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一章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演變分析
第二節 21世紀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若干基本態勢
二、“大博弈”：全球地緣政治的兩種基本趨勢
一部西方歷史就是“文明沖突”亦即宗教沖突、種族沖突和階級沖突的歷史。近代以來歐洲人殺出歐洲大陸，發動全球殖民戰爭，從非洲殺到美洲，再從美洲殺到東亞(多為海路，沙皇俄國則是通過陸路，越過烏拉爾山直接進入東北亞)，有色人種慘遭屠戮，美洲印第安人幾遭滅絕。歐洲人登陸美洲，累計屠殺印第安人約7000萬至9000萬人，其次為非洲黑人，連殺帶賣(販賣黑奴，死亡無數，與北美屠殺印第安人，均為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在幾千萬之多;再次大約就是黃種人，其中大量是華人。近代以來西方正是靠發動殖民戰爭，奪取非洲和美洲的大量金銀，改變了其在世界經濟結構中對亞洲的依附地位，同時靠不斷擴大殖民統治，包括不斷擴大在亞洲的殖民戰爭，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結構并建立全球霸權。西方引領工業革命的兩百年來，總體上提升和改善了人類社會的生活和福利，但主要是極大地改善了西方少數人的生活和福利，卻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巨大鴻溝;與此同時，地球上的資源遭到歷史上空前速度和規模的掠奪性開采，地球生態環境遭到難以恢復的空前嚴重的破壞。從地緣政治和“文明沖突”角度看，從15世紀末期的西方大航海運動以來，整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五百年中，以盎格魯-撒克遜為首的西方白人一方，明顯地表現出滅絕有色人種，獨霸全球資源的企圖和傾向;以有色人種(戰后叫發展中國家)為另一方，為爭取民族生存、獨立和發展權利;雙方的展開的全球地緣政治殊死斗爭貫穿了世界近現代史的全過程，這是五百年來全球地緣政治斗爭的兩種基本趨勢。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后，表現為150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共濟會運動之間的殊死斗爭，也表現為“主義沖突”或意識形態沖突，但是在其背后掩蓋著的乃是“文明沖突”亦即種族沖突。這場斗爭的殘酷性在20世紀中葉以后，由于東西方的政治軍事均勢的建立、冷戰的發生和西方發達國家自我涂抹的某些社會主義色彩所掩蓋，并迷惑了蘇聯東歐等許多國家，也包括20世紀80-90年代以后迷惑了許多中國人。但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政治上一直非常清醒，前述1974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基辛格主持下制定了名為《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NSSM-200))秘密報告的實施，緊接著保守主義在英美登臺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都是這一全球地緣政治斗爭的繼續和升級。而蘇聯解體以后，這個冷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秘密推進的進程已經不再那么需要遮掩，于是亨廷頓完成了美國國防部委托的研究項目，公開提出了“文明沖突”論，著作的名字將其目的寫得一目了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布熱津斯基則將“文明沖突”稱之為一場全球地緣政治的大博弈，實為一場人類文明(種族的別名)的世紀性對決。2008年美國引爆金融海嘯之后，布氏與另一位重量級冷戰斗士斯考克羅夫特以對話形式出版了《大博弈 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一書，書中布氏掩飾不住對美國權勢階層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和傲慢的不滿以及對全球政治覺醒的憂慮(恐懼)，他們慨嘆“全球的基本面已經改變”，“近幾年美國到處都彌漫著一種恐懼的文化”，其內心非常清楚美國正在將世界帶入一場全面深刻的地緣政治災難，他們對美國的前途并無把握，絕無勝算。
中國長期和平發展，社會高唱“趕上盛世享太平”，對美國的“文明沖突”理論和實踐相當麻木，幾乎沒有反應。倒是海外華人學者比較敏感。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生前警示說，在后現代世界，雅利安種族主義已經醫治了歷史上導致其失敗的致命傷——反猶，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主義已經與猶太人合流，“‘歸化猶裔(Assimilated Jews)’將是它組合的核心之中，極重要的成員。這個不聲不響的，新的民族組合，目前正在迅速成長之中。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后，會排山倒海而來的。因此，在后現代的世界，稱王稱霸的，可能還是他們，除非其他所謂‘有色人種’(Coloured Races)能迅速地急起直追，團結自救，否則今日世界上的‘低頭之犬’(under dogs)，到那時還是無抬頭之日也。”(73)((美)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1卷，(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頁)唐德剛的觀察敏銳，他看出了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主義已經與猶太人合流這個當代美國共濟會的秘密，但他顯然不可能了解共濟會體系的計劃和秘密推進的進程，所以他以為排山倒海而來的西方種族主義和新馬爾薩斯主義還要在21世紀中葉以后，殊不知正因為其“不聲不響”(戰略欺騙)地秘密推進，所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不期而至!至于他說“除非其他所謂‘有色人種’能迅速地急起直追，團結自救，否則今日世界上的‘低頭之犬’，到那時還是無抬頭之日也”，這話還是由于信息不對稱，而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能“迅速地急起直追，團結自救”，屆時想做“低頭之犬”，豈可得乎?無論如何，唐德剛一介窮儒，垂暮之年，流落海外，能在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甚囂塵上，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派歌舞升平和醉生夢死之際，做如此杜鵑吐血般的呼吁，其一腔愛國的赤誠和深邃的眼光，足以感動海內外華人社會。想到這里，筆者對唐德剛先生的某些由于復雜經歷導致的偏頗觀點，如諷刺毛澤東“山洞外交”之類，也就渙然冰釋了。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益兇險的世界政治進程，使的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球人開始正視這場持續至今的全球地緣政治斗爭的種族主義實質。俄羅斯民族由于先于其他國家遭受那場地緣政治災難的沖擊，所以覺醒較早，這也是近年來俄羅斯政治變局的背景。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進一步喚醒了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至于發達國家，他們早就對此有深刻理解，如挪威已經在北極圈為人類社會度過核冬天之后準備了種子庫，也是一樁善舉，只是不知道將來何“種”地球人能用得上?
三、世界格局遽變與合縱抗“秦”
對于近代以來全球存在的這兩種地緣政治沖突和趨勢，或稱“文明沖突”，在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和有色人種即發展中國家這一方，在殖民統治時代，能夠自覺斗爭;在后殖民主義時代，他們往往容易麻痹，不大能自覺斗爭，或者被分而治之。但是作為另一方，國際共濟會的壟斷資本聯盟的一方卻始終清醒，且目標如一。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著名智庫羅馬俱樂部驚呼“增長的極限”時，白宮已經制定了“減少”世界人口計劃，難怪自那時起“美國政策官員開始自豪得意地稱自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74)((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頁)“控制世界經濟”的名義背后，實為“控制”世界人口。據聯合國有關報告稱，2011年世界人口總數將突破70億，到21世紀末地球資源將消耗殆盡。人口爆炸主要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事情，20世紀初世界人口為10億，到1987年達到50億，換言之，世界人口發展到十幾億人費時幾百萬年，從十幾億增長到50億費時80年，但從50億到70億人類深陷全球危機，僅僅用了24年!預計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超過90億。世界人口非控制不可。問題在于，共濟會們自我授權，自定未來世界戶口指標(5億)，自封精英人口，將95%的世界人口和全部有色人種打入另冊——“垃圾人口”，儼然自己已經是“世界政府”，其合法性何在?莫非他們真是“上帝的選民”?或者是“超人”?幾十年不過彈指一揮間，西方文明和美帝國主義就墮落到反人類的地步，真應了那句古話：“其亡也忽焉!”
無須諱言，進入20世紀70年代，全球剩余資源占有與人類生存和發展方式這個至關重大的全球矛盾突顯。對這個極其重大的全球政治問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其敏感，反應最快，戰略調整最為及時。這是促使白宮決心將冷戰推向新階段和與蘇聯陣營展開決戰的一個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是尼克松訪華的一個深刻的政治背景，其有求于中國的空前謙卑態度的背后，乃包藏著如此驚人的禍心!過去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真是一點不錯，可惜許多人剛過上幾天好日子(一些人又返貧了)，就以為天下從此太平了。在這個危機深重的世界，小富即安和好了傷疤忘了疼這個文化-心理上的弱點，在政治上往往露出軟肋，最易招禍。兩極格局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大體上的世界和平，而兩級格局傾覆以后近二十年中，美國和北約就連打了四場戰爭，世界格局的演變如此之快，如此兇險，轉眼之間，核大戰和生物武器大戰已經近在咫尺，生物武器戰爭其實已經暗中開打，而且規模很大，如糧食戰爭。
再弱小的國家和民族，也不想坐以待斃，特別是有色人種。美元霸權和美國霸權橫行有年，“天下苦‘秦’久矣”，誰都懂得合縱抗“秦”、建立世界和平統一戰線才能贏得生存的道理。但是，又不免投鼠忌器，跨洲際的包括針對美元霸權的合縱暗流洶涌，按地緣文明集結的合縱一直在進行。唐德剛先生說，戰后正在形成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包圍圈。旅加印籍華人學者譚中說，其實是“圈中有圈”(wheels within wheels)：“這世界‘圈子里還有圈子’，形勢復雜，象鴨子浮水，水面上悠哉游哉，水底下運動激烈。有伊斯蘭教‘圣戰’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盟友聯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勢力暗中對共產黨及其它左派政權顛覆、搗亂(包括搞藏獨)，還有經濟殺手。白種人的包袱(指有色人種——引者)一代一代傳遞。有兩條線：一條是為‘西方的俘虜’服務，用意識形態去同化非白人、非基督教社會;另一條是‘為和平而進行野蠻戰爭’，就象當今的伊拉克戰爭一樣。”(75)((印度)譚中：《西方輿論對華“怒廢禮”的來龍去脈》，新加坡聯合早報網 2008年4月24日)這里說的“圈中有圈”，大圈是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包圍圈，小圈其實就是非西方文明體按地緣文明集結的圈，這其中由于各種地緣政治勢力相互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無孔不入，形勢極為復雜詭譎。例如對“恐怖主義”，各有各的定義，小布什總統的定義就是他自己說的：“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面對美國衰落條件下這種“圈中有圈”的當代各種文明搏弈的大形勢，世界上許多中小國家也在積極活動，表現出過去難以想象的地緣政治能量。2008年沃勒斯坦說：“我們已確確實實步入了一個多極世界，實力稍遜的國家正突然變得強大起來。今年的中東就是個例子：土耳其促成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停滯已久的談判;在卡塔爾的斡旋下，黎巴嫩國內嚴重對立的各派通過談判實現停火;巴基斯坦政府事實上開始在與阿富汗交界地區實施與塔利班的停火。上述舉動的重大意義在于，美國對所有這些談判都持反對態度，而且美國被完全無視了，但沒有對行動各方造成嚴重影響。”(76)((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世界邁向何方：多極世界應當為美國的相對衰落和由此帶來的動蕩局面作好準備》，《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2008年7月10日)
所謂白人對有色人種搞包圍圈，其實力不從心。小布什政府將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折騰了八年，美國反倒從霸權巔峰跌落下來，證明美國沒有能力“贏家通吃”。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遭遇全球性破產，美國霸權地位加速衰落，西方已經失去對全球的控制，隨著世界體系的中心加速向東方和南方轉移，西方“影子政府”內心極為恐懼，他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于是將全球地緣政治對決提上日程。“文明沖突”論的真實含義在暗示種族對決：盎格魯-撒克遜人生存，其它七八個文明死亡?這場人類命運攸關的歷史大決戰，已經開始，如今美英底牌盡露，圖窮匕見，一切都已經昭然天下。世界各國即使想要回避，也已經不可能，畏葸只能招禍。全球政治覺醒必將促進不愿坐以待斃的絕大多數國家、民族、人民行動起來，匯合成無比強大的地緣政治力量，也是世界維和救亡統一戰線，來捍衛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權。這是一場真正的世界人民的義戰。無論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還是用中國傳統的“政者，正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以及“義戰”的地緣政治理論分析，都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研讀亨廷頓臨終前的著作和文章，不難看出這位冷戰斗士內心空前地沮喪和悲涼，對諸如“垃圾人口”理論和“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之類毫無信心，因為他看到西方國家幾百年來的西化運動完全失敗，美國的冷戰勝利也只是虛幻，所以對西方最后發起的這場“文明沖突”的世紀決斗，不過視為一場毫無勝算的政治賭博。1996年亨廷頓承認：“西方在冷戰中獲勝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衰竭。西方越來越關注其內部問題和需求，因為它面臨著經濟增長緩慢、人口停滯、失業、巨大的政府赤字、職業道德下降、儲蓄率低等問題;此外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面臨著社會解體、吸毒、犯罪等問題。經濟權力正在迅速轉移到東亞，軍事權力和政治影響開始向東亞轉移。印度處在經濟起飛的邊緣，伊斯蘭世界日益敵視西方。其它社會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說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隨之消失。”(77)((美)Aaron L.Friedberg：《美國實力展望》，《政治科學季刊》第109期，1994年春季號，第20-21頁)對此，布熱津斯基也持懷疑態度，按照他的解釋，“世界政治新時代”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全球政治覺醒，世界的基本面正在改變，在互聯網時代的任何國家，任何涉及大眾利益的政治已難有秘密可言，誰都有權并能夠參與政治，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福利，過人應該過的日子。第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心和力量轉移到東亞，西方的霸權已經終結。第三，生存還是滅亡這些全球共同問題，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78)(參見(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著，姚蕓竹譯：《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在西方，政治家往往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而思想家則根據分工有所不同，直接參與決策顧問的，有時則必須講真話稍多一些，盡管有時需要用學術語言來加以修飾;而那些主要活動于意識形態領域的，例如在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則要服務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則可以謊話連篇。如薩繆爾森坦言自己的經濟學“抽去了階級斗爭”，“抽去了階級斗爭”，也就抽去了人類正義、價值判斷和正確的思想，再注入大量數學公式(注水)加以“科學化”的包裝，這樣的經濟學也就“殘廢”了，而淪為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洗腦運動的地緣政治工具，美國人戲稱這種理論是植入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大腦中的“新自由主義芯片”。著名美國金融學家邁克爾·赫德森的披露，美國以芝加哥貨幣主義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將國家地緣政治戰略的重要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縮計劃的失敗、各國經濟美元化的危險和關鍵貨幣本位制的不勞而獲特征統統避而不談，為了掩蓋真相，他們一直大幅度地削減大學中的經濟學課程，以至于將一切實質性重要內容都排除在其推行的理論之外。之后，在蘇聯衰落和中國經濟改革中意識形態薄弱之際，他們通過媒體輿論造勢和給大學和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提供經濟資助、頒獎等刺激措施，將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貨幣主義經濟理論的國際傳播，大張旗鼓地變成一個國際洗腦運動，將發展中國家大學經濟系變成了留美預科、培養共產主義掘墓人的基地，變成了殖民地文化充斥的所謂管理學院或公共關系學院。(79)(參見(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 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在發達國家，主要是西歐和北歐，那里的精英們對于兩級世界格局傾覆和美國鼓吹“文明沖突”嚴峻的地緣政治和種族主義含義，有著相對清醒和深刻的理解。最近，德國、法國、英國、荷蘭等國的領導人宣布，在他們的國家“多元化已經結束”，甚至說“多元化已經死亡”。德國政府要求加入本國的移民要講德語，融入德國的主流文化，接受他們的價值觀。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提出了差不多的要求。這是老歐洲國家面對21世紀嚴峻的全球地緣政治趨勢生死存亡的挑戰所做出的地緣文化和意識形態反應。對此，美國和歐盟，誰也不說破，誰都心里明鏡一般。而在東歐，俄羅斯人經歷了蘇聯解體的這一場空前未必絕后的地緣政治災難，驚魂初定之后，對當代西方發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文明沖突”的種族滅絕實質，也心里雪亮。在亞洲各國，也并非都蒙在鼓里，伊朗的強硬反映出其政治頭腦比較清醒;一些國家攝于美國強權的壓力，不免在中美之間莫衷一是，首鼠兩端;有些國家是在做地緣政治投機，實為玩火;還有的是政治上被綁架，手腳被捆住，動彈不得，如日本。日本人早就懂得，再跟著美國走下去是為其殉葬，脫美歸亞是地緣政治自救的唯一出路，但硬是做不到。總之，西方和美國的世界霸權已經是昨日黃花，“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實行起來并不容易，世界多極化正在加速發展，各國政要和外交官們穿梭般往來，各種地緣政治暗潮洶涌，近年來在人類這個大地球村里政治氣氛格外波譎云詭，正在醞釀著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To be or not to be?生存，還是滅亡?”這個哈姆雷特抉擇已經成為此刻地球大村中每村每戶乃至每個村民都必答的選擇題，問題僅僅在于：誰生存，誰滅亡?當此重大時刻，對于稍有政治頭腦的國家來說，賺錢早已經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各村都在尋找各村自強圖存、聯合(合縱)共存的高招。
四、2050：全球若干主要地緣政治態勢和基本思路分析
稍有觀察力的人都能感覺到當前世界格局的急遽變化，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和把握這個變化的本質、內容和趨勢，以便未雨綢繆，趨利避害。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離開必要的地緣政治分析，滿足于機遇大于挑戰的基本判斷，或者停留于籠統地說未來的國際環境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樣講并不錯，但是遠遠不夠，而且搞得不好還可能發生對形勢的誤判。
近些年來隨著人類和地球危機的深化，世界體系重心即財富和權力的中心持續東移，全球地緣政治大博弈的兩種基本趨勢愈演愈烈，國際形勢的發展表現出更加詭譎和兇險的特征。西方“影子政府”有關地緣政治計劃的加緊實施和與此相聯系的當前世界格局演進的若干基本態勢，表明21世紀上半葉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生死存亡的決定性階段。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戰略部署，到建國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是基本實現中華復興。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全球地緣政治后果意味著西方霸權的徹底終結，用奧巴馬的話說將是“人類的災難”，其實是美國霸權的災難。美國必然要全力阻止這個地緣政治進程，于是中國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中心。所以當前和未來戰略部署的調整，需要將這個重大地緣政治因素考慮進去。
(一)美國
美國是當代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實力和地位決定了美國理當作世界的摩西，帶領人類走出危機。但是美國放著摩西不做，偏要做當代羅馬帝國;放著好人不做，偏要做惡人，一做到底。易經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一“崩”不要緊，1991年以來美國急劇衰落，而且愈是折騰，愈是衰落，不知伊于胡底?其中有深刻的地緣文化根源。
北美的殖民史為美國地緣文化打下了野蠻、殘忍、貪婪的胎記，或稱種下了基因，美國的文化霸權又為其地緣文化穿上了華麗虛偽的外衣。美國人有時又坦率得驚人，最近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喬治·弗里德曼說，美國政治文化還停留在16世紀(16世紀正是西歐大舉向美洲殖民的血腥世紀)，道出了當代美國文化的地緣政治實質，很深刻，很坦率，也很可愛。
早期北美的盎格魯-新教移民是一伙有組織有“理想”的人，這個組織的核心是共濟會，這個理想表現為“美國信念”(上帝選民)，演變為后來的“世界新秩序”，具體說就是建立“世界政府”。這個過程一直由共濟會幕后勢力作為“影子政府”暗中推動，歷屆美國政府都是臺前人物，總統如不聽命于“影子”，則往往遭到暗殺。但是，這個過程并不順利，甚至在20世紀遭到重大失敗。雖然20世紀7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運動遭到極大地破壞和削弱，但是仍然頑強地存在和發展，且表現出復興的趨勢，而民族主義在全球廣泛興起，成為一種強大的地緣政治趨勢。亨廷頓臨終之前在其主要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坦率地承認西方的戰略已經失敗，但是他提示美國堅持“文明沖突”，不惜孤注一擲，在21世紀上半葉與以中華文明為首的諸種非西方文明體做一場全球地緣政治決戰(這是這本重要著作的一個基本思想)。1991年以后，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目標就是加速推動這個過程，“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小布什語)，最近更推出了“鏟除中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2011年美國高調而詭譎地宣稱擊斃本·拉登，實際上在發出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信號，美國將聯合歐盟以最主要精力來打掉中華復興。80年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也是要打掉中國結束軍閥混戰局面和實現相對統一后的現代化進程。
這是因為美國視中國為其建立世界政府(霸權)的最大障礙。美國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就是推進建立“世界政府”進程。近年來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理查德·哈斯多次提出“整合世界”的概念，說：“一體化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它涉及到把世界從部分結合成或者合并成一個更大的整體.....世界秩序不會自動產生，美國的角色至關重要，只有美國的領導力才有足夠的力量去說服其他大國與美國一起去建立一個更為整合的世界。”(80)(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如何“整合世界”，關鍵是要以全球化和解決全球問題的名義來消解民族國家主權。外交關系委員會成員、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安妮·瑪麗·斯勞特在其代表作《世界新秩序》中披露了該計劃行動的路線圖，這就是：第一步，建立一個“由分解的國家機構創建和組成的世界秩序，即政府網絡”，鼓吹各國央行獨立并實際上使其隸屬于美聯儲領導應該是“(世界)政府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步，這種全球治理模式沒有世界政府的名義和形式，但是卻行使世界政府的許多功能，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第三步，肢解國家主權，建立世界政府。(81)(同上)三十年來美國一直用全球化這套新自由主義理論來削弱其他國家的主權，另一方面卻始終利用聯合國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來加強本國的國家機器，美國其所以強大，也是由于美國政府成為一個“超國家機器”，卻極力削弱別國的國家機器職能。許多跡象表明，美國正加緊利用聯合國來推進世界政府計劃，2011年美國和北約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也屬于此類。
美國能夠在明知自己衰落的歷史進程中擊敗同樣盛極而衰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進而將世界各國綁架在自己的美元霸權上，成功地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全球資源掠奪，也就是說美國竟然能通過削弱別人，靠吸吮別人的精血來維持其霸權，延緩其衰落，并將其作用最大化、全球化，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全球地緣政治謀略，盡管現在這種把戲已經愈來愈玩不下去，也足以令人嘆為觀止。美國歷史太短，尤其缺乏牢固的地緣文明紐帶，一旦不能維持霸權和美國人的富裕生活，美國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就會引發政治崩潰。現在美國愈是自身衰竭，愈是債臺高筑，危如累卵，內外交困，愈是面臨合眾國解體的威脅。美國正陷于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地緣政治危機。“影子政府”坐在火山口上，對此極為憂慮，也正因為如此，才要孤注一擲。由此，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一，美國與蘇聯的冷戰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比誰衰落得慢，誰后死，誰就能像老鷹吃對手的死尸那樣得以延續生命，甚至得以起死回生(美國以鷹為“圖騰”，果然有道理)。美國暗中將冷戰演變成一場無所不用其極的對蘇地緣政治戰爭，終于摧毀了政治上自大、遲鈍、顢頇的對手，收獲了無比巨大豐厚的地緣政治利益，真是盜亦有道。美國在全球也是這樣搞的，把別人搞亂，愈亂愈好，正好就中取事，從中漁利。美國對蘇聯的這套伎倆，在全球各地曾經屢試不爽，對新中國也曾長期使用，只不過前三十年中國能刀槍不入，軟硬不吃。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國對華使用兩面派手法，糖彈打得比過去厲害得多，冷戰以和平友好的面目出現，不僅采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方位攻勢，而且大力培養“第五縱隊”，甚至將其變成某種人質，關鍵時刻可逼其“跳墻”，效果不俗。近年來，隨著美國內外形勢迅速惡化，這場對中國的冷戰和地緣政治戰爭已經掀起高潮，美國無比急切地需要在中國復制前蘇聯的故事。
第二，美國是靠戰爭賺錢的一臺地緣政治機器，美國一直在打一場全球地緣政治戰爭，將1975年美國總統福特批準成為國家政策的《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即“‘控制’世界人口”計劃與1995年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1996年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重建》、2010年被披露的“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以及與美國的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發展聯系起來看，顯而易見是前后一貫和連為一體的。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彼得羅夫認為，20世紀90年代在“文明沖突”口號下，“第四次世界大戰已經打響”，愈來愈多的地球人認為，這是一場以爭奪地球剩余資源和生存空間、以消滅地球所謂“80%垃圾人口”為目的的，以熱戰包括核戰、生物武器戰和經濟戰以及冷戰等等為形式的空前絕后的全球立體戰爭。
第三，美國愈來愈公開將中國作為這場全球地緣政治戰爭的首要目標。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在2049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美國的近期目標是在中國引發大規模地緣政治動亂，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中期目標是在20世紀上半葉將中國從地圖上抹去，消滅這個地緣政治-文化體的存在。中國不愿做美國的附庸，更不甘滅亡，所以美國就將經濟戰、金融戰、信息戰、心理戰等這些冷戰形式，乃至熱戰、生物戰甚至核戰等地緣政治災難陸續強加到中國頭上。
美國贏得冷戰，不是美國政治上如何正確，如何有優勢。喬治·弗里德曼說：“在冷戰期間，美國人(上至政治領導人，下至工程師和軍事情報人員)一直都沒有什么信心，這也是美國取得冷戰勝利之后美國人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82)((美)喬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寧娜譯：《《未來100年大預言：21世紀各國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他還說：“現在的美國依然處于野蠻時期，一如16世紀的歐洲。它的文化還尚未完全成型”，(83)(同上，第52頁)這是實話實說。美國的軟實力本質上是盜亦有道，從根本上說沒有優勢。正因為如此，2008年8月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某負責人在回答中國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長等關于“如何用一句話表述‘什么是美國對華戰略’”的提問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的、全面的和激烈的沖突。”(84)(李慎明：《提高我國軟實力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1年2月28日)所以，與中國比正義、比道德，一句話，比文化軟實力，美國根本沒有優勢。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也只是限于概念，未見形成理論。2010年筆者出版專著《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又將其中第九章《讀懂西方，看透美國》和《我看美國軟實力》等章節在烏有之鄉網發表，與約瑟夫·奈教授商榷，流傳很廣，未見回應，相信其很難回應。美國靠的是軍事基礎上的地緣政治優勢，美國本身也是一個地緣政治產物，這個優勢一旦失去，美國就連根拔起，化為烏有。后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實為強弩之末，亨廷頓說，蘇聯解體，美國衰竭，這也是實話實說。也正因為強弩之末，內外交困，沒有出路，更要孤注一擲。
如同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政治上實為一黨一樣，美國歷來對華政策的兩種基本思路，政治目的都是一個。即使是2011年，美國仍有一種類似鴿派的主張，例如基辛格建議說，美國與其試圖“在遏制中國的基礎上引領亞洲，或者為了意識形態的圣戰而建立一個民主政權集團”，不如同中國合作，建設一個新的“太平洋共同體”。(85)((美)尼爾·弗格森：《基辛格的處方》，《新聞周刊》2011年5月15日一期)對于中國，最重要的是不應忘記，無論美國政府采用何種對華政策，都不會改變問題的實質，都是長期以來西方“影子政府”世界戰略的一部分。
(二)歐盟
西方文明也叫西方基督教文明，由于基督教源于亞洲，所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無論顧名思義，還是從其歷史考察，作為人類歷史上最為晚近興起的一種主要地緣文明，實際上是一種混合的文明，不是一種原創的文明，且歷史相對較短。所謂西方文明晚近興起，具體是指在漢擊匈奴推動西方民族大遷徙過程中，當日耳曼人西侵引起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之后和在帝國的遺產基督教(國教)基礎上，在公元八九世紀開始出現西方文明。由于后發劣勢，它在歷史上曾長期處于人類文明的邊緣，遠遠落后于世界財富和權力的中心亞洲，落后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和阿拉伯文明。這也是中世紀西方八次十字軍東征的經濟根源。十字軍東征曾經打通西歐與東方的貿易通道，但是主要由于文明落后，西歐人長期生活在東方文明和阿拉伯人的陰影中。但是西歐民族在近代幾百年中將后發劣勢轉變成地緣政治優勢，在19世紀建立了西方霸權，實不簡單。近代西方靠掠奪暴富以后，特別重視發展文化、教育、科技事業，善于學習，鼓勵創新，并精于地緣政治謀略，善于建立體系和規則，以鎖定利益和格局并削弱對手，長期維持霸權，這一套東西很值得學習研究。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一套虛偽的意識形態體系，奉行雙重價值標準，表面上冠冕堂皇，本質上極端自私和貪婪，表現在外交政策更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圖，沒有道德底線(其口號是“英國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這方面對于特別重視道德準則和與人為善的中華文明表現出特別巨大的殺傷力。
歐洲文化是美國文化的母體，后者屬于在前者邊緣生長出來的一種變異體。一般人以為兩者之間無大差別，其實這只是20世紀全球地緣政治和大西洋聯盟的一種表象。西方基督教文化與美國基督教-新教文化雖屬同根，但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體系由歐洲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也是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朝氣蓬勃的階級，也曾經高揚人文主義旗幟，經歷過文藝復興運動，并創造了以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以及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等為代表的優秀的資產階級文化，這些都與美國不同。正如喬治·弗里德曼所說：“歐洲在18-19世紀進入文明社會，而后在20世紀陷入頹廢時期”，而“現在的美國依然處于野蠻時期，一如16世紀的歐洲。它的文化還尚未完全成型”，(86)((美)喬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寧娜譯：《《未來100年大預言：21世紀各國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2頁)然而這樣一個美國卻成為歐洲文明、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霸權的一碗續命湯。如果沒有美國作為西方的“第二梯隊”后來居上，二次大戰后就沒有雅爾塔體系，也沒有馬歇爾計劃(“歐洲復興計劃”)，則后來世界格局的演變就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是社會主義全球化了。事實是，歐洲衰落，美國繼起，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資本主義世界由美國擔綱領導，兩者共同延續和維護西方文明的霸權。這是西歐國家與美國最大的共同地緣政治利益所在，至今仍是跨大西洋戰略的基礎。另一方面，歐美之間又有不小的差別和矛盾，而且在兩極格局傾覆以后，歐洲與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日益分裂，兩者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外交也表現出既有聯合，又有分道揚鑣的趨勢。
歐盟與美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差別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價值觀大體相同，卻也有不可忽視的區別。雖然歐洲文明屬于晚近興起，但是最早暴富起來的威尼斯商人(87)(以美第奇金融家族為代表，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教父”，是歐洲古典共濟會的組織者。1737年在與教廷及神圣羅馬帝國的紛爭中失利而神秘地消失，繼起的是“紅盾家族”即大名鼎鼎的羅斯切爾德家族，拉丁語“羅斯切爾德”意為“紅盾”。據認為，前者的消失和后者的興起，“是古典共濟會和近代共濟會的分水嶺，但是共濟會關于“世界新秩序”的宗旨始終如一，就是(世界貨幣、世界央行、世界政府。參見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卻能以重金資助發起文藝復興運動，表明其有遠見，實不簡單。近代以來歐洲人逐漸變得有文化，有理想，勇于探索，善于思考，鼓勵創新，既善于形象思維，尤其擅于抽象思維，前者表現為高度的文學藝術成就，后者表現為發達的哲學、科學技術以及人文如音樂等成就，這些西方文明成就，除科學技術以外，都在19世紀達到頂峰，進入20世紀就全面衰落了，根本是由于政治衰落。又由于宗教等地緣政治原因，漫長的歐洲歷史上戰爭不斷，特別是近代以來無休止的爭霸，使得西方國家精于霸術(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最早的中譯本就叫《霸術》)，故西方地緣政治學其歷史淵源雖不如中國悠久，但是近五百年來特別是近兩百年來全球爭霸的底子很厚，真正老奸巨猾，不可掉以輕心。
第二，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理想不盡相同，歐洲人的理想主要表現為兩路，一路是資本的理想，也是資本的人格化即資本家的理想，實為共濟會為核心的“影子政府”和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共同理想，這就是那個其夢寐以求的“世界新秩序”，現代歐盟的主流文化和美國新教文化主要是繼承了這個理想。但是在歐洲，近代以來的理想主義還表現為另一路，即主張和追求正義，代表人類真正的理性和偉大的理想，歐洲成為近代歐洲人文主義思潮、空想社會主義政治思潮、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成為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抗衡共濟會運動的發源地，絕非偶然。歐洲的人文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傳統與中華文明有暗合之處。這些在戰后歐洲雖屬于非主流，但是在東西方政治對抗和處于美蘇戰略導彈對抗的地緣政治條件下，這種思潮的影響相當大，只是有各種不同的理論形態，表現為向往和平，反對戰爭的“歐洲夢”。但是美國則不同。歐美雖是同一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分支，后者其實是歐洲文化的“搭車族”，卻更加野蠻、殘忍、貪婪，骨子里蔑視一切文化的精神價值，至今只崇尚和迷信武力和財富，不承認其他價值，內心深處甚至鄙視歐洲，而以法國為代表的老歐洲國家尤其視美國為“野蠻人”。美國經過“影子政府”的百多年操弄，早已經成為一架靠戰爭生存和賺錢的機器，美國人從兒童期就被灌輸“超人”的戰爭思想。美國社會也不是沒有主張正義的一路，只是一直被惡勢力打壓，過于邊緣化，以至于總統被暗殺成為政治常態，遑論其它?
第三，歐洲一直存在著兩種地緣政治趨勢和兩種地緣政治力量的大博弈。正因為歐洲有人文主義傳統，近代以來產生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影響深遠，又能產生列寧主義和蘇維埃價值，產生在20世紀雄極一時的蘇聯，戰后西歐和北歐又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一定程度上向社會主義舉步的“和平演變”，近些年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的歐洲社會發展倒退和中產階級大面積淪陷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復興，歐洲的政治浪潮正在重新涌起，歐洲的有識之士和進步勢力對一個時期美國大搞單邊主義以來的國際緊張局勢很不認同，對美元霸權和美國金融海嘯吞噬歐洲利益忍無可忍，對美國大搞“文明沖突”實為“種族對決”的反人類戰略、政策正在導致的人類災難和人類前途憂心忡忡。
歐洲的左翼認為，由于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危機，同時也是將毀滅的風險轉化為共同發展的機遇，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就可能“終結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的霸權，并發起全球變革的浪潮。新自由主義霸權危機可能會導致野蠻權勢的資本主義，也可能最終使全世界走向統一。這兩種趨勢的斗爭將最終決定21世紀人類將生活在何種文明當中。”(88)((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這種觀察相當深刻，這種形勢的發展正在不可避免地匯成一種維護和平、反對戰爭和拯救人類的強大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地緣政治力量和趨勢。這里，克瑞斯塔·魯夫特所說的“兩種趨勢的斗爭”實際上揭示了歐洲正在發生的兩種地緣政治趨勢。與此相對立的另一種趨勢則是一種是傳統的白人種族主義，它得到美國的推動。用美國外交委員會成員、“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項目負責人、新保守主義的著名人物羅伯特·卡根的話說，就是“將(歐洲一體化)奇跡推廣到世界其他地方，已經是歐洲新的文明使命。”(89)(相藍欣：《2025中國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頁)歐盟委員會主席羅馬諾·普羅迪說：“......天才在于，把至高的政治野心化解為一系列更為具體的、技術性的決策。這種間接的方法使進一步行動成為可能。這樣，漸漸我們就融洽和睦了。于是，我們從對抗走向經濟合作，然后實現一體化。”(90)(同上)這是歐盟理想的另一種表述。一個時期以來，老歐洲的種族主義和極右思潮泛濫開來(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已經在歐洲解禁，毛澤東的形象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乃至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在中國造到空前的詆毀、攻擊、抹黑和惡搞)，它代表一種沒落的地緣政治勢力，不甘心二戰后自己被排擠出世界強權，更不愿接受亞洲和中國復興。近來日本內閣漸已無人參拜靖國神社，而2010年8月歐洲極右翼人士卻不遠萬里專赴日本參拜，既反映出其沒落勢力內心的恐懼，也暴露出其內荏的虛弱本質。
隨著20世紀世界格局的演變，老歐洲早就自知“西方的沒落”，也看出美國是世界的亂源和政治上沒有前途，自己也深受美國拖累，不愿意為美國殉葬。19世紀末以來歐美之間明爭暗斗，戰后美國通過雅爾塔協議與蘇聯聯手分割了歐洲，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恢復和控制了西歐，進而將老歐洲變為自己的某種“附庸國”。近年來美國更是愈來愈不顧及老歐洲的利益，例如美元霸權和搞出金融海嘯。故戰后歐洲從戴高樂總統開始至今，歐盟一直想脫美歸歐，搞“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大歐洲戰略’”，近年來又出現這一勢頭，這方面德國對美國說“不”的地緣政治動向頗值得關注，而這正是從麥金德到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們所極力要遏止的東西。近年來美國衰落，為了自救，不惜放出這只歐洲虎出山，不僅支持歐盟和北約東擴，2011年更開始南擴地中海和北非。美人遲暮的老歐洲似乎看到了歷史機遇，恢復了自信，野心重新膨脹。美國正在拉歐盟共同實施“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和分享全球“低碳經濟”蛋糕，歐盟利在其中，似乎也樂在其中。
第四，亞歐大陸存在地緣政治溝通與合作的基礎。歐洲文化的優秀傳統與中華文明有大道相通，中國政治文化對于18世紀的歐洲曾經起過巨大的“啟蒙”作用，這個事實和影響在二戰之后的歐洲重新“發酵”，表現為湯因比、戴高樂、施密特、希拉克等歐洲思想家、政治家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正面評價，乃至對中國在當代世界以及未來人類社會進步所起重大作用的一些積極思考，都是在美國難以見到的。施密特說，歐洲的思想界文化界久已興起否定歐洲中心論和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貢獻的思潮。這種歐洲新思潮基于對中華文明價值的認同，主張歐洲與中國合作，以制約美國的霸權野心，進而可以拯救人類，免于毀滅，這是當代歐洲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地緣政治思想之一。歐洲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上述蘇聯東歐國家的長期社會主義實踐對西歐、北歐有不可忽視的深刻的地緣政治影響，表現為戰后西歐、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實際上是在美蘇核對抗的特殊地緣政治條件下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也表現為上述當前歐洲左翼和進步勢力所代表的地緣政治傾向。這是21世紀亞歐地緣政治戰略協調的基礎。“亞歐戰略協調是制約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91)(相藍欣：《2025中國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頁)這當然包括俄羅斯在內。從大西洋到西伯利亞和遠東，都有人樂見中華復興，認為符合雙方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歐洲人認識到，當前歐洲“兩種趨勢的斗爭將最終決定21世紀人類將生活在何種文明當中”，也決定歐洲的命運。2011年5月發生的卡恩事件表明，圍繞國際金融展開的全球地緣政治爭奪多么詭譎和兇險，已經空前白熱化。美國正在將歐洲裹挾進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沖突之中，這對歐洲來說，并非福音。
(三)俄羅斯
俄羅斯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同一西方文化范疇，是它在歐洲東部的一個分支，但是又有不同。俄羅斯與烏克蘭、白俄羅斯統稱東斯拉夫人，是東歐最大的部落群，公元9世紀建立基輔羅斯即古羅斯(公元9-12世紀)國家，公元10世紀末接受基督教。俄羅斯人是歐洲人中氣質和性格相對特殊的一路，受東正教和拜占庭文化的地緣政治影響，俄羅斯文化氣質有更注重道德、精神的一面，有理想，強悍，勇于犧牲奮斗，能產生列夫·托爾斯泰為代表的19世紀一大批遍及各個領域的群星璀璨的思想家、科學家和藝術家以及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黨。俄羅斯民族20世紀的世界歷史，特別是對歐洲有特別重大的貢獻，尤其是二戰。如今俄羅斯是新敗復起，底子厚，資源多，經折騰，至今仍然是世界大國中最具地緣政治潛力的國家。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各民族相比，俄羅斯表現出很鮮明的民族特色。俄羅斯的民族特色是在其長期生存繁衍的特殊地緣政治條件下形成的，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條件與西方相比，有自己特殊的地緣政治矛盾，由此決定了俄羅斯獨特的民族性格、氣質及其獨特的現代化道路。
為了說明俄羅斯特殊的地緣政治矛盾，這里需要簡要地回顧一下歷史。東斯拉夫人處于歐洲大陸北部相對寒冷和封閉地帶，缺少西歐接近東西方商路和接受先進的東方文明輻射的那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緣經濟條件，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歐洲人也開通了一條通向東方貿易的大陸通道，而基輔正處于這條商路上。(92)(最近有俄羅斯歷史學家提出，從青銅時代開始，歐亞草原帶的游牧民族成為連溝通和連接東西方世界的橋梁。(俄)葉甫根尼·尼古拉耶維奇·切爾內赫Evgeniy Nikolaevich Chernykh著文，張良仁譯：《歐亞草原帶：溝通東西方的橋梁》，《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5月10日。此說應有考古學的依據。然而，畢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種溝通相當微弱，與絲綢之路的作用無法比擬。)“由于十字軍東征，西歐國家通過地中海同東方建立起直接聯系，因而使通過基輔的‘從瓦藍人到希臘人之路’失去了作用”，(93)((俄)B·T·瓊圖洛夫等著，鄭彪等譯：《蘇聯經濟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頁)成為古羅斯國衰落和在12世紀解體的重要原因。羅斯失去了與東方的貿易聯系以后，又開辟了諾夫哥羅德作為通向西歐的貿易通道，與此相聯系，莫斯科作為連接羅斯各地水陸商路的樞紐開始興起，逐步成為東北羅斯的工商業經濟中心，而且成為早期領導羅斯統一、推翻蒙古人統治和近代崛起的政治中心，18世紀才向西遷都彼得堡。
從13世紀30-40年代開始了蒙古人對羅斯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殘暴統治，而幾乎是同一時期，西歐正遭遇長達兩百年之久的黑死病、大饑荒和兵連禍結的社會經濟危機。擺脫這場大危機是推動西歐國家從15世紀末開始通過發動殖民戰爭和大航海運動進行大規模海外擴張的地緣政治動因。而羅斯遭受蒙古人的長期統治，也經歷了一場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東西歐幾乎同時經歷一場地緣政治危機，又都是通過地緣政治擴張找到了擺脫危機的出口。西歐是海洋國家，一開始就能向非洲和美洲擴張，后轉向東南亞，都得益于海路;俄羅斯是內陸國家，出海口成為地緣政治的生命線，沙皇俄國于是先后向西、東兩個地緣方向擴張。向西是通過發動對波蘭、瑞典、立陶宛和克里米亞的戰爭，打開波羅的海的門戶，追趕西方文明，向東則越過烏拉爾山(1581年)，一直打到太平洋東岸和黑龍江，將海參崴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語意為“控制東方”)，這是從俄國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也稱伊凡雷帝)就開始的事業。由于西歐領先于東歐崛起，沙皇俄國向西方的擴張受到限制，而且一直承受著西歐資本主義迅猛發展帶來的巨大地緣政治壓力。而18世紀俄羅斯流行“西化”，大力引進西方文明，“上流社會、教育系統(甚至神學系統)都嘲笑自己本民族最健康的東西，貶低自己‘落后的’農奴制下的人民。拿破侖的入侵，實際上是他在1812年聯合起來的整個歐洲的入侵，使俄羅斯‘文明’社會部分地清醒過來。”(94)((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頁)在這種條件下，到19世紀俄國表現出對全盤西化的地緣政治覺醒，學者達尼列夫斯基(著有《俄羅斯與歐洲》)認識到由于俄羅斯規模巨大和強悍，西歐列強無法像對待非洲、印度和中國清政府那樣攫取好處，故俄羅斯與西歐的地緣政治關系具有對抗性，因此俄國的文明發展(現代化)道路具有獨特性。這種觀點經過20世紀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在全球主要以東西方關系為主軸的地緣政治結構中俄羅斯存在著特殊的地緣政治矛盾和地位，這個矛盾客觀上決定了它要么追隨西方文化，最后融化在西方文化中，結果必然是俄羅斯作為地緣政治主體不復存在;要么俄羅斯必須確立自己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特殊的地緣政治定位。
長期追隨西方的結果是直到20世紀初，沙皇俄國仍然是英法帝國主義的附庸。直到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通過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地實現了一場地緣政治革命，蘇聯乃得以異軍突起，后來居上，以驚人的速度、卓越的建設成就和蕩平德國法西斯主力的軍事成就迅速地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也成功地開辟了俄羅斯獨特的現代化道路。這其實早已超出了自彼得大帝時代俄羅斯人就追求的夢想。從地緣文化看，東正教文化比較注重追求精神道德價值，在與西方基督教長達千年的沖突中一直以東方正教自居，精神上對于西方文化既有自卑感又有優越感，敝帚自珍，希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獨立性。19世紀俄羅斯文化群星璀璨，20世紀更誕生了列寧主義，創造了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優秀的蘇維埃價值和文化。20世紀打破西方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維護世界公平正義和平進步事業，開啟和推動全球地緣政治重心東移，俄羅斯居功甚偉，在20世紀很長一段時期內蘇聯實為世界的思想和政治領袖。所以蘇聯人后來驕傲，確有資本。也正由于20世紀蘇聯成就巨大，故蘇共主觀上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一直估計不足，先是過早地宣布“二十年建成社會主義”，后來又宣布“二十年進入共產主義”，到七十年代又降調為進入“發達社會主義”，結果對人民群眾的政治承諾老是難以兌現，人民一再失望，加以冷戰等極其復雜的原因，終于釀成20世紀90年代那場空前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進入21世紀以后，俄羅斯痛定思痛，反思19-20世紀以來俄羅斯走過的道路，終于發現自己實際上將從彼得大帝以來幾個世紀中包括20世紀以來取得的地緣政治成果喪失大半，根本是由于喝了西方文化的迷魂湯，造成在自身地緣政治-文化地位上迷失方向。于是，19世紀達尼列夫斯基關于俄羅斯文化發展(現代化)道路具有獨特性的卓越思想重新“出土“，被普遍認為仍然具有現實意義。(95)(參見國玉奇、B·丘德諾夫著：《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頁)
隨著東西方地緣政治矛盾激化，進入21世紀俄羅斯也仍然難免自身地緣政治矛盾所帶來的困擾。俄羅斯有難以比擬的巨大的地緣政治優勢，但是也有難以克服的地緣政治矛盾，主要表現為無比巨大的領土幅員和豐富資源與相對不足甚至日益減少的人口之間的矛盾;由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地緣優勢決定的俄羅斯復興為世界超級大國的政治抱負與放棄蘇維埃價值以后支撐這一遠大抱負的意識形態軟實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這兩個地緣政治矛盾制約著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定位和未來可能達到的高度。
第一，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定位尚待進一步明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它直接關系到確定地緣政治方向。俄羅斯至今是世界第一幅員遼闊的國家，自然資源極其豐富，人均資源儲量世界第一，特別是當代人類最為奇缺的資源如能源、可耕地、森林和淡水資源等等，而且西伯利亞和遠東的自然生態環境至今總體上保持良好，獨一無二。這樣的地緣政治條件決定了，俄羅斯似乎只能做世界大國、強國，不能只做地區大國，否則難以自衛自存;做世界大國，就難以回避承擔較大的人類責任。如果俄羅斯不將自身命運與人類社會的共同命運相聯系，而只做作自了漢，對東亞地緣政治矛盾激化作壁上觀，或者再次試圖與西方結盟，則俄羅斯與西方的地緣政治矛盾的對抗性無法消除，至多只能推遲，其結果或遲或早難以避免重蹈19世紀初和20世紀90年代的覆轍。換言之，這是地緣政治自殺，“在接受所有殘暴的附帶規則后加入歐盟，實質上就是變成一個大號的波蘭。”(96)((俄)尼古拉·斯帕斯基：《俄羅斯島——能否重新成為超級大國?是否有這個必要?》，《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2011年第3期)這句話很深刻，很清醒。俄羅斯與西方人雖然同屬基督教文化范疇，但不是一路，后者由于歷史文化原因，內心深處歷來鄙視斯拉夫人，撒切爾夫人曾經放言，俄羅斯人只留下1000萬到1500萬人從事采掘業就夠了，布熱津斯基(2008年)認為俄羅斯“遠遠不夠做西方的戰略伙伴”，(97)(藍相欣：《2025：中國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頁)話說得難聽，但反映出的問題很深刻。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矛盾決定了它有其特定的歐亞地緣政治利益，必須明確自身特殊的歐亞地緣政治定位和特殊的歐亞地緣文化定位，俄羅斯并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莫斯科大學教授弗·伊·多博林科夫也說，俄羅斯應當“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并主張“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以及“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極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98)((俄)弗·伊·多博林科夫：《蘇聯雖已解體，大戰仍在繼續》，《環球時報》2011年6月2日)但是這種觀點未必是主流。俄羅斯現在仍然喜歡向西看，政治上對西方抱有幻想，是俄羅斯文化和歷史的某些性格使然，也是現代化的政治和技術需要;俄羅斯需要向東走，是20世紀十月革命以來成功的選擇，也是后來長期迷失了的地緣政治方向，這也是導致20世紀90年代那場地緣政治災難的一個重要而深刻的原因，至今仍被人忽視。至今俄羅斯主流社會似乎仍然沒有從這種迷失中擺脫出來，這是“梅普”組合政治上兩難的根源所在，“梅”所代表的一些俄羅斯精英尤其滿腦子西方觀念，這是俄羅斯地緣政治矛盾在現實政治中的反映。近來俄羅斯有專家指出，俄羅斯目前的戰略應當是“依靠西方，穩定南方，走向東方。”2010年11月10日俄羅斯《消息報》一篇文章的題目叫《向西看，朝東走》，這種提法反映出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矛盾，看似面面俱到(北面是北極)，但實際上反映出內心還是缺少“主心骨”即正確的地緣政治定位。列寧明確地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戰略眼光投向東方，而當年西方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就是要將俄國拉回西方，沒有成功。列寧開辟的道路就是堅決地走向東方的道路，這條道路曾經成功地解決了俄羅斯這個地緣政治矛盾，既順應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又解決了俄羅斯的富強之路，并開啟了全球地緣政治重心東移的歷史趨勢，在歷史上獨樹一幟，也創造了偉大的蘇維埃文化，居功甚偉。“向西看，朝東走”戰略看起來似乎可以東西兼顧，實際上既不是俄羅斯正確的地緣政治定位，又違背歷史潮流和蘇聯的成功經驗，歷史上俄羅斯的西化改革多有教訓。將俄羅斯地緣政治定位于歐亞，需要在地緣政治上向東走，政治上向左轉，需要相應地在意識形態上重建蘇維埃價值，則可以避免俄羅斯地緣文化撕裂(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為一些人所不喜歡，但是在地緣政治上并沒有錯，而且已經成功地走出了俄羅斯文明發展道路)，則既順應全球趨勢，絕無在文化上迷失之虞，更有利于維護其地緣政治利益。理論上如此，現實上又似乎不是如此，看不清楚。
第二，由于在地緣政治定位上模糊不清，所以“俄羅斯最近100年的歷史證明，俄羅斯經常不正確地確定自己的‘地緣政治朋友’與‘敵人’，這種錯誤的代價是高昂的”。(99)((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頁)21世紀俄羅斯仍然需要重新探索發展道路問題，而這個問題由于歷史的曲折與現實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已經相對穩定，變得相當棘手。地緣政治定位的迷失，對此一般人不易了解，表現在政治理論上，最大的迷失在于將所謂民主、人權等按照西方利益定義的“普世價值”置于俄羅斯民族利益之上，只是戈葉時期在這個問題上走得太遠，危及國家民族安全，后來急流勇退，但現在仍未完全擺脫這個窠臼，而且由于現行社會結構制約，退不回來。有人說，俄羅斯的未來取決于各種力量的博弈，這話等于沒說，博弈要有正確的方向。這個問題不解決，仍是未來俄羅斯發展的隱患。
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成為歷史，在中國也煮了夾生飯，但是至少現在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總體上是成功的。最終是否成功，最終“特色”成什么樣，主要由能否實現中華復興來回答，就是要靠歷史來回答。不獨中國，對全世界而言，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仍在探索之中。而俄羅斯實際上正在重新探索21世紀的發展道路。俄羅斯經過74年社會主義建設，不僅早已解決人民基本生活問題，而且曾經長期是世界一流強國，原是正道。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名為“‘重建’社會主義”，實際上對社會主義無尺寸之功，對俄羅斯卻有邱山之禍，無論從意識形態角度還是從地緣政治后果看，實為走了邪路。其所以導致地緣政治災難，根本原因在于“舍正用邪”，走了新自由主義道路主要是私有化的邪路。“舍正用邪”，徹底失敗，現在俄羅斯主流社會已經徹底否定了“90年代”，否定了“邪路”，但卻又回到資本主義道路上探索，不能說是走老路，此可謂“舍正用奇”，這條道路仍需要歷史檢驗。(100)(這里是借用中國古語，奇，與“正”相對(“邪”于“正”相反)，泛指出人意外的謀略，如出奇兵、奇計。奇與正相對，舍正用奇，奇則奇矣，但是否可靠，能否取勝，則不一定。如中國明清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船山，1619-1692)批判王安石變法：“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國家者所以積也。”(王夫之：《宋論》)王夫之對王安石不僅評價很低，簡直是否定：“故王安石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同上)王夫之繼承儒家正統思想，從公、私的所謂心術著眼，從君子和小人的角度對政治家、改革家進行鑒別區分，此一點對現代人有啟發。1994年5月29日已故前人大副委員長雷潔瓊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題詞“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似與王夫之的思想觀點有儒學的大義相通。)
第三，未來俄羅斯的地緣文明將向何處發展?如果沒有正確的地緣文化定位，難以成功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俄羅斯失去了蘇聯，近年來開始重新找回自己在國際上的位置，殊為不易。然而更困難的是，俄羅斯需要重新尋找自己在東西方文明譜系中的位置，重建自己的意識形態。人的眼睛長在前面，“向西看”，如何能“朝東走”?令人困惑。俄羅斯“雙頭鷹”的圖案來源于拜占庭，“雙頭”只能有一個心臟，就是俄羅斯文化。拜占庭帝國滅亡，是亡于文化衰落而“心力衰竭”。俄羅斯文明是“俄國心”，不是“西方心”，相反，西方歷史上一直視俄羅斯人為異教徒，現實中是戰略對手和瓜分目標。所以戰略上“依靠西方”，根本靠不住，列寧的思路是“反帝”，地緣文化上是與西方“切割”而獨創，才有蘇聯道路和蘇維埃價值、蘇聯文化。俄國的東正教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分支，有其鮮明的地緣文化特色，例如東方正教更強調精神、道德的價值，故能孕育出列夫·托爾斯泰為代表的偉大的思想家和現實主義作家，這是俄羅斯地緣文明的優勢。但即使像托爾斯泰這樣偉大的作家，晚年也對對基督教文化喪失信心(參見列夫·托爾斯泰致辜鴻銘的信)。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后，在俄羅斯傳統文化基礎上創造出優秀的蘇維埃文化，形成了雖有缺陷但不失為相當強大的和對西方文化獨立的先進意識形態，這對于蘇聯取得長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以及在國際社會和對20世紀人類歷史，都起到了無可估量的進步作用。蘇維埃價值不僅是蘇聯的，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筆極其珍貴的精神遺產。20世紀90年代以后，蘇維埃價值被踐踏和拋棄，本質上是一些俄羅斯精英為西方文化所征服，導致蘇維埃文明撕裂和政治、社會分裂，為此俄羅斯民族遭受的損失難以估量，似不亞于其在物質財富方面遭受的損失。歷史上蘇維埃價值曾經具有無比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進入21世紀，新的俄羅斯精英已經非常清醒，要為俄羅斯民族的生存和復興而奮斗(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勢力相當強大，這一點與東北亞有些國家相比是一個地緣政治優勢，所以現在的俄羅斯精英在思想政治上對種族絕滅認識深刻，在戰略和政策應對上已經被被動為主動，一舉扭轉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度出現的悲慘、無力的局面。但畢竟國家已經屬于寡頭資產階級，人民為之奮斗犧牲得到的一切，已經不屬于自己，加以失去蘇維埃價值，民族軟實力遭到重創，僅靠回到東正教文化、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否足以凝聚人心，持續支撐俄羅斯民族走向復興，是一個攸關民族的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正由于俄羅斯放棄了蘇維埃價值，以致重創了俄羅斯的軟實力、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軟實力可能成為俄羅斯的一個地緣政治弱點，美國敢于繼續欺負俄羅斯，包括布熱津斯基等人藐視俄羅斯，敢于放言“俄羅斯根本不是戰略對手”，似乎是看到了這個弱點。
世界體系的重心持續東移，是由俄國十月革命啟動的全球地緣政治進程。21世紀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戰略仍然需要大膽地向東走。列寧的理論和實踐不僅改變了俄羅斯的命運，而且翻轉了世界格局，是20世紀第一位地緣政治大師。列寧主義是接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將其俄國化為一種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地緣政治學。列寧洞穿了西方衰落，東方興起的全球地緣政治發展方向和趨勢，其創立列寧主義的基本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是對西方道路反彈琵琶，秉持俄羅斯文化的獨立精神，“向東看，向東走”，是將俄羅斯的命運與東方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晚年更寄希望于東方革命。二戰以后中國等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并一度形成“東風壓倒西風”的國際政治形勢，大大加強了蘇聯對西方的地緣政治地位，表明列寧的這個思想是正確的，實踐上是成功的。在這方面，如果說列寧撬動了東西方地緣政治板塊，啟動了全球地緣政治重心東移，而斯大林則在此基礎上，主要通過贏得二戰，將全球地緣政治進一步演變為東西方兩極地緣政治格局，當然其中也有中國等國家革命的巨大作用。如果斯大林以后的蘇聯，繼續堅持“向東看，向東走”的地緣政治方向，絕無后來的悲劇，世界也絕非現在的格局。可惜赫魯曉夫及其后繼者，多是“向西看”的思路，也不“向東走”(實際是在地緣政治、地緣文化上迷失方向，說其背叛馬列，搞修正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詮釋，是對的;但筆者這樣講，是一種地緣政治學詮釋，也是有道理的)，試圖以退為進，結果是只退不進，竟至一潰千里，釀成災難。這幾十年里“向西看，向西走”所導致的地緣政治災難，將俄羅斯幾百年中積累的地緣政治利益幾乎喪失殆盡，無形的損失(地緣文化、民族精神、蘇維埃價值、人口和人均壽命，等等)難以數計。可惜一些俄羅斯人至今還在斯大林和蘇聯歷史問題上糾纏不休，首鼠兩端，內心深處老想向西方作投機生意，是囿于西方思想理論，看不到戰前蘇聯那段艱苦卓絕的歷史也如同中國毛澤東時代付出的許多昂貴的代價，實為后發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政治、軍事和文化高壓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也是特殊地緣政治條件下，不僅要贏得民族生存，還要在短時期內靠自我積累走完西方在幾百年中走過的工業化道路，所難以完全避免的代價。后人只有從幾百年來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高度，正確地總結汲取前人的教訓，而不是感情用事，或從抽象的理性出發，將其全盤否定，從而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即通往生存和發展而不是滅亡的道路。實際上，在俄羅斯也有一種相對清醒的地緣政治思路，如彼得羅夫看穿西方要滅絕俄羅斯民族的禍心，主張建立“俄印中伊(朗)”地緣政治聯盟和地緣文明聯盟，共同擔當人類道德領袖的責任，極拯救自身也拯救人類。(101)((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177頁)這就是當代全球地緣政治的“合縱”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與統一和復興中的德國(反對美國全球化計劃的德國)建立聯盟以反對大西洋版本的世界主義，建立管理世界的歐亞大陸模式。他認為，“這是一個帝國(中歐帝國——引者)，在這個帝國中，道德和生態準則占主導地位。”(102)(同上，第53頁)這種地緣政治思想在德國和俄羅斯都不乏共鳴，相信也反映了俄羅斯官方的一種思路，也是對美國最大的潛在威脅，值得關注。
(四)日本
現代日本文明是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和在中西文明的邊緣上隨著日本崛起而發展起來的一種獨特的地緣文明。日本處于東亞大陸邊緣，卻孤懸海外、資源貧乏，國土零碎，更兼地震頻發，與地理條件相聯系，日本民族有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日本文明缺乏原創，但是特別善于學習，在如此不利的地緣條件下，近代以來日本竟能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實為一個地緣政治奇跡。近代西方入侵引起東亞深刻的地緣政治危機，日本善于審時度勢，及時轉舵，以明治維新不僅一舉擺脫了那場危機，而且成為躋身于世界列強的唯一亞洲國家，也成為黃種人中的佼佼者。日本民族作為近代強國中唯一的黃種人，有志氣(自詡為漢唐雄風的傳人)，有能力，又有很大的政治抱負，近代以來成為學習西方文化的優等生，內心其實不服西方。也由于日本抱負太大，藐視近代衰落的先生也是其文化母體，老想以蛇吞象，特別是屢興不義之師，違背了地緣政治學規律，所以二戰失敗得很慘，幾近毀滅。戰后日本經濟復興，得益于冷戰的地緣政治條件，也是日本人特別努力，由此刺激了日本人恢復文化自信和政治抱負，推動了“東亞思潮”興起，日本等國更提出亞洲價值具有普世價值，需要以亞洲價值觀來推動全球化，“決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此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大潮中的一種特殊的東亞景觀。與此相聯系，隨著西方衰落和中華復興起步，日本百多年以來追隨西方的地緣政治戰略發生動搖，“脫歐歸亞”的思潮興起，本質上是全球地緣政治重心東移要求日本重新確立自身的地緣政治定位，但是卻與美國霸權利益發生尖銳沖突，引起后者的強烈反應和打壓。1985年的“廣場協議”無異于美歐聯手發動的一場對日的地緣經濟-政治戰爭，此后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實際上是陷入一場地緣政治危機。加以蘇聯衰落，于是日本的地緣政治地位陡降，兔未死而狗先烹。近年來日本幾易首相，政局動蕩，對這次特大地震引發核危機應對不力，本質上都是這場深刻的地緣政治危機深化的表現。從長期看，21世紀日本脫歐歸亞是遲早的事，對此美國心里門兒清，因此其對日的地緣政治策略突出地表現在：經濟上大力削弱和榨取日本，政治和外交上繼續牢牢地控制日本，在地緣政治上使其繼續充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鷹犬，并盡最大可能推遲日本脫離美國地緣政治控制的時間，并榨干日本亦即最大程度地利用日本來延緩美國在亞太地區霸權的衰落。多年來日本像一只入籠的鳥，在美國編織的籠子里東奔西突，折騰得很苦，日本右翼對美國無奈，便轉向別國泄憤。
日本的地緣政治問題，根本在于重新定位即脫美歸亞。2011年“3.11”特大地震引發核危機和地緣政治災難，重創日本國運，使得這個問題空前尖銳和迫切起來。國際社會對此相當敏感，俄羅斯自由民主黨主席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明言“日本是一個危險的島嶼”，并建議政府與日本會談，號召日本人移民俄羅斯，反映出俄羅斯的某種地緣政治判斷和思想。(103)(《俄媒：俄羅斯自由民主黨主席號召日本民眾移居俄羅斯》，人民網2011年3月14日)日本的處境有多“危險”，其實日本人心里雪亮，這里不擬危言聳聽，只從當前形勢出發，作一點地緣政治學探討。
首先，日本如果一味將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很可能成為其實行全球地緣政治戰略和“盎格魯-撒克遜計劃”的工具和犧牲品，后果兇多吉少。歷史上日本敢于對中國、美國、蘇聯發動戰爭，雖說是不智，也是日本人有志氣有膽量，識不足而膽有余。戰后日本作為戰敗國被迫追隨美國，受盡屈辱，實為不得已，美國則是將日本作為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地緣政治工具，并非是其真正的盟友。包括在共濟會體系和三邊委員會中，日本只是為美國代管太平洋地區的秩序。須知在現今世界人口中，有色人種和白種人大約各占一半，按照“費爾蒙特飯店會議”標準，即絕大部分都屬于“垃圾人口”范疇，在共濟會的計劃目標中，兔死狗烹，日本人在未來世界和“世界政府”中并無預留席位。
其次，日本應當從心理上文化上到政治上外交上全面確立自身的東亞地緣政治定位。最重要的是要從全球地緣政治戰略著眼，才能有遠謀。古人云，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有人說日本是一個缺乏戰略思維的國家，其實不盡然。歷史上日本學習追隨隋唐中國，得以興國，是順勢而為;19世紀日本面對西方入侵，表現出極強的應變能力，脫亞入歐，既是一種策略能力，也是戰略能力。但是近二十多年以來，日本陷入這場地緣政治危機，眼看自身持續衰落，沒有戰略應對，用大前研一先生的話說，日本沒有戰略，目前是過一天算一天。面對進入21世紀的全球地緣政治危局，任何國家民族，過一天算一天，就是坐以待斃，都必須建立應對21世紀人類危機和全球地緣政治危機的總體戰略，而不是老搞短期行為，或小打小鬧，否則難以贏得未來。美國實施“‘控制’世界人口”戰略，本質上是一場針對有色人種的全球地緣政治戰爭，日本作為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張黃色的臉，能置身世外，獨善其身?
早在百年前孫中山訪問東京時，就曾告誡日本要有亞洲人的視野，不要被歐美的強權所誘惑，“寧為東方王道之干城，勿為西方霸道之鷹犬。”但是日本聽不進去，結果有后來的慘禍。戰后日本繼續追隨美國，亦步亦趨，甚至不惜以身飼虎。多年來，日本的經濟盈余已經交給美國，以美國財政部的債券形式保存，“而日本的儲蓄在1998年推行金融大改革以后也移交給了美國經紀公司和基金經理”，(104)((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 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長此以往，日本的命運將如何?在當代西方發起“文明沖突”這場地緣政治戰爭中，日本不能自欺欺人地繼續將自己劃入想象中的西方文明范疇。日本文化上更不必說地理上從來都是東亞國家，在基督教文化看來，是異教徒。19世紀末日本脫亞入歐，在地緣政治上加入西方大國俱樂部，實現“搭車”崛起，也帶來弊端，就是導致日本地緣文化撕裂，也是地緣政治分裂。這種分裂的政治后果，一再給中國等日本的鄰國乃至東北亞、東南亞國家帶來地緣政治災難，而日本最后也成為自己制造的地緣政治災難的犧牲品。“3.11”特大地震引發核危機和地緣政治災難，國際輿論紛紛猜測與核武器有關，其中日本當局自作自受，實有難言之隱。“后冷戰時代”美國在東方最大的地緣政治夢魘有兩個：一是中俄聯手，就是歐亞聯盟;二是中日修好，東亞則堅不可摧，無論怎樣搞“文明沖突”，盎格魯-撒克遜人拿黃種人沒辦法。美國在東亞，終歸是“客居”，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歷史表明，東亞有其客觀存在的地緣政治圈和利益，日本脫離東亞國家，或靠犧牲東亞國家利益來謀求自身利益，此路不通，日本必須回歸東亞，立足東亞，夯實東亞基礎，將自己的利益與東亞利益栓在一起，才能實現自己的全球利益和政治抱負。
再次，與上述兩點相聯系，日本需要從自身地緣政治根本利益出發，從戰略上重塑對華關系。在西方發起21世紀“文明沖突”也是種族沖突中，日本地緣政治的根本利益由種族和地緣文化決定，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將日本文明列為西方文明將與之發生對決的七八種非西方文明中的一種，列于中華文明之后，其中乃有深意，日本讀懂了嗎?現在有人推動日本重新與中國較勁，是再次挑動東亞內斗和黃種人自相殘殺，乃是將日本作為墊背和炮灰。世界大勢已變，日本繼續跟著美國，為虎作倀，是自毀前程。與中國修好，不是中國有求于日本，而是日本既可以由此逐步擺脫美國的地緣政治控制，又可以實現自身利益和抱負，這是由全球和東亞地緣政治趨勢決定的，是日本的根本利益所在。進一步說，在21世紀日本繼續與中國對抗，既削弱自己，又擋不住中華復興，最后再被別人拋棄，殊為不智，也將難以在東亞自處。有法國評論家說：“掌握修正美國遠東政策鑰匙的是日本。日本要完成緩和國際形勢的任務，應當迅速同中國的關系正常化，擁有獨立自主的政策。”(105)(轉引自(日)池田大作：《我的中國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日本是亞洲的人精，即亞洲最精明的民族。日本不是沒有有識之士，也不完全是沒有遠見，只是由于政治體制其實相當封閉，又受制于人，不能獨立自主。換言之，如果日本不能“擁有獨立自主的政策”，長期不能重塑對華關系，則“修正美國遠東政策的鑰匙”可能從日本轉移到中國，則未來日本在地緣政治上將籌碼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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