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六）

　　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六）

　　第二章 辨明理論是非 （續）：

　　四、關于私有制經濟及其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

　　(一)是否可以把私營經濟等同于民營經濟

　　私營經濟中的“私”，含義就是私有制，所以，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上是明確的。但是，近些年來，有人已經把私營經濟范疇改為民營經濟來使用了，用“放膽、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提法，來主張大力發展私營經濟。而報刊媒體上也越來越多地用民營經濟來替代私營經濟范疇了。

　　民營經濟是一個含糊的現象形態的概念。在當今中國，“民營”相對“國營”而言，如果這樣來理解，“民營”就只能表現經營權關系，指非國家直接經營。這樣一來，集體經濟是在一定范圍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群眾自主經營的經濟，應屬于民營經濟;而從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改革后實現政企分開，成為法人主體之后，企業勞動者集體自主經營，也可以稱之為民營經濟。然而，只要留心一下，就可以發現，有人在表述時，是把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并列使用的;從一些地方改制后實際的“民營經濟”來看，它們指的是私營經濟和私人(包括外國人)資本控股的股份制經濟，因此，民營經濟被搞成了一個混淆經濟的所有權關系與經營權關系的概念。這從學術上看，是一種違背形式邏輯的概念偷換。而從替代的輿論作用來看，這掩蓋了私有制經濟的本來面目，模糊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視線，成為一些人用“民營化”推行私有化的幌子。

　　其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維護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支持和引導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的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明確規定的。遵照科學含義，直接使用私營經濟這個概念，有助于人們保持清醒的頭腦，處理好公私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從實施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高度，對私營經濟揚長避短，促進它發揮好增強民族經濟的積極作用。

　　(二)支持、引導私營經濟發展是否等于推行私有化“改制”

　　回答是否定的。眾所周知，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地方政府推行經理層購買(MBO)這種私有化的“改制”，把它等同于公有制改革。這就使我國目前的私營經濟形成兩種類型，一種是民間私人投資形成的，另一種是原公有制企業私有化“改制”形成的。有人把支持、引導私營經濟發展等同于發展后一種私營經濟，這顯然是一種曲解。

　　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私人利用自己的儲蓄投資于國家政策允許的產業而產生的私有經濟，這對于壯大民族經濟的總量，是積極意義的。但是，經理層購買這類私有化造成的私有經濟，卻不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相反，普遍推行這類“改制”，只會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須知，公有制企業大量地出賣給私人，這是一種現有的資本所有權的轉換(即使是等價交換)，這種私有化并不增加社會資本的總量，實際上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等價交換乃至化公為私，還造成了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大量流失。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與這種私有化決不是一回事。毫不動搖地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決不等于支持這樣的私有化。

　　在區分這兩種類型私營經濟的基礎上，對于民間私人財產形成的私營經濟的引導，應當有明確的規定，一是闡明其固有的剝削性質和現階段具有的一定積極作用，明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私營經濟發展比重的基本定位，規定私營經濟能夠自由進入、有條件進入和不能進入的領域;二是堅持對私營企業主依法收稅，既要防止有人偷稅漏稅，又要堅決制止某些部門少數官員以各種名義對私營企業亂攤派，亂收費，干擾私營企業的合法經營;三是認真貫徹勞動法，加強對私營企業的法制管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經濟權益，依法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營企業中的勞資關系;四是加強對工商聯合會、各種行會的組織領導，抓好私營企業主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他們服從國家宏觀調控、維護民族經濟利益的自覺性。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改制”在不少地方的推行，造成公有制主體地位削弱的態勢，有人竟以此為由，說什么私營經濟比重的加大，這是經濟總量提高的原因，因而必須“國退民進”[①]，這是嚴重的輿論誤導。殊不知，我國私營經濟比重急劇增大，其相當大的比重是通過國有、集體經濟的私營化“改制”轉化而成的，主要不是私人資本投資形成的。公道地說，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總量的顯著提高，是經濟體制整體上平穩地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果，主要還是吃了新中國建立以來逐步壯大的公有制經濟的老本;如果不是私營化，而是實行公有制性質不變的企業管理體制轉換，國民經濟總量同樣可以顯著提高。還應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看到，私營經濟吃公有制老本，在較短時間是可以對經濟總量起推進作用的，但是，它比重的急劇增長，必然造成國民之間收入的兩極分化，必然帶來的經濟危機的潛在危險。

　　值得高度關注的是，一些地方在私有化的“改制”之后，開始把私營經濟每年增長的百分比，作為政績或者發展指標來宣傳;有的把“國企減一半，私企增五成”作為重點報道的通欄標題;[②]許多報刊大量使用內涵模糊的“民營經濟”概念，報道各地競相發展私營經濟的情況。[③]與此對比，卻很少旗幟鮮明地宣傳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的鞏固與發展。這種輕視公有制經濟的輿論氛圍，是十分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

　　(三)多種所有制經濟之間是否存在矛盾

　　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就不應當再講公私經濟之間的矛盾。不難發現，目前報刊上已經很少發表分析公私經濟關系矛盾的文章了。這個問題，關系到深入全面認識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必要弄清。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是一種對立統一關系。它們統一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對立于不同所有制性質決定的經濟利益關系，相互之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尤其是與雇傭勞動制度聯系的私營經濟，它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是多方面的：生產領域要與公有制經濟爭奪人才、資源，流通領域要爭奪市場，分配領域搞兩極分化;同時作為私人資本的人格化的民族資本家，在強大的外國資本面前有軟弱性的一面，在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被削弱之時，還有可能倒向外國資本一面。盡管說，我國的私營經濟受到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及其政策的制約，與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定的區別;但是在經濟性質上，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經濟。中國的私營經濟依然實行雇傭勞動，因而具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屬性。私營經濟的生產目的、雇主同雇傭勞動者具有的資本剝削關系，由此產生的私人企業主或資本家階級及其意識形態，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存在對立性。這是不可否認和回避的客觀事實。

　　固然，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公私經濟之間的矛盾仍然屬于民族經濟內部的矛盾，廣大勞動者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是要充分認識，這種矛盾總是處于發展變化中的，其演進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我們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公有制經濟始終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私有制經濟始終處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由于它同公有制經濟對立的一面始終受到公有制的控制，又有國家依法監管和政策引導，它同公有制的矛盾就不會發展為對抗，矛盾的對立性就會表現為合法的市場競爭，而統一性的一面就會相對穩定。這樣，矛盾雙方就可以長期共存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之中，而私營經濟本身也會向社會主義經濟方面逐步轉化。但是，另一種相反的可能性絕對不能排除，這就是，如果我們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公有制為主體方面的法律、政策出現重大失誤，那么，國內私營經濟和國際壟斷資本為主的外資經濟，出于資本無限擴張的本性，它們同公有制經濟對立的一面就必然惡性發展，將同公有制經濟爭奪主體地位;這樣，多種所有制經濟矛盾關系中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就會發生互易其位，那就會出現社會主義被顛覆的歷史悲劇。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務必要有清醒的認識。因此，在實踐中，我們只有實實在在地不斷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并把內外資私營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消極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限度內，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不斷鞏固和完善。[④]

　　因此，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們不能按形式邏輯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來理解。不能把多種所有制經濟理解為相互間只有統一性，只有共同發展，而沒有斗爭性，沒有相互削弱。根據唯物辯證法，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于同一歷史階段，是在相互矛盾中此消彼長地發展的。“共同發展”，在措辭上突出了它們之間的統一性，這是以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為基本前提的。只有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受公有制的制約，私有制經濟的副作用才會受到控制，從而私營經濟才會服從國有經濟的主導，才會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成為對民族經濟有利的經濟成分。如果公有制失去主體地位，私有制不再受到必要的制約和控制，那么其私有制脫離社會主義本性的一面，就必定會擴張起來，整個國民經濟就會轉向資本主義經濟。如果我們忽視這種客觀存在矛盾和斗爭，那么，面對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負面作用，就會因麻木不仁而陷于被動;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削弱的不良態勢，就會喪失扭轉被動局面的主動性。對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我們只有既看到他們之間相互聯系、并存互利的一面，又看到他們之間相互矛盾、斗爭的一面，這樣才能增強維護基本經濟制度的自覺性。

　　(四)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是否平等

　　有人提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公有制經濟’獲得了與公有制經濟平等的法律地位”[⑤]，這種觀點似是而非，影響甚廣，不能不辯論清楚。

　　我們知道，新中國憲法規定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根據唯物史觀這個指導思想，對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做出的重要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既是中國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進一步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生產關系的客觀要求;而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非公有制經濟是不符合這些客觀要求的。如果公有制主體地位動搖，多種所有制的相互依賴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失去了經濟基礎。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這意味著，憲法這個統領所有法律的根本大法，已經規定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地位，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前者必須占主體地位，即在國民經濟中占控制、支配地位，后者則只能處于附屬、補充和被控制地位。堅持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這種在經濟地位上控制與被控制的不平等，才能保證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保證廣大勞動人民處于主人翁經濟地位、實現人民內部的社會主義平等。

　　毫無疑問，在商品流通領域的交換關系中，個別企業無論其所有制性質有何差別，如果沒有市場外部力量干預，如果不存在壟斷行為，相互之間都會按歷史形成的等價交換原則，平等相處，各國法律上也都承認這一范圍內的相互平等地位。但是，如果把流通環節的平等擴大到整個經濟關系，把這說成是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經濟地位的平等，這就有失偏頗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在流通領域的關系是自由、平等的;貨幣資本與勞動力之間交換，撇開拖欠工資、克扣工資等違法行為，資本家按勞動力價值支付工人工資，兩者是等價交換;但是，能說資本家與工人的經濟地位平等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這樣說，不過是用流通領域的平等，來掩蓋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不平等。與此相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多種所有制經濟在流通領域自由平等交換，并不等于公私經濟取得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上平等地位。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這也就規定了在全國生產資料總量中，全民和勞動群眾集體必須占有數量和質量相統一的絕對優勢;決定了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國家安全和某些支柱性產業的領域，不能讓或者限制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自由進入;決定了國有銀行控制全國金融，可以決定資本借貸流向，有計劃地調整經濟結構。凡此等等，都表明公有制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起控制作用，從總體上說，它們之間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經濟地位是不平等的。

　　宣揚公私經濟“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實是主張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平起平坐。這顯然有損于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種觀點的失誤在于，沒有把生產領域與流通領域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經濟關系搞清楚。須知，市場經濟涉及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多個領域，生產領域是決定性的環節。各種所有制的經濟成分，在生產領域彼此獨立;在市場或流通領域發生社會分工聯系或市場交換。在交換關系中，彼此地位是平等的;但是，離開流通領域，同一生產組織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同生產組織之間的經濟地位，都不能簡單地用“平等”來概括。在私營企業中，老板與雇傭工人的地位是決不平等的;在不同企業之間，因人力、物力、科學技術條件不同、經濟規模不同，存在著競爭力的不平等，即使等價交換，也存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競爭后果。因此，在市場經濟中，不應把流通領域的平等交換關系與生產領域的生產關系混為一談。

　　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如上所述，多種所有制經濟在流通環節，彼此等價交換，這當然是平等關系;它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否則就不能建立和維護市場秩序。但是，這種流通領域的平等法律地位與生產領域不平等的經濟地位，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后者涉及生產領域誰占主體、誰起主導作用的問題。在生產領域，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必須堅決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決不應當賦予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平等地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民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地位高于私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決定的。只有這種不平等的規定得到了維護，國民經濟才能朝著有利于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向發展。

　　(五)主張土地公有、工業私有是否能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在一些地方推行私有化企業“改制”的過程中，有一種流行頗廣的觀點，即認為“土地公有、工業私有，并不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同樣是一種有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認識誤區。決不能忽視，國有工業經濟對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第一，國有工業是國有經濟的核心，也就是公有制經濟核心的核心。國有工業是新中國物質生產領域資本增值效率最高的產業，是我國現代國民經濟主要的物質技術支撐和基礎，也是金融等服務業公有資本增值的主要直接源泉。如果它私有化了，整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物質基礎就瓦解了。

　　第二，堅持和完善土地的公有制，需要社會主義工業經濟作支撐。公有制工業經濟與土地公有制兩者是相互依賴、不可割裂的關系。只有國有、集體工業經濟，才能自覺執行國家產業政策，為農村集體所有制實現農業產業化、現代化，有計劃地提供農業機械、各類動力設備等。我們黨近些年提出的“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針政策，只有在國有工業和城市集體工業不斷壯大的條件下，才有可能落到實處。不可忘記，公有制工業經濟、土地國有制與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經濟基礎，也是城鄉和諧、工農和諧的經濟基礎，這是決不能動搖的。

　　第三，工業經濟如果私有化，必定會使現階段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受到工業私有資本的侵蝕。現階段中國工業生產力高于農業生產力，在目前的農村生產力條件下，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具體形式還是家庭承包制。農戶如果不組織起來而是一家一戶直接進入市場，充其量只是作為小商品生產者的市場主體，只能是市場中被“大魚”的吞噬的“小魚小蝦”，在這種條件下，工業經濟私有化，勢必使廣大農民受制于私營工業經濟。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私營企業成為把農戶組織起來從事專業生產的“龍頭”企業，就是這種情況的證明。雖然私營“龍頭”企業帶農戶的組織形式對農民增收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是這是以農民創造的剩余價值被私營企業占有為前提的。私營企業控制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農戶，其原因就是因為農業生產力低。而這種控制，使得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已難以發揮。如果到農村投資作為“龍頭”企業的主要是公有制企業，那么，“‘龍頭’企業加農戶合作經濟”的模式，就可以依據工農聯盟的制度要求，合理地分配利益，從根本上增進集體農民的物質利益，成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經濟形式。只有國有、集體工業企業有更大發展，才有可能對集體農民提供資金、科技和人才等積極的支持，乃至無私地幫助，才有可能幫助農民發展自己控制的集體所有制“龍頭”企業，才不會讓集體農民受制于私人老板。

　　可以說，“工業私有，土地公有”這種說法的實質就是主張走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須知，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維護私有制的資產階級為了制止大土地所有者同他們分割剩余價值，也能是不反對土地國有化的，他們是可以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國有化標榜為“土地公有”的。假如“土地公有、工業私有”在中國一旦實現，后果將不堪設想。那將不是使中國變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變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國，因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國私有制經濟面對國際壟斷資本是缺乏競爭力的，也是軟弱的。要振興中華，只有毫不動搖地在工業經濟領域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六)在農村是否可以農業搞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而工商業搞私營經濟

　　上述“工業私有，土地公有”的主張表現在農村，就是所謂“土地搞家庭承包制，工商業應搞私營經濟，因為私營經濟有效率”。關于私有制比公有制有效的觀點，前面已經評析過，這里重點分析農村工業經濟能否私有化。

　　農村“無農不穩，無商不活，無工不富”，這是新中國農村長期經濟實踐得出的符合實際的重要經驗。爭議在于，應著力于發展集體工商業，還是著力于發展私營工商業。現實中的情況是，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許多農村原有的集體工商企業(即集體鄉鎮企業)紛紛進行私有化“改制”，這造成了集體工商業經濟嚴重削弱的后果。盡管如此，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在原先集體工商業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從原有的集體工商企業置換出來的集體資本，仍然有一定的數量。這些集體資本后來轉化為實物形態的借貸資本，也就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投資蓋成廠房，租賃給私人工商企業，以取得租金(利息)的方式，仍能取得一定的集體收入。事實表明，這樣得來的集體收入，對于提高農民平均收入，緩解農村收入差距拉大，鞏固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仍發揮了積極作用。有鑒于此，在黨中央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明確要求下，農村基層干部逐步認識到，當初上級有關部門要求對集體工商業搞私有化“改制”，并要求“改徹底”，是有嚴重弊病的;因為這樣一來，農民就失去了集體工商業經濟的收入，增加收入就只能靠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了，經驗證明，這是不可能致富集體農民的;而一味發展農村私營工商業，雖能帶來地方政府稅收，但是卻只能致富少數人私人企業主，還造成了兩極分化，這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初衷顯然是背離的。

　　值得提出的是，許多農村干部雖然認識到集體工商業搞私有化“改制”有嚴重弊病，但是，目前仍然不敢積極組織農民重新發展集體工商企業，認為那樣風險太大;認為用現有集體資本蓋廠房，拿租金，可以沒有風險。這說明，新自由主義所謂私有制有效率的觀點對他們的影響依然存在。這需要通過深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來消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揭示出，借貸資本的利息是依賴于工商業資本帶來的利潤的;工商業資本的經營風險，遲早會反映到借貸資本上。如果集體資本只是采用實物形態的借貸資本形式(主要是出租集體所有制的廠房、供水、供電設備等)來經營，就使集體資本變成了依賴于私人資本、外商資本的附屬物。而私有制一旦在工商業經濟領域占了主體地位，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因此，集體經濟附屬于私有制工商業，是沒有前途的。

　　要壯大集體經濟，就應當敢于發展集體工商業經濟，唯有如此，才能直接取得工商利潤收入，才能根本改變集體非農經濟依賴于私營、外資經濟的被動狀況。還應當認識到，既然是市場經濟的經濟大環境，就理應促進集體農民樹立敢于競爭的風險意識，堅信只要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就一定能使集體工商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占據應有的地位。

　　（待續： 第二章五、關于公有制經濟與和諧公平的關系問題）

　　[①] 這其實是把我國的國有經濟與發展市場經濟對立起來，主張國有經濟退出市場、私有經濟占據市場。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廣大勞動人民掌握的財富，難道勞動人民掌握的經濟就不能越來越壯大嗎?

　　[②] 見《揚子晚報》2005年12月7日A3版“重點報道”欄目對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報道的通欄標題。

　　[③] 見人民日報2006年6月30日第18版，報道的大標題就是《蘇州VS溫州：民營經濟誰執牛耳》，稱“有媒體說，蘇州的民營經濟已趕超浙江溫州”。

　　[④] 本段參考了原人民出版社社長李長征同志在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重大項目“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規律研究”(05@ZH005)有關專題中論述的觀點。

　　[⑤] 梁慧星. 誰在曲解憲法、違反憲法 [N]. 社會科學報(第4版) ,200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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