工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將阿富汗、伊拉克作為援助重點實屬無奈，只是為了避免那里發生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事實勝于雄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開展的大規模人道主義救援行動，為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在西方對外政策中的地位，做了入木三分的注解。
嚴格地說，美國及西方的“普世價值”面目是一貫如此，而不只是近年的表現。早在二戰之后，伊朗出現了民主政府，但美國人發現它要將石油企業收歸國有，其中有很多是美國的企業，這樣的民主政府當然對美國不利，于是美國違背“民主”這一普世價值，支持了巴列維國王的復辟。只要親美，獨裁專制并無所謂。1970年，智利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了阿連德任總統。但阿連德與美國關系不好，影響美國在拉美的利益。于是，美國支持了智利的軍事政變。此后，皮諾切特實施軍人獨裁統治，美國并不以不民主為理由去干預。甚至皮諾切特下臺后面臨審判時，英國和美國還袒護皮諾切特，這里的民主與人權又何在呢?美國學者理查德·羅蒂在《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一書中也承認美國存在價值觀悖論，他說林登·約翰遜“允許美國士兵屠殺成百上千的越南兒童，但他為國內貧困兒童做的事情卻多于以往任何一位總統”。本國貧困兒童必須救助，別國的兒童可以殺害，這難道也算什么“普世價值”嗎?
如果要問，美國為什么如此著迷于自己也做得不好的“普世價值”呢?這里當然有著美國文化傳統的因素。JD亨特注意到：
新教徒認為美國是建立基督王國的地方，在整個19世紀，不僅新教徒持續為美國提出千禧年的希望，天主教徒與猶太人也認為美國是神意許諾的土地。即使在世俗的政治論述里，人們也用最具道德意義的術語來描摹美國的輪廓。歷史上的每一次戰爭都被說成是道德十字軍，以期抵抗“撒旦的妓女”(對法戰爭與印度戰爭)，消滅君主統治(革命戰爭與1812年之戰)，廢除奴役(南北內戰)，確保民主世界的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戰)，抵抗極權的擴張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與獨裁者的擴張性剝削(波斯灣戰爭)。政治人物與國家的領導者繼續把美國說成是“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領導者。不論是外交事務，還是國內政治，美國的大眾辯論從來不說是不同利益的競爭，而說成是善惡的斗爭。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美國的政客已經習慣于用價值觀、道義性來掩蓋自己的利益要求，恰如丹尼爾·貝爾在《意識形態的終結》1988年跋中所總結的，“沒有一個政治體系可以存在于道德判斷的語境之外”。就在夸夸其談道義性時，布萊爾也在不經意間暴露出西方在“普世價值”掩蓋之下的利益考慮，承認“由價值觀驅動和由利益驅動的外交政策之間的區別是不存在的”。這透露出“普世價值觀”在西方的國家戰略地位，而國家戰略是為利益而制定的。實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不過是自覺意識到：利益與價值觀是任何國家在確定自己的安全戰略時都必然要考慮的兩大主導因素。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言,對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探討可以為一代又一代學者帶來無上的榮耀,使他們在大學或研究所獲得終身教授的職位,但是在具體的外交政策決策過程中,卻既沒有純粹的現實主義也沒有純粹的自由主義,權力與價值觀完全密不可分。約瑟夫·奈更是直截了當地認為：“價值觀乃是一種無形的國家利益。”
總之，美國以及西方判斷民主、自由、人道的標準，就是對自己是否有利：有利者，不民主也民主;不利者，民主也不民主。凡不接受者，就要制裁，在有把握的時候，就要消滅之，這難道不是殖民主義時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嗎?
3.迷信西方“普世價值觀”的后果
歷史上有明白人也有糊涂人。不明白美國與西方的戰略意圖，按照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來定義自己的國家，前景如何呢?蘇聯的最后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做法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爾巴喬夫當時提出了“全人類價值高于一切”的口號，在西方資本主義并未承諾放棄自己的利益時，主動拆除阻礙歐洲統一的“鐵幕”，主動解除與西方的對抗狀態，以此作為蘇聯重返“歐洲文明”的前提，使自己的國家在“叢林法則”背景下變成了可憐的羔羊。可悲的是，戈爾巴喬夫并非人們想象中的那么成熟，他明明知道“利己主義實際上人人都有。在美國，利己主義思想大概比我們還要嚴重一些。因為，比如說，很難讓美國人相信，說他們應該對國際社會的經濟努力作出更大的貢獻，這不僅是因為美國這個國家比其他國家富有，而首先是因為它消費的資源比別的國家要多幾十倍乃至幾百倍，其大量工業廢棄物嚴重影響著世界的氣候”，但他還是邁開了幼稚的步子。
戈氏讓自己的國家扛著“全人類價值高于一切”的旗幟，在這一理念指導下進行了大量的“改革”，最后終于使國家進入了西方國家所希望的狀態：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到處是混亂和崩潰之狀，萬般無奈之時，他只好乞求西方認同“全人類價值高于一切”。1991年11月初，戈爾巴喬夫曾給當時的英國首相約翰·梅杰發過一封急電，“為避免事態惡化，我請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資助我們15億美元的靈活資金”，然而梅杰根本沒有答復這封充滿絕望之情的來信，戈氏一無所獲。戈爾巴喬夫追求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在理念上并無大錯，但是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破壞了國家利益與價值觀之間的平衡。他知道美國人的“利己主義思想大概比我們還要嚴重一些”，卻在美國人之先解除了自己的武裝，讓虛幻的價值觀解構了國家利益。對這一悲劇性結局，今天的俄羅斯只能默然承受。
對美國與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的虛偽本質的揭示，有必要提到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觀點。《文明的沖突》是他影響最大的著作，有的人計較他的“文明的沖突”論突出了文明之間的不兼容性，有“冷戰思維”之嫌，其實他在書中分析西方“普世價值”論的錯誤，并認為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認為西方文化的普世性面臨“錯誤、不道德、危險”三大問題，這對我們認識“普世價值觀”的本質還是很有意義的。
首先，亨廷頓同意人類各群體之間在行為上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常數”，但相同的是表層，深層是差異。他引用了社會心理學的區別理論(Distinctiveness)，認為人類總是通過區別他者來確立自我的認同，只要這種心理存在，人類就難以認同以單一文明為標準的“普世價值”。一些人認為西方在文化傳播和媒體的優勢是“普世價值”的證明，亨廷頓指出這是膚淺的誤解。牛仔服、可樂和好萊塢電影的流行并不能帶來文化的統一。反美國的恐怖分子可以穿牛仔服、喝可樂，同時按照美國電影的橋段用民航飛機去轟炸紐約，但其在文明的深層結構上并不認同西方。不僅在本土，就是移民群體也是這樣，法國的伊斯蘭移民堅持穿傳統的黑色罩頭服裝，政府以法律禁止，結果導致武力沖突。
其次，亨廷頓認為，“普世價值”只是大國的幻想，從來也沒有成為現實。因為每種文明——從古希臘羅馬開始都曾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但事實卻是歷史上每種文明都難逃興起和衰落的命運，自認為自己是普世文明，卻往往是盛極而衰的開始。歷史上的文明大國先后衰落，歷史否定了一個又一個單一文明的“普世價值”。亨廷頓不認為西方文明在這方面有什么特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正在重復歷代文明古國衰落的軌跡，西方“普世價值觀”只是狹隘的“光榮與夢想”。
再次，亨廷頓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的意識形態，是作為征服的補充手段來運用的。他指出，軟實力總是跟隨硬實力，西方文明在世界的傳播是西方有組織的武力征服的結果，這才是歷史真相。西方人常常忘記他們祖先的暴力擴張歷史，但非西方人沒有忘記。西方人認為是“普世價值”的東西，非西方人卻認為是西方的價值。亨廷頓指出，在當代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中，東西方學者都普遍忽略了硬實力是軟實力的基礎這個基本常識，顯示價值觀對社會科學方法的誤導，值得警惕。
總之，那些對西方“普世價值觀”表現出格外的熱心之意圖，客觀上就是滿足了西方對世界和中國的征服愿望，是引誘人們去啃那根大棒之外的胡蘿卜——殖民主義時代以來的老把戲。21世紀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會被套進去的。
三、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對人類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
在揭穿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虛偽性時，我們認為，人類文明的價值共識是存在的，只是由于西方設下了“普世價值觀”的陷阱，我們盡量不采用“普世價值”這樣的概念。針對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對人類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
1.馬克思主義承認人類文明的價值共識
關于人類文明的價值共識，前提是承認人類的存在和共同人性的存在。盡管這是一個容易與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發生混淆的問題，但還是不能否定，因為在文明進化的過程中，畢竟是首先出現了人與動物的分化，而人類內部的階級分化則是更晚時期的事情了。
1842年青年馬克思在普魯士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中，就批判了貴族階級對本階級特權的維護及其與人類文明的敵對。他指出，貴族等級的辯論人以近乎滑稽的嚴肅、近乎憂郁的尊嚴和幾乎是宗教的熱忱，闡發了“關于省等級會議的高度智慧以及它的中世紀的自由和獨立的假想”，甚至去論證“人類本性的原則上的不自由和不獨立”，“這些先生們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陽光所賜予的自然禮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明星的特別吉祥的組合所帶來的超自然的禮物，因為他們認為自由僅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級的個人特性，所以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結論說，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有邏輯次序的體系’的幻想。為了拯救特權的特殊自由，他們就斥責人類本性的普遍自由”。
馬克思提出：“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天性的裝飾品而屏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可見，各種自由向來就是存在的，不過有時表現為特殊的特權，有時表現為普遍的權利而已。”“因為難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本質……對人說來，只有是自由的實現的東西才是好的。”
在這里，馬克思對自由這一價值的肯定，是從人類的共同追求來著眼的，而不是說自由只對某些人有意義。把自由當成某些人的特權，這恰恰是馬克思所反對的。《共產黨宣言》對未來社會是這樣設想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里的自由，依然是作為人類的共同價值而被肯定的。關于人類價值共識的說法，在1864年10月的《(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中還可以得到證明。馬克思寫到：加入協會的一切團體和個人，承認真理、正義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對一切人的關系的基礎，而不分膚色、信仰或民族。所謂“彼此間和對一切人的關系”，就是指價值共識。
當然，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從《德意志意識形態》開始，就存在另一傾向，即對歷史與現實中的價值共識的虛偽性的批判。資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大肆張揚自由、平等之類的價值觀，在本質上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的自由口號之虛偽性進行了透徹的批判。他說，所謂新的憲法實質上不過是1830年憲章的共和主義化的版本，種種“變更只涉及目錄而沒有涉及內容，只涉及名稱而沒有涉及事物”。“1848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一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馬克思認為，當時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自由，在資產階級憲法上的存在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但在日常的現實中卻被徹底消滅了。因此，馬克思無法去認同當時社會鋪天蓋地的自由、民主、人道一類的囈語。由于馬克思的這一傾向，在后來的資產階級語境中，馬克思總被看成是不信任自由、民主、人道的人物，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立場被誤讀。關于這一點，英國的卡爾·波普爾有比較客觀公正的看法，他在1943年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就指出：
在馬克思的實踐倫理中，像自由、平等之類的范疇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他畢竟是那些嚴肅地對待1789年的理想的人之一。他看到像“自由”這樣的概念如何受到了無恥的歪曲。這就是他口頭上不宣揚自由而在行動上宣揚自由的原因。他想要改進社會，而改進對他意味著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高的生活標準，尤其是縮短勞動日(這能立刻給工人某些自由)。正是他憎惡偽善，不愿談這些“崇高的理想”，加之他的驚人的樂觀主義和他對這一切在不遠的將來都會實現的信念，導致他把自己的道德信仰隱藏在歷史主義的闡釋的背后。
馬克思對價值共識的真偽之分，也就是我們在當下世界狀況中批判西方“普世價值觀”的理由。而當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帶來思想混亂時，我們應該毫不遲疑地去闡明馬克思主義價值追求對人類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指導意義。
2.馬克思主義本身具有的人類文明價值意義
承認馬克思主義作為價值追求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指導意義，這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堅信的。早在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指出，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也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
在當下的世界與中國，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作為價值追求的普遍性的指導意義呢?我們認為，一種價值追求如欲產生普遍性的指導意義，必然反映文明的前進趨勢、能有效地推動社會前進，必然反映人性的道義要求，必然具有強大的思想吸收功能，而馬克思主義是能夠滿足這些要求的，這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道義性、文明延續性這三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1)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世界歷史和人類命運的理論，但與過去的思想不同，它不是追求對問題的解釋而是在于解決，特別是解決歷史已經提出的問題。
19世紀的歐洲，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引領者，但相應的社會生活是怎樣的呢?恩格斯在1844年寫的《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引用了卡萊爾所寫的書中的一段話：
自從社會產生以來，千百萬無聲無息、勞累不堪的人的命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難于忍受。使人不幸的倒不是死，也不是餓死。不能忍受而且永遠不能忍受的是：過著貧困的生活，但又不知因為什么;工作累得要死，但又一無所得;懷著受盡折磨的先前過日子，卻仍然無倚無靠，孤苦伶仃，脖子上套著冷酷的萬能的聽之任之(laissez faire)的絞索，被幽禁在僻靜的、無生氣的、漫無邊際的不公道的世界里。
恩格斯對卡萊爾是持批判態度的，但他還是說“英國的狀況就是這樣”。因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它的宗旨是改變現有的一切，將充滿剝削和壓迫的社會改造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主義理論公開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揭露現代社會的一切對抗和剝削形式，考察它們的演變，證明它們的暫時性和轉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必然性，幫助無產階級盡可能迅速地、盡可能容易地消滅任何剝削。
為了使這一設想成為現實，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無數志士仁人將其作為自己的理想、信念，貢獻了力量、智慧，乃至于生命。這一實踐運動的直接結果是，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起點，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先進社會制度已經成為現實。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盡管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了許多問題，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歷史倒退，但其先進性在許多方面仍然是不可否認的，何況歷史并未終結。
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從井岡山、瑞金到延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著一大群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沒有文化的農民，但是通過通俗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如列寧小學、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等不同層次的機構)，使這些農民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觀念，并將其轉化為強大的精神力量。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于中國紅軍的攔阻，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第四仗最后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指導改革開放時曾經說過：“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會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的改造意義，當然不只是去改變一種不合理的統治結構，而是按照文化的先進性的根本要求，最終表現在對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促進上。按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在實際上也非常有效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20世紀的事實是，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曲折中保持了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慣性;另一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理想設計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在生產力及科技上獲得了歷史性的進步——而且是在克服資本主義封鎖的前提下。以俄羅斯為例，農奴制下的俄國于1861年頒布解放農奴法令，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1900年，俄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1892—1902年，俄國鐵路增加42%，完成全國鐵路網的基本布局。到1913年，俄國擁有9000個工廠(指雇傭16名以上工人的企業)、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53%。俄國已經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但是俄國沒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仍然留在第三世界。
美國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引證了大量翔實豐富的資料，論證出“十月革命”導致了奇跡的發生，是俄國而不是中國、印度或其他中東、非洲或拉丁美洲國家，成為第一個脫離第三世界的國家。
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革命前落后的俄國成為一個在經濟、國防、教育、文化、科技和國際地位方面與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強國，革命前同樣屬于第三世界的東歐幾個國家則成為第二世界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廢墟上聳立起來的蘇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實現工業化，工業生產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蘇聯恢復得最快，與完全沒有受到戰爭破壞并且大大地發了一筆戰爭財的美國相比，到1982年，國民收入達到后者的67%，工業總產值達到后者的80%，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和國防的某些部門還處于領先狀態。
美國學者LJ賓克萊在20世紀60年代就承認，“俄國自從1917年革命的時候起就把馬克思主義正式定為它的基本哲學，盡管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得不斷地重新加以解釋和修改，以適應蘇聯的實際需要。俄國在技術、生產與科學方面大踏步地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這已成為鼓舞東南亞與非洲不發達的民族的源泉”。盡管今天的俄羅斯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但歷史就是歷史，它是不可更改的，何況，俄羅斯在當今世界的余威，客觀上還是馬克思主義的蘇聯留下的遺產。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以后，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速度迅速超過了舊中國。不要說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已經使中國的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國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的崛起已令世界矚目。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前及之初，中國的發展也是超常規的。據統計，在1965年至1985年之間，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1.34%，英國為1.6%，日本為4.7%，蘇聯為5.89%，印度為1.7%，而中國為7.49%，中國在宇宙空間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遠遠走在發展中國家之前列，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人均壽命等項指標，都是舊中國所不能相比的。
馬克思曾經說過，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武器，意思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通過先進的思想文化來成功地指導自己的歷史實踐，而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先進思想文化也必須通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實踐來實現自己。這已經被歷史證明了。
(2)關于馬克思主義的道義性
馬克思主義對世界歷史的普遍意義，除了社會理想、社會制度的選擇，以及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還突破了政治經濟的意義，建構了一種全新的價值理念及生活方式——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的、奉獻型的，也就是道義性。
這種建構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宗旨的，代表無產階級解放的愿望，實踐著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就規定了共產黨是一個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黨，形成了共產黨人在精神道德領域的先進性。這一點，對于長期在私有制統治下的人們來說，也是一次擺脫人的動物狀態，使人更加人化、崇高化的革命。
美國學者LJ賓克萊承認：“馬克思對于我們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個道德的預言，人們如果根據人類價值考察現在社會上的種種事實，然后根據自己的發現而行動，以使我們的世界成為一個一切人都能變成更有創造性和更為自由的地方，這樣我們就是忠于馬克思了。”
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1972年，他參與了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的研究項目，他注意到李約瑟的說法：“共產黨(對中國)的接管是個幸運事件，因為新中國也許可以避免西方在工業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錯誤。在19世紀初，小女孩被綁在大箱里到地底運送煤礦;小男孩超時工作，導致眼力受損，身體變形;據馬克思說，倫敦的面包師傅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李約瑟“堅信，中國為求脫離停滯狀態而達成現代化，社會主義路線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辦法”。黃仁宇表示：“一思及此，你或許想同意他的說法。”顯然李約瑟對中共之所以抱有好感，就是出于道義性立場。李約瑟痛恨19世紀資本主義對人性的摧殘，特別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摧殘，當他看到新中國消滅了這一切時，由衷地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
高尚的精神境界的存在，凝聚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以至于整個民族的意志。中國是個宗教意識淡薄的國家，長期的小農經濟的存在造成了人群的隔離狀態，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又使人們向極端個人主義方向發展，因此“一盤散沙”曾經是一些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而有了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的引領以后，經過中國共產黨人長期不懈的宣傳闡釋，經過實踐的驗證和榜樣的作用，中國人從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這在人民中形成了強大的精神力量。鄧小平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總結出：“根據我長期從事政治和軍事活動的經驗，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人的團結，要團結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我們過去幾十年艱苦奮斗，就是靠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凝聚力。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一切。”
應該說，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家，經過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的長期滲透，在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理想信念，以及在社會風氣這些方面，不僅超過了自己國家的任一歷史階段(如舊中國或沙皇俄國)，也超過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就承認，1949年以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政府認真負責，真正把一切骯臟的東西清理得干干凈凈——不但是街道和水溝，連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來加以改造。現在的新中國是一個人人感覺自豪的國家——控制了通貨膨脹，廢除了外國人的特權，鏟除了腐化，開展掃盲運動，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和毛澤東思想，等等。所有這些活動都為理想主義的和有雄心壯志的青年開辟了新的道路”。鄧小平在1980年闡述四項基本原則之必要時充滿自信地說過：“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關于資本主義的道義危機，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早在20世紀初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確認了以新教倫理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精神正處于危機、崩潰之中，他說：
自從禁欲主義著手重新塑造塵世并樹立起它在塵世的理想起，物質產品對人類的生存就開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這力量不斷增長，且不屈不撓。今天，宗教禁欲主義的精神雖已逃出這鐵籠(有誰知道這是不是最終的結局?)，但是，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依賴于機器的基礎，已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
沒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里生活;沒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沒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如果不會，那么會不會在某種驟發的妄自尊大情緒的掩飾下產生一種機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沒人知道。因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的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96年版后記中，也引用了如下材料：
里根政府的教育部負責官員發現：讓人震驚的是過去30年來美國生活水平的陡然下降，暴力犯罪在上升，非婚生子增長了419%，離婚率上漲4倍，單親家庭的孩子上漲3倍，科研能力考查(SAT)下降80點。
當洛杉磯一個三歲孩童被街戰槍火不幸擊中時，白宮發言人金瑞契(Newt Gingrich)非常尖銳地指出了“原因”：“自從林登·約翰遜創建了‘偉大社會’以來，我們現在經歷的是摧毀美國的30年。這30年來，我們釋放了罪犯，容忍了毒販，忍受著暴力，接納了野蠻行為。”
(3)馬克思主義具有的文明延續性
1920年，成功地領導了俄國革命的列寧，在說到無產階級文化的創建時指出：“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按照這個方向，在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后的斗爭)的實際經驗的鼓舞下繼續進行工作，才能認為是發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在這里，列寧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特性：它不僅不外在于既有的人類文明，而且還主動繼承了以往文明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說，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一個偉大的文化事件，意大利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早在20世紀初就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他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動看做“現代文化史”的“開端”，所謂“開端”并不是指新文化從天而降，而是在辯證地終結過去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文化歷程。他說：
實踐哲學(即馬克思主義，這是葛蘭西的獨特用語——引注)以這所有的過去的文化為前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德國哲學和法國革命，卡爾文主義和英國古典經濟學，世俗的自由主義和存在于整個現代生活觀的根子中的這種歷史主義。實踐哲學是這整個精神和道德改革運動的頂峰，它使大眾文化和高級文化之間的對照成為辯證的對照。
起源于古希臘羅馬的歐洲文化，為什么到19世紀會產生這樣一個歷史性的飛躍呢?這里，必須把三大來源看做一個中介，然后探尋古典歐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
以哲學思想為例，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哲學史的一個大的變革，即讓哲學從空洞地解釋世界走向改變世界。馬克思稱哲學為“文明的活的靈魂”、“時代精神的精華”，主張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互相作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內涵要素有兩個：一是唯物主義，一是辯證法。通常的說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吸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及黑格爾的辯證法基礎上而建構的。
黑格爾以宇宙本質——“理念”為核心，揭示了自然、歷史和精神世界的統一發展過程，即所謂邏輯階段、自然階段、精神階段。黑格爾的體系非常龐大，其整個哲學就建立在“絕對理念”的辯證運動上。通過邏輯學，他確立了辯證法的邏輯范疇;通過自然哲學，他解決了自然界物質形態的轉化問題，并引出了精神與自然的辯證關系;通過精神哲學，他解決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本質與演變發展的規律問題。可以說，對世界發展變化規律的研究，黑格爾的努力是前無古人的。恩格斯高度地評價為，自人們有思維以來，還從來沒有過像黑格爾體系那樣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黑格爾的最大功績就是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
盡管如此，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和黑格爾的辯證法還是只能作為一種全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過渡而存在，因為它們都有著致命的缺陷。在費爾巴哈那里，人的主體性價值得到了確認，但這個“人”是抽象的、是生物性的，實際上人只能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不能說明人的社會本質，也就不能從人所處的社會機制去說明人的活動的真正動機，結果還是只能從人的自我意志去解釋，最終落入唯心論。而在黑格爾那里，辯證法體系固然非常完備，非常富有邏輯力量，也能在自然或社會的個別現象中得到驗證。但是由于這個體系一開始就是立足于脫離客觀實際的“絕對理念”，只是聰明地構筑于哲學家的頭腦中，所以它也不可能帶來全新的方法論革命。
恩格斯這樣評價過黑格爾學說的局限性：“黑格爾本人曾為他的學說所得出的強有力的、富于澎湃的青春朝氣的結論規定了界限，這部分地決定于他所處的時代，部分地決定于他的個性。” 這句話說明，新的現代文化的開端一方面是由時代所決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人的主體性所決定的。由于時代及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條件，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做到了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同樣也做到了;而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做不到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卻超越性地做到了。這是指：馬克思主義以歐洲三大思想體系為對象，總結了歷史上的主要思想體系，科學地區分了它們中的積極部分和消極部分，從而開辟了現代文化的新時代。
當社會的某種模式的變革不是偶然地發生而是必然地發生，不是個別地發生而是普遍地發生時，這就給先進的思想家提供了革命性的、開創性的思路。19世紀中期所提供的條件，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條件：只要體察時代的運行軌跡，集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三大思想體系)進行綜合整合，便有可能引起文化變革。在此基礎上，為未來人類提供全新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價值觀念，以及每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方式，這一結果便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曾經說過：“世界歷史是各偉大文化的歷史，民族只是這些文化中的人們借以履行他們的宿命的象征形式和容器。”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有權力稱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文化史中偉大的革命性事件。從古希臘文化開始的西方文化，在經過長期進化發展之后，終于在19世紀產生了新的飛躍，從一般的文化中分化出馬克思主義這個先進文化，深刻地影響了此后的世界歷史。
事實上，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再到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我們看到的一個重要事實是，馬克思主義一直在不斷克服僵化、教條化的傾向，不斷面向新的世界、面向未來，不斷吸收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科學技術發展和精神文明發展的思想成果，推動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的。當然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永遠不能脫離具體的民族、歷史和社會實踐。
當我們搞清楚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對人類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這一點以后，我們也就能理解習近平總書記何以在黨的十八大以后如此反復地強調共產黨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說道：“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說，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念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說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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